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性别维度审视
摘要：性别问题是思考技术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根源于身体性的技术与性别是内在关联的。不同的性别意识产生不同的技术实践和技术后果。无性的或无性感体验的思维将导致危及人生存生活的技术。基于男女两性相即相生的交流对话的性别意识，易导向谋求维持和改善人的生存生活的技术。通过将技术发生的源头追溯到男女原始的生命对话，在由其生发的关照族类生命整体经验的视阈，阐述了一种基于性别／性本质语境的技术实践，为应对技术引发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考。
关键词：技术的生成；身体；性别；男女对话范式；家族经验
技术分为两大类：身体技术和物化技术。身体技术更为原本，而物化技术必须以身体技术为其发生的源头。进而言之，无论是身体技术还是物化技术都须通过身体才能得到充分解释。这样，与身体密不可分的性别(sexual/Rcnder)就成为思考技术的重要维度。这一点迄今尚未受到充分关注。张祥龙教授在《“性别”在中西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思想后果》中指出：“在哲学思维中有没有对‘性别’／性的意识，会深刻影响一种哲学的特点与走向。”这一见解同样适用于技术之思。本文通过将技术的生成追溯到男女身体对话的原始语境，探讨不同性别意识对技术实践的影响，藉以表明，植根于身体性的男女对话精神，将为人们探讨如何应对现代技术引发的诸多问题提供具有启发性的思考。
一、技术与性别的内在关联
亚里士多德曾言：“一切技术都和生成有关，而进行技术的思考就是去审视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怎样生成。”大多数从器具的演化史构建技术谱系学或关于技术进化的理论，其价值自不容低估，但这往往错失了从生命发生学的语境考察技术的机缘，因而难以真正进入技术是“怎样生成”的思考。恩格斯关于工具和手脑的辩证法，在“被造物”和身体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而这种身体与技术的始源性关联较少得到进一步发挥。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学研究的进展，提供了从身体性出发的性别／性机制进行“和生成有关”的“技术的思考”之有益尝试。
众所周知，现代技术肇始于伽利略对宇宙的解构和对数学化的解读。晚年的胡塞尔(Edround Husserl)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此为反思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内容。在胡塞尔看来，现代性危机在于科学精神遗忘了其发生于其中的“原初”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则归之于西方哲学传统对“存在的意义”追问的性耽搁。他们并没有将身体及性别广陸问题遭受的冷遇纳入反思性批判的视野。而雷诺兹(PeterReynolds)进行了技术与象征身体(symbolic body)之关联的有意义的探索。雷诺兹把技术定义为“象征之身体的景象投射”。他阐释了曼哈顿计划与其创造者的神话的联系。曼哈顿计划“所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基地的空间安排，提供科学的语言全都显示出创造一个完美男性身体的无意识的动机：坚硬、生殖器、冲天以及毁灭”。它的“主导的神话式洁净男性身体的创造，其智力的光辉有别于低等的和污染的被概念化为女性的自然”。人们聚焦于最直接经验的事物——身体，赋予技术中的性别极不对称的价值。男性身体关联着洁净和神圣，而女性身体指向污染、原始和卑微。如此简单地分化两者，漠视其互补相生的深刻含义，进而引导的技术实践是令人深思的。曼哈顿计划被描述为使妇女和儿童远离基地的“男性团结一致的崇拜”。人们知道，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大量使用有关怀孕和分娩的语言，第一颗爆炸成功的氢弹被命名为“迈克”，那份著名的报告爆炸成功的电文为：“是个男孩”。
曼哈顿计划以男性神性化躯体在技术中的实现，创设出一部潜在的毁灭性的技术神话。而芒福德(Lewis Mumford)通过技术考古学的探究，将生命诞生和延续的人类经验呈现于技术层面。这就是新石器时代诞生的潜含女性生命特质的“容器(container)的技术”。在芒福德看来，“容器”是女性器官的延伸，“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在女人的影响和支配下，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但是这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而通过远距离操作并驯服对象的机械、武器等则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其主要是旧石器时代男性骨骼和肌肉力量支配下的技术成就。男性特征的技术还表现在“男性至尊的抽象概念”，“刚直遒劲的直线，巨形，严密封闭的几何图形，阴茎状的尖塔，直至最后表现于数学和天文学的起源等等”。
由此可见，植根于身体性的技术与性别是内在相关、互动生成的。然而，正如恩格斯指出，由于技术进步，人类曾经历一场“激进的”“性别革命”，这场革命确立了男性中心话语的地位，同时也确立了男性特征的技术的主导地位，技术中的女性因素却被这种主流话语湮没了。现代技术话语中女性因素的缺失从海德格尔的哲学足以证之。海氏是反思现代技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尽管他在哲学的生涯与女性神频频邂逅，尽管他呼唤被现代技术放逐的意义回归人赖以栖居的家园。然而“家园”这一向女性无限敞开之域，并未将海氏的哲学兴趣引向性别问题。而几乎同时期的芒福德却从经验层面洞观到技术与性别的本质性关联。他赞叹新石器时代如“容器的技术”，嫁接、扦插、田园管理等融入女性身心的技术是人类迈出的“基本的第一步”，直到后来人类利用太阳能以至于到顶峰的核能，这一步都是“无与伦比的”。实际上，就对技术的贡献而言，女性因素在维持人类集体稳定生存状态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仅以古代的纺织技术及生育科技为例说明。
“男耕女织”被诉之于典型的传统中国社会生产模式，其显示出男女两性以不同的身体投入方式支配着对技术的贡献，它还伴随投入这种技术过程的道德价值编织着古老的文明。《史记》中载嫘祖发明了养蚕织锦技术；《管子·挨织》云：“一女不织，民忧为之寒者。”因此，就像“容器的技术”是史前西方女性身体的象征一样，丝织麻纺技术是古典中国女性的别名。从历史上中国赋税制可看到，织物(丝绸、绢、布匹等)一直是体现国家权力再分配的重要内容，因此由织物彰显的超越帝国疆界的赫然威仪必然系结着织女的生命过程。尽管父系权威的文明史往往忽略这一事实，但不容忽视的是，女性的劳作和智慧深刻地维系着家族乃至整个古老文明的稳定步态。
经验积累和知识传递的生育技术在延续族类生命和文明的使命中，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生育技术直接产生于人对身体的现实理解，其内含人对族类生命整体的现实关怀。在宇宙观、宗教、神话、巫术等众多话语缝隙中，古代中国女性并没有因此丧失对自身理解和控制生育的自主性。她们以对古代医学、符咒、生命繁衍等独特的解释塑造了丰富的身体形象，并将其织进历史的经纬网。古人控制生育的有效性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标准眼光衡量是匪夷所思的。迄今只有晚近的技术女性主义者涉足前科学的生育技术，而这在技术谱系乃至技术哲学中并未真正受到礼遇。
以上述之见，从男女两性之维审视技术“怎样生成”，将会使人类的这部技术之书变厚变重。但众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所强调的只是一步步发展至今天正在威胁地球生命的男性技术，致使与女性身心关联的技术所潜含的朝向家园般稳态生存的内蕴退隐。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艾斯勒(RianeEisler)将男性特征的技术定义为实施毁灭和统治的男性暴力之“剑”(the blade)的技术。她又称谋求维持和改善生活的技术是以男女合作之“圣杯”(the chalice)的技术。艾斯勒指出：人类考古发掘出新石器时代“许多传说中的宫殿、别墅、港口设施、贯穿全岛的公路网，神庙和秩序井然的墓地”和“四种文字笔迹”，向现代人叙说男女合作(gylany)模式的古老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引导下的生存状态中生成的高度文明。
二、两种性别意识与技术
艾斯勒以“性别整体论”为基点，认为“构成男女之间关系的方式乃是人类的基本模式”。她区分了两种性别模式：一是不平等(无论是父权制还是母权制)基础上的“统治者的模式”，二是以男女合作为初始型态与自然结为整体性的“伙伴关系模式”。后者与中国古代《易经》中的男女之性是遥相呼应、内在相通的——两者都将人看待自身的方式推而广之于天地古今。在《易经》中，男一女乃“宇宙原发性的生命机制”。天地、阴阳、万物以至于父子君臣都是“近取诸身”，是从男女夫妇类推的结果。是谓“君子之道，肇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十二章)，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传·系辞上传》)，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構精，万物化生”(《易传·系辞下传》)。可见，中国古人心中的“太初之言”，实际上是男女身体交感的对话语言。正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性别模式，引发迥然相异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进而引发不同的技术实践及技术后果。
艾斯勒认为，目前爆发的全球问题、军备竞赛、贫富两极分化等是千年来男权至上的“统治者的模式”所致，“男性团结一致的崇拜”的曼哈顿计划即为印证。“统治者的模式”实质上是以暴力之“剑”控制和征服他者，为我所欲的技术性原则。源于古希腊“从勇敢常胜的男子气概的兴高采烈中进发出来”开始从事哲学的传统西方哲学，其主流思想将宇宙的终极实在看成唯一者，诸如“水”、“一”、“理念”、“我思”、“理智”、“绝对精神”等，它们“以一驭多”思维，显现出卓尔不群地支配和驯服对象世界的品质。西方传统思辨体系虽强调“数”、“比例”、“秩序”的和谐，但其在“一”与“多”、“理性”与“感性”、“主观”与“客观”、“心”与“身”、“自我”与“他者”等二元架构中，拘执于从属和对立的等级秩序，实不乏为“男性至尊的抽象概念”历史性演绎。尽管在近代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性的人出场，但其为维护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却使他者的合法性成为问题。在主体性形而上学主导的技术科学的盛日下，激发了人与自然、与他者的僵化对立。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尽管高见迭出，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种“扬心抑身”的“无性的”(sexless)或无性感体验哲学意识所招致的严重后果。一种无肉身无性感体验的虚灵之心能够担荷族类生存的使命吗?这种眼界中生成的技术能不受到质疑吗?而现代技术却正是在传统西方哲学对肉身和对感性之“多”征服的历史中奏起凯歌。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传统哲学抽象概念的演绎在对世界操作、控制的表象性和性思维中最后实现。“哲学终结”后思想的任务是开启扎根于大地的思之道路。在思之所思处，人们是否聆听到远古男女共生共存的对话之音?人们又是否将之引入与我们时代的对话来消解统治之“剑”的征服史?
耐人寻味的是，海德格尔尊中国两千年前的庄子为第一位对技术怀忧患意识的人文主义者。他以“抱瓮汲水”的寓言表明，庄子是反现代技术以计算性的“机心”取巧的急先锋。但事实岂仅至此?从所谓“抱瓮汲水”，所谓“斫轮”之“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庄子·天道》)，以及“庖丁解牛”经由“手”、“肩”、“足”、“膝”的身体运作，达于与天道自然“神遇”之境界表明，庄子早就提出了栖留于身体的技术。从表面看，“抱瓮”、“斫轮”、“解牛”之“技”的身体卷入是无关乎性别的。然而，庄子“道进乎技”的技术态度却显示，“技”是“道”的聚集和开显方式，或谓“技以载道”，即经由“技”而使一己之躯通达天地自然，此乃“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庄子·大宗师注》)。由是观之，这里的小宇宙的身体己参与到宇宙万物并同化为一至大无外的道体。而“道生阴阳”。在庄子看来，“阴阳于人，不啻于父母”(《庄子·大宗师》)。他还言道，“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成合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可见，庄子的“技”和由“技”开显的“道”本身就浸透着性感性机制。它所展现的“道”与《易经》中“肇端乎夫妇”这一充满性感语言的宇宙是源与流的关系。而就在“‘肇端乎夫妇’这一可以与知的人自身身体发生事件里，……不仅表达了人自身生命的开端”，而且给出了“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解答”。也正基于生命共感的“男女之间对话使人的语言与自然语言得以内在勾联，从而使该对话已超越了业已唯我唯心化的人类语言的限定，而‘道不我私’地成为贯彻天人之际和联通整个宇宙的最具普遍性的‘元语言’”。至此，从这种根源于身体性的男女对话的“太和之道”，人们不正感受到男女合作精神，以及因涉身的感动而“移情”于生命共同体的“伙伴关系模式”吗?当然，生活在西方语境中的海德格尔难以把捉到这一古典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也不可能从庄子的技艺之道悟出其“性别”或性感性的端倪。栖留于性别语境中的技术更趋向于维持生命的源发机制，趋向于关照生命整体性的人类家族经验，与对世界祛魅化并对世界称雄的技术性思维判然有别。
三、基于性别意识的技术实践
通过前文分析表明，性别意识与技术内在关联，不同性别意识引导的技术实践对人的生存状态产生迥然相异的后果。由此可见，只有充分思考性别问题，才能深刻地理解技术，使技术渗透到生命的发生机制当中。而性别问题同样有赖于对技术的深入考察。由于当前在西方，技术与男性气质的联系……被奉为一种学术真理，因此技术女性主义者在试图瓦解技术与男性气质的等式时，往往囿于性别对立的语境下规定技术内涵，缺乏显见的从男女生命对话的角度尝试解决问题的努力。将技术置于性别压迫本质的语境，企求女性身份得到技术认同，这能否从根本上改变男性技术话语的主导性地位是应存疑待审的。
性别是人在世界中实际性的生存处境，居于性中的身体是男女平等对话的原生场域，而前文已表明，身体是技术发生的原始母体。如果脱离身体这一终极意义之源谈论性别与技术的关系，难免会偏执于两极分化或对立的语境规定技术内涵。而这种祛身化的无性感性思维的极致化又是导致现代科技脱轨的重要原因之一。芒福德认为只有在“男性文化符号”和“女性文化符号”之间建立有机和谐，亦即人们运用理性、逻辑的思考策划一种更为稳定、持久、平衡的生活方式，同时，建立与生命器官和生命组织相同或相似的生命、生存和繁殖的有机论生态模式，使之渗透到所有的人类活动中，才可能使失范的现代科技回归正轨。但如果这种构想脱离男女“原生态”之对话语言，那么“有机”、“繁殖”、“生存”等将流于空泛的概念。在两性生命对话的范式下，我们设想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技术实践。
第一，消解以绝对知识为基础的技术权力话语，缔结以责任和意义为核心的“伙伴型”对话的技术共同体。《易经》中男女之性作为“宇宙原发性的生命机制”，它亦昭示了一种与阴阳“太和之道”息息相通的对话范式。这种对话范式的揭示，不仅使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能动与受动的区分丧失意义，而且随之而来的是权力型的“主谓逻辑”让位于伙伴型、交流型的“问答逻辑”，并因此确立起真正主体间沟通机制。将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对话范式延伸至技术共同体，可以推知，在技术话语中，、、伦理型的制约型关系，以及老死不相往来的技术精英与技术最终产品的受众，只是对生命共同体简化式还原的形式。理想的技术共同体，应是以人类共存为目标的潜含生命对话精神的共同体。而导源于男女夫妇“和而不同”的对话范式，突破了“统治者权力”的纯粹支配性原则，构成平等协商渗透于其中的技术共同体之始发型态。艾斯勒召唤的新石器时代男女合作的社会模式，肯定了这种共同体存在的内在必然性。
第二，如果我们回溯到男女身体交感的对话语言，那么“统治者的模式”思维下人与万物之间的认知与被认知、主宰与臣服的“主客关系”或“我一它”关系范畴，将让位于“仁慈”(grace)之渊上“我一你”的交流沟通语言。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曾言，“一切真实的生命乃是相遇”。在布伯看来，人与万物初始“相遇”乃“我一你”经验交互境域的生命领悟，而不是万物臣服于我的“主客关系”或“我一它”范畴下的疏异。《易经》中“肇端乎夫妇”的宇宙中，其“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構精，万物化生”则进一步表明，天地万物是生命发生学的男女对话化生而成的，是与人不可拆分的生命整体。庄子的技艺之道，同样表达了人与天地万物并生的“我一你”之言说与倾听，此乃贯彻天地宇宙间的“大言”，更是“真实的生命”之“相遇”。当人们反思男性技术之“剑”的征服史和“现代性危机”时，是否深思如何使男性的征服之“剑”消融于本根同源之生命的感动时刻，并以“仁慈”、“仁爱”之光照亮我与万物互参的生命共同体?
第三，以男女生命对话为原型生成的家族经验来看具体技术，一切被置于男性技术边缘视域的女性特质之技艺性创造，将作为族类共同身体经验投入，现身技术谱系，且作为显性的对话语言传达其谋划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继而消解独步天下的男性技术话语。芒福德曾指出：“当巨机器和巨技术时代到来的时候，女性因素几乎从技术领域消失了。”然究其根源，“女性因素”在科学技术语境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它在人的生存生活中完全被“巨机器和巨技术”取而代之，相反，它始终是人类家园的不朽诗作。芒福德还进一步指出，技术客观性特征、非理性因素及女性价值观，在技术中已经而且越来越承担重要角色，其对以生活为导向的技术发展意义重大。
第四，基于男女对话范式“审视”技术时代人的生存状态，将唤起人们深刻反思现代精神导引下疏离并主宰生命的物理性时间，并关注人类家族世代生成的原始性时间经验。对生命和情感世界的役使可谓技术时代的时间特征。这种时间的原型曾潜伏于牛顿的机械力学世界，它以单向、均质、线性来规定和描述人生于其中的世界的时间特征。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的日常生活亦步亦趋地臣服于这种工具性时间的权威，随之效率、发展、进步越来越成为人对深不可测的未来精确筹划的步骤。而这种工具性时间遮蔽了更为源始的时间经验，即基于男女性爱而生成的保持族类生命世代延续的时间经验。这种原始时间经验以“本质上的多样性、可塑性、‘与时偕行’和‘与时消息’的特性来预谋着未来，……呵护着家族、民族与人类的未来”。在人类生活日益被单向均质线性的时间弭平其丰富性和创造性的时代，人们能否自觉猛醒并守护这种源发性的关照世代生命整体的时间经验呢?
无论如何，从性别广性视野“审视”技术是一个尚待不断展开的主题。与许多对现代技术缺乏建树的猛烈批判相比，基于男女生命对话的原始语境探讨技术的生成，将为应对现代技术带来的生存困境提供更切实的参照范式。长期以来，两性共生的平等对话在技术语境中缺场，造成技术实践的种种偏失现象，已不宜无限延续了。寓居于人类家族经验谋求本真性生存之“圣杯”的技术，无疑应被思考为技术的普遍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