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嶺南地區的生態環境與稻作農業

 
一、引言：宋以前的嶺南稻作
 
嶺南，大體上相當於現今的廣東、廣西、海南、以及福建和雲南、貴州的部分地區，宋代又稱為嶺外，嶺表，是一個在歷史上和地理上都具有特殊意義的地區。嶺南地區有著悠久的稻作歷史。但至今為止，我們還不能對嶺南稻作發展的歷史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宋以前，嶺南地區的稻作農業給我們留下一個矛盾的印象。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著名水稻專家丁穎教授依據野生稻分佈和歷史文獻記載曾經將華南視為稻作起源地之一，但這一說法始終沒有得到更早期稻作遺存的支援，80年代考古學者李潤權對此進行瞭解釋，並提出假說。[①]2002年3月在廣東封開發現了4000年前的旱稻，可能為這一近年來不被看好的觀點提供新的佐證。[②]2005年4月又有報導說，考古專家從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抽取的32個孢粉,經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證,有4個探方6個層位元元有原始人工栽培稻穀穀殼化石。進而推斷，嶺南稻作史距今有1.2萬年[③]。但嶺南地區早期稻作遺存的發現較之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同類發現顯然要少得多。作為稻作起源地之一仍需要更多的論證。從秦漢開始嶺南地區已成為中央政權管轄的一部分，[④]並開始接受周邊文化的影響，特別是東漢時期，九真太守任延推廣犁耕以來，嶺南地區與內地走上了同樣的農業發展道路。[⑤]1963年廣東西北部連縣的西晉墓中出土犁田、耙田模型，[⑥]和1980年廣西梧州西北倒水南朝磚室墓中出土的耙（耖）田模型，[⑦]多少可以證明史載不虛，同時表明唐宋時期在江南地區出現的水田精耕細作的某些因素，在此之前的嶺南已經出現了。但宋及宋代以前，犁耕在嶺南地區的普及程度如何？仍是一個未知數，因為即使到了南宋時期，嶺南有些地區還在使用人力踏犁。唐代嶺南的一些地方也已採用了水稻移栽技術，劉禹錫在連州所作《插田歌》就是一個證據。但宋代所能見到的還是以直播為多。歷史上許多有關嶺南稻作的文獻都提到「稻再熟」，[⑧]但這種再熟稻的性質是什麼還不能肯定。由於資料的缺乏，我們還不能對上述問題給出一個很好的回答，但我們可以從有關宋代嶺南稻作的歷史中去加以推測，因為宋代嶺南地區的稻作正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
前人對嶺南地區宋代的環境和稻作已有所研究，如韓茂莉的《宋代農業地理》就對嶺南地區的農業生產與土地利用，嶺南地區的糧食作物有專門的章節論述，[⑨]但就宋代嶺南的稻作和環境及其相互間的影響而言，我們還可以作進一步的發展。
二、影響嶺南稻作發展的因素
 
宋代江南地區的稻作農業已經進入到精耕細作階段。相比之下，嶺南地區的稻作農業依然粗放。人口稀少是其重要的原因。傳統的精耕細作稻作農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勞動力的多少制約著技術的發展。宋代的嶺南有如漢代的江南。《史記》載：江南卑濕，丈夫早夭。這是導致漢代以前，甚至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江南地區採用火耕而水耨這樣一種較為粗放的生產技術的重要原因。不過唐宋以後，江南地區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一舉改變了原來落後的面貌，然而，嶺南地區似乎還在舊日中徘徊。
宋時醫家，在探討嶺南地方疾病時，非常重視地理氣候環境的影響。「嶺南既號炎方，而又瀕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瀕海地卑，故陰濕之氣常盛。而二者相薄，此寒熱之疾所由以作也。」[⑩]自古以來，人們提到嶺南，常常與一種可怕的疫病聯繫在一起，這便是瘴氣（主要是瘧疾）。這本是由傳染媒介——按蚊[anopheles;malarial mosquito]的攻擊而感染瘧原蟲而引發的傳染性疾病。古人雖然不知道瘧疾的病源，但他們認為瘴疾是由地理環境所引發的一種疾病。「蓋天氣鬱蒸，陽氣多宣洩，冬不閉藏，草木水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日受其毒，元氣不固，發為瘴疾。」因瘴而生的還有一種病稱為蠱毒、蠱本感瘴而生。它有兩類，一是嵐霧瘴毒引發的腹脹病，一是由人工培育的毒蟲所致之病。長期以來，蠱毒和瘴氣一樣一直是個存留在人們腦海中的夢魘。此外「五嶺之南，不惟煙霧蒸濕，亦多毒蛇猛獸。」[11]也給人們的生命健康帶來危害。加上當地醫療水準低下，在大病面前，人們「不知醫藥，唯知設鬼，而坐致殂殞。」[12]
惡劣的環境嚴重地影響了當地的人口素質與數量，特別是本應作為農業主要勞動力的男性人口的數量和素質。「人生其間，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生齒不蕃，土曠人稀，皆風氣使然也。」[13]同時這種不利的影響還有著明顯的性別差異。根據當時人的觀察，嶺南地區的人口性別比率是女性人口大大多於男性人口。一夫多妻盛行。呈現明顯的陰盛陽衰現象。「南方盛熱，不宜男子，特宜婦人。……餘觀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虛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而欽之小民皆一夫而數妻，妻各自負販逐市以贍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則人不謂之無所歸耳，為之夫者終日抱子而逰，無子則袖手安居，……」[14]
「惰農自安」。人口的數量和素質，特別是是男性人口的數量與素質，對嶺南地區的稻作農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深廣曠土彌望，田家所耕百之一爾，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後為田，茍膚寸高仰皆棄而不顧，其耕也僅取破塊，不復深易，乃就田點種，更不移秧，既種之後，旱不求水，澇不疏決，既無糞壤，又不耔耘，一任於天。既獲，則束手坐食，以卒歲。其妻乃負販以贍之，已則抱子嬉遊，慵惰莫甚焉。彼廣人皆半羸長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或至死耳。」稱之為「惰農」。
瘴氣不僅阻礙了本地人口的增長，同時也阻止了外來移民的進入。嶺南地區為瘴疾高發區，除嬰幼兒外，一般人群免疫水準高，發病率較低。相反北方南遷的移民，由於一般都不具備免疫力，當他們遷到瘴疾的高發區之後，往往容易感染瘴疾，複由於醫療水準低，死亡率很高。自秦漢以來，內地的人們一提到嶺南就總要皺眉頭，到了唐宋時期，人們對於嶺南的恐懼更是到了極點。甚至於有人嚇得連嶺南地圖都不敢看。[15]北方人到嶺南之後，死亡率很高，「以其有瘴霧。世傳十往無一二返也。」[16]內地移民，遠到而來，由於水土不服，往往為瘴氣所中，以致性命不保。嶺南個別地區，如，廣西昭州、廣東新州、英州等地的發病率和病死率尤其高，竟有「大法場」和「小法場」之稱。[17]謠言比真實的情況更可怕。宋時有這樣的歌謠，「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化，說著也怕。」[18]移民視嶺南為畏途，擋住了許多人南遷的腳步。這和所謂的「生態擴張」正好相反，在crosby的名著中，歐洲入侵者所帶來病毒和細菌，比他們的武器對新大陸和太洋洲的土著人更具毀滅性，因為這些土著民族從未感染過這些病毒和細菌，因而缺少免疫力。[19]可是在宋代的嶺南，外來移民所遭受到的最大的恐懼，不是密林深處暗箭，和毒蛇猛獸，而是彌漫在身邊的山嵐瘴氣。我們可以稱之為「反生態擴張主義」（Anti- Ecological Imperialism,）
環境制約人口的數量和素質，同樣人口也影響著環境。有宋一代，嶺南地區仍然是地廣人稀，與此同時，動植物資源卻相對豐富。這對於農業的發展有積極的一面。地廣人稀為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宋代一些農業較為發達的地區往往耕牛較為缺乏。主要原因是種植業侵佔了本可以用於畜牧業的有限土地。[20]相比之下，嶺南地區的牲畜業卻相對發達。耕牛相對富餘。特別是廣西的雷州、化州等地，「牛多且賤」。主要表現在牛群被大量屠殺和販賣。來自農業發達地區的蘇東坡對此俗大惑不解，他寫道：「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