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乡村社会资本特点及其进城社会资本缺失补救
摘要 本文论述了农民工乡村社会资本的特点及其进城社会资本缺失的补救。农民工乡村社会资本的特点主要是以婚姻、血缘、宗族关系为核心纽带形成的社会。目前与农民工有关的城市社会资本主要是一些政府部门有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农民工很难利用，农民工进城社会资本严重缺失。补救办法：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引导；在城市建立多种农民工可以利用的社会网络组织。
关键词 农民工；乡村社会资本；城市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缺失；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西方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起来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理论概念。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资本已成为学、社会学、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范式。它的产生，为研究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大大促进了各人文社会的交叉与融合，克服了“经济人”的过分理性而导致的社会原子化状态和“社会人”的过分强调集体主义而对行动者行为能动性的制约，而社会资本理念则强调一种行动者双方合作共赢的思想。
传统社会是关系取向、伦理本位的社会。梁漱溟、费孝通、黄光国、杨心恒、金耀基等人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社会中“关系”的重要性。虽然近百年来的化发展，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关系仍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关系支配性仍然存在。
中国社会正发生着社会大转型，即由传统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其中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就是浩浩荡荡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进城，收获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对当地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农民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持久的关注、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拟从农民工身处的乡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社会环境特点出发，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社会资本的特点和农民工进城社会资本的缺失问题及其补救。
一、 乡村社会资本的特点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其名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所揭示的那样：
中国乡土社会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象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1“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2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述的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即传统乡土社会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社会联系，即费孝通先生所述的“差序格局”。
所以传统乡土社会是以婚姻、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网络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核心的社会。乡村人口基本上都是以农耕为生，以血缘、婚姻、宗族联系纽带形成的一个个村落，由于土地无法搬动，在土地上为生的人，不太会有流动，所以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相对孤立的社会圈子。地方性特点使得人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社会团体中。人们在这里从小到老，都非常熟悉，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所保障的自由不同。
然而，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具有抽象的普遍适用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内知道从手段到目的之间的个别关联。而普遍适用的原则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是不太会留意追求的。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适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弊端。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城市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因此，乡土社会秩序和城市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一种自动的秩序。国家权力所维持的法律规则，在乡土社会并不起主导作用，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老病死，千百年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漫长的时间积累下来许许多多经验，经过祖祖辈辈传承，人们形成了对事物评判的准则，也约定了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乡村的每一个人在相应的位置上，履行相应的职责，乡村社会有自身的公正和道义的秩序，社会权利和乡村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保护和约束的社会网络。
二、城市社会的特点及农民工进城主要依靠的社会网络
在前城市，或在乡村社区，由于人口规模较小，加上长期缺乏流动，人与人之间的同质性程度高而异质性程度低。而在现代城市社区，由于人们来源于不同的地方，人口的大规模集中，必然导致社会成员的异质化程度不断加深。 农民工在城市中不再是原先熟悉的乡村社会中相互联系的庞大社会纽带中的 一员，而几乎成了孤零零的一个原子式的人。
现代城市社会成员之间异质化程度的加深对城市社会的运行与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社会运行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而完善强化，这些制度安排成为以城市文明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城市任何一个人可以利用这些制度安排来获取信息、获得帮助，谋求发展。
城市社会运行的制度安排是丰富多彩的、方方面面的。涉及农民工进城务工而言的制度安排有：劳动招聘信息发布、劳动力市场招聘、人才市场招聘、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法、劳动争议仲裁、工伤赔偿解决办法、社会救助等等制度安排。另外还有许多涉及每一个人在城市生活必需了解或掌握的基本习惯、行为准则等等。
然而，由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特点的巨大不同，农民工进入陌生的城市，往往无所适从。大量研究表明，在谋求职业、谋求发展、遇到问题需要帮助解决时仍然主要求助于自己从乡村社会关系延伸到城市社会中的关系网络。
在有关学者对中国城市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张文宏等（张文宏，1999）首次对中国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天津农民的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为特征的。同传统中国农村相比，以血缘和婚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在社会网中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业缘关系、友谊关系和地缘关系在社会网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既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又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动趋势一致。张其仔（1999）通过一个村庄的案例研究发现，用西方的方法和程序去追溯农民的社会支持网仅仅具有部分的适用性。如果把以传统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为强关系，以城市发展产生的农民工进城可以利用的城市正式制度安排为弱关系，则张其仔的案例研究证明，弱关系在农民非就业领域的效力并没有得到经验资料的支持，相反，强关系的作用则得到证明。
渠敬东等许多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认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的，其中信任是这一网络的基础和枢纽。同时也发现了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生活的两个基本阶段：在生存阶段中，围绕着强关系结成的社会网络为跨情境流动中的行动个体提供了保护伞，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农民工的社会行动及其意义脉络都是依照这种以初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组建的，具有实质理性的意涵。在发展阶段中，农民工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外，还必须充分利用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因素的弱关系，寻求在城市生活中发展的信息、机遇和资源。正是在上述建构自身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在社会行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由此建立了目的和动机相统一的完全的行动架构。
所以，尽管城市拥有了不少农民工可以利用的城市制度安排，但实际上农民工初次进城，主要还是利用传统社会关系中的血缘、地缘和业缘等谋求工作、处理问题。对那些城市中没有传统社会关系的人来说，初次进入城市就面临着巨大困难。对于农民工来说，毕竟大多数人在城市中是没有社会关系网络的，他们进入城市，两眼一摸黑，跌跌撞撞，付出了很多。有很多关于农民工在城市的过激、越轨、犯罪等行为，与他们不了解城市规则、城市制度安排很有关系。
这反映出了两方面值得思考研究的问题：城市社会的制度安排怎样才能使农民工便于了解、利用；作为城市社会，怎样才能给进城的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会网络、有关信息和帮助，使其易于在城市生活、。
三、农民工进城后社会资本的补救
在北京召开的第28届国际心大会上，专家指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陌生的城市使中国农民工饱受心理疾患之苦，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我国目前有超过1亿的农民在城市打工，每年又有1500万新的劳动力大军涌入城市。这些农民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本。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中国社会院研究员王春光语）。如果对这个问题不引起重视，那么，农民工在为我们提供经济资本的同时，我们要为之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
就目前来看，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社会网络、较低级的劳务市场、职业中介、媒体消息、户外张贴广告等。这些寻找就业的途径有很多不确定性，给农民工寻找工作带来了许多变数和风险。农民工在城市遇到困难、遇到问题，往往束手无策。因此，怎样能够拓展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使他们进城后能少受些周折和磨难，能够比较顺利的落脚、就业、生活、发展，是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笔者认为，应该主要从以下方面对农民工进城后社会资本缺失问题进行补救。
1．对进城农民工进行有关城市公民意识培训、获取信息能力培训
加强对进城农民工城市公民意识培训、城市行为规范培训、城市中可以利用的有关制度、组织、法规知识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搜寻信息的能力及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规范能力。这些培训的作用，不仅惠及广大农民，而且惠及整个城市社会。从投资收益角度来讲，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对整个城市社会来说是一项投资少，收益大的长远事业。 对农民工的培训应以政府的主导型为主，逐步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农民工培训的力度，并使其制度化。另外，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社会中的政府组织网络和有关社区组织网络，动员有关社会力量，充分整合现有的各类资源，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引导。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工提高在城市生活的能动性，在城市比较容易生存发展。
2．政府引导和帮助，创建农民工进城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网络组织
社会资本就是通过沟通，通过谈天、讨论、辩论而发展出来的。这种产生于沟通理性下的社会资本，是自由、尊严等价值观产生的重要社会氛围。如果说经济资本是让我们“强”和“富”，那么社会资本就是让我们“和”与“稳”。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有着悠久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传统，这些自我管理的传统也应该在现代化城市发展过程中把它继承发展起来，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所用，比如同乡会、行会、各种协会、联谊会等等。
另外，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除政府有关组织对社会发展的直接主导作用外，在发展过程中民间会自发产生一些政府组织之外的社会组织，对协调、沟通、帮助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员起着重要的帮助作用。但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往往试图包办一切，但由于政府部门力量有限，不能及时有效解决一些问题。假如社会中存在大量政府系统之外的社会组织，政府可以将大量无暇顾及的社会管理事务交由这些组织管理解决。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些社会组织组织可以协助政府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在许多方面可以起到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及时高效地提高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帮助、沟通和信息传递，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于增进成员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容许社会组织产生、发展。从微观社会环境看，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形成了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政府组织往往无法满足社会对解决这些问题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中间层，而公民闲暇时间、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多也使公众参与和志愿者行为成为可能。相信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城市居民的经济状况、教育文化素质普遍有了较大提高，人们的闲暇时间也有了较大的增多，会有不少人愿意参加一些帮助进城农民工的组织。这些组织多了，农民工进城的社会资本就丰富了，依靠就多了、信息就广了、与当地社会及居民的沟通就容易了！农民工在城市更容易落脚、发展了，我们的社会就更和谐发展了。
[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文化〔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26页。.
[2] 杰森特·乔丹. 集体行为理论与社会资本分析〔A〕.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M〕. 林荣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4] 陈健.社会资本结构分析〔F〕.经济研究,2007,(11).
[5] 李迎生.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
[6]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J]．清华社会学评论， 2001,(1).
[7] 曹子玮．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J]．社会学研究，2003,(3).
[8] 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 [D]．武汉：武汉大学学位，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