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工作的方法论原则及其价值取向
[摘要]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邓小平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实践经验概括出的富有时代精神的四个方法论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落实于领导实践的最基本要求，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迷失方向的保证，是新时期领导工作的价值取向。“四性”中原则性是出发点，系统性、预见性是手段，最后都要落实到创造性中。
[关键词]邓小平；领导工作；方法论；原则；价值取向
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工作，形成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领导原则、价值取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邓小平领导理论的重要特色。1985年，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希望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以下简称“四性”)。“四性”是领导者素质的标志，具有丰富的内涵，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的针对性。“四性”是邓小平领导方法和的基本特征，是其领导工作的方法论原则及其价值取向，是对客观的深刻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娴熟和巧妙应用，是他思维和独特风格的体现。
一、原则性即方向性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毛泽东特别赞赏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毛泽东始终把原则性放到第一位。邓小平在讲“四性”时，也把原则性放到第一位。他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还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1979年，邓小平针对当时出现的错误思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但将其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则是邓小平的贡献。
四项基本原则，先后载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党的十四大把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为我们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丰富和。从计划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就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也赋予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新的时代内容。改善党的领导，包括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抗腐防变的能力，给坚持党的领导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并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达到了崭新的境界。
(二)坚持用“三个有利于”判断是非得失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就是说，“三个有利于”不仅是判断改革开放，也不仅是判断经济建设，而且是判断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标准。这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成功经验的概括。
“三个有利于”是有机的整体，其中三个要素形成合理的结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生产力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只有在对生产力、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动态系统中才能科学把握生产力标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发展生产力的终极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综合国力既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现、生产力整体水平的表现，也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共同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同时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如果没有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受挫，反过来又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全面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强化其自身的科学性，防止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性。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既坚持了实践标准，又为实践标准增添了新内容，它把实践标准中的价值标准鲜明化了，把对理论的科学认识和价值评价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衡量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尺度。它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三)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
邓小平说，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取得政权之后都把稳定放在第一位。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任何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都是首要问题。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个阶段将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个阶段，如果搞得不好，就可能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因此，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稳定是邓小平的治国方略。针对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强调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1985年，邓小平明确指出：稳定是治国的大道理。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小平认为，稳定的基础在于人民。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他指出：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邓小平主张的稳定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包括政治生活稳定，经济生活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但最重要的“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
稳定同改革、发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以改革促进发展；稳定是前提，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以改革和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是目标，改革、稳定都为了发展；发展为深化改革奠定基础。
二、系统性是现代科学方法
(一)注重系统性是邓小平辩证法思想的特点
在邓小平提出的“四性”中，如果说原则性是基础，系统性就是核心。所谓系统性，就是按照整体性原则，从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把握事物整体的特征。它和传统的机械论思维不同，认为整体并不是部分的简单叠加，组成整体的各个要素的特征的总和，并不能说明整体的特征，而这些要素却受整体活动规律的制约，并在一定方面反映整体的特征。整体的这种非加和性特征要求人们从宏观总体上把握事物，追求系统整体的最佳性能。系统性原则作为辩证法的特征凸现出来，是同当代科学发展相联系的，是20世纪中叶全球范围内形成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科学思想中的一种科学方法。它以其特有的范畴和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它的整体性原则、有序性原则、要素相互作用原则等，对唯物辩证法有着论证和深化的意义。
邓小平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和探索，而且在理论上特别关注了系统性方法。邓小平讲的综合、统筹兼顾、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还有“两手抓”，等等，实质是系统性的运用。
从思想方法看，邓小平始终坚持从整体性和全局性的观点看待和处理一切问题。他从全人类的高度，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来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作出新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远见卓识。邓小平运用系统方法层层深入地剖析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纠正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确立了生产力标准，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把经济建设、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相统一，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相互组合，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他把富强、民主、文明相统一，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二)邓小平主张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兼顾
综合是系统整体思维的显著特征，因此，领导者要善于统筹兼顾。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强调统筹兼顾。邓小平把统筹兼顾建立在适应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辩证法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的基础上，从而达到了新的科学境界。他强调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如像经济与、科学，经济与政治、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他指出的先富与共富、从改革到城市改革、从东部沿海开放到西部开发等等，都是统筹兼顾实践的范例。
1983年，邓小平视察苏州市，他不仅关注工农业总产值，而且关注从人民的吃穿用到住房，从就业到人口外流，从公共福利事业到人们的精神面貌等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充分说明邓小平提出的实现小康是全面的，是一个整体。
(三)邓小平主张对系统结构进行优化
系统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体。结构不同可以使系统具有不同的功能。求得整体最佳效益关键是建立优化的系统结构。结构不是实物，而是实物之间的联系或关系，是系统内各要素的联系和排列。邓小平很重视从结构优化的角度探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1978年，他曾至少三次谈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城市结构问题。他说，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肯定有些我们是不要的，但是为工农业服务的，有些领域我们现在是没有的。研究社会结构，开辟什么新的领域，与教育很有关系。—…我们现在的结构是工农业技术落后的结构，现代化以后，这个结构肯定就不行了，构成比例肯定要变化。生产率提高了，就逼着我们改变结构的比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结构问题越来越为各级领导所关注。党的十五大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完善分配结构，还有优化进出口结构等等。党的十五大提出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长期任务。对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质是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调整，使之协调和优化。这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作出的重大决策。
(一)预则立，不预则废
古代有着十分丰富的预见文化。“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对预见重要性的精辟概括。预见，是领导决策的本质要求，是正确决策的前提。没有预见的决策是盲目的决策。预见不正确，决策必然失误。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伟大的预见大师。1977年，邓小平预言：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后来又进一步断言：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1990年，针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国家兴高采烈，邓小平又预言：西方国家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这些年国际形势的，果然证明了邓小平预见的与正确。
邓小平的科学预见告诉我们：第一，科学预见是对常人往往固守的思维定势、思维模式、思维习惯的突破。对新生事物的预见，对形势的重大转折的预见，邓小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预见，就是对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思维定势和惯性的大胆突破。第二，科学预见是一种超前思维。在常人尚未察觉、事物刚出现苗头时就作出了正确判断。早在20年前，知识尚未露出端倪时，邓小平就说过：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从而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实际上也就是预见了知识经济的时代到了。邓小平说要尊重的辩证法，就是要尊重历史发展的固有，依照事物各自特有的发展规律，在事物尚未成大势之前，形势刚露出端倪之时，就预见其发展趋向。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清主流与支流，从多种可能性中断定现实可能性。第三，科学预见要求高瞻远瞩，远见卓识。这既是领导者的科学素质，又是品质和胸怀。邓小平早在恢复中央领导职务开始，就考虑接班人问题，他因此而力排众议，不当党中央主席，着力培养、选拔年轻人。如此才使党兴旺，国昌盛。
(二)抓机遇要求预见
强调抓住机遇，是邓小平领导思想的重要时代特色，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得以高速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邓小平的机遇观，是对当今世界整体走向的正确判断。一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这是极好的机遇；二是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太平洋沿岸，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三是与邻国和睦的周边关系为中国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有利条件。机遇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邓小平善于从偶然性中看到必然性，抢抓机遇。机遇是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机遇是客观的，人人都可以利用，但预见和抓住机遇就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机遇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机遇产生和存在于一定的时空范围。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分析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环境新变化和世界的错综复杂矛盾，明确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机会难得呀!” 邓小平的机遇意识，是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是深刻的忧患意识，是积极奋进精神，也是高度的政治敏锐性。邓小平越到晚年，越强烈要求抓住机遇。他告诫中央负责同志：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其紧迫感，跃然纸上!
(三)可持续发展对预见提出新要求
邓小平在1989年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时，就强调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关于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不仅要看到近期的需求，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需要，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197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大会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人类开始正视环境问题。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这同邓小平提出的上述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人与和谐发展的领导人。他很早就摒弃了盲目地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自豪的片面思维模式，指出：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不利的一面，强调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邓小平的发展观，既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又包括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培育“四有”新人，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都很好地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精神。
四、领导就是创造
(一)创造性是领导工作的必需
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他殷切地希望各级党组织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说，邓小平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领导实践中，谋求发展，少不了创造性；推行改革开放，少不了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少不了创造性；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少不了创造性；维护社会稳定，建构和谐社会，也少不了创造性。总之，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无不要求创造性。原则性、系统性和预见性，归根到底要落实于创造性。邓小平创造性地将时代的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创造性提出领导体制更带有根本性；创造性地设计了中国跨世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等等，这些创造开创了新局面，推动了历史不断前进。
邓小平的创造性，以理论创新为先导，着重思路创新，价值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政策创新。我们既要学习他的创造理论、品质、精神和方法，又要学习他对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创造性的开发、引导、激励和保护。
(二)创造性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
邓小平认为，创造性的本质在于“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始终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课题进行创造。邓小平坚信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为此，他不止一次甘愿被打倒的风险，竭尽全力，孜孜以求，进行理论创造。他勇敢地冲破了本本主义的束缚，冲破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僵化思想，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虽然是初步地、却是创造性地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被世界称之为“天才的创造”。邓小平把祖国统一视为自己需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把踏上香港当作一生的最后愿望，把回归祖国当成终身遗愿。理想、信念是独立思考、实现创造性的最根本的激励因素。缺乏理想，无法创造；失去信念，无力创造；迷信权威，不敢创造；思想僵化，无能创造；瞻前顾后，害怕创造；萎靡不振，懒于创造。因此，提高创造的自觉性，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必须自上而下克服体制障碍和社会心理的障碍。
(三)创造性源于实践
邓小平认为，领导者的创造，从来不是领导者个人凭脑子就能想出来的。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是创造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他说过，改革开放中许多东西，都是群众和基层在实践中发明创造的。领导的创造，是对实践中新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对实践中创造的目标、方向的确立，是对实践的新领域的开拓，是对实践的新鲜经验的概括和升华。
邓小平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创造就是在摸索过程中开拓。任何创造都有其试验、积累、完善的过程。因此，邓小平特别注重试验。试验，是创造性的实践形式。是创造的开始，并贯彻于创造的始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在关于试验的问题上，他主张要“坚决地试”、“大胆地试”。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总是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他主张试验要敢冒风险。“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您就是说，创造，要有受挫折、走弯路、甚至失败的思想准备，不能只想一帆风顺，更不能冀图侥幸。他还主张试验要不拘于一个模式。“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要求思维的多向性。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怎么叫看准?判断的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他还主张试验要善于比较，因为比较能够视野宽广。邓小平既进行纵向比较，也就是进行历史地比较，又进行横向比较，还进行综合比较，全方位比较，如在世界范围内，对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文化比较。总之，有比较才有鉴别。他强调比较的关键是要善于经验。“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任何创造，都不能只停留于想象，不能只满足于设计。没有实践基础的空想，违背规律的胡思乱想都不是创造，只有经过实践检验其成功，才真正称得上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