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进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论文摘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宾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以厦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某些观点脱离中国实际而机械教奈地理解，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失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在更高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民接受、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中国国情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始，到后来一度出现的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失误和挫折，再到最终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由结合到分离、再到结合的过程，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过程，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和更高基础上的回归或恢复。这一逻辑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
　　(一)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新希望、新曙光。他们经过对各种主义与学说的审慎、严肃的比较、鉴别和推求，自觉地、理智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播下了种子。在此后的革命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近代以来复杂而又特殊的国际和同内环境中，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逐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才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需要加以崇拜的教条，而是用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认识工具。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早在1919年8月《再论同题和主义》一文中就初步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学会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并使马克思主义在这个结合过程中得到发展=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应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20世纪3O年代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就存在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针对这种倾向，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真正出路，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一方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一般原理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使中国革命的航船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不拘泥于一般原理，更不是照抄照搬本本、条条，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制定人，毛泽东一直提倡并坚持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反对理论脱离实际．他最早在党内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并在实践中开创了一条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截然不同的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建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在较短的时问内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同样也是中国人民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的正确道路，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列宁曾指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正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发挥，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确立．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指导的结果，也是不断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
　　(二)在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充满各种挑战的事业。如同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的实际正确地、系统地结合起来。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段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是由于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成就显示了苏联模式的强大威力，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人民，再加上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我们的援助，使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各族人民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
　　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是至善至美的，何况每一种模式的实行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一种模式在这个国家也许可行，到另一个国家也许就不那么可行。不加选择机械地效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脱离了中国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使得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生产力速度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调整上盲目求纯，从而犯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类的错误。即使在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时．我们党仍然未能坚持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而是搞所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心移到了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上，终于导致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固然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与理论准备的原因，但更多的则在于我党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某些观点的误解或教条化。在党内逐步滋长起来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使得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相背离，与中国社会实际生产力水平相脱离，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20年时间内，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使经济发展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与发达国家之问的距离拉得更大了：历史再一次表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机械化、教条化，背离社会发展的基本，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只能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得到了验证。
　　(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态度，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了有力地推动各条路线拨乱反正的深入发展，冲破“左”的禁锢，为党的工作重心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思想基础，邓小平鲜明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鉴于此，他支持并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打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首先在思想领域里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全面改革的进行：因为全面改革需要筏们重新审视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使我们的思想从那些被实践证明为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不合乎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在历史经验时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开辟的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化道路。”他还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现代化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关键的问题是要正确地认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同时还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也就是要认清中国的特点。要考虑到中国的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客观实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明确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牢固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上，结合时代特征和国情，丰富和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从而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等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成为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又一指导思想。正是在更高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取得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