从角落到头版：1985-2003人民日报艾滋报道的框架研究

刘迅 张金玺/赵晶晶 秦筠 译

[摘要] 本研究分析了自1985年至2003年期间的全国性报纸——人民日报报道艾滋病的“框架”情况。这一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报纸对艾滋病的报道，可以反映出在艾滋病问题上中国媒介的进程及中国政府的态度、政策的发展进程。19年刊出的所有文章中共有976篇接受了电脑辅助内容分析程序（TF-IDF）的考察，找出了每一篇文章的关键词。然后关键词被用以考察每一篇文章的“框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政府正给予艾滋问题以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在1995年、2001年和2003年中，政策的艾滋相关政策变化显著，这一点也在人民日报中得以反映。与艾滋病最为密切相关的人群是儿童和妇女。预防和医学一直是艾滋报道的主要框架。世纪之前，艾滋病在社会及方面的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

[关键词]中国 HIV/艾滋病 人民日报 媒介覆盖 框架分析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how Chinese national newspaper, the People’s Daily, framed AIDS from 1985 through 2003. Examining to the coverage of AID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most important newspaper, has revealed the media agenda of AIDS in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s attitude and political agenda towards AIDS. A total of 976 articles published over this nineteen-year period were analyzed using a computer assisted content analysis program (tf.idf) to identify the key words in each article. Key words were then used to identify the framing of each article.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increased attention had been paid by Chinese government to AIDS. Meanwhile, 1995, 2001, and 2003 marked the government’s AIDS policy change,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coverage of the People’s Daily. The population groups most associated with AIDS was children and women. Prevention and medical were the main frames for AIDS.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pandemic had gained attention in the late 1990s and early years of 2000. [China Media Research. 2005; 1(1):27-42].

Keywords: China, HIV/AIDS, People’s Daily, Media Coverage, Frame Analysis

引子

1985年，中国公布了第一例艾滋病病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公布的病例数急剧增加；到2003年，中国已有84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8万人为艾滋病病人。中国卫生部估计，实际患病人数还要高

于这个数字（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报告）。

艾滋病的侵袭对中国影响巨大。据联合国统计，2001年中国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就达3万。艾滋病导致7.6万名14岁以下儿童成为孤儿。在中国的一些地区，艾滋病病人或者病毒感染者中有16.8%的人有5岁以下的孩子。大约57%的病人或感染者在查出患病后就停止了工作与劳动（LaMontagne,，2003）。

中国也许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艾滋病的大范围侵袭，这实在令人惶恐。那么，政府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如何？自1985年至2003年，政府的态度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在2003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看望了艾滋病病人，同时进行了电视转播。这是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就此问题进行公开的表态。

但是，自1985年中国首次发现艾滋病直至九十年代末，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艾滋病给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政府对此问题的态度一直是打压与否认。因而中国艾滋病情况的严峻程度一直不为人知。一直到2001年8月，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中国正面临艾滋病所带来的深重危机。同时，中国领导人将艾滋病视为全国性的灾难问题，给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这些政策上的变化暗示了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上的转变。从媒介系统的角度说，中国媒介的发展进程也反映了政治上的这种进程。中国媒介对艾滋问题的报道如何反映艾滋政策的变化？艾滋问题处于何种媒介“框架”中？这种“框架”又是如何变化的？

在社会了解艾滋病的过程中，主流新闻媒介被认为是担当了举足轻重的作用（McAllister，1992）。为了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本研究分析了中国政府的媒介代表——人民日报在1985年至2003年间对艾滋问题的报道情况。

在下文的各个部分中，首先将对理论基础——“框架”的概念进行介绍，然后对其他的相关宣传进行总览。第三部分综述本研究的指导方法，第四部分陈述研究的主要发现；第五部分为研究结果，第六部分将对所得的主要结论和启示进行讨论。

理论视角——媒介框架

“框架”的概念最先是由Goffman（1974）提出的，指的是符号交往论的一个变量。言下之意是，“框架”有助于对社会交往活动进行定位、感知、认识和分类并给符号与社会交往赋予意义。Minsky（1975）将“框架”定义为对不同信息片断加以组织的模板或者说数据结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框架理论被运用于媒介研究（Gitlin，1980）。研究者们认为，大众媒介的工作不仅仅是报道新闻，更重要的是将新闻组织到已有的框架之中。Gamson（1983）将“框架”表述为：给与某问题相关的诸事件提供意义的一种中心组织思想或者说报道线索。在进行认识、解释和展示以及选择、强调和排除时，媒介框架是各种连贯一致的样式；依靠这种媒介框架，符号的处理者依据常规来组织语言的或是视觉的篇章（Gamson和Modigliani，1989）。

框架胜任于在行文中使事实的某些方面更为显著与突出，目的是就所描述事物来说，对其中某一特定问题的定义、对其前因后果的解释、对其进行的道德评判和/或处理意见加以强调（Entman，2004）。如果在描述某一问题或是事件的过程中存在若干个潜在的相关因素，媒体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强调，而这种强调让受众在形成自己观点的过程中特别关注于这部分因素，那框架的作用就算达到了（Iyengar，1991；Price和Tewksburgh，1997；Shen，2004）。

媒介精英和传播的信息源，比如新闻或政治组织，有着对问题与事件加以定义与建构的特权（Gamson，1992）。据信，一个主题的重要程度并不是完全由信息的量来决定的。事实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媒介如何讨论这一主题”以及“是谁建构了媒介‘包裹’”；其中“媒介包裹”正体现了框架的存在以及政策的立场（Gamson和Lasch，1983；Gamson和Modigliani，1987；Pan和Kosicki，1993；Gamson，1988；Kruse，2001）。

在受众感知问题与理解问题的方式上，媒介框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它可以改变公众对有矛盾、有争议的问题的态度（Ball-Rokeach和Rokeach，1987；Gamson，1992；Giltin，1980；Graber，1989，Cappella和jamieson，1997；Nelson，Clawson和Oxley，1997；Nelson和Kinder，1996；Price，Tewksbury和Powers，1997；Shah，Domke和Wackman，2001；Valentino，Bechmann和Buhr，2001；Ashley和Olson，1998；Jaskerson，Shah，Watts，Faber和Pan，1998）。

在卫生政策的制定上，框架对公共卫生体系有一定的影响（Kim，1994；Andsager和Powers，1999）。针对艾滋病、乳腺癌、流行性感冒等疾病，已有人从框架的角度加以研究（Crimp，1988；Gilman，1988，Blakely，2003）。

框架分析可以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一定的框架可能会在新闻媒介中逐渐地获得或失去其优势。媒介的赞助者若是要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当下的框架是其对手所推行的，那么他们可能会重新构建自己对特定问题的框架。对框架语境的演变加以强调，凸显了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中语意结构的重要性（Gamson和Modigliani，1989；Gamson，1992；Ryan，Carragee和Schwerner，1998；Carragee，和Roefs，1999；Ryan，Carragee，和Meihofer，2001；Reese，2001）。

艾滋病的媒介框架

美国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情况

有很多研究考察了美国的大众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情况（Rogers，Dearing和Chang，1991；Diamond，1991；Dearing和Rogers，1992；Brenders和Garrett，1993；Lowry和Shidler，1993；Walters和Walters，1996；Brodie，Hamel，Brady，Kates和Altman，2004）。这些研究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在美国的媒介中艾滋病是如何被描述的，其报道的主题又是什么。

Watts（1993）发现，在美国主流新闻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中，对疗法的探索是最主要的“框架”。科学家以及生物医药的研究者为记者们提供了科研发展的进程情况（McAllister，1990）。

早期研究批评了媒介报道艾滋病的方式（Rogers，Dearing和Chang，1991；Diamond，1991；Biddle，Conte和Diamond；Brenders和Garret，1993）。记者们过多地使用委婉语和避忌的言辞。由于在最初阶段的报道中对这种疫病过于敏感怯懦，记者们在原本已经非常复杂晦涩的医学语言中又增添了另一重困惑（Diamond，1991）。不仅如此，有关艾滋病预防问题的通俗文章向读者传递了一种强烈的无助感（Clarke，1992；Brenders和Garret，199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纽约时报上关于艾滋病的文章集中于对重大事件的关注（Rogers，Dearing和Chang，1991）。

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相比，在九十年代，报纸对艾滋病的报道显得更为多样化，少了一些危言耸听，且更加以病人为中心。无论是全国性的大型媒体，还是较小的新闻机构，都对这一问题加以报道，而不再局限于仅面对同性恋读者的非正统报纸和出版物了（Rogers，Dearing和Chang，1991；Biddle，Conte和Diamond）。

Dearing和Rogers（1992）分析了从1981年中期到1988年之间，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旧金山纪事报中以及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对艾滋病的报道情况。他们发现这些报道可以按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最初时期（“男同性恋者的新的神秘传染病”）、科学时期、人性时期和政治时期。后来的研究（Brodie，Hamel，Brady，Kates和Altman，2004）调查了1981年到2002年的艾滋报道，发现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国际艾滋病大会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消息来源。受艾滋病及病毒侵袭的人群的情况也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

其他国家的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情况

Grube和Boehme-Duerr (1988)分析了从1985年9月至1986年3月之间国际性新闻期刊《明镜周刊》（德）、《经济学人》（英）、《快报》（法）以及《时代》和《新闻周刊》的欧洲版对艾滋病的报道。研究发现这些期刊对艾滋病的报道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严峻形势。Grube和Boehme-Duerr (Grube和Boehme-Deurr，1989)研究了美、德、法、英四国对艾滋病的报道情况，发现艾滋病患病人数/病毒感染者数量多的国家对该问题的报道不一定多。在对英国的新闻媒介进行研究后发现(Berridge，1991； Rocheron和Linné，1989；Semetko和Goldberg，1993；Williams和Miller，1995)：媒介往往把艾滋病放在生物医学的报道框架之内。

Kasoma(1990-1991，1996)的研究显示，赞比亚的日报对艾滋病情况的报道日趋本地化。他1991年时研究了自1986年至1989年赞比亚的两份政府日报——《赞比亚每日邮报》和《赞比亚时报》 [注1] 对艾滋病的报道，发现其中有关国外的报道（60%）多于国内情况的报道（40%）。而他后来的研究（1996）发现大多数的艾滋报道和新闻特定都是有关本地的。这样的变化说明，媒介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唤起大众对艾滋病的意识、激发大众对艾滋病的反应中来。除了两份政府日报外，Kasoma在2000年的文章中还考察了1997年至1998年一家个人兴办的报纸——《邮报》的情况。结果发现，关于艾滋病的报道大多是以新闻的形式出现的（每日邮报中为66%，时报中为60%，邮报中为100%）。和他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报纸刊登的大多是本地的艾滋报道（每日邮报中为74%，时报中为100%，邮报中为95%）。

Mchombu （2000）考察了1997年1月至1998年6月这18个月间，纳米比亚的三种主要报纸——《纳米比亚人报》、《新时代报》、《共和者报》和最主要的电台——纳米比亚广播公司的艾滋报道情况。研究发现，与艾滋病的严峻形势相比，媒体的报道力度远远不够（3种报纸1家电台加起来，每月平均才9篇文章）。对艾滋问题的报道非常肤浅，而且向读者强调的信息是“没得治”。此研究将青年、女性、各种机构的高层人物以及政治决策者作为报道的目标受众。除此之外，研究结果还显示出报纸和电台在影响政治决策中的作用。

Bardhan （2001）运用社会结构主义的方法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五家跨国通讯社的艾滋报道进行了分析。其结果与八十年代生物医药的大背景有细微的偏差。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和人权主题占主要地位。艾滋病的预防、和预测虽已是全球性现象，却只是边缘化的主题。

Visser、Hsu和Kalinskaya （2003）考察了南非的一份大报——《邮政卫报》在1998年6月至2002年5月之间艾滋报道的标题和导语。结果发现有关艾滋病的大多数文章将其描述为社会、政治和健康问题。排名第二的主题时而变化，其中多数文章从政治的视角来关注艾滋病。此外通过比较发现，更多的文章是从国内问题（74%）而不是国际问题的角度来报道艾滋病。在许多亚洲国家，在对艾滋病的报道中融入了许多一贯的主题：否认、耻辱和排挤（Bonacci，1992）。

在马来西亚，一份对马来语和报纸的研究发现（Lim，1995），有关艾滋病的报道非常少，且充满偏见；消息主要来源于政府，且将艾滋病视为不正常的人才会得的疾病；同时将病毒传播的责任推到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和注射式毒品使用者的身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菲律宾新闻媒介曾经为了报道艾滋病而寻找所谓的“受害者”（Netter，1992）。相似的早期艾滋报道情况也在日本和泰国出现过（Jones，1998）。Jones（1996）在分析了1987年到1995年间香港政府的艾滋病教育材料之后发现，关于艾滋病的电视广告让人们相信：艾滋病是行为出轨的代名词，应该受到公众的指责；感染艾滋病是不同文化，尤其是有关家庭的文化之间相互侵犯的结果。Chen（1997）研究了香港学校中的艾滋病教育情况，认为政府部门创作的材料指出有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是可耻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艾滋病并不构成威胁。

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以及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对中国的一些特点的了解，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以对人民日报中的报道艾滋问题的文章进行分析。

问题1：人民日报对有关艾滋病的问题进行了怎样的报道？这些报道在19年间是如何变化的？

Dikotter (1995)指出，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疾病和非传统的性行为都被认为是肇始于理性认识和由此孽生的涉外性交；后者一直得不到控制，不断侵入。中国宣称，艾滋病及其病毒是由于有国民与西方人进行性接触而引入的（Bonacci，1992；Sontag，1989）。那么，人民日报是在国内框架还是国际框架中来报道艾滋病的？

问题2：从国内的和从国际的视角来报道艾滋病的频率分别如何？两者是如何变化的？

问题3：在所报道的文章当中，与艾滋病相关的主要人群是哪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主要的人群是如何变化的？

问题4：人民日报艾滋报道的主题是什么？这些主题在19年中是如何变化的？

研究方法

如同“引子”部分提到的那样，我们选择人民日报是因为它反映了政府议程的发展情况，而且在全国媒介的发展进程中有很高的声望。我们分析了人民日报自1985年至2003年的全部新闻报道。其中，1985年至1995年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数据库，1996年至2003年的报道文章取自人民日报数据库的全文搜索引擘(http://www.people.com.cn)。所有包含关键字“艾滋”/“爱滋”/ “艾滋病”/ “爱滋病” [注2] 的文章都被找出，重复文章被删除。 得到一个包含了967篇文章的样本 (数据源自2004年3月的搜索结果)。每一篇文章的全文都经过了考察。

我们在本研究中使用了机辅助的内容分析方法。许多研究者都曾使用计算机程序来分析新闻的内容（Miller和Andsager， 1777；Miller， Andsager，Riechert，1998； Andsager和Powers， 1999）。他们所使用的程序为VBPro [注3]，它可以算出一篇报道中所有词的出现频率。研究者基于文章内容挑选出一定的关键词，然后基于这些词与文章之间的共现情况将它们进行分组，从而最终显示出文章的“框架”。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一种能够自动挑选文章关键词的新技术——TF-IDF公式（Manning 1999）[注4] 来对报纸的内容加以研究。TF-IDF已被广泛运用于信息提取以及其他的文本处理中，用来衡量某个词在一定文档中的重要程度。词语频率( tfi,j )是指某个词语(wi)在一篇文档/文章(dj)中出现的次数；文档频率(dfi)是指出现某个词语(wi)的所有文档/文章数量。词语频率显示的是某个词在一定文档中的突出程度。词语频率越高（词语的出现次数越多），该词越能体现该文档的内容。比如说，一篇文档中出现了二十次“艾滋病”，另一篇只出现了一次；那与后者相比，前者应该和艾滋病更加相关。第二个数值，文档频率，可被视为信息丰富程度的指征。 从一方面说，如果语义比较重要的词在文章中出现的话，一般这个词会在此文章中重复出现 。 而从另一方面说，语义不重要的词在不同文档中出现时，其效用是不变的（Manning 1999）。功能词，比如英语中的冠词（如“the”，“a”）和汉语中表示所有格的虚词（如“的”）几乎在所有的文章中都会出现。但这些词的语义不受重视，因而不能很好地指征文档的内容。

下面是一种比较经典的方法，将一个词的词语频率和文档频率联系在同一求权公式中：

[注5]

其中N表示所有文档的数量。第一个分式表示某词曾在文章中出现过的情况；若完全没有出现过，则设权值为零。TF-IDF目前有多种，这一求权公式是其中较为经典的一种。每一种公式中都包含词语权重、文档权重与归一化因子（Papineni 2001）。

使用TF-IDF公式，我们可以根据计算所得的数值对文档中的词进行排序。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找出最能代表一定文档的那些最重要的词。比如，就某篇文章来说，排列最靠前的五个词是“王妃”、“戴安娜”、“皇室”、“英国”、“去世”，就另一篇文章来说，靠前的词是“中国”、“儿童”、“献血”、“病人”和“孤儿”；那么仅凭这些词语，我们就可以对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在本研究中，当我们找出了每篇文章的关键词后，我们围绕下列诸个主题对数据加以分析：

1、各年的报道情况。本研究考察了自1985年至2003年间的各年中人民日报报道艾滋的文章数量，然后将每年的报道数量与1985年至2001年间每年新增的病例数加以比较。其中，艾滋病病人/艾滋病感染者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除了文章数量之外，一定的行文机制也能反映出某问题的重要程度。这种行文机制形成于新闻报道的撰写过程；比如某问题的出现位置、显著程度以及报道的篇幅都与问题的重要程度相联系（Andsager和Powers，1999）。在本研究中，我们考察了艾滋报道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位置。这里的“位置”是指刊登在报纸上的版面。

2、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我们运用“关键词”与“位置”双重指标来考察一定的新闻报道是处于国际还是国内问题的框架中。这里的“位置”不是指版面，而是指文章所在的栏目：是在国际专栏还是国内专栏。

3、人群。从相关材料中，我们总共得出八类人群：孕妇/母亲、妇女、儿童、男性、妓女/性工作者、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家庭成员/村民、吸毒者。我们利用这些词的出现频率对相关框架加以显示。

4、报道的主题。我们对Swain (1997)以及Khan和Holtz (2001)的研究加以修改，确立了下列主题。分析相关框架的关键词见表1（见附录一）。

1）“医学”：涉及艾滋的流行病学特征、定义与命名、艾滋病研究及研究者，人群死亡率的统计数据或趋势（增加、减少、持平、停滞等）和死亡情况。

2）“预防与”：涉及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信息。艾滋病教育及社会意识也被归入其中。

3）“经济”：涉及艾滋问题对经济的影响：对收入与负债情况的影响到，收入与负债情况所暗示/反映的问题；对生产率和生产力的影响；药物成本，以及国家、机构、家庭不同层面上的治疗成本。

4）“社会”：指艾滋病在社会维度上的问题，包括文化、宗教、传统及病人在社会结构中集中的位置情况等。“社会”问题也涉及那些代表艾滋病源头的特殊人群（其中包括了一些成见）。人权问题（同性恋者反歧视组织[HRC]的活动、违背人性的犯罪、基本人权、保护妇女儿童及其他人群权利的做法）、合法然而有悖于政府的行为以及民主社会/行为主义/抗议等也被归入此类。

5）“政治”；指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涉及国家主席、各部部长、人大常委、省级机关，以及政府的规划等。

6）与其他疾病的关系，包括非典、肝炎、痢疾、天花。

研究结果

各年的报道情况

在19年中，人民日报一共刊载了967篇包含关键词“艾滋”/“爱滋”[注6] 的报道。图1（见附录二）显示了19年中的报道情况。在过去的19年中，人民日报刊登的艾滋文章数量急剧增加（从1985年的8篇增加到2003年的233篇）。因此按数量来分，艾滋报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95），艾滋报道非常少（平均每年8.5篇），人民日报对此问题关注甚微。第二阶段（1996-1999），1996年的报道数量突然增加（1996年共有62篇文章）。与第一阶段相比，从1996年到1999年，艾滋报道数量增长了7.5倍（平均每年62.5篇）。第三阶段（2000-2002），报道量跃至年平均130篇。第四阶段（2003），2003年的报道量为233篇。

我们将人民日报的艾滋报道情况与新增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数量相比较[图2（见附录三）和图3（见附录四）]。图3对文章数量、新增的病毒感染人数及新增病人数加以归一处理，从而更好地显示其关系。这三条曲线紧密相联，新增感染人数、病人数越多，人民日报上出现的艾滋文章就越多。

位置

表2（见附录五）显示了艾滋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位置情况。首先，头版的位置表示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出现在头版上的问题是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从1985年至1995年，有关艾滋病的报道从未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出现过。艾滋病第一次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出现是在1996年。2003年，有8篇艾滋文章刊登在头版上。其次，研究结果还显示，有越来越多的文章出现在第二版上，而第二版刊登的是重要的国内新闻（从1985年的0篇到2003年的16篇）。第三，艾滋报道出现在越来越多的版面上。1985年时只有3个版面曾出现过艾滋报道（第3版、第5版、第7版），1995年仍只有3个版面（第6版、第7版、第10版）。但是1996年有6个不同的版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报道（第1、3、5、6、7、10版）。到2003年，一共16个版面中有15个版面都曾报道过艾滋问题。

国际框架与国内框架

报道所出现的位置还用以分析这样的问题：人民日报是用何种框架来报道艾滋病的，是视作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此处用“栏目”，而不是“版面”来作为分析的工具。如果文章出现在国际新闻专栏中，则是被置于国际问题的框架中。如果文章出现在国内专栏（如新闻、社论、读者来信等等）中，则是被置于国内问题的框架中。

此处研究不使用“版面”来分析，是因为在1985年至2003年间，各版面的主题有过变动 [注7]。比如说，在1997年之前，第6版专门刊登国际新闻。而1997年以后，第6版成为国内经济问题专版。此外，即使是同一版面，在每周不同的日子里刊登的内容可能也不同。比方说1994年第3版在每周五和每周六刊登国际新闻，而每周一的主题为教育，周二为经济，周三为教育，周四和周日为。就各版的主要内容来说，分析版面的数字很难给我们以正确的信息。

因此，我们利用栏目名称来分析数据[表3（见附录六）]。我们从数据库得到的数据中，1985年至1990年的资料不显示栏目名称，只有1991年以后的才有。国内各个专栏（政治、法律；教育，科技和文化；国内新闻；经济与生活；摄影；人大；卫生、环境、人口；社会）一并归入国内框架中[表4（见附录七）]。

在1991年的9篇艾滋文章中，有7篇（78%）为国际问题。2003年，49%的文章来自国际专栏。表4显示，自1991年至1997年，人民日报的大部分艾滋报道将之视为国际问题。这种倾向在1998年有所改变，98年有46%的文章将艾滋问题置于国内框架中加以报道。2002年与2003年，国际框架与国内框架平分秋色。

人群

表5（见附录八）显示了人民日报对艾滋相关人群的报道情况。总的来说，儿童与艾滋问题的联系最为密切（35%），其次是妇女（31%），孕妇/母亲（12%），男性（8%），吸毒者（8%），农民（5%），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1%）和妓女/性工作者（0%）。表6（见附录九）展示了每年对不同人群的报道比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同性恋被视为是与艾滋病最相关的问题（平均31%），然后是妇女（17%），男性（15%），吸毒者（15%），孕妇/母亲（11%），儿童（8%），妓女（3%）和农民（0%）。到了九十年代，这一框架发生了变化，艾滋问题更多地与妇女相联系（33%），然后是儿童（25%），吸毒者（17%），孕妇/母亲（14%），男性（7%），同性恋者（3%），农民（1%）和妓女（0%）。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情况继续发生变化，被认为与艾滋问题最相关的人群是儿童（34%），然后是妇女（31%），孕妇/母亲（12%），男性（8%），农民（8%），吸毒者（7%），同性恋者（0%）和妓女（0%）。

主题框架

为了更好地说明人民日报对艾滋病的报道框架，图4（1985-1995）（见附录十）、图5（1996-2003）（见附录十一）、表7（见附录十二）和表8（见附录十三）从主题（医学、预防与治疗、社会、政治、经济、与其他疾病的关系）的角度对艾滋问题的框架进行展示。表8展示了主题框架的排列情况。首先，在19年中，排列情况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预防与治疗是出现最多的主题（位居榜首14年），然后是医学（4年居第一，11年居第二），社会（1年居第一，三年居第二），政治（11年居第三），经济（1年居第四），以及与其他疾病的联系。其次，社会与政治主题的位置有所上升。

讨论

在19年的时间中，人民日报给予了艾滋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本研究所得出的诸个发现中，有一些问题显得比较突出。首先，每年的报道频率是随时间变化的。如前言所言，按照每年的文章数量，对艾滋问题的报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95；第二阶段：1996-1999；第三阶段：2000-2002；第四阶段：2003）。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报告（2003），艾滋病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为“进入阶段”，自1985年至1988年，最初的感染者主要出现在沿海地区，以外国人和出国人员为主。阶段二为“蔓延阶段”，自1989年至1993年，“集中爆发区”艾滋病病毒自缅甸沿毒品贩卖的路径在华南地区蔓延。阶段三为“扩张阶段”，自1994年至今，由于大量人员因非法采血活动而感染艾滋病、以及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不断升级，病毒迅速越过云南省地界，在全国范围内扩张。

新的病例逐年增加，人民日报对艾滋病的报道也越来越多；虽然这二者的发展趋势相同，但是报道情况的各阶段与艾滋病发展情况的各阶段却并不完全相符。这种差异可以用现实世界的情况与政治发展进程之间的隔膜来解释。就中国的新闻媒介，尤其是就人民日报来说，对艾滋病的报道并不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情况，而却是政府的宣传政策与政治发展状况的呈现。中国政府的政治发展日程显示：1995年底，国务院授权卫生部发布《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这份文件确定了中国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问题上的指导思想与原则。1996年，财政部划拨了专门的款项用于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此外，中央政府还在1996年建立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该制度的成员包括了34个部、委及相关部门的副部长、副主任等，由国务院副总理直接领导。该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以研究和解决有关艾滋病的最重要的问题（消息来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报告）。1996年人民日报增加了对艾滋问题的报道，正反映与促进了政治上的这一进展。

1999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三十多位常委要求政府倡导安全套的使用并关注艾滋问题。同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政协委员谢丽娟 [注8]也建议卫生部为艾滋病增加财政预算。政府和人大都意识到了艾滋问题的严重性。2001年，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设立常务办公室。在政府的协调下，各部门都已出台相关的政策与文件。2002年，联合监督和田野调查在14个省展开。人民日报报道艾滋问题的第三个阶段（2000-2002）报道力度增大，正反映了这一政治背景。

2003年是中国的革新之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2003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接替江泽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于公共卫生问题，新政府明显有着不同以往的态度。四月底，胡总书记任命吴仪——中国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位著名的改革者出任卫生部部长。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医院看望了艾滋病病人，同时进行了电视转播。这是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就此问题进行公开的表态。同时，2003年“非典”的突然爆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政府对国家卫生体系的态度与认识。

2003年人民日报对艾滋的报道同样反映了政府在政治进程上的这一变化。报纸头版的位置最能彰显事件的重要性。2003年中，人民日报8次将艾滋问题的文章置于头版，这足以说明问题。虽然从绝对数量上说，8次并不算多，但人民日报将关于艾滋病的文章置于头版这个做法本身已经反映出政府对此问题的重视。因为对于人民日报来说，只有引起政府注意且政府已计划加以解决的问题才能被安排在头版刊出。

本研究同时显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时，人民日报是以外来问题的框架来报道艾滋病的。报纸将艾滋病描述为“舶来品”，而非本国的问题。而到2003年，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艾滋病如今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威胁，需要公众给予极大的关注。艾滋问题被同时置于国际的与国家的框架中加以考量。同时，几乎报纸的每个版面都出现了相关的报道，这说明艾滋病已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影响着中国。

与艾滋问题最密切相关的人群是儿童、然后是妇女、孕妇/母亲、男性、吸毒者、农民、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以及妓女/性工作者。首先，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国家的媒介一贯关注性工作者、同性恋者及吸毒者不同，人民日报上的这类文章不多。其次，人民日报高度关注与艾滋病相关的儿童与妇女，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组织——比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保护受艾滋病威胁的中国妇女儿童方面的努力。在2003年以前，中国政府对于艾滋病的态度和反应是消极而滞后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组织推动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发展与投入。人民日报关于艾滋相关人群的报道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来自于国际组织的压力的反应。第三，有必要提到的是，2002年农民在最密切相关人群中的位置上升到第二位。从1995年开始，中国中部的一些省份，比如河南省的许多地区出现了大量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例。一份调查显示，在一些农村地区，卖血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60岁以下的成年人中，有21.6%曾经卖过血，而在20-59岁的人口中，有过卖血史的比例是42.8%（数据来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报告）。在这些省份中，几乎所有有过卖血史的人都是靠卖血为生的农民。所以人民日报将农民描述为与艾滋相关的主要人群。

本研究考察了在十九年间中国艾滋病报道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报道频率不断增加，但文章主题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总的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人民日报的报道框架主要是预防与医疗，后来稍有变化。虽然预防与医疗的框架一直非常重要，艾滋病问题在社会与政治领域的情况也受到了重视。

中国的媒介体系比较特别。人民日报对艾滋病情况的报道显示了中国政府对艾滋问题的政治发展进程。对于今后的研究来说，首先，研究者可以在计算机的辅助下运用TF-IDF公式进行内容分析。第二，研究者可以比较：就艾滋病报道的框架来说，人民日报与中国其他以市场为主导的报纸之间有什么不同，以此来调查不同媒介的不同“框架”。第三，研究者可以对中国媒介、政治、科学和公共关系等的发展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调查。对进程建设加以研究可以使中国的艾滋问题更加清晰。谁是发展进程的建设者？他们进行交往与互动的样式如何？后来者可以在这些方面加以研究。

附录一

表1：人民日报艾滋问题报道框架的关键词比较

附录二

图1：1985-2003人民日报艾滋报道数量的发展走势

附录三

图2：1985-2001人民日报艾滋报道数量、新增病毒感染人数/新增病人数量的发展走势

附录四

图3：1985-2001人民日报艾滋报道数量、新增病毒感染人数、新增病人数三种数据经过归一化处理后的走势情况

附录五

表2：1985-2003人民日报艾滋报道的版面情况（单位：篇）

附录六

表3：1991-2003人民日报艾滋报道的栏目情况（单位：篇）

附录七

表4：1991-2003 人民日报艾滋报道使用国际框架和国内框架的数量及百分比情况

附录八

表5：1985-2003人民日报艾滋报道相关人群

附录九

表6：1985-2003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相关人群百分比情况

附录十

图4：1985-1995人民日报艾滋报道的主题情况

附录十一

图5：1996-2003人民日报艾滋报道的主题情况

附录十二

表7：1985-2003人民日报艾滋报道的主题情况

附录十三

表8：1985-2003人民日报艾滋病报道框架的排序和百分比情况

注释：

[注1] 报纸的译名来自外交部的官方网站，下同。

[注2] 事实上，人民日报对于AIDS的中文用字是变化的，1986年之前主要称“爱滋病”，之后有一段时间混用，九十年代之后全部称“艾滋病” 。

[注3] VBPro是用于文本分析的一种量化分析软件。

[注4] TF-IDF为信息检索中一种常用的词条权值方法。对于这个公式的全称，国内鲜有意译，一般称“TF-IDF”、“TF-IDF公式”或“TF-IDF函数/方法”等，尤以前两种为多。

[注5] 因为tfi,j表示的是“次数”，因此肯定为非负整数。因此第一分式为大于等于1的情况；第二分式为等于0的情况。另：w表示求权。

[注6] 见前文注。

[注7] 人民日报的版面数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从1985年的8版到2003年的16版。

[注8] 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

References

[1] Asheley, L., & Olson, B., (1998).Constructing reality: print media’s framing of the women’s movement, 1966-1986,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5 (2), 263-277.

[2] Andsager, J.R., & Powers, A., (1999). Social or economic concerns: how news and women’s magazines framed breast cancer in the 1990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6(3), 531-551.

[3] Bardlan, N. R. (1996).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verage of AIDS/HIV by the New York Times, Los Angeles Times and USA Today: 1990-1994.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for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Anaheim, CA.

[4] Bardhan, N., (2001). Transnational AIDS-HIV news narratives: 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overarching frames,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3, 283-309.

[5] Biddle, N., Conte, L., & Diamond, E., (1993). AIDS in the media: entertainment or infotainment, in Ratzan, S.C. (eds.) AIDS: Effective Health Communication for the 90s, DC: Taylor & Francis: 113-140.

[6] Blakely, D.E. (2003)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ree influenza pandemics in the New York Time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0 (4), 884-903.

[7] Brenders, D.A., & Garrett, L., (1993). Perceived Control in the Age of AIDS: A review of prevention information in Academic, popular, and medical accounts, in Ratzan, S.C. (eds.) AIDS: Effective Health Communication for the 90s, DC: Taylor & Francis: 113-140.

[8] Brodie, M., Hamel, E., Brady, L.A., Kates, J., & Altman, D.E.,(2004). AIDS at 21: Media coverage of the HIV epidemic 1981-2002,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42(6), A1-A8.

[9] Burgh, H., (2003). The Chinese Journalist: Mediating information in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5.

[10] Carragee, K. W., & Roefs, W., (1999). The neglect of power in recent framing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New Orleans.

[11] Dearing, J.W., & Rogers, E.M. (1992). AIDS and the Media Agenda, in Edgar, T., Fitzpatrick, M.A., & Freimuth, V.S. (eds.) AIDS: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74-194.

[12] Drushel, B. E. (1991). Sensationalism or sensitivity: Use of words in stories on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by Associated Press Videotext.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8(2), 21-40.

[13]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51–58.

[14] Entman, R.M. (2004). Projections of power : framing news,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 Gamson, W. A., & Modigliani, A., (1987).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Braungart, R.G. & Braungart, M.M.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53-76.

[16] Gamson, W.A., &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1), 1-37.

[17] Gitlin, T.,(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7.

[18]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 Grube. A. & Boehme-Duerr, K. (1988). AIDS in International News Magazines, Journalism Quarterly, 65(3), 686-89.

[20] Jasperson, A.M., Shah, D.V., Watts, M., Faber, R. J., & Fan, D. P. (1998). Framing and the public agenda: media effect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federal budget defici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 205-224.

[21] Jones, R.H. (1996) ‘Talking about AIDS in Hong Kong: Cultural Models in Public Health Discourse’,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1: 114–33.

[22] Kasoma, F. (2000). The Zambian newspapes and AIDS. In Kwame Boafo, S.T.& Arnaldo, C.A. (eds.), Media & HIV/AIDS in East and Southern Africa: A resource book, Paris: UNESCO. http://www.unesco.org/webworld/publications/media_aids/chapter_11.pdf

[23] Kim, W.,(1994). Newspaper Influence on Health Policy Development,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15 (summer), 89-104.

[24] Kosicki, G.M. (1993).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in agenda set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2), 100-127.

[25] Kruse, C.R. (2001). The movement and the media: framing the debate over animal experiment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 67-87.

[26] LaMontagne, C (2002). AIDS in China Factsheet. http://www.ksg.harvard.edu/cbg/hiv-aids/CHINA20AIDS20FACTSHEETv5.doc

[27] Li, Z. (1998). Popular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3.

[28] Lowry, D. T., & Shidler, J. A. (1993). Prime time TV portrayals if sexm “safe sex” and AID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ism Quarterly, 70(3), 628-637.

[29] Linda, N. (2000). The coverage of HIV/AIDS in Ugandan media: a content analysis study. In Kwame Boafo, S.T.& Arnaldo, C.A. (eds.), Media & HIV/AIDS in East and Southern Africa: A resource book, Paris: UNESCO. http://www.unesco.org/webworld/publications/media_aids/chapter_10.pdf

[30] Lynch, D. C. (1999):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in Reformed China,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60-62.

[31] Manning, C. and Shutze, H. (1999)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al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he MIT Press.

[32] McCombs, M. & Shaw, D. (1999)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In Tumber, H. (eds) News—a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20-328.

[33] Mchombu, K. (2000) The coverage of HIV/AIDS in Namibian media: A content analysis study. In S.T. Kwame Boafo, & C.A. Arnaldo (eds.) Media and HIV/AIDS in East and Southern Africa: A resource book, Paris: UNESCO. http://www.unesco.org/webworld/publications/media_aids/chapter_12.pdf

[34] Miller, M.M., & Andsager, J., (1997). Protesting First Amendment? Newspaper Coverage of Hate Speech,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18 summer/fall, 2-15.

[35] Miller, M.M., & Andsager, J.L., & Riechert, B.P. (1998). Framing the Candidates in Presidential Primaries: Issues and Images in Press Releases and News Coverage,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5, 312-24.

[36] Minsky, M., (1975). 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 In Winston, P.H. (Eds.), 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 vis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11-277.

[37] Mlay, M. (2002) Migrants with HIV/AIDS: a challenge to the media. Retrieved on 12 June, 2002 from: http://www.unesco.org/webworld/publications/media_aids/

[38] Nelson, T. E., Oxley, Z. M., & Clawson, R.A., (1997). Media framing of a civil rights conflict and its effect on toler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567–583.

[39] Papineni, Kishore, Why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Proceedings of the NAACL 2001, Pittsburgh, USA, pp. 25-32, June 2001.

[40] Pan, Z., & Kosicki, G. M. (1993).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rou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 55-75.

[41] Pratt, C. B., Ha, L., & Pratt, C. A. (2002). Setting the public health agenda on major disease in sub-Saharan Africa: African popular magazine and medical journals, 1981-1997,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4), 889-904

[42] Reese, S. D. (2001). Framing public life: A bridging model for media research. In Reese, S.D., Gandy, O. H., & Grant, A.E. (eds.) Framing public life: perspectives on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Mahwah, NJ: Erlbaum, 7-31.

[43] Rogers, E. M., Dearing, J. W., & Chang, S. (1991). AIDS in the 1980’s: The agenda-setting process for a public issue, Journalism Monographs, 12(6).

[44] Ryan, C., Carragee, K. M., & Schwerner, C., (1998). Media, movements, and the quest for social justice.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 165-181.

[45] Ryan, C., Carregee, K.M., Meinhofer, W. (2001). Theory into practice: framing, the news media, and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4(1), 175-182.

[46] Shen. F. (2004). Chronic Accessibility and individual cognitions: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message frames in political advertis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54 (1), 123-137.

[47] Simon, A., & Xenos, M. (2000). Media framing and effective public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7, 363-376.

[48] Tassew, A. (1995). Reporting a Pandemic: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IDS news coverage in African and European Prestige Dailies, Goteborg Sweden: Goteborg University.

[49] Traquina, N. (1996) Portuguese Journalism and HIV/AIDS: A Case Study in New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AEJMC, CA, 1996.

[50] UNAIDS Report: A joint assessment of HIV/AIDS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care in China, 2003, 1/12.

[51] UNAIDS Report: Introduction of the case of China, UNAIDS http://www.unaids.org/en/geographical+area/by+country/china.asp

[52] Visser, M., Hsu, C. & Kalinskaya, S. (2003). The story behind the headlines-HIV/AIDS in a leading South African Newspap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 through NCA's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Division, Miami Beach, November 19-23,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