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放垦与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问题

    [关键词]  清末放垦；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

    鄂尔多斯高原处气候敏感的农牧交错过渡带。第四纪以来严酷的生态条件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显著的限制，而人类的开发活动也不时地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认识和揭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是边疆开发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旨在考察清代对鄂尔多斯地区放垦基础上，探讨人类开发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探讨土地沙化的原因。

           一

    清前期在蒙古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初期严厉．康熙间一度松弛，乾隆、嘉庆朝复又加强封禁力度。然随着内地土地兼并的加剧，小农破产，流民日益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加之蒙古王公为获取地租，私自招垦。容留内地民人开垦蒙地，甚至“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1](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乙亥)。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不得不在事实上逐步放宽。

    自康熙至同治、光绪，土默川和伊盟后套黄河改道所淤出的沃土，已先后“宫垦”或招民垦殖，尽管开发较早、力度较大，但这一带生态环境好，至今尚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粮仓。

    在生态脆弱的鄂尔多斯地区，清初对延绥边墙以北的毛乌素沙地一带严格封禁，规定边墙以北，南北五十里，东西千余里为“禁留地”。既不准汉人越界种田，也不许蒙人放牧。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因鄂尔多斯右翼中旗贝勒奏请开边，允汉人进入，遂开禁垦之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恐致游牧地狭窄，又规定界址，有沙者以三十里为界，无沙者二十里为界，次年，山、陕连续两年荒歉，“百姓有流离者”[1](康熙五十九年五月辛己)，于是，准令民人租种，出边垦种的人数愈加增多。雍正八年(1730年)，以原禁留地五十里为界，在旧界外再展二、三十里。乾隆元年(1736年)，和硕庄亲王议准“蒙古情愿招民越界种地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后，“内地民人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地租为养赡”[2](卷3，舆地志)。同年，榆林、神木等处边口，“越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岁得租粮十万石”[3]（乾隆元年三月丁己）这样，内地汉人便大规模地涌入。乾隆八年(1743年)，各旗贝子等以民人种地越出界外。游牧窄狭等情呈报，乾隆帝令立永远章程：有于旧界外稍出二三十里，仍旧耕种，出界五十里外，将种地民人收回。五十里内，给予空闲地亩耕种[2]（卷3，舆地志)。道光十七年(1838年)，牌界内再次招民租种。进入禁留地开垦的农民，往往突破清政府规定界线，到黄河附近水草丰美的地方，开渠种田。“自清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渡河南西，私向蒙人租地耕种，而甘肃边氓亦逐渐垦殖于是伊盟七旗内，凡近黄河、长城处均有汉人迹”[4]（P219）。

    不过同治、光绪以前，控制移民数量，不准长期居住，不准与蒙人结婚，不准携带家眷等禁令长期右在，因而内地农民出边耕种的数量较少，范围较小，且未深入腹地。从总体上讲，尚在土地承载的临界范围以内。

    清末放垦，宣告了清政府对蒙封禁政策的彻底破产。清末放垦的实质是牺牲蒙古利益。用开垦蒙地所得，以清政府与蒙旗分成押荒银和升科地租的方式，聚敛金钱，企图摆脱财政危机，以支付庚子赔款，筹措军饷，达到挽救其濒临灭亡的目的。清末放垦10年中，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放垦土地，共计8．7万余顷[6]。此数字不包括纯屑清丈、整理的已垦熟地归化城土默特旗地及达拉特旗后套永租地、渠地。实行总管制的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直屑于清廷．在禁垦的同时，多垦辟殆尽，已升科征賦，清末放垦主要在于清丈。而实行扎萨克制的伊克昭盟旗地的报垦和清丈。是在清初以来私自招垦的基础上，由政府重新与蒙旗分成押荒银和升科地租，因此成为放垦的重点。

    伊克昭盟清末放垦10年，大多集中在黄河及其支流沿岸．水草丰美之地。尤以杭锦旗、达拉特旗为多。加上纯屑清丈的达拉特后套永租地、渠地等2．7万余顷。上述地区至今仍多为富庶的农产区．对土地沙化影响不大。与山西、陕西、甘肃交界的南部五旗，报垦的多是沿边地带，这一带处毛乌素沙地及其缘边地区，沿边各旗清丈放垦地亩多限制在清初开禁以来私垦范围内。随着沿边各县农民不断涌入．逐渐突破上述几次划界的限定。与准格尔旗东邻的山西河曲县及南邻的陕西府谷县民人，已进入准旗禁留地以北，东西长120里，南北宽15里的黑界地垦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至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奏放了准旗五段地，西起水坑博罗鄂博，东到黄河畔，东西横亘二百一二十里。南北宽七八至十余里不等，共1588顷。由河曲、府谷县管辖。光绪末年。郡王旗沿边宽三百余里。东西长一百七八十里的土地已被府谷、神木等县的民人开垦，称新旧牌子地。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续报黑牌子地。南起神木边墙，北到光绪二十八年报垦地的南界。东西宽一百余里，南北长一百六七十里不等。加上东边和东南两段地，即灶火地、盐道地，共放9639顷，由东胜厅管辖。扎萨克旗放黑牌子地，东至郡王旗，西到乌审旗，北至喀拉牌止，南界边墙。南北长约一百二三十里，东西宽约七八十里不等。连同一半万寿地，共放2 183顷，由东胜厅管辖。乌审旗旧牌子地。即黄河以西什拉乌素河与陕西靖边、怀远(横山)县的地段，另有一半万寿地，共1988顷，属东胜厅管辖。鄂托克旗光绪三十年二月，先报垦了西部黄河支流灌溉土地1000顷，三十一年六月为了赎回押给教会的土地，又报垦了瞪口南岸的察汗托辉等地。到三十三年，将位于黄阿东岸的陶乐湖滩渠地，红崖子等地175顷地也予以放垦。自光绪三十一年二月至宣统三年止，放五堆子、陶乐湖滩、庙滩、月牙湖等地共201．93亩。同时，又放垦喇嘛庙的召庙地、香火地，如王爱召放垦1267顷土地。伊克昭盟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三十四年(1908年)6年放垦中，包括各种名目被开垦土地共22314余顷[8](卷一，P219、224)。贻谷革职后，伊盟、乌盟又续放3300顷。其中乌审旗2000顷，乌拉特中旗860余顷，乌拉特后旗270顷。总计清末新政10年，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放垦土地8．7万余顷[6]。其中，伊盟毛乌素沙地周围占很大份额。

    上述10年放垦，对毛乌素沙地东南沿边地区很可能造成土地沙化影响。据《陕绥划界纪要》资料统计[10]（卷4、5、6），沿延绥边墙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各县流入开边的民户为17148户，开垦滩地13300．32顷，沙地24188．34顷，沙地开垦量大于滩地近一倍左右，二者共计37488．66顷。这一数字虽不尽准确，但明显高于沿河的杭锦旗、达拉特二旗。张鹏一说(毛乌素沙地)自东向西大约“明沙、扒拉、碱滩、柳勃概不易垦外，其草地仅有十之二、三，再与蒙人游牧之地必留一、二成，可垦之地仅1／10，兼以土高天寒，地瘠民贫。势不能垦”[7]，在近四万顷的被开垦的土地中，3／5的土地是连张鹏一都承认的不能垦殖的沙地。据《陕绥划界纪要》的资料统计滩、沙地数量及开边民户数字，平均每户耕地面积达220亩之多。以当时生产力和种植水平，显然是极粗放的广种薄收。在极不适宜垦殖的沙地中，广种薄收，必然会随时撂荒。而撂荒地是最易引起沙化的土地。清末沿边如此大规模地掠夺式开垦，势必对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土地沙化，起到一定的诱导和促进作用。

    土地沙化是指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造成的沙地活化或古沙翻新与地表物质粗化。表现为土地生产力下降，土地资源丧失，地表呈现类似沙漠景观的土地退化。土地沙化是荒漠化的主要类型之一，其实质是一种环境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既有的作用，也有人为的因素，而这个过程又是连续的、渐变的过程。清代开发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沙化的影响，主要在鄂尔多斯地区。该地区土地沙化发生、，有其特定的自然条件。第三纪末、第四纪以来，青藏高原隆升所造成的生态脆弱性，是该地区易于发生土地沙化的根本原因。

    土地沙化是以丰富的沙源和长期干旱、大风频繁、风力侵蚀等气候条件为前提的。鄂尔多斯地表物质基础是第四纪松散沉积物，尚有库布齐、乌兰布和沙漠及毛乌素沙地为第四纪的古风成砂的沙源。它们是青藏高原隆升后干旱气候的产物，构成了风成物的物源。地层中埋藏的古风成砂记录表明，毛乌素地区至少在中更新世就已经存在大片沙漠[11]。或曰至少是从第四纪早更新世后期以来逐渐形成和演变来的[12]。库布齐及乌兰布和沙漠也都主要形成于地质时期[13]。这些第四纪的古风成砂堆积物，构成丁现代风成物的物源；是该地区易于发生土地沙化的主要地质根源。

    气候及其引起的降水量的变化、植被覆盖度．也是直接影响本区风蚀沙化和土地沙化的主要因素。第三纪以来。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其特殊的热力作用、阻挡作用和分流作用，使隆升前的行星环流系统发生丁转换，导致丁东亚季风系统的形成．也使西伯利亚一一蒙古冷高压系统加强，北方干旱气候的持续加剧和偏北干冷气流的增强，使动植物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3]。500年来，干旱是主要趋势。包括元明时期的暖干和明清的冷干，近代以来温和偏干[14]。

    明清时期，在持续干旱环境演变趋势下，内蒙古西部地区旱灾频发。明代内蒙古地区旱灾频率为48．6％，清代旱灾为52％。近500年来8次大旱灾，即1480—1484年，1518—1524年，1628—1633年，1679一1683年，1836—1840年，1875—1875年，1891—1892年，1926—1929年，有7次是发生在明清时期；有7次都是连旱4年以上[15]。另据1877—1892年近百年我国北方环境脆弱地区降水变化研究，33次干旱年中有23次出现大范围的干旱，特别是1877、1878、1891年等为强干旱年，干旱范围超过65％[16]。据树木年轮宽度重建包头地区254年来降水情况分析，自1742年以来，254年间2—7月降水在50毫米左右的年份就有30年之多。重建图反映的上几次特大春至初夏连旱的年份有1747、1839—1840、1877—1878、1891—1892、1900等年段：6—8月上旬降水量重建图干旱时段主要年份有1748—1764、1779—1799、1811—1813、1833—1851、1862—1869、1891—1913等年段[17]，较严重的早年6—8月上旬重建值，基本都低于平均值167．18毫米。如1758年为81．57毫米。《山西通志·荒政纪》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归化城上年收成欠薄，今岁春夏雨水稀少，播种不能长发，连次改种。沿边一带七月以后号闻得雨泽未能普遍沾足。光绪三年(1877)，北方特大旱。《清史稿·食货志》载“光绪初年，直隶、河南、陕西、山西迭遭旱灾，饥民死者近万人”。《靖边县志》载：“民啮草根，继食树皮，叶而俱尽，又济之以班白土，或割饿殍臂以延残喘，甚有杀生人以供餐者。”[18]

    上述数据测定和记载相印证表明，明清时期干旱及旱灾是研究区发生频率最高，危害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干旱少雨，直接影响了植被覆盖率。据晋陕蒙接壤区环境动态监测研究显示，距今500—250年这一带植被覆盖度为36％—32％[19]，而1965—1955年是100年尺度相对湿润段，植被覆盖覆度为43％一39％。可见降水量的多寡是研究区植物生长和植被覆盖度的主要限制因子。笔者考察，研究区雨水多时，草场见绿。雨水少时，草木即会枯干。自然植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