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下的世界政治与二十一世纪初人类的政治范式变迁

一

　　对于世界来说，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弗兰兹·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一事，永远值得人们反复提起，正是它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旋即发生。无疑，作为刺客的塞尔维亚青年弗里洛·普林西普与作为受刺者的奥国王室大公，无意间共谋「规定」了此后的人类经历。然而，严肃的学家其后在检梳人类生活的前因后果时，却始终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塞尔维亚青年的行刺事件，那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是否就可以避免呢？

　　历史学家们为此争论不休。结合《凡尔赛和约》明确认定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同盟国的侵略」而引起的一项条款，在一战结束之后的数年之内，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著作发表问世，从不同的角度对战争的来龙去脉爬梳辨难。到二十世纪30年代中，历史学家们开始转移思考方向，不再一味关注「战争罪行」、而注意起引起战争的历史条件。大多数历史学家后来倾向于认为在战争的直接原因之外，一战之前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才真正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这些背景原因按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归纳，乃在于四个方面：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殖民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1

　　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中的大事件，还更要看到历史中本来就有的趋势。对一战起因的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勿庸置疑与法国「年鉴学派」所主张着的历史观念不谋而合。身为「年鉴学派」的掌门人之一，一代史家布代罗尔（Fernand Braudel）不止一次强调：「人类若不联系过去，就几乎不能懂得现时。」2布罗代尔因此提醒人们不要单纯把视野只放在历史中的大事件，而更多地，要致力于去发现「历史的结构」。甚么是「历史的结构」？「实际上就是不受急风暴雨（或用汤因比的话说，『急进和猛退』）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3

　　那么，决定一战「必然」现身于人类生活的「历史的结构」又是甚么呢？到一战发生的时候，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欧洲已以德奥为一方、以英法俄为一方，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联盟体系，这种冲突性联盟体系的产生，意味着维持欧洲均势为时一百年的梅特涅体系走向瓦解。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百余年间，由奥匈帝国首相梅特涅精心构筑的维也纳会议体系，曾经长期保证了欧洲的和平，和平的得来按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是赖于三大支柱：与法国怀柔修好；维持欧洲均势；对正统观念的共识，「它结合了法统与均势、共同价值和均势外交。共同价值局限了各国要求的范围，均势则限制住她们坚持要求的能力。」4在维也纳会议后所形成的欧洲协调，曾有力保证了欧洲大国间的共识和避免了国家间的一味敌对，但到十九世纪末以后，随着经历两场战争的普鲁士德国上升为欧洲第一强国、并抛弃俾斯麦的克制政策而转向单纯的实力后，欧洲协调兼因君主制正统主义共同价值观的式微，开始失去其原有效力，到1914年一战爆发的二十余年时间内，普鲁士德意志的强势威胁性外交政策「居然促成了化敌为友、化友为敌的一百八十度大反转」5，俄罗斯这个曾经的三皇同盟的成员之一不再与普鲁士继约，英法俄这三个一贯互相为敌的国家竟然携起手来结成了同盟。当这种相互冲突、而又没有弹性的联盟体系取代欧洲协调而成为欧洲政治的新现实时，整个欧洲其实便已坐在了炸药包上、只差了一根火柴。而斐迪南大公的遇刺则划着了火星。

　　一战的爆发使人们看到了布罗代尔意义上「历史的结构」的规范作用。但是我们的考虑并不能到此为止。为甚么一战前的欧洲政治中，会存在这种「历史的结构」呢？「大事件」又是如何与「长时间」即「历史的结构」产生交相作用？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两个现实。

　　其一是国家追求的常规性。当那位声名赫赫的美国「海权论者」马汉(A. T. Mahan)提出他的宏伟理论的时候，这位精通历史的军事学者曾经特意指出，任何具有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在它的国家民族追求中，都会存在「长期性的考虑」与「短期性的迫切要求」，「在某一时刻，长期性的观点要服从于短期性的迫切要求，但一旦危机过去，国家就应该高瞻远瞩了」，因此，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应「将长期性的观点与短期性的观点相结合」。6马汉所说的「长期性的观点」也就是国家民族的战略传统，它是对国家民族利益的稳定性的认识与追求，一旦形成就很难发生根本的改变。

　　其二是世界政治的范式变革性。当那个赞同历史循环论的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描绘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提出人类政治正在进入「文明冲突」时代的时候，他同时指出世界政治存在着范式转换，在旧的、以意识形态为最主宰的世界政治范式失却效用之时，生存于旧有世界政治之中、一直隐而不彰、但又一直在寻找突入历史前台的次范式，也由隐到显跃升为世界政治的新主角。在亨廷顿的观念中，始终存在着隐范式与范式的角逐较量，它使国际政治经常性显现出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7

　　以上两个规范性思考框架为我们考察一战提供了更好的资源。自1648年《威斯特伐和约》签订、世界史进入国家主义时代以来，欧洲世界中的那些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的大国，都在不断的国际博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战略传统，晚近以来的欧洲政治，实际上也就是这些不同的战略传统与战略思维间的互动。当时刻防止欧洲大陆出现霸权国家的英国、无时不担心着中欧地带被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主宰的法国、经常性地提防被东西两面的地缘战略棋手联手夹击的德国、总在感觉着不扩张就足以保证国家安全的俄罗斯，一起在欧洲政治中交互对奕时，欧洲政治常规性地表现为大国间的合纵连横，而如果有相似的价值观作为共识──譬如三十年战争之后个半世纪的国家至上信仰、维也纳会议之后对欧洲正统主义的尊重、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的民主自由理念共同等，欧洲政治就会常规性地成就某种富有效果的欧洲协调即国际机制或国际秩序。而一旦共识失效、均势破裂，欧洲政治则不可避免硬化为势不两立的两种力量间的对抗，直到一方在竞争中取胜重新制定新游戏规则──此即亨廷顿心目隐含的「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

　　每一个大国都有将它的战略传统推向极致的倾向，跨国性共识、及共识下的互为制约机制的存在，是将大国战略传统的冲击力约束一定范围内、不至于构成破坏性因素的源泉所在。如果价值共识失灵，抵制大国意志越界的阀门也就随之打开，总有个别大国会跃跃欲试夸张性地展现其战略意志，在此情况下，旧有的「常规秩序」就将无法维持。一战前夕欧洲正统主义的消亡、及普鲁士德国的无限度实力政治，正是将国家追求的常规性表露无遗，它所引发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原本多元、富有弹性的大国结盟体系的硬化。与正统主义共时生存、促使联盟体系产生的那种处于次范式地位的力量，在1890年后的欧洲因此找到了成为显在的机会，而普林西普的那把手枪则将这一机会由可能化为现实。「大事件」没有「改变」历史，但是激发了历史中本就存在的意志即「历史的结构」，本来隐晦未明的事物因此被催化正式明了于天下，战争便自然而然不再可以回避。

　　如果抽取马汉的时间概念而扩大他的空间概念，将他所说的「长期性的考虑」推广到世界政治而非国家的意志；如果延用亨廷顿的空间概念而拉长它的时间概念，将他心中的「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扩展到「长时间」，我们将从漫长世界史尤其中近五百年来的世界史中，看到这样一幅世界政治图景：由于主要国家民族的战略追求是历时而常在的，而且近几百年来，活跃于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国家民族是稳定存在的，由这些国家的共同活动所形成的人类政治生态系，其结构与趋向实际上也经常性地保守有某种常规。 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其实早已从另外的层面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所相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联即「历史的结构」，据他们的考察实际上是实体性的，究人类生活史而言，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存在过多种相对稳定的世界体系，而从近世来论，主要的又在于两个：欧洲国际/世界体系和东亚国际/世界体系。历史性世界体系的存在，也决定了人们眼中的世界政治存在某种常规。就近世以来的欧洲历史而言，这种常规乃是：1、内向化的政治选择；2、国家自主倾向；3、国充当核心国家的志向。如果再加上其它历史性世界体系，放到一起来，则还应有另一种常规：4、地区化的理想。

　二

　　人类史无时不在受着这种常规或说「的结构」的支配，在欧洲一隅，它使欧洲的千变万幻，总受着一条大致相同的绳索的牵引。今天的人类政治能逃脱这种宿命吗？

　　不久前巴格达广场上萨达姆雕像被美英士兵无情推倒在地的场景，正在给这个世界培养起一种价廉物美的乐观，一个消灭仇恨与动荡、而走向秩序与和谐的中东世界在不久的将来预计将会呈现到人类面前。在整个世界都在为美英联军的军事胜利和中东的美好未来而作良好考量的时候，那些更为重要、更可能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事情正遭到无情忽略。伊拉克战争前后所展览无遗的「美欧分歧」以及战后大国间的合纵连横，究竟喻示了全球政治的何种变化，以及变化将会展开到甚么样的幅度，这样的关于世界整体的观察与思考，其实，也到了更需要予以深切关注的时候！

　　也许，这样的考虑是非常必要的：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的人类世界，正在显著地发生着变化，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政治或者国际政治，也已经显示出了与冷战结束前、甚至与「9.11」事件前大为不同的图景。如何看待人类政治的那些变动？这些变动将使人类生活迈向何方？世界各国将从中获得甚么样的「机遇」或者会面临甚么样的危险？

　　在观察现实与预测未来之时，人们总喜欢从往日时光来寻找依据与方向感，很不幸，它常常都是灵验的。伊拉克战争之前引来世人密切关注的美欧争吵、以及战争之后大国之间的面和心不和，容易使人想到人类过往史中的一些类似场景，尤其是一战前的世界政治。

　　伊拉克战争一如普林西普的手枪，已经将旧世界中潜藏的勾心斗角和盘托出而尽览无余，当下的美欧分歧使人们惊呼传统的大西洋联盟甚至欧盟即将破裂，美利坚国家一味逞强显示实力政治、法德比联手反对北约在战争期间保护土耳其、战争之后法德俄三国频频唔会、法德比卢等国集会讨论欧洲防务的情景，都让人感受到与一战前夕普鲁士德国因夸耀自身实力而化友为敌、及德国之外国家化敌为友的经历庶几相仿。如一战前夕一辙，当下世界政治正表露出两个关键性特征：1、维持西方世界互相协调的共有价值观业已破产，基辛格所期望建立的民主共识，在冷战结束以后民主自由价值观不再受到挑战时，已不再足以凝聚不同的国家意志；2、维持半个多世纪的美国领导下的跨大西洋联盟体系正在内部分裂，世界政治重新回到传统的大国政治时代，它的基本表现是世界政治权力的分散化。

　　冷战终结的冲击力勿庸置疑不容低估。以往的那种以市场、民主制度国家体系为一极，以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体系为另一极，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间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已不复存在，以这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号召联盟、合作或者对立的旧日政治范式已不再能起作用，那些曾因共同的「反共」价值观而集结为一体的国家特别是大国，它们之间的旧情谊便已成昨日黄花。当下时刻的美欧分歧、及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合纵连横，所表演的东西因此不是别的，是世界政治又复归常态。相对来说，冷战期间以某一超级支配性国家为领导、其它国家作为仆从的状态，在近500年里其实是少见和非常态的，这一点对欧洲政治来说尤其为是。所有的大国都希望建立霸权，但所有的大国又都不希望自己被霸权力量所控制，除冷战时期之外，《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的欧洲和人类世界，从来没有出现过能够支配其它大国的真正的霸权国家。

　　世界政治重新回到常规的动力，仍蕴含于既往的人类经历即「历史的结构」中，其主要因缘，是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沉寂状态的欧洲世界体系，和近一个世纪来长久默默无闻的东亚世界体系，在经受毁坏后的重建复苏、恢复往日元气后，又在部分复活自身历史传统，再次焕发出政治生命力。

　　我们需要注意到东亚与欧洲政治的变化。当下的东亚是一个民族国家普遍自立自主的世界，在国家民族平等的大前提下，它所谓的回归常规是在于：其一，这个地区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日益增多，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且地区内国家对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期望也越来越多，这种现实与理想令人想起曾经作为自立自为、混然成体的往日东亚；其二，地区内国家对本区域传统大国如、日本重新寄予很大希望，在平等参与的同时又主张它们负担更大责任义务，为区域生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而欧洲国家则重新致力于立足本地区来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与理想，近半世纪以来的一体化和形成欧洲联盟的实践容易使人想到往日的欧洲协调。法德等国的政治军事合作与十九世纪的梅特涅体系并非没有冥冥中的藕合，梅特涅体系以欧洲君主正统主义作为价值共识和共同制约──与梅特涅体系时代一样，今天的欧洲也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与行事准则，如精神、超民族国家信仰与对国际组织和制度的尊重等，这一共同性正被欧洲视为自身的正统，并且试图将它推广普及成为世界正统。

　　大国都有在世界事务中发出自己声音，和坚持自身独立性与在自己所属的地区性地缘政治体系中排斥外来支配力的倾向，这一意志不可能长期被压抑。欧洲与东亚这两个历史性世界体系的苏醒，也意味着这两个区域的那些传统核心国家，又重新焕发起其大国激情。欧洲在抛弃近半世纪以来美国附庸者角色、恢复其传统政治意志、凸显其政治独立与自主追求后，作为欧洲大国的世界雄心的变种，今天的欧洲大国没有改变其传统理想──即对世界政治的主导权，但改变了其实现政治抱负的手段与方式──不再局限于欧洲范围内、而是与欧洲之外的全球性支配性强力展开竞争。这要求欧洲大国间必须步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绝对对立，而再次重现传统的欧洲协调甚至实现大国联合。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不言而喻明白这一点，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内部对立不仅使欧洲丧失了近世以来对于全球的权力优势，也丧失了自身对于世界的文化优势，欧洲的学生美国后来居上成为老师凌架于欧洲之上成为了新的文化发言人。这一历史教训使所有的欧洲国家特别是大国都无法释怀。

　　三

　　局限于欧洲范围而言，当下的欧洲政治范式业已更新。正如以往人类政治的范式变革需要有大的事件作为催化剂一样，欧洲政治从一种状态走向另一种新状态，是通过近十余年来的一系列事件──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俄罗斯民主化、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及「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等所激发和促成，而最近、也是最大的一个触发机缘，则是刚刚成为历史的伊拉克战争，它使欧洲政治中那些久矣积累、潜而未发但又跃跃欲试走进前台的事物，一下子喷涌而出由隐而显。这些由欧洲政治常规规约的显明化了的事物包括：欧洲传统大国如德国相对于美国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并发行共同货币欧元后，欧元业也威胁美元的世界主流货币地位，美欧之间的之战趋向激烈；欧洲重新恢复文化自信和文明优越感，更加强调和伸张欧洲特性。而从世界范围而言，大国之间的市场与资源争夺，虽不像一战之前那样剧烈而难以调和，但相比冷战期间和冷战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来论，却又殊为紧张和惊险。

　　欧洲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复活、世界政治又流露出走回传统的大国政治时代的迹象，与美国自参加一战后、正式成为全球性世界体系有机一员以来的战略传统严重抵触。如马汉所说的美利坚民族的扩张主义传统，在「9.11」事件后被进一步激发，美国将以更加旺盛的意志致力于在全球推广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为使其成功，美利坚民族相比以往更重视实力的全球部署与运用。今天的美国在全球层面非常类似于英国在欧洲区域的传统志向：做一个离岸平衡者，但与英格兰民族等到均势受到直接威胁后才挺身介入的传统手法不同，美利坚民族则是设法营造均势、并凌架于世界各主要地缘政治区域之上、防止挑战的发生。自近世以来，作为海洋国家的英国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就是一个大陆国家──或者法国、或者是德国，主宰欧洲大陆和取得大西洋海权，如此一来英国将彻底成为大陆外的一个小岛，并且自身安全将无法保证。作为英国传人的「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岛屿」（基辛格语）的美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担心与以往的英国如出一辙，她不能容忍欧亚大陆被一个大陆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所控制，「欧亚大陆的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一一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8而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并非单纯是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地缘政治棋手」，作为各别力量，她们不可能挑战美国的霸权，然而，一旦她们实现某种形式的联合──哪怕是其中的一两个国家，那么，就可能出现美国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因是之故，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构筑其海权体系的同时，还必须以武力在陆上的存在，在欧亚大陆的那些大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或许还应该加上印度之间纵横摆阖，尽量制造她们之间的分立，以维持美国控制下的欧亚大陆的均势。伊拉克战争中作为海洋国家的美英西的联手及与作为陆上大国的法德俄等国的对立，正好便反映了近现以来两种不同地理国家间即传统的海权与陆权的竞争，海洋国家为实现全球控制不仅要取得制海权，还要想方设法使陆权四分五裂。

　　美国以伊拉克为契入点、选择中东开刀，以及即将将在德国的美国兵力换防部署到东欧国家，它的地缘战略意义，也正是将欧亚大陆的那些可能联为一体的地区性大国一分为二──欧洲的法德，和亚洲的俄罗斯、中国与印度。由于美国前所未有的在东欧的军事存在，俄罗斯在军事上名符其实将成为亚洲国家。这些可能挑战霸权的欧亚大陆被一分为二尚是美国营造地缘政治优势的第一步，在欧洲，她仍将借助英国、西班牙等传统海洋国家及传统上一直对德国和俄罗斯心存畏惧的东欧国家，将她们结合起来作为对法德欧洲权力的制衡；而在亚洲，她仍将以日本为主要战略支撑点，加强在此地区域的军事存在，严密防范中俄印的结盟，精心构筑有利于美国操控的亚洲均势。

　　四

　　从全球层面来说，今天又回到以往那种大国林立、并相互制约寻求建立某种均势的时代。在旧秩序已经被破坏的时候，新秩序将是甚么呢？将取决于这种在存在一个超级强力的同时又表现出来的权力分散化趋势的未来演化情况。具体说来，未来秩序是在以下三种态势的竞争冲突中产生：1）美国及其盟友一边占有实力优势，一边其新保守主义逻辑与价值观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支持；2）美国及其盟友占有实力优势，但其价值观得不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3）美国的实力运用遭遇到法德俄中印等大国的联手抵制，同时后者所倡导的多极化及法律至上价值观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第一种情况将意味着「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美国全球独霸；第二种情况将可能迎来刺刀威胁下的不稳定的美国独霸，更可能意味着世界战争，就如同一战之前的情势一样；第三种情况更为复杂，可能意味着战争，但更可能意味着在某种价值共识下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多极体制的到来，就如同三十年战争及维也纳会议之后较长年份里的情况一样。

　注释

　　1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院出版社，1992），页579。
　　2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页121。
　　3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页161。
　　4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页217、751-752。
　　5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页150。
　　6 马汉（A. T. Mahan）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北京：言实出版社，1997），页206、208。
　　7 程亚文：〈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另一种诠释〉，《欧洲》，1998年第6期。
　　8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页7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