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者亲友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目的 了解自杀者亲友抑郁状况，探讨其原因及影响因素。方法 用序贯抽样方法抽取自杀死亡者并匹配正常对照，对109例自杀者亲友与128例正常对照亲友的抑郁自评量表（CES-D）得分及其可能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自杀者亲友CES-D得分高于其对照的亲友（P=0?000)，自杀者亲友患抑郁的风险是对照亲友的5?685倍；2组在年龄、性别比例、受年限、人格顺同性维度和家庭年均收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其中仅有家庭年均收入对CES-D得分有影响。自杀者的配偶和父母的CES-D得分均高于自杀者其他亲友(P=0?000,0?007)。自杀者亲友抑郁的影响因素由主到次为：人格神经质维度、是否与自杀者同住、距自杀事件的时间长短(以月计）；这3个因素的OR及其95%CI分别为1?129 (1?048～1?216),4?810 (1?883～12?285)，0?870(0?768～0?985)。结论 自杀者亲友抑郁水平高于对照亲友，与自杀事件、收入低有关；对自杀者亲友进行干预有助于改善全民精神卫生状况。
【关键词】 自杀
自杀是我国第4位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每出现1例自杀，平均至少对6人产生严重不良影响〔2〕，造成的心理伤害可持续长达10年〔3〕。自杀者亲友有较大风险。因此，患上抑郁等精神疾病，甚至导致自杀意念的形成乃至自杀行为的发生〔4〕。抑郁程度重，亲属、朋友或熟人有过自杀行为分别是自杀的最重要和第7，8位危险因素〔5〕。因此，为了解自杀者亲友抑郁状况并探讨其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开展针对这些特殊人群的心理干预及自杀预防工作，进行了本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2000～2001年期间大连市庄河市和金州区卫生局提供的自杀死亡名单，采取序贯抽样的方法，在庄河河的3个乡和金州区的8个乡采集到了66例自杀死亡者资料。以性别、年龄（±5岁）和居住地为匹配因素选择正常人作为其对照。然后各选取他们的2名亲友作为访谈与研究对象。选择亲友的原则以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等作为首选对象，如资料不能获得，则以其他亲属、邻居、朋友作为补充。共获得109名自杀者亲友（包括邻居）与128名正常人亲友（即自杀者亲友的对照）的完整资料。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 自制调查表，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等。
1?2?2 抑郁自评量表（CES-D） 共有20个条目，将被试者过去一周内出现相应情况或感觉的频度分为0～3分、4级：<１d为0分，1～2d为1分，3～4d为2分，5～7d为3分。其中第4,8,12和16题为反向评分题，即按上述情况，其评分分别为3,2,1,0分。总分范围为0～60分，总分≤15分为无抑郁症状，16～19分为可能有抑郁症状，≥20分为肯定有抑郁症状。此量表的中文版己经在人群中做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6〕。
1?2?3 NEO人格问卷〔7〕 共计60项，分为5个维度：神经质（Neuroticism)、外向性（Extraversion)、开放性（Openness)、顺同性（Agreeableness）和严谨性(Conscientiousness)，每个维度包括12项条目。采用1～5分五级评分法，从最不赞同到非常赞同，其中有27个为反向评分条目。此量表的中文版己经在中国人群中做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8〕。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1?5软件与SAS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有秩和检验、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等。
2 结果
2? 1 自杀者亲友与对照的基本情况 自杀者亲友受访时距自杀事件的时间分布为27～440d；中位数（M)、上、下四分位数（QU、QL）分别为288,356,222。自杀者亲友中男、女性各为43人,66人，对照各为34人，94人；前者女性比重低于后者(χ2=4? 457,P=0?035)。自杀者亲友的年龄为16～80岁，平均为(49?95±3?37)岁;对照为16～77岁（不符合正态分布），M、QU、QL分别为42?00,51?75,35?00。自杀者亲友的年龄大于对照者，但前者的受教育年限、家庭年收入和人格顺同性维度得分少于后者；两者人格其他四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不同分组CES-D得分及可能影响因素比较（略）
注：*指自杀者亲友
2?2 自杀者亲友与对照的抑郁情况比较 自杀者亲友CES-D得分的M,QU、QL分别为9,23,1;而对照则分别为2,8,0。自杀者亲友的得分高于对照（Z=-5?038,P=0?000)，自杀者亲友中肯定有抑郁症状（CES-D得分>20)、有（或可能有）抑郁症状（CES-D得分≥167的发生率均高于对照者（前者：χ2=22?973,P=0?000；后者：χ2=22?867,P=0?000)，见表2。
表2 自杀者亲友与对照CES-D得分构成（略）
2?3 自杀者亲友间的抑郁情况比较 (1）在自杀者亲友中，有（或可能有）抑郁症状者受访时距自杀时间短于无抑郁症状者。与自杀者一起居住的亲友的CES-D得分大于不与之同住的亲友（Z=-3?535,P=0?000)，前者中有（或可能有）抑郁症状者所占比重(27/43=62?79%）高于后者（16/66=24?24％）（χ2=16?197,P=0?000)。（2）自杀者的兄弟姐妹、儿女、祖父母、其他亲戚、朋友和邻居之间CES-D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960,P=0?555)，但高于对照(Z=-2?388,P=0?017)。自杀者的配偶、父母的得分均高于上述自杀者其他亲友（配偶：Z=-4?528,P=0?000;父母：Z=-2?719,P=0?007)，但其配偶和父母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702,P=0?483)。
2?4 其他可能影响抑郁因素的分组比较 （1)无论在自杀者亲友还是在对照中，有（或可能有）抑郁症状者的人格神经质维度得分高于无抑郁症状者，但两者在顺同性维度得分、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自杀者亲友、对照、自杀者配偶中，男女CES-D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分别为0?840，0?739，0?796)。(2)在自杀者亲友中，有（或可能有）抑郁症状者在外向性与严谨性维度得分、家庭年均收入上低于无抑郁症状者，但两者在开放性维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在对照中，有（或可能有）抑郁症状者的开放性维度得分低于无抑郁症状者，但两者在外向性与严谨性维度、家庭年均收入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5 多因素分析 将亲友分组（指分自杀者亲友和对照者亲友2组）和除“距自杀时间”之外的表1第1列所列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将上述2组亲友分为有（或可能有）抑郁症状者、无抑郁症状者两类并作为因变量，采用向前逐步法（Forward LR，选入和剔除标准分别为0?05、0?10)作Logistic回归分析。自杀者亲友患抑郁的风险是对照亲友的5?685倍（95%CI=（2?664～12?134)），见表3。
将“与自杀者同住否”和表1第1列所列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将自杀者亲友分为有（或可能有）抑郁症状者、无抑郁症状者两类并作为因变量，采用向前逐步法（Forward LR，选入和剔除标准分别为0? 05，0?10)作Logistic回归分析。人格神经质维度得分每增加1分，自杀者亲友患抑郁（此处CES-D得分≥16即视之为抑郁）的风险就增加12?9% (95%CI=4?8%,21?6%户；距自杀事件的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指30d），患抑郁的风险就减少13% (95%CI=1?5%,23?2%)；与自杀者一起居住的亲友患抑郁的风险是不与之同住亲友的4?810倍（95%CI=1?883,12?285)。自杀者亲友抑郁的影响因素由主到次为：人格神经质维度、是否与自杀者同住、距自杀事件的时间长短，见表4。
表3 2组亲友抑郁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略）
表4 自杀者亲友抑郁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略）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自杀者亲友与对照间有差异且对抑郁有影响的因素为家庭年均收入。提示自杀者亲友CES-D得分高于对照，与自杀事件的影响、收入低有关。自杀者亲友的悲伤强烈而复杂，常伴有耻辱、羞愧和尴尬之感，并常被死者的自杀动机所困扰。由于忌讳谈论自杀，他们常因缺乏倾诉和交流而延缓从悲伤中恢复的过程。以上因素导致自杀者亲友患抑郁症的风险大大增加〔9-11〕。低收入是发生抑郁的重要不利因素之一〔12,13〕，低收入者长期处于收入无法满足生活正常需要的紧张或应激状态，生活质量低下甚至生活无保障。其他研究〔14,15〕发现，从抑郁症状中可以分离到人格神经质维度中的某些组成成分，抑郁症患者具有较高的人格神经质维度得分。与自杀者的关系性质及亲密程度是影响丧失亲人的负性情绪严重程度的关键因素，关系越密切，其患抑郁的风险越大〔4〕。自杀者亲友通常要经历几个月到几年不等的复杂悲伤反应，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接受自杀事件和调整自己；距自杀事件的时间长短会影响自杀者亲友CES-D得分。本研究与其他研究〔4〕不一致之处为，自杀者的儿女、兄弟姐妹、祖父母等直系亲属与朋友、邻居之间CES-D得分无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样本中这些亲属例数较少，而且愿意接受调查的亲属通常是抑郁症状较轻乃至无抑郁的。
【】
〔1〕 费立鹏.的自杀现状及未来的工作方向［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4,25(4):277-279.
〔2〕 Clark SE,Goldney RD.The impact of suicide on relatives and friends［M］.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uicide and Attempted Suicide.Chichester:John Wiley and Sons,2000:467-484.
〔3〕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中国国家自杀预防计划［OL］.http://www.crisis.org.cn/.
〔4〕 Mitchell AM,Kim Y,Prigerson HG,et al.Complicated grief in survivors of suicide ［J］.Crisis,2004,25 (1）：12-18.
〔5〕 Phillips MR,Yang G,Zhang Y,et al.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a national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 ［J］.Lancet,2002,360(9347):1728-1736.
〔6〕 Zhang J,and Norvilitis JM.Measuring Chines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with Western developed instruments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2002,79(3):492-511.
〔7〕 McCrae RR,Costa PT.Personality trait structure as a human universal ［J］.American Psychologist,1997,52(5): 509-516.
〔8〕 Yang J,McCrae RR,Costa PT,et al.Cross-cultural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 psychiatric populations: The NEO-PI-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Psychological Assessment,1999,11(3):359-368.
〔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Preventing suicide: how to start a survivors’group［R］.Geneva:WHO,2000:6-8.
〔10〕 Cvinar JG.Do suicide survivors suffer social stigma: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Perspect Psychiatr Care,2005,41(1):14-21.
〔11〕 Sethi S,Bhargava SC.Child and adolescent survivors of suicide［J］.Crisis,2003,24(1):4-6.
〔12〕 朱紫青.抑郁障碍的诊断问题［M］//朱紫青，季建林，肖世富.抑郁障碍诊疗关键.南京：江苏技术出版社，2003：61-62.
〔13〕 Chen R,Wei L,Hu Z,et al.Depression in older people in reral China［J］.Arch Intern Med,2005,165(17):2019-2025.
〔14〕 郭文斌，彭瑛，黄敏儿，等.抑郁症患者焦虑症状、应付方式与人格的相关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12）：483-485.
〔15〕 Duggan C,Milton J,Egan V,et al.Theories of general personality and mental disorder［J］.Br J Psychiatry Suppl,2003,44:1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