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实际　中国特色　民族理论与政策
　　[论文摘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曾受到列宁的称赞，他集中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特征的论述，形成了完整的民族定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民族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不是对前苏联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的“全盘接受”。至于上的民族关系，本质上是关系。当然，在政治关系中包含有文化关系，但那是从属于政治的。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有论者却著文称，“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全盘接受了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基本概念，以苏联为模式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今天，斯大林指导下形成的前苏联基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制度、社会结构、民族关系在俄罗斯大地上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20世纪50年代在城市里“消灭资本主义”，推行公私合营和国有化，今天人们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推动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需要改变几十年来把斯大林民族理论当作神圣不可动摇的经典的观念，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新中国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重新分析和思考当年参照斯大林民族理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努力进行符合中国最新国情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并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制度创新。”上述引文涉及几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加以探讨。
　　一、什么叫“实事求是”
　　这位论者很称赞邓小平说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但没有对“实事求是”的内涵做任何说明。实际上，邓小平早已对此做了清楚地说明。他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邓小平还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位论者一再高谈“实事求是”，却对它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字不提。不但如此，在我读过的这位论者的多篇长文中，也从未提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二、什么是“斯大林主义”
　　这位论者给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和制度扣上“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但从未说明什么是“斯大林主义”，包含哪些内容。不过，他一直把50年代的民族识别看作罪魁祸首，并认为民族识别工作“一直坚持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由此可以看出，他似乎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看作是“斯大林主义”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内容。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提出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个民族特征，是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的，曾受到列宁的称赞，说“文章写得好极了”。可见，列宁是赞成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早已对这些特征做过某些论述，斯大林集中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特征的论述，形成了完整的民族定义。这可以说明，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定义，并不是什么“斯大林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共同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我国在民族识别工作中集中大批著名学者，是参照这四个特征对我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弄清各民族语言的语系、语族、语支，提出适合我国各民族大分散、小聚居分布特点的“民族聚居区”的概念，对共同经济生活没有照搬强调民族共同市场和中心城市，而是注意到汉族深入各民族聚居区建立的经济渠道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意义，并把共同心理素质具体化为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和民族认同意识。而对于斯大林把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称为部族，不承认其为民族的观点，我们并没有接受。党中央明确指示，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很明显，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根本谈不上什么“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
　　三、中国怎样学习前苏联，中国是否“全盘接受了前苏联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很重视学习当时的苏联。毛泽东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40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他还说：“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学习前苏联的态度，在民族问题上也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照搬前苏联的经验，主张搞联邦制。1949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党中央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李维汉提出，中国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因为苏联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47％，与俄罗斯民族相差不多，中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并且呈大分散、小聚居、各民族交错聚居的分布态势。他建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毛泽东主席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做了明确的规定。邓小平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当然，前苏联的联邦制也是一种民族自治制度，但那是建立在条约关系之上的，各民族共和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这就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根子。中国各民族自治地方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与联邦制有很大不同。 　　邓小平还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罪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没有受任何影响。中国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也采取类似对资本家的政策，实行和平改革。中国在反对民族主义倾向方面，首先和主要的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要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it]这都是与前苏联有区别的。
　　此外，毛泽东在1956年还对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提出了批评。他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
这些事实都说明，我们学习前苏联的态度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本不是什么“全盘接受了前苏联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以苏联为模式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
　　四、这位论者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推行理论创新和社会制度创新，他要解放什么，创新和推行什么
　　就是改变“当年参照斯大林民族理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和有关的制度，就是推行美国模式。他认为，“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特点，美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社会”，是“理想型”的国家，“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是其他类型的国家都要逐步向美国式“现代民族”社会转化。一句话，都要“美化”。
　　撇开意识形态问题不谈，我们不否认美国处理民族问题有其成功的经验。问题是我们学不了美国经验，因为中国和美国国情不同。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它的主体民族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当然无需承认每个国家来的移民都是民族。我国民族则是有长期历史的世居民族，不少民族曾经起过彪柄史册的作用，新中国如果不承认他们是民族及民族应有的权利，我国各民族绝不会答应，其后果难以想象，很可能是诱发民族大动乱，国家动荡，经济破坏，人民遭殃。如果我们今天按照这位论者的主张实行“美化”，取消对我国各民族和民族权利的承认，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后果也会是这样，甚至更坏，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世界上世居民族类型的国家向美国式“现代民族”社会转化，也决非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只要看看美国出动强大军事力量进攻、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那么些年还远未达到目的，就可以看到所谓“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流”其实是一场生死斗争，必然遭到这些民族的决死抵抗。
　　为了实行“美化”，这位论者极力鼓吹民族问题“去化”。为了“去政治化”，他把我国几千年来的民族关系史说成“有教无类”的“文化化”历史，但到新中国被政治化了。这完全是对历史的虚构。“有教无类”是孔子办学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孔子提出并实行这样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这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毫不相干。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本质上是政治关系，其基本形态不外两种。一种是在统一时期或统一的地区，封建王朝对归顺的民族，给其头领册封官职，让他们世袭统治，实行因俗施治，不改变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这是一种封建社会内上层统治者的自治制度，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存在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种形态是在分裂时期民族割据政权对峙，如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的对峙和战争，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的对峙和战争。当然，在政治关系中包含有文化关系，但那是从属于政治的。
　　“去政治化”，必然要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这位论者所说的思想解放和创新，其实质就是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我们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且生死不渝。
　　这位论者反对给任何人戴政治帽子，主张百家争鸣、平等讨论、各抒己见。尽管他给中国共产党戴了“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等不少的帽子，但本文力求“不折不扣”地达到他所要求的平等讨论标准，并愿在这方面与他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