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创新与机制建构
【内容提要】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在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方面存在事实上的不对称。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分析二者不对称性的原因，搞清楚我国政治理论创新的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建构理论创新机制，从而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关 键 词】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创新机制/互动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创新这一治党治国之道，通过建构理论创新机制，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从而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方面的不对称性及原因分析
制度创新与理论创新实质上是实践变革与认识升华的关系。制度创新是一种实践活动，是理论创新的开端，也是理论创新的归宿。理论创新则是制度实践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且应该并可以走在实践的前面，指导实践活动的进程，是制度创新的先导。政治理论是人们围绕民主政治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形成的知识体系，是政治制度实践经验的理性概括、和提升，直接影响着社会政治态度和价值共识的形成。
理论创新需要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由于传统观念或“时尚”理念的影响，政治理论研究往往与现实的变革要求偏离，或滞后于制度创新，或在指向上与现实要求相悖，二者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对称。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对社会发展过程适应性的理解。理论的形成来源于实践的需要，实践的发展又需要理论的指导。在某种程度上，理论总是基于一个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社会的需要，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是理论创新的基本推动力。作为现存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基础上起步的，是典型的后生型发展中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这是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世界经济迅速发展，高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流，尽快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的正确决策。中国政府的政策价值选择始终保持发展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优先性。这使得全国人民包括政治家以及政治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
为了保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因此我国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充分考虑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之广、涉及度之深、牵涉利益之多，所以在政治发展理论方面的突破、创新由于稳定的需要显得十分谨慎，相对经济领域来说比较滞后。
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传统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留下了难以消逝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为政治权力过分集中乃至专制、人治提供了思想基础，与政治要求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取向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西方政治文化不断涌入并以各种方式解构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但是纵观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洞察中国人的内心，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变迁程度有限，官本位、权力本位、清官意识等思想影响广泛存在，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
2、理论对现行体制变革前瞻性的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步骤地改革之后，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现行的政治体制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承受力。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是建筑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是以共产党领导国家生活为重要特征的，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取向，这符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要求，因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一定的权威和社会政治控制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现行的政治体制在体现民主化取向的前提下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和支持，因而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治权威的特定要求，同时也保证了中央权威具有较强的社会整合能力。这就使我国政治发展理论创新的基本推动力不是十分强大。
3、理论对制度创新的指导思想和途径的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制度创新应当是在被科学态度认识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借鉴西方政治文明，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之路。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许多研究人员仍然以教条主义的错误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观点，凡事从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结论，把前人的论断当成不可改变的真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做出的具体结论上，用抽象的理论硬套活生生的现实，这使理论创新裹步不前。中国作为后生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迟发展效果”，在政治发展领域也不例外。改革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必然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建设的先进理论和先进经验。然而中西方政治具体制度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及西方政治文明的示范效应引起人们简单的仿效思维，有些人不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实际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否定现行政治制度，把西方的政治理论当作经典，照抄照搬到中国，以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甚至主张搬用西方现成的民主制度模式，毕其功于一役，以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条主义的理解和对西方政治理论的过度信任，严重阻碍了政治理论研究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进程以及现阶段具体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思维。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创新的基本问题
1、对待传统政治文化问题。在美国的历史发展和经验中，“从来就不必去创造什么政治秩序”，“美国人生而平等，因而从未为创造平等而操心，他们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的苦难而坐享了民主革命的果实。”(注：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中国则不同，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在人民的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子民文化”和“专制主义”。它的价值选择是“忠孝节义”，整个社会的主导心理就是绝对服从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人们将权力与利益和身份等级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本位思想”。社会主体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将官场当作努力跻身于其中从而获取名利的围城。跑官、要官、卖官、买官是这种思想的极端反映。城中人固守，城外人则羡慕不已、奋力钻营，这使制度创新给人一种“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当然，这并不说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没有优秀的文明成果，只是要强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非现代性，强调应该以理性的、批判的态度扬弃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
2、对待西方理论问题。我们也要以的态度对待西方的政治理论，反对简单否定，反对照抄照搬。政治问题脱离特定的条件和文化背景是不能得到科学说明的。有中国的历史，有中国历史所决定的现实实际。中国又是世界的中国，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相联系。当代西方政治理论是某种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当代世界政治化的理性认识，具有借鉴意义，但不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不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的现成结论。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全面、深刻地剖析西方政治理论，大胆吸收其对我国政治理论发展有用的积极成果，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建构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理论体系。
3、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问题。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但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政治理论研究人员应系统完整地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面对生动活泼的现实，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尤其要深入研究现实政治问题并从中把握政治发展的基本，不断抽象提炼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促进政治理论创新，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创新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同时要变革政治理论研究的传统思维方式和方法、手段，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现实政治问题，建立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方法论体系。
三、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创新机制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创新的关键是根据理论发展规律，建立理论创新机制，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良性互动。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1、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科学态度。以科学的态度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认识中西方政治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创新的根本要求。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则是树立科学态度的前提。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够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客观规律出发，从而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政治理论创新。不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具体结论，构筑某种制度理想，用以剪裁现实实践，还是把西方理论当作认识中国问题的理性标准，都是一种简单化、教条化、非现实的态度。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从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中解放出来，立足实践，立足现实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实际、价值取向和现实要求。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问题，促进理论创新。
2、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调查研究体系。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与实践相联系。从技术层面来说，政治理论的创新，需要有政治信息的有效获得与收集、正确分析与综合、积极表达与反馈。而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调查体系则是政治信息的有效获得与收集、正确分析与综合、积极表达与反馈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要用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由此出发，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形成尤其如此。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需要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但更缺乏和更需要的是对中国政治的了解和研究，因此，一定要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中抽象出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内部联系即内在的规律。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调查研究体系必须具有完善和健全的调查研究机制，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信息情报系统，从社会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大众传媒以至个人，广泛获取政治信息；建立一个高效率的能够运用定量分析、因果分析、模型分析、定性分析、系统分析、直观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信息分析与综合系统，及时跟踪政治理论的实践、衡量实施效果，进行科学的理论评估。
3、建立意识形态宣传体系和社会评价体系。创新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为先导的。所谓社会意识形态是指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的理论信念体系。它以特定的宣传和灌输方式通过一系列价值符号的特定结合，说明现存制度和秩序的合理性或其变革的必要性以及某种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创新、发展的必要性，同时对国家、社会及公民提出相应的要求，从而达到广大民众的政治共识。社会意识形态不同于政治理论研究，政治理论研究取得的创新成果需要经过某种环节使其能经过实践转化在对象世界(制度化的新关系、主体化的新行为)中。这个环节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建立社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的目标就是形成公众舆论，使社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传播的内容包括对政治问题的理论认识获得公众的认同，从而获得实践的价值。要建立社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就要重视学校、工会、大众传媒以至宗教组织等媒介的意识形态传播作用。因为在今天的民主制度中，正是大众传播媒介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起着最大的作用。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体系，要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多中心的传媒”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众舆论的独立性，但关键的是我们要有对真理的价值信仰。否则在实践中必将走向歧途，在理论上必将走向空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种科学的、能够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真理追求和价值信仰。
有效的社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的支持。社会评价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它是意识形态宣传体系与公众紧密沟通、良性互动的桥梁和纽带，否则宣传体系在实施中必将走向盲目，甚至脱离人民群众。要建立政治的社会评价体系，应该完善宣传体系内评价的机制、提高评价的水平；建立公众对政治评价的机制、拓宽公众评价的渠道。通过对公众评价的本质分析、结构分析、心理分析和调控分析，才可能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使社会意识形态宣传体系的内容成功引导公众的思维方向、顺利转变为公众舆论，获得公众的共识，从而促进政治理论创新及其与制度创新的互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认可，也就获得了社会中最强大的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