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政策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关键词：交往 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 日俘政策
1937年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爆发，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经过艰苦卓决的战斗逐渐地俘虏了一批日本官兵，那么面对这些顽固的日本官兵中国共产党该做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能成功的改造他们吗？日本俘虏在中国共产党俘虏政策的改造之下会有所变化吗？本文将试图对此作一分析和论述。
一、 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政策经过了一个和演变的过程。1937年7月25日毛泽东就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加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1] 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相继发表了《中共中央告日本海陆空军士兵宣言》和《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两份文件，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宽待日军俘虏的诚意。1937年10月25日《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命令——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发布了优待俘虏的四项命令。继而，八路军总司令部将四条俘虏政策完善为六条，以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 二、不取俘虏财物,惟军用品应没收之 三、医治敌军伤兵 四、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并给路费 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 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2] 这六项命令确定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俘虏政策的基本精神。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6] 1940年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令》继而到了6月7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政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指出：“俘虏日军士兵后，即给以好的招待与宣传。凡愿意回去者，经过短时的宣传与谈话，使他们知道日本关于八路军的宣传是欺骗他们的，然后一律放他们回去”。[3]1940年7月7日，朱德、彭德怀发布了八路军总司令部《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命令》，全文如下：日本士兵是劳动人民的子弟，是受日本军阀、财阀欺骗、强制，不得已和我军作战的。因此：一、对俘虏的日本士兵，不加以伤害和侮辱，所持一切物品，不没收，不毁坏。而且应当把他们当作兄弟对待。我军指战员有违反次命令者，应予以处罚。二、要特别注意负伤和患病的日本士兵，应予以。三、对希望回国，或希望返回原部队的日本士兵，要给以最大的方便，使他们尽可能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四、对希望在中国居住，到中国军队里工作的日本士兵，应给予适当的工作；希望学习的，应让他们到适当的学校学习。五、对希望和家属、亲友通信的日本士兵，应给予方便。六、对战死的日本士兵，应予埋葬，建立墓碑。[4]可见党对待日俘是极其重视的。但是这些俘虏政策在具体的实践中是否可行呢？
二、 交往——从敌人到战友的转变
交往，有多种多样的解释。据《汉语辞海》解释为：“相互往来”[5]《现代汉语词典》对其的解释亦是如此。《心大辞典》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和物品交换。”[6] “从结构上看，交往可划分为沟通、相互作用、知觉三个方面，从功能上看，交往具有三种基本功能，分别是信息沟通功能、调节功能、情绪沟通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形成和发展人际关系的功能、使人们彼此认识和理解的功能、组织共同活动的功能。”[7] 可见交往就狭义的释意来看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作用，从而达到相互理解。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与日俘的相互沟通，交往中能否达到相互理解呢？
1、日本人的天皇意识与日俘政策
众所周知，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是日本人民心目中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圣人。从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就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制权，并依宪法之条规行使之。”[8] 所以“对他们来讲，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老百姓是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的。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负责，天皇是没有责任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遵崇天皇”[9] “特别是在军队中，更着重所谓的‘精神教育’，如经常举行的向天皇照片敬礼，遥拜日本东京皇城，奉读天皇诏书等及精神训话各种仪式，要求士兵决对服从上级”[10]“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的存在来崇拜，这是一切日本军纪的根本” [11]可见日本人对天皇的尊崇已到达道何种地步。那么针对这一点，我党的日俘政策就明确的提出了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由上可见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点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我党开展日俘政策，对日俘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基本性政策。
2、日本人的等级观念与日俘政策
日本是一个等级非常严的国家“人们在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触，都必须表现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亲疏的程度，或对方的辈分，使用不同的词汇。”[12] “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习在那种场合该行那种礼，而且从孩提时期就得学习”[13] “一个老百姓对其密友可以无须鞠躬行礼，但如果对方穿上军服，那身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对于武官须根据表现在服装上的‘军衔等级’实行敬礼，‘军官不应与军士、士兵混同，固不待言’、‘凡事均应向上级及年资高者谦让。’军阶制度正是假借天皇权威的权利赖以贯彻到新兵中去的武器” [14] “对上级的无理暴横，也必须绝对服从”[15]“总之，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经常考虑到等级制。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16]可见等级在日本社会和军队中是何等的森严，任何人（特别是下层人民）是根本没有勇气去触犯它，甚至连这种想法都不敢有。但是，当日本士兵被俘虏，来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后却发现了与他们的等级观念相违背的另一种秩序，不禁恐慌起来。
有个叫渡道俊夫的俘虏回忆到：“在和平，我认识了另一位八路军同志，渐渐地我成了他的病房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旅长，就诚惶诚恐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不一样。’病愈后，我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去了。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17] “日本的军队，是一部分特权阶级由上而下，层层等级地来驱使工人和农民的军事机构。而中国的军队，则是由一般民众和农民中有觉悟的人们，自发组织起来的而又有领导的人民军队” [18]可见我军在与日俘的相处中对日本士兵已有的观念已经形成了一定冲击，让他们真正的开始了一种异同于他们已有习惯的思考。就像化学反应一样这种相互作用开始发生了。
3、日本人的负恩感与日俘政策
日本人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别人的帮助，那么他就是受恩者，他就要想方设发去报恩，去还恩，受一个人的恩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如果一旦被认为是受恩，“人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履行这种义务，而且这种恩情并不随时间而减轻，甚至时间愈久，恩情越重，形成一种利息。”[19] 那么日本俘虏也是如此“事实上释放回去的俘虏，有不少是感激涕零。甚至替八路军宣传，愿意与八路军继续发生关系，为八路军工作”。[20]如：“在冀南，八路军日虏少尉冈田，经宣传教育后释放。他对八路军的优待十分感动，临走时，流着泪，握着八路军战士的手说：‘死也忘不了你们的恩惠。’骑上马后，还依依不舍地几次回头凝望为他送行的八路军战士。他回到原警备地区后，马上召集部下士兵，诉说他在八路军中的所见所闻。并发训令道：‘八路军和反战同盟决不是土匪，而是通达人情，懂得仁义的优秀部队。我们以后俘虏八路军的士兵，决不该杀他们或侮辱他们，要好好的优待’。”[21]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军日俘政策的执行，这个上尉渐渐的改变了他的行为，开始了积极主动的与八路军的配合。可见，从战场上刀枪相见到相互交往再到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应该说日俘已经产生了质的变化。
三、认同——走向反战
认同“指个体的行为成类似某个人（如父母）或某个团体（如教会）的行为，即把外界某人或某群人的特性内透到个人的人格中”。[22]那么日本俘虏在共产党俘虏政策的下，在共产党军队中各级官兵的感化下逐渐醒悟过来，愿意和共产党的军队，和人民一起战斗——其行为已经发展为类似某个团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行为，也就是说日俘作为个人已经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发展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个团体中的一员，已经把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军队特有的那种特性吸收到了其人格中去了。可见，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改造过来的日本俘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相互的认同。于是改造过来的俘虏们相继成立了一些反战组织。坚决的和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开始从事反战工作。
时至今日，我们再次回想这段不知该作何感想？正如江泽民同志1998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当此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深刻地回顾和过去，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前进的动力，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未来，更好地开创未来是至关重要的”[23] 是的，我们是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可是，今天的中日关系却因种种原因出现了不和谐音符，那么，让我们回过头来，是否从这段艰苦、激烈、耐人寻味的历史中可以找到一点有益的经验呢！
注释：
[1]中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81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年~1941年)第11辑[Z].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 434
[3]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Z]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03
[4]中共党史资料（四）[Z]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1
[5]倪文杰、张卫国、冀小军. 汉语辞海[M].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4. 446
[6]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主编. 心大词典 （上）[M] .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598
[7]陈雄章. 交往与世界历史变迁——18世纪世界历史横向发展透视[M]. 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2
[8]吴廷璆主编. 日本史[M].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443
[9]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 .23
[10]小林清.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M] . 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1987. 55
[11][日]井上清著 ，姜晚成译. 日本的军国主义（天皇制军队和军部）第一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193
[12][13][14]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34-35
[15][日]井上清著 ，姜晚成译. 日本的军国主义（天皇制军队和军部） 第一册[M] . 商务印书馆.，1959. 193
[16]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66
[17]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167
[18][日]水野靖夫著，巩长金译. 反战士兵手记[M] .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90
[19]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1
[20][21]小林清.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7
[22]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大词典（上）[M].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011
[23]江泽民.以史为为鉴开创未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N]. 光明日报，第一版 1998-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