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农业的起源（2）

2.稻作的起源
 
    关于稻作的起源，的学者倾向于人口压力说：“(长江流域)夏季炎热，植物生长茂盛；冬季寒冷干燥，除某些地下块茎植物外，很难找到就便的植物性食物，而狩猎也难以保证稳定的食物供应。在人口随着史前文化的而逐渐增多的情况下，这个矛盾必定会尖锐化，迫使人们去寻找那种能够增产又便于储存的食物。一旦人们发现了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和易于长期储藏的特点，必定会着意培养繁殖。”[9]也有个别学者倾向于宴享说。如陈淳先生就认为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起源，可能是原始先民们为了寻找味美的食物而选择了野生稻，然后有意加以栽培[10]。
    其次，就中国本土农业而言，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是各自独立起源的，并无先后继承的关系。即黄河流域是旱作农业区，主要栽培粟、黍、稷、麻、豆等旱地谷物。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区，主要栽培水稻。“二者在农业发展上是并行的两个系统，而不是前后继承的关系。”[11]这是由各自的条件造成的，也为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因而国内外学者大都持赞同观点。
    不过，中国的学者更注意着力探讨的是稻作起源地的问题。
    关于稻作的起源地，国际学术界素有争议。在20世纪上半叶，国外有些学者认为稻作起源于印度，然后渐次传到中国、日本和南洋诸岛。这是因为当时考古出土的稻谷标本以印
度的较早。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各地出土的稻谷标本的年代越来越早，远远超过印度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于是，更多的学者(特别是中国的学者)主张应该在中国本土寻找稻作起源地。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有下列几种观点。
    (1)起源于华南
    最早提出这一假说的是已故中国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早在1949年他就提出“中国之稻种来源，与古之南海即今之华南有关”[12]。1957年他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中，再次论证“根据我国五千年来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接连地带的野生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13]。有不少学者赞同这一观点。如童恩正先生在《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基本上可以断定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就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它可能在浙江省杭州湾一带，但更可能是在纬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14]李润权先生在《试论我国稻作的起源》一文中更明确提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其主要理由是：(1)分布在中国的普通野生稻是多年生野生稻，是公认的栽培稻祖先。它在中国分布的海拔高度约为30米至600米，东起的桃园(121°15’E)，西至云南的景洪镇(100°47’E)，南起海南岛崖县的羊栏(18°15’N)，北达江西的东乡(28°14’N)。这一范围才有可能是稻作栽培的起源地。(2)在这一范围内只有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发现了较密集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其碳十四测定年代都早到公元前8000年以上，远远早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这些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都有多水的低洼地或沼泽，适于水稻种植。(3)这些遗址当时虽未发现水稻遗存，但已出土许多石斧、石锛、蚌刀、石磨盘、石杵等可视为从事农业的工具，表明人们已能利用谷类作物，这些谷类作物应该就是水稻[l5]。裴安平先生在稍后发表的文章中也持相似的观点。他着重从古气候学角度来研究华南地区的稻作起源问题，认为距今25000至11000年是中国近10万年来气候最干冷的时期，为大理冰期峰期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严寒气候的侵袭，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比要低8°C左右，属于暖温带气候。而现代直抵河南南部的亚热带气候，当时则收缩到北纬24°以南地区，亦即广西中部以南。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先前可能还有一段较长的准备过程，那么，这时期自然条件最适宜的区域应当首推华南。至于长江流域，此刻可能因气温较低而危及到普通野生稻的存在。“华南作为既有野生稻分布，又有适宜的自然环境，还有长期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它的水稻栽培史当不会晚于长江流域。”[16]多年以后，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甚为盛行之际，裴安平先生在1997年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又重申了这一观点[l7]。裴先生正是“长江中游说”的主要考古学证据彭头山遗址的主持发掘者，他却不主张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而是力主起源于华南说，这种探求真理的态度，甚为难得。
    (2)起源于云贵高原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特别是农学界)主张稻作起源于云贵高原。如日本学者渡部忠世认为水稻的原产地是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的椭圆形地区[l8]。菲律宾学者张德慈也认为
“可能系自尼泊尔-阿萨姆-云南地区经由云南引入黄河流域，且自越南经由海路引入长江下游盆地”[l9]。中国的学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境线内，多主张起源于云南或云贵高原。如农学家柳子明认为：“根据云南、西江流域、长江流域、海南岛、台湾省等广泛地区都分布有野生稻的事实和记录，可能说明起源于云贵高原的稻种沿着西江、长江及其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分布于其流域或平原地区各处。”赞同这一观点的还有农学家游修龄，考古学家汪宁生、李昆声诸位先生。他们认为水稻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云南的植物种类多达一万五千种，约占全国的一半，有“植物王国”之称。云南的稻种现有三千多个品种。稻谷种植的垂直分布从海拔40米直到2600米。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的特点，云南现代栽培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云南的现代普通野生稻，因而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20]。
(3)起源于长江下游
    主张此说的有农史学家闵宗殿先生。他在1979年就根据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现，认为中国的栽培稻起源于长江下游，“以江苏、浙江为中心而向外传播”[21]。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的《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22]。他将1980年以前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按年代早晚和分布地域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勾画出中国栽培稻发展的一个大概轮廓：“它们很像是从一个中心出发，像波浪一样地逐渐向周围扩展开来。由于河姆渡第四层的年代最早，稻谷又最丰富，它所在的杭州湾及其附近自然是最有条件被当作起源中心看待的。接着的第一个波浪到达长江三角洲的近海—侧，即马家浜文化期所代表的范围，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3700年之间。第二个波浪沿长江向西发展，直达两湖盆地，就是阴阳营期和大溪文化分布的范围，年代约在公元前3800年至公元前2900年左右。第三个波浪是在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100年左右发生的，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两湖盆地的屈家岭文化、北江流域的石峡文化，以及分布于黄淮平原、江汉平原和长江以南许多地区的属于龙山文化时代诸文化的范围之内，都已有了水稻的种植。”赞同这一观点的还有考古学家杨式挺先生，他在《从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23]一文中，批驳了起源于云贵高原说和起源于华南说之后指出：“从长江流域古今野生稻的存在、栽培水稻生活的自然条件、考古发现的稻谷遗迹，以及我国古籍的有关记载，完全可以认定，长江流域，特别是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栽培稻的一个起源区。”
    (4)起源于长江中游
    当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在当时是年代最早的稻谷遗存之后，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的假说就盛行一时。主张这一假说的有卫斯、向安强等中青年学者，也有刘志一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他们都有长篇论述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24]|。除了彭头山遗址的发现之外，90年代初期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又发现了距今1万年左右的稻谷遗存，也成了这一假说的有利证据。
    (5)起源于黄河下游
    持这一假说的是李江浙先生。他在《大费育稻考》[25]一文中，根据《史记·夏本纪》中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的记载，认为益是种稻技术的传播者。又根据《史记·秦本纪》考证益即伯翳，又作大费，又考证“费”是“秜”字的变形，也就是野生稻，因此认为大费及其先人是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创始人。他还考证大费先人所居住的鲁南、鲁西、苏北等地都是卑湿多水之地，是野生稻生长之地。结合江苏省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发现过距今7885年±480年的稻谷遗存，认为“中国稻作的创始人是秦之先人大费，发源地是其族的居住地，即今鲁南、苏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的交界地区，时问大约至少距今七千八百年”。
    (6)起源于长江中游一淮河下游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地处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稻谷遗存，地处淮河下游的龙虬庄遗址也发现了5000年至7000多年前的稻谷遗存，于是有人认为淮河流域也应该视为中国稻作的起源地之一。如农学家王象坤先生就提出：“我们认为长江中游与淮河上游可能是同一阶段发生并列发展的中国栽培稻的最初发祥地。”[26]
    以上各种观点，以“黄河下游说”较难成立。这是因为该说缺乏生物学方面的根据，过分依靠文字训诂，甚至用拆字分析方法，“不顾‘六书’常识，混淆了形声字和会意字的界限”。如大费之“费”字是否就是“秜”字的变形，古文字学界尚无定论，据此来推论就缺乏说服力了[27]。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水稻只能起源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不可能发源于以旱作为主的黄河流域，这也已经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连云港二涧村遗址发现的水稻遗存只能说明黄河下游种植水稻的历史比人们所了解的要早得多，但却无法证明它是稻作的起源地。“淮河流域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而赞成的人不多。
    其他四说则都是在适合水稻生长的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来寻找中国稻作的发源地，它们各有其立论依据，但还都不够充分，以至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
    主张“云贵高原说”的中国学者的观点和日本学者的意见大致相同，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根据云贵(特别是云南)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丰富的野生稻资源来论证，但缺乏考古学上的证据。迄今为止，云南只发现为数有限的几处稻谷遗存，既不丰富，时代也晚，最早的仅距今3500年左右，远远晚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除非将来有比长江、华南更早的稻谷遗存出土，否则只能停留在生物学上的推论。此外，云南的野生稻主要是疣粒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作为栽培稻直接祖本的普通野生稻仅仅在靠南边的个别地点才有发现，因此云南不是普通野生稻分布的中心。近年来，通过农学家的研究，还发现云南的野生稻和内陆的野生稻遗传基因有些区别，云南的野生稻偏向籼型，内陆的野生稻偏向粳型，与当地的栽培稻的基因更为接近，因而云南的野生稻不大可能是长江流域栽培稻的直接祖本。因此，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云南说”的根据也并非是很充足的。
    “长江下游说”主要是根据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当年是年代最早的大量稻谷遗存而立论，由于后来位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以及淮河流域的贾湖等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都远远早于河姆渡，因而也就失去说服力。游修龄先生还从水稻品种资源的角度提出批评：  “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资源，……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同福建就完全不同，同安徽则同中有异。江苏、浙江的水稻品种在历史上既表现出丰富性又表现为特定地域性，使它的影响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心一直散布华中、华南。湖北、湖南、江西的水稻地方品种在明清的方志中，其名称、称呼都和太湖地区有很大差别……所以把它们归结为以太湖地区为中心，呈波浪形的持续几千年的扩散恐难以成立。”[28]
    同样，由于彭头山等遗址的发现而兴盛起来的“长江中游说”，也是主要依靠考古发现来立论。但是考古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目前发现是最早的遗址，将来未必就是最早的。别处目前没发现，不等于将来不会发现，如果只根据考古发现的早晚来推论稻作起源地，本身就容易被考古新发现所否定。因此，虽然目前“长江中游说”的根据似乎最充分，但仍然无法成为定论。
而“华南说”过去因该地区出土的稻作年代较长江中下游为晚，为不少人所否定，但从古气候学的角度分析其成为栽培稻起源地的可能性，却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近年来在江西万年仙人洞、接近于广西的湖南道县玉蟾岩以及广东英德牛栏洞都发现了距今l万年左右的稻谷遗存(稻谷及水稻植硅石)，就使得“华南说”更加具有说服力，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总之，中国稻作起源于何处，目前还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而且，一时也不可能有定论。以致有人认为水稻的起源可能是多中心的。如日本学者冈彦一就认为：“栽培稻是多元起源或分散起源的。”[29]连主张“长江下游说”的严文明先生也说：“既然适于栽培的野生稻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么栽培稻也就可能在许多地方较早地独立发生。中国的水稻固然不必到外国去找根源，而中国本身也不必只有一个栽培稻起源的中心。”[30]。因此有些学者主张不必将稻作起源中心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可以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包括华南地区)都视为起源地，其时间至少距今l万年以上。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在1984年就认为“中国的稻作农耕以长江流域为最早……从考古上可以证明它是稻作农耕的起源地”。“并且长江中下游可能是它的起源中心”[31]。严文明先生在《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中，也赞同将长江中下游视为起源地，“作为一种假说，也未尝不可以把华南和长江中下游看成是一个统一的稻作农业起源区，只是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罢了”[32]。于是，1993年在日本佐贺大学举行的“中日国际稻作和东亚农耕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学者参加的有农学家王象坤，考古学家严文明、何介钧、刘军和陈文华。在大会上陈文华代表中方代表团发言，明确表示不赞同“稻作起源于云南说”，而主张“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说”，得到许多日本学者的支持[33]。
其实，就考古发现来说，要探求稻作的起源，仅有稻谷标本还不够。因为仅靠稻谷标本本身无法了解当时水稻的种植情况，因此寻找原始稻作的稻田一直成为中国南方考古学家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3．古稻田的发现
 
古稻田的发现对研究稻作农耕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稻谷标本的发现，固然可以推断稻作起源的年代，但是却难以了解稻作在当时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也无法确定当时种植的规模和技术水平。只有原始的稻作生产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出现稻田，因而古稻田的发现对研究原始稻作农耕的起源具有重大的价值。可是，我国过去长期未能发现原始农业的稻田遗址，一直引为遗憾。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先后在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和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的稻田遗址。
    1992年至l995年以来，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同行们合作，对原吴县(今划归苏州)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进行重新发掘，目的是寻找当时的稻田遗址，结果获得成功，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的稻田遗址。在马家浜文化遗址东区发现水稻田33块、水沟三条、水井六个。水稻田的平面多为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的浅坑。面积小的仅有0.9平方米，大的达12.5平方米，浅坑深0.2～0.5米，成西南一东北成行排列。水稻田之间有的用水口相通，并有水沟、蓄水井(坑)等设施，使水流经水沟、蓄水井(坑)而进入水稻田内。在西区发现人工开挖的大水塘二个、水田11块、水沟三条、水井四座。稻田的形状、大小、排列方式，均与东区相同。这种稻田的结构形态，从田边有水沟、水井发展到有水塘，“已具有我国时期水田结构的雏形，从原始形态发展到规模经营，说明稻作农业生产已日趋成熟”。“因此，对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程度应作出崭新的科学评估”[34]。
    1996年冬天，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对澧县城头山遗址进行重新发掘时，在早期城墙下发现了古稻田。l997年冬对古稻田进行了大面积发掘，清理出三条田埂。三条田埂之间形成二丘田。稻田中的泥土为青灰色纯净的静水沉积，有很强的黏性，形成龟裂纹，泥土中还保存着稻梗和根须，从局部剖面观察，可以看出一根根往下伸展的根须或留下的痕迹，可辨识出当时采用的播种方式是撒播。稻田可分两层，下层的泥土经光释光法测定，其年代为距今6629±896年。这不但在国内，就是在全世界也是目前已经发掘出来的年代最早的古稻田。
同时还发现了与水稻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有水坑和水沟。已发现的水坑有三个，直径为1.2～1.5米，深约l.3米。坑底有一层很浅的淤泥。水坑高于稻田，有水沟连接通向稻田。目前已发现的水沟有三条，在沟中发现一些汤家岗文化的陶片，从而为灌溉系统的断代提供了物证。汤家岗文化的年代为距今6500年至6300年，与上述稻田泥土用光释光法测定的年代十分接近。这也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农业灌溉系统，对研究原始稻作生产的起源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35]。
草鞋山和城头山两处古稻田的发现，表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在6000年前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播种方式是撒播，已经有了初步的灌溉系统，这些都是过去研究中只能猜测而无法肯定的事情，现在终于能够获得考古学上的证明，可以说是农业考古中有关原始稻作农耕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也使得主张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说的学者受到鼓舞。
 
4.家畜的起源
 
    畜牧业是从原始狩猎经济发展而来的，但是野生动物是如何被原始人驯化为家畜，其具体过程到底如何，却无法从考古学上取得直接证据。因此许多学者经常根据民族学的材料来研究原始畜牧业的产生过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诸先生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李根蟠、黄崇岳、卢勋三位先生在他们合作的《原始畜牧业起源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探索》一文和李根蟠、卢勋二先生合作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一书中对驯化野生动物的过程有较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
    随着狩猎经济的发展，人们征服野兽的能力大大增强，对野生动物的习性也日益了解，这就为畜牧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并必然导致对动物的饲养。将野生动物变成家畜，一般要经过拘系圈禁一野外放养一放牧一圈养几个阶段。
    首先是拘系圈禁。原始人在捕获较多野兽之后，如果一时吃不完的话，常将一些幼畜拘禁起来，这是一种储存食物的方式。然后经过饲养，逐渐使其驯服，再进行牧养。如云南的佤族，最早养的猪就是野猪。开始人们用绳子把它拴住喂养，养熟了才实行放牧。直至解放前，云南西盟佤族有些猪还带有明显的半野性。东北的鄂温克人饲养的驯鹿也是经过了拘系圈禁阶段。他们将性情温顺的野生鹿崽带回家放在栏栅内，用鲜苔喂养，日久成为家鹿。云南怒江的怒族和傈僳族经常猎取到江边饮水的扭角羚，有时将小扭角羚捉回后，放在木栅里关起来，养大了宰食。高山族驯养野牛的方法也大致相似。清人黄叔墩《台海使槎录》中引《居易录》：“台湾多野牛，千百为群，欲取之，先置木城(按：即木栏)四面，一面为门，驱之急则人，人则为扃，闭而饥饿之，然后徐施羁鞠，豢以刍豆，与家牛无异矣。”《番社采风图考》记载捕饲野牛的情况：“以长竿系绳为圈，合圈束其颈，牛曳绳怒奔，则纵其所往，伺其力尽，绳势稍缓，徐徐收系于木，饿之，渐进草食。……”汉字中“畜”即从“兽”孳乳而来，《广韵》中为同音，皆读“许救切”。甲骨文中的“畜”，郭沫若指出：“乃从幺从囿，明是养畜义，盖谓系牛马于囿也。字变为畜。”幺为绳索纠结的象形，有拘系之义，用它代表牲畜，说明牲畜是经过拘系驯化的野兽。即是《淮南子·本经训》所说的“拘兽以为畜”。
    其次是野外放养。这是普遍存在的原始饲养方式。即将驯化后的家畜放养在野外，任其自由觅食与活动，既无专人看管，亦无牲畜栏圈。如解放前，西盟佤族的许多村寨都是把牛
羊放养在野外，日夜不归，无人看管。与野放并行的是野交，不懂得人工繁殖，有的家牛在长期野放中恢复了野性。平时实行野放，需要吃用时才捉拿，甚至要用火枪射击。当然野放要有一定的范围，并非漫无边际。如怒族、傈僳族喜欢把牲畜放在山谷里，用树木、石块堵住山谷的隘口。牲畜放在山谷中，日夜不归，主人只是偶尔巡视一下。野放不但适用于牛羊，也适用于猪。如怒族、西盟佤族、傈僳族等都是将猪野放在山坡上让其自由觅食。晚上甚至都不回村寨。至于鸡、狗则在村寨中的空地、草堆中觅食，一般也不喂饲。野放是与游猎经济相适应的，在原始农业时代，则是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在游猎时代，牲畜只能靠采食野生植物，不可能有专门的牲畜棚圈。即使到了原始农业的初期，人们还不可能生产充足的谷物，还得依靠渔猎和采集补充，要经常以农副产品喂养牲畜是困难的，因此牲畜基本上只能在野外觅食。再加上当时人们经常迁徙，住所十分简陋，自身还是穴居野外或“结草为庐”，哪能为牲畜专门营造栏厩?在野放的情况下，由于饲料不足，营养不良，活动多，消耗大，牲畜生长缓慢、瘦小。如解放前怒江地区的猪一般到三四十斤就不长了。同时因野兽的伤害和灾害的袭击以及山崖跌伤等原因，牲畜的死亡率也高。因此当时的生产力是低下的。
    再次是放牧。锄耕农业和村落定居出现以后，原始畜牧业这种生产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主要是从野放发展为专人放牧。怒江地区的怒族和傈僳族虽然基本上处于野放阶段，但有些地方已开始实行冬季专人放牧。当地的牛羊夏天在山上野放，寒冬到来前，便被赶到江边。若干家的牛羊放在一起，由各家轮流派人看管或由专门的辅助劳力看管。台湾的高山族雅
美人养羊虽也实行野放，但已开始派人进行极其简单的照顾。解放前西盟佤族的某些村寨，原来的那种野放方式也有了改进。如马三寨在寨墙周围1.5公里的范围内用竹木围成栏栅，把牛羊放在里面，晚上牛自动集中到寨内的一个地坪上，各家可派人早晚看看自己的牲畜。陕西省临潼县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牲畜野宿场地，就是属于这一类设施。西藏米林县马尼岗地区的珞巴族从事刀耕火种兼营畜牧业，他们饲养猪、鸡和黄奶牛，都是实行野放，并无专人放牧。但是中等户以上的人家饲养犏牛已经开始采取专人放牧的形式，每年三四月份把犏牛赶到高山牧场去放牧，至七月份下山回村，每个畜群由三五人看管。由此可见，野放是比较原始的放牧方式，专人看管的放牧是后起的比较进步的方式，这是原始畜牧业发展过程中互相衔接的两个阶段。
    最后是圈养。原始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另一个进步就是栏圈的出现。在栏圈发明之前还有一个人畜同居的阶段。如《续修台湾府志》引《番社风俗》所记阿里山等番社的住所，“依山掘土，状若穴居，以沙石板代砖，或以木或茅竿草为之，阔不一式，高不盈丈，牲畜俱养于内”。高山族的泰耶鲁人所养的鸡、猪、狗等也是与主人同居一室。云南哀牢山的苦聪人普遍养猪，白天野放，晚上常和主人同睡在窝棚内的火塘旁边，迁徙时则跟随主人爬山涉水。独龙族人过去习惯吃刚下崽的母猪，猪崽则用人奶喂饲，小猪因而经常和人住在一起，这也是人畜同居的遗俗。人畜同居的晚期形式是让牲畜栖息在干栏式房子的下层。这在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中十分普遍。干栏式房屋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豢畜并放置杂物，这是比上述高山族的洞穴和苦聪人的窝棚晚出的住房，因此这种人畜上下分居的方式可视为从人畜同居到人畜分居的过渡形态。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专用牲畜栏圈的出现。根据在怒族、独龙族等地的调查，牲畜的圈养以猪为早。最初的猪圈据说是为母猪下崽而设置的。这些猪圈一般搭在住宅旁边。清代台湾“平埔”地区的高山族也有把猪圈盖在屋檐下的。如《续修台湾府志·番社风俗》记载彰化县高山族盖房时，“填土为基方丈，雨阳不得侵。其下可舂、可炊、可坐、可卧，以贮笨车网罟，鸡埘豕栏”。这些鸡埘豕栏单独设在住房之外，不同于人畜同居，已是专门饲养牲畜的栏圈。牲畜的圈养和人工喂饲是有关系的。它们是舍饲方式的两个要素。人们最早人工喂饲的牲畜仍然是猪。早在人畜同居阶段，猪日放夜归，在早晚野放前和回来后，主人往往给猪喂些泔水、野菜之类。在母猪下崽前后和年节以前催肥时，更要增加一些饲料。如苦聪人养猪除野放外，也常常实行人工喂饲，饲料有野生的块根和叶菜及一些谷物。至于牛羊，在栏圈出现后的一段时间里，一般仍不进行人工喂饲。如怒族、傈僳族即是这样，只有牛在耕作时才喂些食盐。总之，畜圈的出现为人工喂饲创造了方便的条件，从而促进了舍饲这种不同于野放的畜牧生产方式的产生。从我国上述少数民族解放前的情况看，舍饲正处于萌芽状态中。
总之，李根蟠、卢勋先生主要根据民族学的材料，为我们勾画出原始畜牧业产生和发展的轮廓，这是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对原始畜牧业起源问题的探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