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籍文献流散轨迹与形式研究

　　关键词　古籍　商贸　僧侣　传教士　探险队
　　
　　论文摘要　概述珍稀古籍流布世界各地，考察流散的轨迹主要有：文化交流传播、商人贸易走私、僧侣与传教士携带、外国探险队巧取豪夺以及战争时期大劫掠等多种形式，造成中国文化遗产严重流失，使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承遭遇障碍。

　　1　自然文化交流的传播轨迹
　　
　　1.1　遣唐使节的访求古籍传播
　　中国上，从6世纪时期就开始以人种交流为自然通道的文献传播。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开始盛行，中日之间开通了直接往返的海上通道。日本不断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学习，这些人被称作“遣隋使”和“遣唐使”，是日本天皇任命的国家正式使节。在使团中还参杂有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僧人、工匠等。仅日本平户岛港口在630－838年间，就有12次遣唐航行，每次四、五条船，载有正式使节和其他人员500－600人。这些人除了学习唐朝文明之外，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将中国古籍带回日本，回国时每人多少都要带回收集的中国古籍。如第二次遣唐使大使吉士长丹回国后，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得封户、晋位、赐姓。他们是第一批大规模在中国的访书人，是中国古籍流散日本的早期途径之一。
　　
　　1.2　僧侣和贵族知识分子的传播
　　宋元明时期，中日佛教僧侣的交往日见频繁，凡来中国的佛教僧侣回日本之际，都要带回相当数量的佛典和世俗古籍。回国后，他们要向朝廷提交一份携回物品的目录，称为“请来目录”。根据这些目录，可以看到当时最有名的僧侣携回佛典古籍的数量：最澄230部460卷，空海216部461卷，圆仁137部201卷，圆珍441部1000卷，最多的当数玄昉携归5000卷。此外，日本贵族知识分子是最早掌握汉字和汉文化的阶层，他们对中国古籍嗜爱如命。据日本《文德实录》记载：藤原岳守因为在中国船上发现了一部《元白诗笔》而升官进爵，它表明当时日本权力阶级对获得中国古籍文献的迫切心情和重视程度。贵族知识分子们也采用多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从中国获取文献。如8世纪日本政坛上的名人吉备真备，他两次来中国，细觅穷搜各类中国古籍文献带回日本，将带回的古籍专门编著了目录，可见收书数量之巨。
　　
　　1.3　中国帝王官员的互换与赠送
　　各国之间的文化往来必不可少，每当出版大部头书籍或遇到文化交往的大事，中国帝王或朝廷官员往往以书籍作为答谢馈赠礼品。最早是唐代政府和寺庙曾将书作为礼品大量赠送外国人。公元983年，日本学问僧然，乘中国商船入宋，被赐予法济大师号，宋太宗还亲自赐赠新印《大藏经》480函5048卷及新译经41卷。康熙皇帝为了答谢回赠法王路易十四，将40多种300多卷珍贵古籍让传教士白晋带到法国。1869年6月，同治皇帝以明清刻书10种共905册赠予美国政府。1902年哥伦比亚大学斯塔尔东亚图书馆建立时，慈禧太后将一套价值7000美元的《古今图书集成》慨然相赠。1908年，清朝政府为了答谢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而赠送《古今图书集成》一套。以赠送的方式流散世界的中国古籍为数不少。
　　
　　1.4　商务贸易通道的古籍传播
　　从17－19世纪的200余年间，中国古籍的买卖主要是通过书商渠道直接从中国购买转手再卖，古籍买卖是这个时期两国贸易中的大宗货物。中国与日本古籍买卖直接进入了商业流通领域，其贸易规模前所未有。日本书商们除了在店里摆设古籍或携带书籍登门造访外，还想出了印行旧书销售目录的办法，开通邮购和预定业务，然后以较高的价格从藏书家手中收购，再抬高书价将书售给顾客。如书商田中庆太郎是文求堂书店老板，他往返于北京与东京之间，大量输入中国的古籍和字画。他通过公开和不公开的方式购买了包括甲骨片、敦煌经卷散本在内的许多珍贵古籍，仅《永乐大典》他一共买了20册运回日本，其中5册转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15册卖给东洋文库。经他手运往日本的中国古籍尽是精选之作，其数量已经无法计数。
　　
　　1.5　各国学人掀起的访书热潮
　　19世纪末，各国学者掀起了一次大规模学术性访书热潮，日本人表现最突出。主持古籍输入的人员，主要是到中国考察留学的学者教员、公私各大藏书机构的特派采购员和古籍书店老板三种类型，如京都大学中国学大家内藤湖南、日本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东京著名的古籍书店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就是上述三种类型的代表。他们在访书、买书方面侧重追踪和捕猎敦煌文献、内阁大库、甲骨文、金石碑铭文；对于明清小说、戏曲类书籍等方面都十分重视。内藤湖南一生曾9次来中国进行考察和猎书，其中1910年的5人教授团北京敦煌文献调查以及1912年沈阳故宫拍下4300张胶片的《满文老档》和5300张胶片的《五体清文鉴》为著名。长泽规矩也先后7次来中国访书，为静嘉堂文库购进大量中国古籍文献，仅1928年一次就购到349部丛书输入日本。还有在北京的神田喜一郎、武内义雄、吉川幸次郎等许多留学生无不访书购书，他们是将中国古籍输入日本的主要力量。
　　
　　1.6　外交使节往返收购携带
　　世界各国驻中国的大使及随从人员，每次回国时都要带走许多中国古籍。如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爱德华·沙畹，于1889年开始任法国驻华公使馆专员3年，1892年回国时带走了《史记》、《汉书》等许多中国古籍。1907年他再次来华，在中国东北、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考古调查，收集了许多西突厥文献并拍摄大量照片携带回国研究。首任美国驻华公使顾盛，在回国时掠走了清代汉满文档、部分太平天国档案、珍妃与瑾妃日常生活录等文献。反之，中国派驻外国的大使团在赴任时都要带上很多书籍，离任回国时已所剩不多。如大清公使曾纪泽在1878年4月赴英法接替大使时，除随船携带十几大箱子书籍，在他1886年离任时有许多书已送给了外国友人。外交使节往返携带也成为中国古籍流散的途径一。
　　
　　1.7　中国学人的赠送与转让
　　中国知识阶层向外国友人赠送书籍也是古籍流散的一个输出途径。如1878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担任清政府驻美副公使重回美国，出于对母校的感谢之情，容闳将自己1000多册珍贵藏书，连同他特携的《古今图书集成》5040册，一同捐赠给母校。1901年，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将全套蒙文《元朝秘史》抄本赠给日本友人内藤湖南，为他们的元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抗战期间，英国著名家李约瑟向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透露他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竺可桢校长便在抗战胜利后将收集到的许多科技方面的古籍文献，连同1部《古今图书集成》全部赠送给李约瑟。
　　
　　2　不正当贸易掠夺与走私等方式
　　
　　2.1　外国传教士的收购携带
　　“东学西渐”经历了汉唐、宋明和明末清初三次高潮，这三次文化高潮导致中国古籍和甲骨流散全世界，担当传播桥梁作用的无疑就是外国传教士通过海路传播。自利玛窦1582年来华到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的近200年中，来中国的传教士多达478名。这些传教士多有学识素养赏识并研究中国古籍，对中国古籍文献爱不释手，每逢回国都要带走一些中国古籍；有的传教士受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委托收购中国古籍；还有的传教士要承担携带中国皇帝的赠书回国。1682年传教士柏应理离开时就把400余种数千册中国古籍带回比利时。1697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受托为法国汉学研究的开创者傅尔蒙搜集数千卷中国古籍。法国传教士白晋奉康熙皇帝之命返法时，为法王路易十四带回了300多卷康熙回赠的书籍。牛津大学在明代时曾委托传教士多次为该校购买了一批明代开刻的书籍。1934年加拿大传教士韦特从中国河南省携带了大批中国文物和古籍回国。
　　
　　2.2　各国探险队的掠夺
　　1898年以前，一些外国探险家曾经来中国西域探险，在实现“攫取军事情报”的目的时，尝到了意外收获的甜头。于是，1899年在罗马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宣布成立“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人种探察国际协会”，在俄国圣彼得堡设立总部。把大力推动在中国西北考古调查的目的与行动组织化、正规化。在协会领导下，俄、英、德、法、日、美国等十多个国家纷纷组织探险队进入中国的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区考察，让中国成为西方探险家的乐园。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粗略统计，外国探险队仅进入新疆就有100余次，这是近代史上外国人来中国探险考察最为频繁甚至猖獗的时期。俄国探险队盗走了黑水城遗址的全部西夏文献和大量敦煌文献；德国探险队盗走了重量40吨左右的古籍文献；以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两个文化大盗的贡献，使英法成为敦煌文献的最大赢家。还有美国、日本、瑞典、芬兰等这些来至世界各国的探险考察队，将中国古籍文献运往世界各国的能量与作用不可低估。
　　
　　2.3　藏书家后代将祖传藏书出卖国外
　　由于多种原因所至，有些藏书家的后代将祖辈留下的藏书廉价卖给外国人，导致中国珍贵古籍大量外流，此现象屡屡发生，国内知识界无不为之惋惜感叹。如浙江归安陆心源的15万多卷藏书，其中宋版书多达200部。陆心源去世后，由其儿子陆树藩于1907年以10万银元的微薄代价出卖给日本静嘉堂文库。湖南长沙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富至30余万卷，抗日战争期间，大部分藏书由其儿子叶启倬、叶启慕售于日本人山本。敦煌藏经洞宝藏在被发现后的第9年，劫掠后剩余94捆8000多件在从敦煌到北京的押运途中，被经手官员利用职权之便窃取截留的精品400卷敦煌遗书，于1935年其后代卖给了日本大谷探险队和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杨氏海源阁的藏书，其中一部分通过书商间接售于日本人。盛宣怀的愚斋图书馆中的部分珍本流入日本。

　　2.4　外国人之间古籍的买卖
　　世界各国都对中国文物垂涎三尺。他们除了采取直接获取和掠夺手段外，还不遗余力的利用间接途径收购，即从中国以外国家收购中国古籍。如瑞士博物馆曾经从英国传教士金璋、德国传教士威尔茨、卫礼贤的手上收集了一些甲骨文。美国国会图书馆曾经从日本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古籍书店购进《永乐大典》5册。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17世纪从荷兰购买了一批中国古籍，封面上有荷兰文。美国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传教士库寿龄，他们曾把从古董商手中收购的400多片甲骨，转卖给上海英国人创办的亚洲文会博物馆。汉城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于1914年从大古光瑞手中购得2000件探险队从中国掠走的吐鲁番文物和文献。这种间接的转让也是中国古籍在国外流动的途径之一。
　　
　　2.5　国内外不法分子的文物走私
　　近年来，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与青睐，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渠道把许多珍贵古籍走私海外。尤其是大量的中国凉山彝族的各种文化古籍，陆续流失国外。据了解，仅流失到英国的彝文古籍就多达1000多卷，这给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国际文物贩子走私出境方式，有的是开车携带通关前往港澳，再从港澳地区外流。有的雇用“文物带工”出关。有的雇用“菜农”偷带出关，文物贩子尾随其后。还有的文物贩子公然利用邮寄的渠道走私。2001年6月，江门海关人员在抽查邮件时，从一个寄往加拿大的包裹中发现3本中医古籍，经核实予以没收。2006年8月，沈阳海关在出境邮件检查中，查获一批由个人寄往境外的古籍图书。这批图书均为线装古籍。

　　3　战争时期中国古籍文献浩劫
　　
　　文献因战争消亡，战后常常不得不面对古籍文献的凋零剖散。中国经历的几次战争是古籍文献流失海外最黑暗的时代，流失的古籍文献不是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载体传人各国，而是作为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屈辱象征而进人世界。
　　
　　3.1　鸦片战争期间英俄的强悍掠夺
　　1840年鸦片战争暴发，英军攻占了宁波，闻进天一阁，掠去珍贵志书几十种。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掠走了明清两朝的政务文书和20000多件档案；英军戈登等在常州抢去了太平天国大批的兵册、家册、官衙名册、洪秀全的诏谕以及其他亲笔文书等档案。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大量珍贵的文物古籍被践踏与抢劫。1860年，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俄国军官通过欺骗、窃掠，收集达数万册珍贵的中国古籍被运去俄国。1861年，英军盗贼借太平天国之乱趁火打劫，又盗走许多中国珍贵古籍。目前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古籍、雕刻品等珍稀国宝有3万余件，其中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初唐李思训的《青绿山水图》等，都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3.2　八国联军对中国古籍的野蛮抢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列强们与国内大小军阀相互勾结，内外串通，大肆盗运、掠夺、毁坏中国文物，使中国文物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1900年，八国联军掠夺北京以及盗窃龙门石窟、敦煌藏经洞等地珍贵藏品。沙俄趁八国联军侵华之机，劫走清朝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总都统衙门、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等档案17081卷。法国掠走了北魏绢写本、隋朝金写本、唐代丝绣本、明万历刻本、大清万年地图等珍宝。1905年，库库什金从敦煌骗取了两驮写本和绘画，奥勃鲁切夫也骗得了一批文书。美军共掠去4000多种中国地方志、1500多种族谱、3000多种满文资料。在荷兰国家档案馆保存有地方政府的档案，包括郑芝龙与郑成功父子等人的许多信札。
　　
　　3.3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的“文献扫荡”
　　3.3.1　制定《战时清国宝搜集方法》　中日“甲午海战”以后，日本为了集中目标和力量进行掠夺，天皇近侍九鬼隆一亲手制订了《战时清国宝搜集方法》分发给陆海军高级将领，这一举措明确表示，日本完全可以不遵守“禁止以各种手段对被战国文化遗产和公私财产的掠夺”这一国际法的制约，指明“搜集活动”应在陆海军大臣或军团长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所收集的古籍文献先运往兵站，再从兵站运回日本。
　　3.3.2　控制华北东北的古籍文献　日本列强在实行武装侵略的同时也实行文化侵略，日内阁外务省首先在北平设立东方文化图书馆；其次在上海建立上海研究所图书馆；后和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图书馆等机构一起，组成“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甚至把藏书直接打上“日军参谋部”字样，公开大规模占有和掠夺。通过东方文化事业局，东三省的藏书全为日人控制着，文献损失不计其数。1937年，在华北组织了“新民会”，曾掠夺过华北地区许多大学图书馆之馆藏，皆以抗日文献被劫往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
　　3.3.3　对内地古籍人为的海量劫夺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随其武力所到之处，有目标地劫掠各类珍贵古籍文献。1931年，日本浪人潜入西藏、蒙古、无偿劫走藏经丹珠尔一部103函，蒙经甘珠尔一部102函，蒙佛经225种，母珠尔一部225函等。抗战开始，广州中山图书馆的书刊10万册被日军囊括而去。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在搬迁中被日军所劫20多万册。1936年在上海劫走从雍正朝至清末的满族镶红旗文书共2402函。1937年，日军对南京进行文献扫荡，总共劫夺南京古籍文献80万册左右。1938年，掠走江苏省立图书馆的宋元善本2000余种，珍贵图书及全套浙江地方志近20000册，珍贵版片2000多张，淳华石刻163块，清季江南各公署档案6000余份，明刻丛书方志30000多册，稿本50000多件。1940年，日本中支那派遣军在江苏省嘉定县劫走地方志535种；江苏省图书馆被日军劫走古文献141种；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被劫走古文献274种。
　　3.3.4　暂存香港的古籍未逃厄运　1942年前后，人们以为香港安全，纷纷将贵重物品和古籍转移香港。2月，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劫走寄存该馆的图书有：国立北京图书馆藏书70箱零3787册；王重民先生东方学图书3箱；中华图书协会藏书210箱；岭南大学藏书20箱；中华文化基金会5箱。郑振铎先生善本珍籍3000部；胡适的珍贵古籍数十箱；岭南大学图书馆《大清实录》抄本1200册，寄存于香港分校的6箱珍善本书刊和罕见的16种明刻广东地方志等。所劫书箱皆被贴上“东京，参谋本部御中”后启运离港。1946年2月，在东京国会图书馆发现从香港劫来的25000册古籍，在伊势原乡下一村长家中发现10000余册。
　　3.3.5　魔爪伸向藏书楼和私人藏书　日本侵略者无论公私所有和文献形式如何悉数猎取抢劫。1938年3月，济南日军宪兵查抄陈名豫家，搜走宋元古版书13种；6月，在开封查抄冯翰飞宅，劫走宋画4幅；12月，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走宋版书11种；1939年，掠走苏州潘氏滂喜斋元代刻本3 000余种；南京藏书家卢前多藏书楼的10000多册善本；南京石筱轩藏书楼的4箱珍善本、字画古玩2 000多件；叶德辉观古堂的20余万卷珍本藏书；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1000多种善本。杭州沦陷后，郁达夫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书籍有9000余卷全部被劫掠一空；杭州东南藏书楼王绶珊的3000多种宋元明版书及精品方志1100种，皆遭日军劫掠。
　　3.3.6　日军劫夺中国古籍总况　据严绍璗先生在日本中国战时“文化财”损失委员会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调查报告(图书类)》中，大致查清了全国古籍文献与文物被日本帝国主义劫夺的总况。据统计，从1930－1945年8月约15年间，被洗劫运往日本的中国古籍文献共有23675种，合计2742108册，另有209箱，内装不知其数；中国历代字画共计15166幅，另有16箱不知其数；中国历代碑帖共计9377件；中国历代地图共计56128幅。此外，在1938－1943年期间，日军占领河南安阳时共盗走12443片甲骨文和4000余种中国志书以及很多文物。
　　综观上述，不难看出，中国古籍文献流散的途径多样，形式复杂，时间漫长，数量巨大，是世界流失古籍文物的重灾国之一。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中华民族文化的屈辱历史，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起中国古籍回归的坚定决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把无可替代的遗产归还给它的创造者》中“一个民族的天才的最高的化身之一是其文化遗产。这些被掠夺了文化遗产的男女公民至少有权要求归还那些最能代表他们民族文化的珍宝”的呼吁，更加提醒受害深重的中国人民要为古籍回归而不懈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