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选择理论述评
内容摘要：外包已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用外部资源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一种主要形式，关于外包选择的理论研究也方兴未艾。本文从影响外包选择的因素—投入品类型，生产率，激励因素和市场密集度等四个方面对国外最新的相关理献进行回顾，并作了相应评述。
关键词：外包 垂直一体化 FDI
国际分工专业化的增长已成为国际中的主要特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整合利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提高竞争力并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
企业将其生产过程进行分解时，如果它决定自己生产中间投入品，可以采用纵向一体化的形式在国内进行生产，或者通过FDI进行公司内贸易在国外生产。除了自行生产之外，企业还可以将投入品外包给其它企业进行生产。当它从国内购买投入品时，它进行的是国内外包；当它从国外购买时，则是国际外包。
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FDI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然而90年代以后，随着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也急剧。许多跨国公司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不再包揽生产的所有工序，而是把一些重要的但非核心的业务剥离出来（有时甚至是核心的业务）外包到发展家以更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将其生产和经营战略重点转移到东南亚和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FDI和外包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价值链。企业如何进行外包选择是当前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
本文试图根据影响企业外包选择的因素对外包选择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分类述评。
投入品类型
企业生产需要不同类型的投入品，各种投入品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及其所产生的成本也不同。因此投入品的类型成为企业进行外包选择时需用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Antràs(2003)考虑的投入品是资本。他发展了一个关于企业边界的产权理论模型，并将此模型与因资本和劳动禀赋不同而导致的国际贸易一般均衡垄断模型结合起来。Antràs发现，资本密集的中间投入品（如化工产品）主要由跨国公司从其海外的附属机构进口，而纺织品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则从与其没有附属关系的公司进口。美国从资本丰裕的国家（如瑞典）的进口一般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而从资本稀缺的国家（如埃及）的进口则大多采用非垂直一体化的形式。中间投入品生产的密集度越高，垂直一体化的方式对企业就更有吸引力。因而，资本密集型的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将采取垂直一体化形式，而劳动密集型最终产品的生产将被外包出去。该模型认为，对于任何两个交易国来说，随着出口国资本—劳动比的增加，进口国通过企业内部进口的份额就越大。
Antràs(2005)考虑的投入品是高技术投入品。他把国际外包的不完全合约与贸易的动态均衡模型结合起来解释产品的生命周期。在他的模型中，南方国际合约的不完全性和高技术投入品的重要性在产品成熟期会下降导致了产品生命周期的出现。由于合约的不完全性，产品最初应在合约执行效率高的北方进行生产。低技术投入品的生产可以在以后转移到南方以利用较低的工资优势。这种转移最初是通过FDI的形式在企业内部进行的，然后通过外包的方式转移到南方。
Antràs(2003)和Antràs(2005)都探讨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是如何因其自身投入品的不同而选择了不同的组织形式，[Antrà（2003）考虑的投入品是资本,Antràs（2005）考虑的投入品是高级技术]。同时，最终产品的生产也要求中间投入品，这种中间投入品可以由垂直一体化的方式或外包的方式进行生产。中间投入品的供给质量由其生产者决定，最终产品的产量由众多投入品的数量共同决定，而这些投入品的供给量由不同的生产函数决定（多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种方法可以简便易行地说明两个参与方对生产的不同贡献。由于总产出是由参与双方所作的贡献联合决定的，收入份额如前所述是通过一次性总付得到补偿的，因此这种外包模型更适于描述合资企业。
生产率
企业进行生产所获得的利润与其生产率的高低密切相关。垂直一体化与外包相比具有更高的固定成本，因而在外包与垂直一体化之间存在某种权衡，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有能力承担较高的固定成本从垂直一体化中获利；生产率低的企业因为没有能力承担与垂直一体化相伴的高固定成本，所以只能选择外包的形式。
Antràs和Helpman(2004)考虑了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在他们的模型中，最终产品生产者随机决定他们的生产率，并决定在支付固定的进入成本之后是否进行生产。与Antràs(2003)的不同之处在于，南方的工资比北方低，并且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制造业的零部件既可以在南方生产，也可以在北方生产，但是最终产品只能在北方由本部制造。Antràs和Helpman(2004)与Hart和Moore(1990)所得的结论一致，最终产品生产商由于有更好的外部选择权，而在垂直一体化下获得的收入份额比在外包形式下更多。然而，由于企业内部生产零部件的激励机制较弱，最终产品生产商的总收入反而会减少。产权理论认为，本部密集度高的最终产品生产商应实行垂直一体化。反之，外包因可以增加零部件生产者的努力就成为最佳的组织形式选择。
除了固定的进入成本外，最终产品的生产者还将为不同的组织形式支付不同的固定组织成本。南方的固定成本比北方高，潜在地抵消了南方较低的边际成本。在任何国家，垂直一体化比外包都具有更高的固定成本。企业按照生产率的高低决定在南方还是北方进行外包或垂直一体化。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更低的南方工资使得一些生产率弱的企业把以前在北方以垂直一体化方式进行的生产转移到了南方。而南方交易费用的降低则会增加北方的外包活动。
Spencer和Qiu(2001)以及Qiu和Spencer(2002)仅考虑了最终产品生产者的诸多种可能选择中的两种情况，即生产通过合约外包由进行了特定关系投资的企业在北方生产并从南方进口一般零部件。由于在进行了特定关系投资时需要相关的信息，特定关系投资供给者与最终产品生产者是否在空间距离上是相近的就显得很重要。生产率高的投资者在国内生产重要的零部件，而不重要的部件就通过一般进口获得。Head,Ries和Spencer(2004)还考虑了最终产品生产者通过FDI在国外进行生产的可能性。
Spencer和Qiu(2001),Qiu和Spencer (2002),Head,Ries和Spencer(2004)以及Feenstra和Spencer(2005)都比较了通过不完全合约定制特定零部件与在现货市场上购买一般零部件的优劣。这种比较主要是通过合约过程来进行的：在与已投资生产特定投入品的供给者议价的过程中，最终产品生产者的外部选择是寻求一般零部件。
激励因素
密集使用中间投入品的部门如果能够提供足够的激励使外国的中间投入品生产商最大化自己的努力，它就能最大化自己的潜在利润。因此，垂直一体化与外包合约中对中间投入品生产商的激励对外包选择具有很大的影响。一般认为，中间投入品密集的部门大多采用外包的方式。
Grossman和Helpman(2004)利用激励理论对垂直一体化和国际外包这两种组织形式进行比较。如果委托人能从代理者那里获得必需的中间投入品，他就可以生产给定数量的最终产品。在垂直一体化的内部，有部分关键性任务的执行能够被完全监督。但如果代理者是独立的缔约方，这部分关键性任务就不能被监督。然而如果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在外包形式下其前期成本将由受包方负责，但在垂直一体化的形式下却无法让其内部管理者承担这些成本。因此，企业进行决策时需要权衡垂直一体化中监督的有效性与外包中激励的有效性。
Feenstra和Hanson(2003b)用产权理论和激励理论来考察出口加工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些企业的生产加工过程既可能是纯粹的组装，也可能是进口中间投入品后再进行组装。进行纯粹组装时，被加工品由外国委托人提供。在后者的情况下，用于组装的中间投入品由加工企业寻找或购买。在设定一系列参数的情况下，产权理论模型认为所有权和控制权应该分割，并通过把对投入品的控制权分配给地方管理者来增加他的努力。
Grossman和Helpman(2004)以及Feenstra和Hanson (2003b)分别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和激励理论的角度来考虑垂直一体化中固定成本投入与国际外包中对受包方激励的平衡。这些的主要成果在于将合约模型与标准的一般均衡模型结合起来，以解释贸易是由于各国要素禀赋不同和消费者需求多样化下的垄断竞争所致。
市场密集度
较高的市场密集度对独立的供应商来说，意味着更有可能找到合适的外部购买者。由于垂直一体化减少了非一体化企业的数量，因而，密集度较高的市场的利益使外包在更大的体或规模较大的产业内进行是可行的。而且，国际贸易增加了可利用的非一体化企业的数量，贸易将使得市场更加密集，并增加福利。
McLaren(2000)认为，最终产品生产商通过竞标从市场上购买或合并这两种方式获得特定的、不可分割的投入品。他用一个模型证明了市场密集度对外包选择的影响。
与McLaren(2000)不同，Grossman和Helpman(2002)采用一般均衡垄断竞争的模型分析垂直一体化与外包的选择。但与McLaren(2000)得出的结论类似，即市场密集度越高，企业就更愿意选择外包。但对可替代性很高的消费品来说，外包仅仅发生在特定供应商的单位成本具有较大优势的情况下。
Grossman和Helpman(2005)在垄断竞争与贸易的一般均衡框架下，用不完全合约对国内和国际外包的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有差异的最终产品只在北方设计和生产，但是为了使生产能顺利地进行下去，每个最终产品生产商应当在北方或南方寻找一个能为其定制和生产特定零部件的供应商。他们假定劳动力是唯一的生产要素，没有考虑垂直一体化。在他们的模型中，最终产品生产商按其所需要的零部件对称地分布在一个单位圆上，而供应商则按他们所拥有的专门技术分布在一个单位圆上。寻找合作伙伴的固定成本由最终产品生产商承担，零部件的供应商则承担较高的进入和投资成本。因此，生产零部件的企业数量比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数量少。其结果是，每一个零部件供应商通常为一个以上的最终产品生产商提供零部件。因此，市场密集度由生产零部件企业的数量决定。
笔者认为，无论哪种因素对外包选择的影响都是基于企业整合利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提高竞争力并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另外，由于经济阶段和企业竞争力水平不同，发达国家业务外包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都远远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面。所收集到的文献都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进行考虑的，即发达国家是外包国，发展中国家是承接国。鲜有文献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研究外包。因而，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研究外包将更有研究空间，而且更加重要和更加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