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普及型IUD副效应与社会学方面关系回顾性调查研究

             作者：秦宇，陈书文，张学敏，胡兴照

【摘要】  目的 对传统普及型宫内避孕器(IUD)副效应与社会学方面年龄、文化、劳动体位等关连性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以期在临床实践中借鉴。方法 对13437例使用传统普及的IUD者遵循医学研究随机抽样的原则进行等量匹配抽样，“O、T、?”三种类型各636例，合计1908例。将此三种类型IUD放置前后生理与心理方面变化的差异值与年龄、文化程度、劳动体位（姿态）的关系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O、T、?”三种IUD副效应与年龄和文化程度有关，与劳动体位亦有关；特别是劳动立位与三种IUD副效应关系明显，尤其是“?”型高达78.79％(P<0.01)。结论 传统普及型“O、T、?”三种IUD的副效应与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高低以及劳动体位等有关。

【关键词】  计划生育；宫内避孕器；社会学

　　在国内对宫内避孕器(IUD)副效应的有关研究中，很多是通过医学生理、病理、心理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1，2］，罕有从社会学角度观察IUD副效应与其差异性。我国是世界上使用IUD最多的国家，占全球IUD使用的近70%，占国内采用避孕措施已婚妇女的40%以上［3］。我国人口众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因此，从社会学方面研究IUD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3年3月9日～2005年8月31日完成13437例辖区内育龄妇女使用IUD避孕者的调研资料［4］。

　　1.2  方法

　　1.2.1  对13437例使用IUD避孕者，遵循随机抽样原则，对传统普及的O型、T型、?型三种类型IUD进行等量匹配抽样，每种类型636例，合计1908例。

　　1.2.2  IUD副效应包括：腹胀、腹痛、腹坠、腰酸、腰痛等；月经和白带变化；心悸、虚汗、低热、尿频、尿急等；以及心理方面的变化等。

　　1.2.3  统计学处理  根据以上数据和内容分出放置IUD前和后，放置前数据为正（+）值，放置后数据为负（-）值，正负相加得出差值后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传统普及型IUD（O、T、?）副效应阳性率与年龄大小的关系，见表1、图1。
   
　　从图1中可见3种类型（O、T、?）表现基本平行。

　　2.2  O、T、?3种类型IUD副效应与文化程度高低的关系，见表2、图2。
   
　　从图2中可见小学与初中的O型和?型曲线，虽然略有升高但几乎平行；而自高中开始曲线陡度骤然加大，文盲与小学之间亦出现同样表现。

　　2.3  劳动体位（姿态）与IUD副效应阳性率，见表3，图3，3种类型（O、T、?）IUD副效应均是立位最高，走动次之，坐位最低。

　　表1  不同年龄段IUD副效应阳性率（略）

　　图1  不同年龄段IUD副效应阳性率曲线图（略）

　　表2  文化程度与IUD副效应阳性率（略）

　　图2  文化程度与IUD副效应阳性率曲线图（略）

　　表3  劳动体位与IUD副效应阳性率（略）

　　图3  劳动体位与IUD副效应阳性率曲线图（略）

　　3  讨论
   
　　从上述表中数据及趋势曲线图上看，传统普及型IUD副效应与年龄、文化程度和劳动体位等差异均有显著性。
   
　　本组人群局限于本区辖区内，其社会人口学特征是93.22％为流动和暂住打工者，绝大多数来自内地；因此，文化程度构成中文盲占1.68％，小学占61.16％，初中占32.29％，高中以上者仅占4.87％；使用IUD避孕者平均年龄28.74岁。
   
　　从表2、图2的数据及趋势曲线图像上看，文盲至小学段和高中以上段，曲线陡度骤然增大；可理解为没有文化与有文化，初等文化与高等文化之间，由于知识面的差别而对待使用IUD避孕方法的认识上存在差异的具体表现。
   
　　使用IUD临床上的副效应最常见的主要为月经和白带等变异［3，4］。因此生理上的变化对心理上亦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因果关系十分明显［5］。劳动强度（职业、劳动姿态）与IUD使用者的副效应差异程度有显著性，在表3、图3的数据及趋势图上亦得到答案；然而IUD副效应的阳性率立位大于坐位可以理解，而大于走动体位让人费解；且3种类型IUD的表现基本一致，其平均百分率坐位51.68％，走动位53.85％，立位72.82％。为此可否认为置入子宫腔内的IUD，在人体立位时重量和“地心引力”的双重作用大于坐位和走动位之故，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本组资料还反映出不同年龄段与IUD副效应阳性率呈正比。而李国红报道［6］，放置IUD后副效应与环龄和年龄呈负相关；本组之所以与之不同，可能为对副效应的所含内容上差别所致；前者比较单纯的从临床医学生理病理角度观察，后者是将生理病理和心理变化与职业、文化、年龄相结合，进行社会学方面的综合分析。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性逐渐成熟，观察、思考问题就较为复杂，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必然会反映到主观意识上。因此，3种类型IUD的副效应的阳性率与年龄段呈正比，亦顺理成章。是否如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
  　　［1］ 郭友宁，车焱，吴敏伦，等.上海市夫妇产后首选避孕措施社会心理行为学影响因素的研究［J］.计划生育学杂志，2001，9(3)：171-173.

　　［2］ 陈旭，李雁，张传仓，等.我国五城市已婚育龄妇女选择避孕措施的影响因素分析［J］.广东医学，2004，25(12)：1449-1451.

　　［3］ 李瑛，李少丽.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与防治指南［M］.北京：中国技术出版社，2003.

　　［4］ 陈雅红，王萍，谭颖，等.放置IUD者其生理与心理变化的调查研究［J］.医药世界，2006，8（8）：48-52.

　　［5］ 杨明明，高尔生，李瑛，等.江苏省农村妇女节育措施并发症和副作用的调查［J］.生殖与避孕，1990，10(4)：66-69.

　　［6］ 李国红，楼超华，袁伟，等.社会环境因素对妇女产后避孕的影响［J］.中国公共卫生，1999，15(3)：241-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