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艺术形象的意义
【摘要】 对华佗形象、形象进行了分析。历史形象的华佗，只是一个凝固在过去时空中的历史符号，对未来的建构极为有限。而艺术形象的华佗，是对历史形象的超越和升化，是对历史形象的审美性建构，蕴含着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精神诉求，它不仅存在于过去，而且标志着现在、建构着未来。
【关键词】 华佗 历史形象 艺术形象
在人的心目中，华佗是一位医技精湛、医德高尚、大义凛然的神医。人们陶醉着他神奇的关于外科手术的传说，迷恋着他养生长寿的健身方法，向往着他不畏强权追求人格独立的精神，遗憾着他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结局。在此意义上，华佗已经不仅仅是一位医生，而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健康的守护神，他象征着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精神诉求和理想寄托。但在以实证主义历史观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与上述观念有出入的历史记载。晋代著名医学家黄甫谧在他的《针灸甲乙经》的序文中提到“华佗性恶矜技，终以戮死”；陈寿在《三国志》中也提到华佗“恃能厌食事”“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于是，有些人对自己关于华佗的文化观念产生了怀疑，学术界也有不少的争论，而历史学家更是努力要还“华佗”以本来面目。笔者以为，华佗的形象有“历史形象”和“艺术形象”的不同，“艺术形象”是对“历史形象”的超越和升华，“艺术形象”的华佗对建构未来的意义远远大于“历史形象”的华佗。
关于华佗的事迹有历史的记载，神话传说的渲染和小说的夸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华佗既是一位历史人物，也是一个艺术形象。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记载，历史上的华佗虽学识渊博，医技精湛，擅长外科手术，发明了口服麻醉剂，但又“恃能厌食事”“以医见业，意常自悔”。《针灸甲乙经》中的序中还说他“性恶矜技，终以戮死”。尽管这些记载没有详细的史料予以佐证，但人们还是从实证主义历史观出发，寻找着、猜测着、推理着关于华佗人品的种种证据。于是，有人得出了与学术界完全不同的结论——华佗是一位有性格缺陷的医生，尽管他身怀绝技，但不能安于本分，最后因自身性格的缺陷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管这种结论的可靠性有多少，但华佗的历史形象的争议性是不可辩驳的事实，而且这种争议的“历史形象”留给后人更多的可能是遗憾和惋惜。
艺术形象的华佗主要见于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描写。小说中有三个章节从不同角度对华佗进行了艺术描写。小说第十五回描写华佗为周泰治金疮，“策见其人，童颜鹤发，飘然有出世之姿。乃待为上宾，请视周泰疮。佗曰：‘此乃易事。’投之以药，一月而愈，策大喜，厚谢华佗”。小说第七十五回，华佗为“关云长刮骨疗毒”。关羽在攻打樊城时右臂被一支毒箭所伤，华佗闻讯乘小船来到关羽账下，“取刀在手……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药线缝之”。关羽则称赞华佗“先生真神医也”，并“以金百两酬之，佗曰：‘某闻君亿高义，特来医治，岂望报乎！’坚辞不受，留药一帖，以敷疮口，辞别而去”。小说第七十八回描写华佗为曹操治风疾惨遭杀害。曹操病危之际，华歆向曹操举荐华佗曰：“（华佗）医术之妙世所罕，但有患者，或用药、或用针、或用炙，随手而愈。若患五脏六腑之疾，药不能效者，以麻沸汤饮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开其腹，经药洗其脏腑，病人略无疼痛，洗毕，然后以药线缝口，用药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复矣，其神妙如此。”曹操因疑心华佗有为关羽报仇之嫌，没有采用华佗“开颅取涎”的治疗方案，反将华佗投置狱中，拷打至死。上述的艺术描写的确有很多虚构和夸张之处，但华佗的艺术形象较之历史形象更深入人心。其实，很多人没有把《三国演义》当作小说，而是把它当作了历史。取消历史与小说的界限，这是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历史家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观的主张。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更应该注重的是“观念存在”，而不仅仅是“客观真实”。因为对这些观念的体验“扩展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唤醒了我们审美的、道德的甚至哲学的反应。它使我们成为完整的人”[1]。小说中的华佗不仅是一位良医的形象，更是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医德高尚的“神医”，他的死体现了正义与邪恶抗争中的士人不屈强权的悲壮之情。生活中的无序事件，经过艺术的虚构、想像和情节化之后，就建构成了具有审美、伦理与道德意义的可理解的故事——华佗，一位医技精湛、医德崇高、誓愿服务下层民众的医生，在与强权和邪恶的抗争中不幸罹难，口服麻醉剂配方失传，中医外中断，中国医学蒙受巨大损失——这个故事逻辑严密、情节曲折、形象生动、是非明确。在故事的阅读中，读者的故事情结、审美趣味、道德判断、价值追求都得到了很好的满足。
尼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准确地说，事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解释。”[2]“一个学家如果简单地不断重述某一历史事件，必然会引起人们的腻烦与厌弃，但一个品，包括富有艺术性的历史剧，则虽一再展示、一再重演而仍能持续地为人所欣赏、所喜爱。”[3]艺术形象的魅力之所以远远超过了历史形象，是由艺术“表现”的特点所决定的。“表现不是复写，表现是对原本的扩充。”[3]伽达默尔说：“艺术一般来说并不在某种普遍的意义上给存在带来某种形象性的扩充。语词和绘画并不是单纯的模仿性说明，而是让它们所表现的东西作为该物所是的东西完全地存在。”这里所谓“该物所是的东西”就是指该物应该呈现的形象，其中包含着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在对华佗的艺术形象审美体验中，我们可以剥离出三种观念。第一，医学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1800年前中国医学已经可以开展外科手术，比西方早了1600年，而且口服麻醉剂对外的来说，至今都是一个理想。第二，华佗是集美善于一身的具有历史超越性的精神象征，他已经凝固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守望健康的理想寄托。历史事件中的华佗究竟怎样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人类的意识已经超越了历史实证主义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在一个具体可感的历史形象中赋予自己的理想人格和价值。华佗的意义不在于他是否是一位好医生，而在于他是中国医学发达领先的代表；华佗的形象象征着人类追求自由的精神诉求，同时也是人类美好理想的寄托。第三，曹操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曹操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本来就是一个逆“天道”、违“大礼”的奸人，华佗之死更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品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在“表现”中要对历史“原本”进行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的扩充，使艺术形象超越客观实在的有限性，给读者创造了无限的审美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读者可以任意驰骋，从而获得独特的美的享受。这就是艺术表现的美学特质，也是艺术形象的魅力所在。
综上所述，“历史形象”的华佗，只是一个封存在过去时空中的客观实在，其价值在于还原历史，对现在和未来的建构极为有限。而“艺术形象”的华佗，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文化符号，具有审美价值和道德典范意义。他象征着中国医学的先进，象征着中国士人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象征着优秀医生的医德风范，象征着正义对邪恶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不仅存在于过去，而且标志着现在、建构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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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新.当代西方历史读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7.
[2]徐岱.基础诗学——后形而上艺术原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91.
[3]张世英.审美意识：超越有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7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