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关键词】 中国崛起 国际秩序 政策建议
秩序建设是任何一个大国外交必须回答的问题,更是崛起大国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如何看待现存的国际秩序,如何参与建构未来的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世界各国看待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尺。
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区域秩序之中,并长期承担东亚区域秩序塑造者的角色。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开始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期间,中国的角色几经变换,从身处边缘、被动、消极参与到积极参与、主动建构,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构成了一幅纵横交织、由淡至浓的画卷。这个过程恰恰伴随着中国走过百年艰辛、开始民族复兴与崛起、走向化。同时,国际秩序也处于扩散、完善的过程之中,逐步呈现出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进入新的转型时期,各主要大国、国家集团纷纷就国际新秩序的建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且付诸实践。概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进步、崛起与国际秩序的似乎相约而行,这既给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也为之提供了广阔的全球空间。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之间存在什么互动关系?鉴于中国和世界秩序均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秩序的建构与完善,以实现和平的战略崛起?
国际秩序的变迁
国际秩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的是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包括维持国际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等。①根据既有的理解,国际秩序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段各主要行为体基于实力造就的格局,建立在各行为体尤其是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基础之上,即国际秩序是权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期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在利益基础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保障机制。也就是说,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利益分配的结果。第三,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换言之,国际体系内的观念分配将是决定国际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稳定的关键性变量。第四,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体按照某种原则、规范、目标和手段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以及所建立或维系的某种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也就是说,国际机制是建构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综上所述,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而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创立与运行。国际秩序由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提供,又体现并导致了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鉴于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历史,在实力基础上的利益分配、观念分配以及反映三种分配结构与进程(Ｐｒｏｃｅｓｓ)的国际机制也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变革性是其本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权力结构、利益结构、观念结构、国际机制又存在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乃至滞后性。新旧秩序的转换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5、16世纪始,欧洲列强筚路蓝缕,开创了稳定的全球航海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规模的贸易体系,革命、运输革命、通讯革命等相继而来,体系内部联系的紧密最终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秩序。政治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承认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为日后所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奠定了最原始的政治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场和世界货币体系的出现、殖民体系的建立为主要标志,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欧洲列强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各自拥有了保护自己不受侵略威胁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实力与强烈意愿。大英帝国崛起为世界霸主,同时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崛起为亚洲强国。19世纪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德国通过统一实现崛起,并成为这一体系的挑战性力量。这些强国通过战争互动的结果就是第一个全球性国际秩序的出现。它以国际联盟的建立为依托,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为标志。可以说,这一全球性国际秩序的确立是20世纪第一次新秩序的诉求。
鉴于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分赃性质及其内在的不平等性,该秩序的不稳定是必然的。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重新崛起和德、日、意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泛滥,冲击该秩序的力量和意愿已经磨刀霍霍,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期间突出的现象是,美国具有了世界霸主的实力,却拒绝承担世界霸主的责任,而是伺机攫取世界性利益;社会主义苏联崛起成为列强纵横捭阖、准备战争的最佳借口。二战结束前后各大国建立国际秩序的努力代表了20世纪第二次新秩序的诉求。
各大国遵循实力原则和利益原则,以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式,建立了具有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雅尔塔秩序。这一国际秩序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凝聚着世界人民与法西斯极端统治浴血奋战的成果,但该秩序确实没有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因而被称为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国际经济旧秩序指的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为特征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包括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秩序,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秩序,以垄断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等。国际政治旧秩序指的是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秩序。在看到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缺陷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发生的内在变革。首先,构成国际秩序基础的实力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的实力曾经起伏,但一直稳居综合国力最强。其他西方国家的实力变化巨大,德国重新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其他欧洲传统大国的实力不可避免地衰落,欧洲联合进程逐步开启与加速,成为区域主义加速发展的先锋。日本也在冷战的夹缝中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综合国力一直在上升之中,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综合国力提高为诸大国之最。①此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崛起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并提出了改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实力对比是利益、观念和国际机制发生变化的先导。其次,随着实力格局的变化,各国提出了相应的利益要求,利益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革,这不仅体现在南北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体现在北方国家内部,美日欧之间的利益矛盾更为深化了。其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复合相互依赖的加深,国际合作成为主导性国际行为,而全球治理等新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构成国际秩序的主导观念也在悄然变更。其四,国际机制出现悄然变革。随着权力分散化和国际治理思想影响的扩大,随着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机制制定与完善,国际机制的公正属性也在进一步体现。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变化,国际秩序之争趋于激烈。冷战结束之前,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呼声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冷战结束导致了国际实力格局的本质性变化,发达国家再次作为20世纪国际新秩序第三次诉求的主角。发达国家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是苏联解体之后实力的进一步强大导致的,美日欧国际新秩序的观点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建立一个以维护西方大国利益为基础的、由西方大国为领导的、以确立西方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为目标的国际秩序,并均想在建立新秩序过程中占有主导权。
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一个新与旧、消极与积极并存的混杂物。从实力角度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权力进一步出现分散化,国家之外的其他国际行为体有了更多参与国际秩序的能力、机遇。这种变化必然体现在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全球利益也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此相适应,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观念也在变革之中,相互依赖观念、国际治理观念、国际合作理念、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等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从国际机制的角度看,尽管国际机制在趋向维护普遍性利益,但现有的国际机制体系是美国主导建立的,有着不公正、不平等、欠稳定等特点,这种局面形成的必然是局部全球化世界,而不是全球性秩序。②
当前世界一定程度上的无序表明,完成秩序转换将是一个艰难的过渡过程。回首20世纪的国际秩序建设,我们似乎可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100年不过是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而从国际秩序的视角看,20世纪却树立了不容置疑的丰碑,它既承载着仁人志士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愿望,也体现着国际秩序建设的艰辛,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国际秩序走向进步的前景。
中国与国际秩序:历史的观照
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隔绝。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从此开始了中国与国际秩序曲折的互动历程。中国参与国际秩序明显表现为两个特征: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从“局外者”向“局内者”的转变。二者相互交叉、相辅相成,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几经变换。
历史上,中国本来就是大国。中国科技曾千余年领世界风气之先,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世纪初期仍雄居世界之冠。①中国拥有自成体系的悠久文明,在东亚地区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帝国体系。中国所设计的儒家社会政治秩序体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统一格局。②这种天下统一的格局构成所谓的华夷秩序和朝贡制度,“完成了同心圆式的分成等级的世界体制”。③我们可以视之为东亚区域秩序的雏形。这种秩序把中国文化看作规范现实存在的唯一法则,中国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朝贡秩序是中国国内政治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它强调“四夷顺而中国宁”,“修文德服远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而天下畏之”。中国对华夷的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而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④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其目的是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所需要的外部安全,通过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周边关系,是一种柔性的霸权秩序。古代中国所建立的区域性国际秩序以朝贡制度为核心,固然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平等之嫌,但以文化和经济手段来维持和平互利的秩序则是可以批判继承的。⑤
传统的中国社会故步自封,缺乏创新精神和扩张意识。相形之下,摆脱中世纪束缚的欧洲迅速崛起,并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17世纪,欧洲列强就把殖民触角伸到中国东南沿海。19世纪,在运用外交手段与清帝国建立更广泛、更直接联系的努力接连受挫后,西方列强诉诸武力,发动一系列对华战争,用坚船利炮砸碎了中国天下一统的格局思想,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一统格局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即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由于被强迫纳入国际秩序,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领土被肆意瓜分,更谈不上主权的维护了。进入20世纪,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①随着国际秩序由区域性扩展到全球———其主要标志即国际联盟的建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意愿增加了。1916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但是,在安排未来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无权参与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其自身利益也无法得到维护。加入国际联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步骤。然而,日本于1931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国一度对国际联盟的争端解决机制寄予厚望。中国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它主持正义,根据盟约规定制裁侵略。国联虽然派出调查团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但该报告偏袒日本,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导致国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失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才再度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多极世界中现身。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承担了远东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任务,为打败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作为主要大国参与了联合国的成立过程,并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其大国地位在联合国机制中得到肯定。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然而,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盘踞的国民党政府,而且支持国民党政府继续窃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席位,中国内地被排除在国际政治秩序之外。中国领导人在权衡之后做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力量呈现大分化、大组合:中苏盟友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宣告瓦解;资本主义阵营则呈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趋势;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中国改变了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要求“两条线作战”甚至“四面出击”,进一步挑战霸权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进入70年代,在苏联霸权成为中国主要威胁的背景下,中国再一次调整国际战略,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标志着中国赢得了更广阔的国际空间。但是,“中国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怀疑并没有立即消除”。③
鉴于参与创立战后国际秩序及被排除秩序决策之外的经历,中国政府坚决主张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1953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自中国提出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它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但在中国同这些国家签署的条约、公报、宣言、声明等双边关系文件中得到确认,而且在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这是中国对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善国际秩序原则的第一次重要尝试。
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始自联合国的筹划,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是中国主动、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制高点。中国一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且为之做出过杰出贡献。1974年,邓小平在第六次特别联大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第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第二,国际经济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第三,世界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第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应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第五,国际社会应更多地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等。①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逐步深化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中国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规则,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而不是想办法另起炉灶。②中国成为大多数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参与者,在对待区域性国际机制(如东南亚联盟等)上开始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并表明了继续推进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愿望。冷战的终结导致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秩序也随之体现出新的时代特点。中国抓住历史机遇,积极促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参与国际秩序方面越来越体现出积极塑造者的特征。
自从邓小平1974年在特别联大上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在不断充实、发展、演变并日臻完善。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进入转型期,不同国际秩序观的交锋日趋激烈,中国也在不断为其国际秩序观注入新鲜内容。进入新世纪后,国际上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性不断凸显,世界多极化进程也是步履艰难,特别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更给新世纪初的国际秩序带来重大冲击。可以这样说,目前已经进入了国际格局转型、国际秩序建设的关键时期。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地分析国际局势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及时提出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他特别强调,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主张在9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扬。
2002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阐明了中国在新世纪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阐述了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项主张。胡锦涛指出,各国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努力: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舆论认为,这五项主张结合了当今世界的新的特点,并涉及人类世界深层次的差异,代表了中国探究世界新秩序的最新思想。③
综上所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就是国际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作用也将愈发受到重视。中国曾经是被排斥在国际秩序的决策之外,它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期间,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得以逐步深化。
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表明,中国承认现有国际秩序是消极与积极共存的产物,主张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愿意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区域秩序优化为基点促进世界秩序的建设与变革;在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过程中,主张着重关注国际机制的创立、修改与完善,从基本规则入手,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并积极促动联合国改革,“使之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调节与控制机构”。①中国崛起已经冲击并改变着国际实力格局、利益格局;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多样性等也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观念性因素;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而且积极参与并主导区域性国际机制的创立,中国与国际机制之间呈现良性互动,这些都促进了国际秩序的建设。概言之,中国的崛起必然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而现有国际秩序恰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几近同步而行,中国有必要也有机会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力争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塑造者。
以稳健步伐构筑国际新秩序
在经历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和雅尔塔秩序之后,国际关系又进入一个新的转换时期。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和充满希望的变化: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要和平、谋稳定、促合作、求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大国关系在进行深刻的调整,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在发展。这种发展符合世界多样性的客观。
现存国际秩序是旧与新、消极与积极交织的产物,正处于转型时期。这一转型进程由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深化而变得更加复杂,其趋向却更为确定,即世界各国逐步走向休戚与共、共存共荣。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扩大资金来源、引进先进技术、借鉴管理经验。发展家可以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正不断拉大,南北矛盾进一步突出。此外,全球化提高了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向大索取的能力。全球化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还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传染病的全球化。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要求各国加强合作,进行全球化的协调与合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只要善于把握、正确应对,从长远看将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各国经济的发展,从而为维护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日益加强,从而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这是防止冲突、维护和平的重要保障;世界多极化趋势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一种制约,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根据公认的观点,相互依赖的增强使得地球变小了,并为对世界事务进行中央管理创造了可能。全球问题的解决无法由某一国家独立承担,而只能由多个国家共同完成。①在逐渐显现的国际秩序中,美国不具备坚持立即实现其所有愿望的实力,而另外一些国家已经成长为强国。②事实上,必须承担建立世界新秩序重要国家均未曾有过面对正在逐渐形成的多国体系的经验。过去从未有必须从如此众多的歧异观点中,或是在全球牵涉如此之广的规模上,组合出世界新秩序的例子;也不曾有必须将历史的均势体系与全球民主意见以及当代爆炸性科技相结合的先例。③鉴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的极其多样性,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必然在动荡中进行,在冲突、协商、调整中形成。④此外,我们所探讨的世界新秩序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在此情势下,各大国都热衷于国际新秩序的探究,而各种新秩序观的斗争更加激烈,这种争斗不仅反映在思想、理论层面上,同样反映在各国尤其是一些大国的外交行为中。
中国崛起几近与国际秩序转型同步,并逐渐成为促进国际秩序转型与新秩序建设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国际秩序转型也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国际条件。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的重要课题,也将是中国顺利崛起的重要国际条件。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在构建全球秩序中发挥积极而全面的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世界赋予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
在推动国际新秩序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应首先客观评估现有国际秩序的利弊,认识到在现有的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性机制体系中,中国在政治安全方面占据较明显的有利地位,经济方面也越来越利大于弊,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而言也是双刃剑: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社会,它促进了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利益的维护;由于现有国际秩序是固有权力、利益格局的产物,它也对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利益拓展构成了限制。中国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既是为了促进自身实力的进一步增长和国家战略利益的进一步拓展,也是为了促进全人类的福祉。鉴于中国正处于崛起过程之中,中国应积极而不失稳健,以建设性、合作、可预期的姿态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引导国际秩序的变革方向为主导目标。在具体部署上,强调在全球层面上倡导新安全观,强化共同安全规范与制度保障;在区域层面上,积极促进区域塑造能力,构建区域新秩序,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创建区域基础、提供可借鉴的范式。当然,建立新秩序是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虑,从双边到多边、地区到全球等逐步推进,具体地说:
第一,强调实力提高与利益拓展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基础。一个国家在新旧秩序转换和新秩序的角色有赖于其自身的综合国力。国际秩序首先是实力分配的产物。中国只有崛起为更加强盛的大国,才能成为国际新秩序的积极推动力量。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培育,还源于全球化条件下战略资源的获得。中国不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完全依赖国内资源支撑巨大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满足十多亿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就决定我们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①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以硬实力的稳步上升为标示,也必须以软实力的增强为基础,我们必须将提高软实力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作为增强国力的核心之一。其次,国际秩序是利益分配的产物,只有进一步拓展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才能有效地完善国际秩序,促进国际秩序向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变革。②
第二,强调观念因素对国际秩序建设的重要作用。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如“协和万邦”、“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等,无不闪耀着哲理的光芒,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国际秩序是观念分配的结果,中国已经并应继续在国际秩序的主流观念方面做出贡献。中国的观念贡献主要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文明多样性等诸多方面。首先,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符合国际关系中的民主精神,反映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因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符合各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其次,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的具体体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含义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个体利益与国际社会总体利益、国家自主与全球治理之间应该维持一种彼此兼顾和协调的关系;国家间竞争、对立和冲突应该通过协调和相互合作来解决。③国际关系民主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再次,尊重文明多样性意味着,承认和尊重各国在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明样式的差异性,允许各种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和谐竞争。同时,它也强调一种能够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社会制度或文明,其优越性是不能单纯以某些静态指标来描述的,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外界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长期稳定性,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能力,以及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强度与频率。④最后,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体现了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立体安全的思想,为国际秩序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认识基础。
第三,强调国际机制对国际秩序建设的作用。转型时期,主要国际矛盾往往围绕对国际秩序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规范展开,通过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建立国际秩序应视为一种可行的途径。中国应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积极主动地倡议或主导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机制的制定,提高议程创设能力,成为全球规则的参与者和主要制定者,以机制建设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并有效维护和促进中国国家战略利益。
第四,强调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体系仍然是全球性规范体系的基础,它在政治上强调主权平等,经济上追求基于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共同繁荣目标,安全上倡导大国集体主导的国际和谐与共同安全理念,组织上确立了联合国大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全球事务的核心地位。《联合国宪章》的构想以其权威的支配性规范,是鼓励诸国精英接受世界共同体的标准的关键性因素。虽然宪章的规定屡屡遭到违反,但可以肯定它也成功地阻遏了不少战争和武力威胁行为的发生。换言之,如果没有《联合国宪章》,世界的情形肯定更糟。①《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另一方面,虽然联合国体系不失其合理内核,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局限性和不合理因素也在不断显露,如在大国主导的同时怎样促进其他国家的参与、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如何实现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更加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问题、协调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关系等。我们强调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同时通过改革使之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调节和保障运行机制。
第五,在国际秩序建设的步骤上,我们强调以区域秩序的建设为基点。中国长期以来不是从区域(Ｒｅｇｉｏｎ)角度出发处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而是在双边层次上处理与各相关国家的关系。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积极接受区域的概念,并将其国际战略重点放在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上。朱云汉认为,中国必须先积极参与东亚地区新秩序的建构,才可能具备引导世界秩序演变的条件。21世纪全球管理机制的建立,尤其是经济管理机制的建立,必然是通过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经济实体的协商与合作来达成的。中国将加强东亚一体化视为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实为长远之举。近年来,中国立足临近区域,开始着手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区域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国的议程创设(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能力。中国在区域秩序建设中的努力为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一种可堪借鉴的范式。
第六,承担大国责任,树立积极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塑造者形象。中国应树立维护国际道义的世界大国形象。在国际社会大转折的时代,基本道义原则的价值不是在泯灭,而是在提高。加强国家间合作与协调,维护国际道义,维护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树立道义大国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国家利益扩展到全球的前提条件。中国正在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走向世界大国,并在全球和平、安全、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应该进一步塑造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成为国际秩序负责任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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