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越战综合症

    “我们误判了在战争中的角色”——越南战争的记忆及其影响

    越战是美国上重要的和最长的一场战争，也是最不得人心的战争。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惨败，使得两届美国政府（约翰逊及尼克松政府）被毁1，但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仍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社会、、文化、外交政策及国际关系。故此，研究有关这场战争的现代记忆，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一　冷战的产物及代价

    研究关于越战的记忆，有必要先回顾美国卷入越南的历史。在1950年代末，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越南在那里，她似乎与美国利益无甚关联。甚至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卸任前一天，在他向当选总统肯尼迪介绍美国面临的外交难题中，越南并不是他关注的主要问题。他告诉肯尼迪，美国在东南亚的头号问题是老挝。他始终未提越南2。在这种背景下，为甚么美国后来卷入越南如此之深，以至不可自拔呢？

    越战事实上是冷战的产物。只要美国的遏制政策不变，美国早晚是要卷入越南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拒绝单方面军事介入，拒绝出兵奠边府，坐视法国面临灭顶之灾，从而迫使法国势力退出印度支那，但美国以非军事的形式介入越南则为期甚早甚深。例如，在1953年的财政年度，法国印度支那军费的三分之一是由美国承担的3。更有甚者，在1954年4月艾森豪威尔提出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声称如果印度支那陷入共产党统治，东南亚其它地区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很快陷落。他警告说，这种局势对西方来说，后果不堪想象4。鉴于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考虑，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法国撤离印度支那后，开始大幅度援助及扶持1954年建立的吴庭艳政府。在1955-1961年间，美国共向西贡政府提供了10多亿美元的及军事援助5。参议员肯尼迪在1956年的一次演说，颇能代表美国对吴庭艳政府的态度。他说，西贡政府「代表着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基石」，「它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拋弃、忽视它的需求」6。

    在1960年总统大选中，肯尼迪以强烈的反共立场获胜。他在就职演说中宣称，「为保证自由的存在及成功，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担，忍受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7。肯尼迪政府以其年轻的朝气、活力及自信，迅速把美国卷入越南泥潭。1961年底，肯尼迪决定把美国在越南的军事顾问人数由原来的几百人增加到16,000人。1963年下半年，美国认为吴庭艳政府已成为美国越南政策的障碍，决定除之而后快。因此，美国鼓励及支持西贡军事政变，结果导致吴庭艳政府在1963年11月初被推翻，吴庭艳兄弟被杀。事与愿违的是，美国拋弃了这个曾享受艾森豪威尔政府全力支持、被后来成为总统的约翰逊称为「亚洲的丘吉尔」的吴庭艳后8，越南局势比以前更糟，政局严重不稳。在吴庭艳被推翻不到一年的时间，南越更换了六届政府。曾任肯尼迪及约翰逊政府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在描述吴庭艳死后的越南情形时慨叹道：「美国在南亚面临一个完全政治真空，在追求同美国目标相应政策时，美国已无任何回旋余地。」9显然，除去吴氏兄弟不但没有缓解美国的越南问题，反而使问题更趋复杂、严重。美国在越南陷得愈来愈深。包括麦克纳马拉在内的一些政界及学界人士认为，如果肯尼迪不被暗杀的话，他也许最终会撤出越南10。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现实是，在吴庭艳兄弟被杀后不到三个星期，肯尼迪被刺身亡。此后，美国更进一步滑进越战的深渊。

    1964年在约翰逊政府的精心操纵下，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东京湾决议〉11，授予行政部门广泛的军事决策权力。1965年7月，约翰逊政府决定向越南派出175,000人的作战部队。这是美国陷入越南悲剧的关键性步骤。自此，美国已被完全绑到越战的战车上而骑虎难下。1973年1月，美国在越南的作战部队达到543,400人。从1960-1975年，美国共派出200多万作战军队至越南。然而，先进的武器、训练有素的庞大部队并没有帮助美国取得胜利。1973年1月，美国同越南签署所谓〈巴黎协议〉。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场战争终于以美国的失败告一段落。1975年4月，西贡政府解体，越南统一。越南，这个被基辛格称为「四等国家」的莞尔小国，使美国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到1973年1月，美国从军事上撤离越南时，计有58,191个美国人死于越南丛林，其中尚不包括迄今仍被列为MIA（战争中失踪者）的1,615人12。受伤者则达30多万。美国蒙受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千亿美元。尤有甚者，美国社会、文化、经济及政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二　麦克纳马拉的最新反省

    1995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到达河内，美国同越南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克里斯托弗在河内的演说中充满乐观：「让我们不再纠缠过去及冲突，而共同创造有效合作的未来。」13翌日，他进一步声称：「我们现在已进入充满希望及变革的时代。」「我们认为越南是自己历史的产物，它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不再视越南是一场战争，而是一个国家，我们认为越南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贸易及外交伙伴。」14这些话听上去让人感到美越似乎没有经历一场灾难战争及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甚至让人觉得美国人已忘记越战的创伤。然而，克里斯托弗的话充其量只是一厢情愿的外交辞令而已。就像中国人无法忘记文化大革命一样，美国人根本无法忘记越战。在越战已结束二十多年的今天，美国人对其现代记忆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忘，越战已深入美国的灵魂及民族基因。军事意义上的越战也许已经结束，但政治及心灵意义上的越战的终结尚杳杳无期。1995年出版的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越战回忆录《回顾：越南的悲剧及教训》（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引起美国朝野特别是越战老兵的强烈反应，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麦克纳马拉在1961-1968年期间就任美国国防部长，由于他卷入越南决策太深，以致当时许多人称越战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15。可悲的是，这个曾被称作「生活在无所不能的社会和无所不能的时代中无所不能的人」16，到1967年后开始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感到怀疑，但就如何解决问题却束手无策。1968年2月，麦克纳马拉在极度沮丧中离开五角大楼17。此后，他对越战一直三缄其口，沉默了近20年。现在，他终于写出了这本他从来不准备写的书18。这本书与一般回忆录的最大不同处是，它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写成的，有历史学家指导。另一个特别之处是，该书是一本忏悔录，它揭示了一个因越战而备受心灵及良心折磨的当事人的心路历程。作者公开指出，在越南问题上，「我们错了，大错特错了」19。麦克纳马拉以其对数字的终生不疲的爱好，在书中列出美国陷入越战灾难的11个原因20：

    1　美国错误判断了越南的动机，高估了越南行动对美国的威胁。

    2　美国把自己的经验套到南越身上，对南越的政治力量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

    3　美国低估了民族主义对越南人民的推动力。

    4　美国在越南的错误，反映了其对越南的历史、文化、政治的无知。美国缺乏这方面的专家21。

    5　美国没有意识到现代化军队，高科技装备及先进理论在对抗特殊的、高度动员的人民运动中的局限性。

    6　行政部门在决定重大步骤前，没有同国会和美国人民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7　因为决策者在越战问题上向美国人民解释不力，导致其外交政策缺乏人民的广泛支持。

    8　决策者未意识到美国不是无所不知。美国无权按自己的意志去改造别国。

    9　在美国的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下，其在越南的行动应该与多国部队配合，并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但美国没有做到这一点。

    10　美国没有意识到在国际事务中有些问题是没有直接答案的。

    11　行政部门不能有效地处理特别复杂的政治及军事问题。这种组织缺陷也是美国在越南失败的重要因素。

    麦克纳马拉的这些观点代表着美国对越战的最新记忆及反省，同时也「唤醒了久远的和痛苦的记忆」22。该书一问世，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极其强烈。白宫对该书的出版表示高兴，因为麦克纳马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为当年逃避越战兵役、自称「反对和蔑视越战」的克林顿总统23，提供了辩解的理由。当年的越战老兵及其家属则对麦克纳马拉的观点感到非常气愤。他们质问道，如果麦克纳马拉认为越战是「大错特错」，为甚么等了这么久才说？为甚么他在出任国防部长时，要绞尽脑汁为美国越战政策辩护，并成为该政策的主要制订者？麦克纳马拉该如何向死在越南的上万美国士兵交代？当年在美国政府部门特别是国务院任职的部分官员，对麦克纳马拉的论点也颇有微词。麦克纳马拉的观点虽不全面，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例如他在回忆录的最后表示，美国在越南作战八年是出于善良及诚实理由的（good and honest reasons）24，但整体而言，这本书的观点毕竟尚属公正。面对铺天而来的愤怒浪潮，我们不能不深思这样的问题：为甚么有如此多的尖锐批评？美国人究竟接受甚么样的越战记忆？有没有一个关于越战的集体记忆？
三　两种越战记忆：「可赢性」与「必输性」

    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在不同的时间，记忆也会相异。美国人对越战的记忆也是如此。在战争刚结束不久，美国人想把它当作一场恶梦或「愤怒的梦」来忘记。政客们出于各种不同的心理，也想把它置诸不理。例如，1976年的总统大选就很少涉及越战。「忘却性」记忆在今天仍有某些市场。例如，前总统布什在1995年9月5日访问越南时所作的一次演讲中公开声称，在越战问题上，「我不是修正派，不同意麦克纳马拉的观点。」「我更倾向于立足现在，放眼未来。揭开旧伤疤毫无意义。」25但整体而言，这种所谓「忘却性」记忆持续的时间不长，并很快被所谓「可赢性」记忆所代替。持这种记忆的人认为，美国在越战中本来是可以赢的，只是因为军方的手脚被缚，美国才坐失赢机。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一些保守的政客及军方人士，例如，在1980年代初，以保守反共著称的里根在竞选总统期间及入主白宫后，欲以「重振美国」的口号唤起美国人的信心。为了打消美国人对越战的灰色记忆，里根意图灌输一种新的内容。他公开声称，越战是一场「高尚的事业」26。美国的失败不是由于美国缺乏道义及实力，而是由于反战派不让美国赢，他们束缚了军方的手脚，美国遭受背后插刀（A stab in the back）27。里根把美国地位的下降等统统归咎于美国在越战的失败，他鼓吹美国应摒弃「越南综合症」（Vietnam Syndrome）28。尼克松在1985年出版的《不再越南》（No More Vietnams）中，更是赤裸裸地贩卖这一观点。在开篇伊始，尼克松写道：「美国上没有甚么事件比越战更受到误解了，其在当时被歪曲报导，现在则被歪曲记忆。」29遗憾的是，尼克松这本为自己辩护及推卸责任之书，加深了美国人对越战的记忆失真。例如，他在书中一本正经地声称，越战「失败于美国政坛，而不是在东南亚战场」30。对美国来说，越战是道义的战争，可赢的战争。在1973年，美国通过签署〈巴黎协议〉，实际上赢得了战争，但由于美国国会拒绝采取必要措施，并束缚了行政部门的手脚，导致美国失去了和平。尼克松全书的底蕴是：越南的失败，不是他尼克松的错。至于越战的教训，尼克松进一步指出，这只是美国「一时的挫折」，「重要的是美国应从失败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在尼克松看来，「不再越南」并不意谓美国不再卷入类似干涉，而是意味着美国「不再失败」31。

    美国许多军方人士更是竭力加强这种「可赢性」记忆。例如，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自始至终认为美国「军方〔在越南〕从未输掉任何重要战役，也从未输掉这场战争。美国的失败是国会的行动造成的」32。夏普（U.S. Grant Sharp）将军、帕尔谋（David Richard Palmer）将军等也竞相著书立说，把越战失败的责任推卸到行政部门身上33。学者中持「可赢性」记忆的也不乏其人。这些人认为，反战运动、媒体误导及行政部门的错误决策导致本来能赢的战争功亏一篑34。例如，莱卫（Guenter Lewy）在研究许多保密资料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结论：如果美国直接控制西贡政府及其军队，并领导越南的社会改革运动，越战的结局也许两样35。

    与「可赢性」记忆相对的是所谓「必输性」记忆。例如，历史学家赫尔龄（George C. Herring）等即认为由于美国错误分析美国的利益及越南的现实，军事卷入越南的结果注定要失败36。历史学家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早在196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越战是美国的陷阱（a quagmire），是「一场没有恶棍的悲剧」（a tragedy without villains）37，因为美国是在无意中一步步卷入越战这场灾难的。但有些学者，特别是新左派史学家，坚持越战是美国历史及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科尔柯（Gabriel Kolko）等人即持此说。例如，科尔柯论证美国的越南政策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缺点。越战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产物，但这种冷战政策存在严重缺点，越战的失败因而理所当然38。此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美国必输的原因。历史学家安德生（David Anderson）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把自己绑在吴庭艳身上，是「自找麻烦」。其越南政策是把美国引向灾难的「不归路」39。历史学家伯曼（Larry Berman）认为约翰逊的越南政策是「安排灾难」40。帮助麦克纳马拉起草回忆录的凡．德．马克（Brian Van De Mark）则称美国的越南政策是「自投陷阱」41。

    四　「越南综合症」与「不再越南」

    上述观点反映到大众记忆及家词汇里，便被简单归纳为所谓「越南综合症」及「不再越南」观。「越南综合症」一词的始作俑者大概是尼克松，后来由里根使其广为流行。「越南综合症」一词尚无确切定义，其含义颇为模糊。笼统而言，该词常被倾向越战和类似国际干涉的人用在反对派身上，以此来形容反对或批评越战或类似越战危险的观点立场是一种疾病。「越南综合症」与「不再越南」是紧密相关的。持「不再越南」观的人也分不同类型。一种是所谓孤立主义派，他们认为，鉴于越战的失败，美国从此应回归内政。对国外的事，如果不直接影响美国的利益，管它春夏与秋冬。另一种人虽不主张美国回到孤立主义老路，但坚持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应吸取教训。各派尽管出发点不一，但在「不再越南」问题上殊途同归。这些人共同声称，越战是美国犯下的巨大错误，它是不义的战争，必输的战争。「这是一场在错误的地方所进行的错误的战争，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对方」42，美国应该在现在和将来避免重蹈覆辙。早在1968年阿德莱．斯提文森研究所（Adlai Steven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即组织有关专家讨论这一问题43。在里根总统第一任期内，由于他在中美洲奉行赤裸裸的军事及强权外交，使一大批批评者谴责里根在重蹈越南覆辙。越南的阴影在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期间也一再显灵。反对波斯湾战争的人士警告，中东会成为美国的另一个越南。出于这种背景，布什在中东战争开始前被迫向美国人民保证，中东「不会是另一个越南」44。布什吸取的越南教训是，在中东战争期间严格控制媒体报导。指挥这场战争的希瓦兹考夫（Norman Schwarzkopf）将军于1991年3月波斯湾中东战争刚结束不久，这场战争时也明确表示：「我一生中做任何事都以越南为参照系。」45一位密切注意中东战争的观察者评论道，「我们没有学会如何结束越战，我们学到了是如何控制它」46。虽然布什宣称中东战争是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但在相当程度上，如马丁（Andrew Martin）所说的，其目的是建立「后『越南综合症』秩序」47。当美国用强大的空中及尖端科技优势，迅速取得中东战争胜利后48，布什总统兴高彩烈地宣称，美国「已一劳永逸地消灭了越南综合症」。布什此说实在有点言之过早，美国在波斯尼亚战争发生好几年后不敢贸然卷入，主要还是不少美国人担心越战的幽灵再现。关于越战，美国大多数人直到今天仍是谈虎色变，1985年春，根据《新闻周刊》的调查，64%的美国人认为越战是「一个错误」。《纽约时报》的民意调查结果是，63%的人持相同结论49。1990年，在中东战争的前夕，盖诺普民意测验显示，72%的人认为越战不仅仅是一个错误，它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和不道德的50。

    越战的另一个现代记忆是所谓「信任鸿沟」（creditability gap）。自从越战以来，美国人普遍不信任美国政府，对政治持怀疑及愤世疾俗态度。政党之间也互相不信任。例如，曾长期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著名参议员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 1905-95），因〈东京湾决议〉深感被约翰逊政府欺骗，在1967年开始举行听证会，调查政府的越南政策。越战影响富布赖特对行政部门的态度如此严重，致使他在晚年曾这样评论说，以他在华盛顿多年经验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不能信任政府。这种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在越战结束30多年的今天达到令白宫十分担心的地步。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高尔利用1994年6月应邀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致词的宝贵机会，大声疾呼美国人应放弃对政治及政府的愤世疾俗态度。对此，前总统布什亦早有同感。他在就任总统期间的一次演说中深有感慨地指出：「越南以来，事情一直是这样，那场战争还在分裂着我们。可是，朋友们，那场战争已不折不扣地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其影响』无疑已到极恨。越南的终极教训是，没有大国能长期承受得起这种记忆的吞噬，这已是不争的事实。」51
五　美国越战记忆的单向性和自我情结

    学家普来斯利（Thomas J. Pressly）在其《美国人对其内战的解释》（Americans Interpret Their Civil War）一书中这样评论美国人对内战的记忆：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美国人对内战的态度完全是片面的。「这些人大多亲身经历内战的到来及战时的激情。」「只要战时的情感不消失，只要内战问题还是日常中敏感及激烈辩论的问题，对战争起因的解释就会一边倒地力图把战争的罪责推到对手身上。」52美国对内战的记忆如此，对越战的记忆更是如此。不管有意无意，「美国人通常只记住他们想记的或者希望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53。历史学家佩特森（Thomas C. Paterson）在其就任美国外交政策史学家协会主席演说中指出：「美国人以缺乏真正历史感著称，他们回避深刻的历史分析。」54越战实际上有两个战场，一个在越南丛林，另一个在美国国内。越战的记忆并不仅限于战争本身，更多的源于美国文化及心态。正如何曼（John Hellmann）指出：「在最深层意义上，越南的遗产是扰乱了我们的历史，也扰乱了我们对过去的解释及对未来的展望。」55

    虽然越战是美国人反省最多的一场战争，美国人的越南记忆亦不谓不深刻，但其记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记忆的单项性和自我情结。例如，美国人的越战记忆主要集中在美国自己，美国的失败、美国付出的巨大代价、美国人的心理创伤等等，却很少考虑这场由美国发动的战争对其他国家及人民的伤害。事隔二十多年后，美国对亚洲的记忆仍旧是忽视越南，回避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越南有至少十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战争。显然，同越南相比，美国的战争代价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据目前能得到的最新资料，至少有320万越南人死于这场战争，其中尚不包括南越223,748军人死亡数字及在战争中失踪的大约300,000名越共士兵。在这320万死亡人数中，只有三分之一属越共正规军或游击队员（110万），剩余200万则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妇孺。更有甚者，由于美国在越南大量使用化学武器，导致大约50,000越南儿童先天残障。此外，尚有同美国人在越南并肩作战的5,200名来自南韩、澳大利亚、泰国的军人战死越南56。美国人的现代记忆中，很少包括这些受害者。毋庸置疑，越战的最大受害者不是美国，而是越南人民，特别是南越人民。他们中许多人家破人亡，失去家园甚至国家。整个越南经过长期战火及美国人的无情摧毁，几乎是焦土遍地，弹痕累累。自1954年以来，美国信誓旦旦要保卫西贡政府，但在1973年，美国事实上单方面拋弃了西贡政府。当时越南的总统指责美国是「不人道的盟邦」，其最后出卖西贡政府的作法是「不人道的行为」。纵观美国的越南政策，这位南越最后一位总统喟然感叹：「成为美国敌人尚易，做其朋友实难。」571983年在美国首都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前南越驻美大使在越战教训时评论到：「我对寻求美国援助的弱小国家的劝告是，警惕美国。因为最终受害最深的不是美国，而可能是我们这些小国。」他以越南的教训为例说，事态一旦不可收拾，美国即自行脱身，尽管弱小国家人民亡家亡国，美国则可以用一句「充其量，它是美国历史中令人不满意的一页而已」了结58。

    美国人这种对越战记忆的单项性和自我情结，有时危险地导致有选择的忘却甚至故意歪曲记忆。有选择的忘却甚至故意歪曲记忆在新闻媒体、电影业及政客中尤多。许多政客要么仍纠缠于谁应对失去越南负责这类问题，要么则声称越战之失败有其特殊性，不应用来影响美国未来外交政策，因此越战的教训就是美国不应吸取其教训59。对越战教训的总结大多是学者们在书斋中进行的，一般美国人及政客直到今天仍不愿正视或漠视越战的真正教训。当代美国人关于越战的主要印象要么来自于电影（如Deer Hunter, The First Blood, Apocalypse Now, Platoon, Forrest Gump等等），要么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越战老兵）。但好莱坞从未真正面对越战的阴暗面及严肃性。所制造的电影大多流于浮浅，缺乏深度。其或者把战争浪漫化、庸俗化，或者个人英雄化，把越战商品化。制片人所关心的不是越战的深层含义，而是如何叫座。诚如著名作家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指出：「在面对严肃主题时，电影业历来是臭名昭著的骗局，在越南问题上体现尤甚，电影业巨头们采取典型的逃避现实的态度。」60美国人由此得来的关于越战现代记忆，必然是片面的甚至浪漫的。另一方面，越战老兵及当年反战份子仍沉浸在个人情感之中不能自拔，很难冷静思考战争的真正内涵。笔者曾有幸参加麦克纳马拉于1995年4月25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一次演讲，主题是其新书内容。在听众提问期间，济济一堂的大厅空气紧张，充满强烈的火药味，情感成分之大，令人咋舌。麦克纳马拉本人甚至一度失控，大声斥喝一位穷追不舍的提问者「住口」。麦克纳马拉后来对一位记者说：「没有人问我有关〔越战〕教训问题，但教训是非常重要的。」61在这种环境下，美国人对越战的真正检讨尚待以时日。

    六　反省美国卷入越战的原因

    麦克纳马拉把越战的教训作为美国人对越战现代记忆的重要部分是很有道理的。无疑，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公正记忆取决于对其教训及经验的深入总结。如何分析及理解事件发生的背景，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对该事件的现代记忆。对仍汲汲于「越南综合症」、「不再越南」记忆中不能自拔的美国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全面总结及吸取过去的教训无疑有助于提高美国对越战的理性记忆成分，避免在将来重蹈越战覆辙。

    美国卷入越南的主要原因是要遏制，肯尼迪在解释美国为甚么要保卫南越时表示，鉴于中国的扩张性，如果南越陷入共产党手里，不久的将来，整个东南亚也会受到中国控制。肯尼迪及约翰逊政府坚决相信多米诺骨牌理论62。然而，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的判断。自1966年到1976年，中国的主要精力用在文化大革命上，不但无暇向外推销革命，反而基本上退出世界事务，处于孤立状态。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与其说是为了共产主义扩张，不如说是为了避免其东南亚邻居完全为自己的对手苏联所控制。鉴于中国同越南的历史不信任及利益冲突，两国从来就不在一条船上。但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不是抱「非黑即白」心态的美国人所能理解的。讽刺的是，在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为了解决越战的困境，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旨在希望中国帮助其从越南脱身。如同当年美国错误地把越南的民族主义激情当成中国共产主义扩张一样，现在又过高地估计中国对亚洲的影响。这是美国在亚洲问题上又一次判断失误。在1979年，越战结束才几年时间，中国同越南便兵戎相见。刚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事实上默然接受。至此，历史为越战写下一个无情的脚注。正如布什在80年代末意识到的，「我们错误地判断了中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角色」，忽视了中越之间长期的历史问题63。

    美国卷入越南是因为对亚洲的无知，越战是美国人一厢情愿的战争。遗憾的是，美国今天并未高明多少。在美国的老对手苏联不复存在的今天，美国将中国当作自己的主要威胁，制衡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并在1995年8月同越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欲从外交上包围中国。从1960年代为遏制中国卷入越战的陷阱，1970年代同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到1990年代高呼中国威胁论，利用各种借口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等不让中国进入国际大舞台（1993年带头阻挡北京主办2000年奥运会，1994及1995年反对中国进入国际贸易组织等），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非理性、自私自利及对中国的深度偏见。难怪麦克纳马拉认为美国尚未吸取越战教训的一个明显事例，便是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他特别批评美国的人权外交。麦克纳马拉声称：「作为一个民族，我不认为我们懂得人权。我们把人权当作民权，但民权并不是人权的唯一成分，甚至不是主要成分。人权的主要权利是生存权。」麦克纳马拉谴责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64。他在总结越战的教训时即大声疾呼：「美国务必不要根据自己的历史、政治、文化和道德去解释别国事务。」65

    越战的失败，是美国迷信武力的结果，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但在美国的现代记忆中，对此教训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仍大规模扩张军备，意图凭武力维持其霸权地位。例如，美国在1993财政年度的国防开支是2,910亿美元。除去通货膨胀因素，仍比1980年净增25%。克林顿的1995-1999五年计划的国防预算虽比1993年稍为减少，但据此计划，1999年美国的国防开支在除去通货膨胀因素外，估计比冷战高潮时期的尼克松政府仅少3%而已。据麦克纳马拉，美国的国防开支几乎等同于世界各国开支的总和66。美国要别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自己却厉兵秣马，霸权心态昭然若揭。此种行为，何以服天下？以此行事，谈何获得关于越战的公正记忆？

 七　美国应放弃霸权及超级大国姿态

    从广义上说，越战是美国的反映。一部美国史，实际上是一部美国不断扩张史，扩张是美国的「生活方式」67。美国以传播文明的名义，残杀土著印第安人，把他们赶进荒凉的保留地。不顾半个美国尚属奴隶制的事实，从十九世纪初以来，美国传教士即在政府的保护下向外宣传美国的文化、制度，声称美国的制度最美好，美国人最高尚。到二十世纪，美国的人权口虽喊得响彻入云，但在美国内，美国的黑人在上同白人平等只有不到三十年的历史。在今天，美国社会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仍比比皆是。在国际上，美国在越战中惨无人道的大量使用化学武器（Agent Orange），摧残了无数妇孺。事实上，从门罗主义、天定命运、门户开放、到杜鲁门主义、多米诺骨牌理论、新边疆直至今天的人权高调和「世界新秩序」，都是与美国卷入越战的理论根据一脉相承的。这一点过去如此，到今天仍未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战也是美国文化心理情结的反映。美国人长期认同的所谓美国例外论，美国历史上经常存在的民族心理的偏执狂心态，以及美国对外交政策采取道德化取向等等68，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卷入越南。美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所谓的外在威胁，而是美国自己，早在1952年，塞尔泽（Louis B. Seltzer）在其影响深远的社论中即提到此点。该社论的题目是〈我们怎么了？〉（"What is wrong with us?"）他在文中指出，美国最大的敌人即是自己69。美国今天更应扪心自问，而不能总是对别国颐指气使，指手画脚。国际事务如此复杂，但美国人常将其简单化、黑白化。思维僵硬，先入之见很深，其结果必然是不断给自己创造敌人。英国著名作家格林（Graham Green）对此曾有生动描述。他在1955年出版的名著《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小说中写道，当美国人「看见尸体时，他甚至在未看伤口就断言，这是红色威胁，〔死者是〕民主战士」70。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不少美国人高呼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他们似乎忘记了美国在越战的惨败教训，上述偏执心态不但常常复萌，甚至有时过之而无不及。

    基辛格表示：「倘若越南会留下有用遗产的话，那将是美国对这场悲剧的教训作出公正评价。〔美国〕目前尚未做到这一点。」71如果美国不改变高人一等的心态，不放弃霸权及超级大国情结，美国的越南记忆将永远是片面的、歪曲的，美国也很难真正吸取越战的教训。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谁忘记历史，谁就注定重蹈历史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