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产业区竞争优势的演进：从“聚集效应”到“创新网络”
摘要：创意产业区的可持续依赖于创意产业持续的创新能力。创意产业区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两个层面：由聚集产生的成本优势和由创新带来的技术创新优势。由聚集经济带来的静态竞争优势很容易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被削弱，由创新网络带来的动态竞争优势是基于地方化知识和能力体系，难以被复制和转移，故可以获得更长久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创意产业区；生命周期；聚集经济；创新网络
引言
近年来创意产业发展迅速，创意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政府大有继在郊区建造园区的大潮后，掀起在城市建造和改造“创意产业园区”的第二波热浪。借鉴创意产业发达国家经验的“造园运动”，深圳、上海于2004年即带头建立创意产业基地，随即北京、南京、杭州、苏州、青岛等城市纷纷打造创意产业园区。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的众多创意产业园区多数是一种跟随现象，尤其是在只追求数量增加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园区规划建设者对园区的持续竞争力和区域特色产业优势的培育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这已经影响了创意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英国人是最早提出“创意产业”概念的，但是家社区，或者说如今创意产业园区的早期雏形，仍需追溯到美国。广为人们熟悉的有伦敦出现过的激进的切尔西(Chelsea)和当前的豪斯顿(Hoxton)艺术村，纽约一度疯狂的格林尼治村 (Greenwish village)的“西村” (West village)和苏荷区(SoHo)等。的创意产业园区也始于当代的艺术家社区，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尤以北京圆明园画家村为代表。随后，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相继出现了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画家村，如上海浦东五莲路的上海画家村、北京通州的宋庄、大山子的798工厂等等。由于这一群体的产生正逢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体制变革的大背景，因而，许多研究都从制度和群体两个维度着手，探讨了画家村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艺术家的群体特殊性和生活方式，以及艺术创作与产业市场化的关系等。并且，基于研究者所选取的不同研究对象，形成了许多特色案例。总之，当前国内外对于创意产业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实践发展。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个案研究等，相比之下创意产业区竞争优势以及创新作用机理和动力机制的研究较少，理论探讨不够，已成为妨碍学科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实际需求十分迫切。
一、创意产业区生命周期的演进
和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一样，创意产业区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逐渐演进的过程。对创意产业区进行生命周期演进分析的理论依据来源于产业和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如前所述，创意产业区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产业空间形态，它最初是以文化区的形式出现的，艺术家和文化人在其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创意产业区的类型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包括创作型的艺术中心和软件中心，也可以包括消费型的时尚展览和娱乐中心区。为此，作为一种基于研发、设计和精神创造的高端产业形态，创意产业区的生命周期与一般的产业区演进规律是不一样的。虽然当今世界上的大多创意产业区还处于萌芽和发展阶段，但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区已发展了10多年，通过自我演进形成了具有典型特征的生命周期演进规律。如Kscoff(2004)对纽约艺术中心的空间逻辑研究表明，艺术品市场的空间分布必然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特性，这一过程在纽约已反复了多次。1982年以来，纽约东区不到十年就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循环。艺术中心经历了衰败—繁荣—丧失创造力—高档消费区等阶段以后，也使一个创作型的创意产业区演进成了一个高档的时尚消费创意产业展览区。这种“开始是艺术，结束是商业”的生命周期演进规律在自发型创意产业区中普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生命周期规律，创意产业区同样经历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停滞—衰退阶段。但是，创意产业区似乎永无真正意义上的衰退期，创意产业区的生命周期演进规律和过程见图1。
一般产业区生命周期理论对衰退的理解是经济、创新能力和企业数量衰减等，而图1说明，创意产业区作为创作中心的活力是衰退了，但是留下的却是一个经蜕变的新创意产业区，也即成熟的消费型创新中心，对创意经济的贡献甚至比原来意义上的创作中心更大。进而言之，当创意产业区由创作中心演变成一个高档和时尚的商务中心时，由于其之前文化品位和声誉效应，也使得商务展览中心的生命周期进入新的蜕变发展期，从而打破生命周期的演进规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可被视为创意产业区高级类型及对原生状态的转换和升级：创作型创意产业区转变为消费型创意产业区。需说明的是，经蜕变后的“消费型创新中心”也是创意产业区，以创意产品和服务展览、销售和休闲等为主要经济发展方式，代表着创意产业区与一般生产型产业区不同的特征之一。
在创意产业区发展演进过程中，创意产业区的萌芽阶段是简单的聚集效应，区位选择趋向于廉价的租金、宽敞的创作空间和激发灵感的空间氛围等。由于创意阶层属“自由人士”，属“独来独往”者和“炫酷一族”，因此在创意产业区显现阶段，创意阶层之间没有太多的联系，聚集也是纯物理上的。然而，随着创意产品或服务市场的需求量上升，聚集区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中介组织和支持机构，成为创意阶层和市场之间联系的纽带，弹性分工由此发生。通过中间组织，创意阶层之间开始彼此交流激发和创作灵感，从而形成了良好的竞合网络。一旦竞合网络产生，创意产业区就会进入良睦发展期，吸引更多的创意产业入驻，更多的创业人士在创意产业区中寻找发展的机会，从而推动创新的不断产生，形成创新网络模式，使创意产业区进入成熟期，并创立声誉。当声誉不断扩大，创新不断循环和得到自我强化时，创意产业区随之进入鼎盛时期，在全社会形成创意氛围，创新不断产生，随即形成创意城市。也即，创意产业区发展的系统形态是随着演进阶段的不断深入而从初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并且，这种发展不是简单的线性上升，而是具有系统演进螺旋型上升的性质。
二、基于聚集效应的静态竞争优势分析
创意产业区竞争优势的基础是一系列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个体、企业聚集在某一空间区位形成的“聚集经济”，主要基于创意产业区内要素禀赋在特定地理区位集中而在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廉价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方面获得的成本优势，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静态竞争优势。
(一)聚集效应的内涵
德国人韦伯最早系统地阐述了聚集经济理论。韦伯(1997)认为，聚集实质上是工业企业在空间集中分布的一种生产力布局形式， 聚集能够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的聚集经济，但只有把存在着种种内外联系的工业按一定规模集中布局在特定的地点，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成本节约。韦伯的聚集经济理论尤其强调了工业企业在空间上的规模化，将聚集经济视为一种规模经济效益，或者说聚集能够享受专业化分工的好处。
然而，分工的深化意味着专业化与多样化并存，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是分工经济的两个维度。经济学家常用“范围经济”概念来解释这种多样化经济，一般认为它源于交易费用。美国经济学家布鲁姆等(2002)将新制度经济学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交易成本赋予“空间”意义，认为交易成本在生产过程空间纵向分解或纵向一体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生产过程在空间上的纵向分解导致交易费用增加，而相关的厂商或企业通过空间聚集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从而享受范围经济效益。布鲁姆等对范围经济的理解更多的是从交易成本角度，实际上范围经济更一般的内涵是生产或交易上关联企业之间的一种协同效应。对外部范围经济的追求，也是企业地理空间聚集的重要诱因。
(二)创意产业区的聚集效应
创意产业区从一开始出现就显现出了巨大的群落性聚集效应。实践证明，最初的家们选择租金便宜的阁楼和老仓库，看似是被这些地区的低成本所吸引而聚集，事实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地区靠近市中心，文化积淀非常明显，且可以方便地获得信息、资源、公共产品和服务，获得“正外部性”经济。
创意产业区的需多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而产生火花，因此，聚集对于创意产业区的发展是必需的。创意产业区的形成在于提供创意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种信息、人才、发明和市场需求，由此把相关的各种企业、研发机构、大众传媒、工作室、艺术家俱乐部、服务机构、培训机构等组合在同一个空间。这样不但降低了开发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形成许多新的生产力组合。花建(2006)把创意产业区的这种聚集效应比喻成孵化创意和生产力的“蜂房”。他认为创意产业区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应该建筑这样一个蜂巢：真正的动力来自于成千上万个小单位，蜂王的使命不过是鼓励和协调，勤奋智慧的蜜蜂们会有巨大的创造力。纵观国内外创意产业区发展的过程，无不显示着群落性聚集效应。如英国谢菲尔德的文化产业区以产业聚集的“簇群效果”为主，包括了31栋文化类和创意类的建筑(千禧年博物馆、大学科技区、图书馆、BBC电台、艺术家村、油画陈列室、创业投资公司、版权中介公司、电影院和娱乐中心等)组合在一起，形成相互聚合、渗透激活的“引爆效果”。加拿大首都的渥太华—卡尔顿科技园区，聚集了以大学为基础而连接信息、软件、游戏等的相关产业，并获得政府对信息和软件产业开发的大力支持，充满了科技和研发的气息。台北市的华山艺文特区，由非政府、非营利的“第三部门”主办，吸引了大量文化人、艺术家、会展工作室和设计师等，成为举办各种创作、会展和交流的“艺文之家”。
(三)“聚集效应”的局限性及其演进的内在机理
从上述有关聚集效应的论述可知，聚集效应很容易形成，只要具备一些要素条件，最普遍的原生态创意产业区一般都发源于聚集经济优势。可是并不是所有创意产业区都能保持长期繁荣，因为空间聚集所获得的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很容易被伴随空间聚集而生的“拥挤成本”等因素所削弱，最终使创意产业区失去竞争力。
一般说来，产业区内的企业相对于产业区外的企业而言，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两个层面：由聚集经济产生的成本优势和由创新带来的技术创新优势。在产业发展的初期，产业区内企业通过彼此之间的协作和专业分工可以获得生产效率上的改进，这种竞争优势是基于聚集经济而形成的。聚集经济优势归根结底还是基于要素资源集中所获得的低成本优势，这种优势很容易被削弱和模仿，而一旦聚集经济优势丧失，企业会选择转移到更有聚集经济优势的地区。Scott(1999)认为一个地区性的创意产业可能会因为生产系统的分化和锁定效应而导致发展停滞。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一旦创意产业朝某个给定的方向变化，则再进一步的质变的可能性就会被预先占用，这样产业的创意就受到局限，从而使创意处于危险的境地，印度婆罗门画家文化风格的锁定、法国电影的衰落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随着创意产业区的演进，市场在不断成熟，竞争必然更加激烈，单纯的成本优势是不够的，必须转变竞争优势的基础，提高创意产业区的学习与创新能力，以赢得动态的竞争优势。在实践中，许多原生态的创意产业区都昙花一现，而硅谷的“创新网络”获得了长期的繁荣，从根本上说是创新活力的差异所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知识和能力的积累与创造将是地区优势的根本(贾根良，2001)，因此，如何保持产业区的创新活力以及“知识基础”对于创意产业区的持续发展是关键问题。一般来说，在进入成熟期后，创意产业区往往会因为创新内源力的缺乏而丧失竞争优势，因此如何培育创意产业区内创新网络，使创意产业区竞争优势的基础由聚集经济向创新网络演进，是创意产业区获取长期繁荣的关键。
由此，我们可以创意产业区演进：创新网络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优势比产业区内企业由于深入的分工协作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更持久，因为聚集经济带来的静态竞争优势(如要素条件、分工协作)很容易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被削弱，但动态的竞争优势是基于地方化知识和能力体系，难以被复制和转移，故可以获得更长久的“超额利润”。因此，从创意产业区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基于聚集经济的静态竞争优势向基于创新网络的动态竞争优势演进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意产业区的客观发展趋势。
三、基于创新网络的动态竞争优势分析
创新网络(innovative networks)是指多个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为了获得和分享创新资源而在所达成的共识和默契基础上相互结成的合作创新体系(赵修卫，2003)。创意产业区作为一种地方根植性网络，一个关键性特征就是内部个体、企业、供应商、顾客以及其他机构间的互动、互补，通过给予产业区内个体和企业广泛的尝试机会、降低创新成本与风险、增强集体学习机制、扶持企业衍生，赋予产业区创新活力，最终形成地方化知识和能力体系，这是创意产业区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
创意产业区内创新网络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地方化的知识和能力体系，包含产业区既存的核心能力、专用资产(资源)和组织学习能力。产业区创新网络既存的核心能力包括聚集网络已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产业区资产是知识和技能的载体，以使核心能力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学习能力是产业区动态演进的关键，包括网络内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共享以及能够使这些知识和技能成为一个整体的集体学习机制，比如产业区内企业交互式学习的规则和惯例。产业区核心能力和资产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其变动取决于产业区学习能力的高低。
1.资源(资产)共享以及能力互补优势。由于创意商业化的复杂性使得它们难以被单个企业完全控制，通过创新网络的建立，技术和市场的信息能够在产业内企业间便捷传播。网络环境为个体、企业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让创意产业区内个体、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得大量有价值的专业信息。
创意产业区中单个个体、企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等创新资源有限，难以取得创意商业化技术突破，即使取得成功创意也往往在开拓市场方面受到自身能力和资源的限制。但从整体来看，各个个体、企业拥有的创新资源具有一定的互补性，通过创新网络形成专业化分工，类似于把其他企业的技术专长嫁接到了自己的核心能力上，集中精力于自己的核心专长，最终创意产业区内个体、企业的成功创意商业化能力都得到了增强。
2.知识溢出效应。创意产生过程所需的大部分知识本质上是隐性的，大部分的成功创意依赖于个体在“干中学”所获得的隐性知识(鲁若愚 等，2000)。由于隐性知识很难传递，个体需要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学习彼此的经验，这就要求个体、企业建立起竞争者和供应商面对面的交流、碰撞，以便于思想、灵感火花的产生。而创意产业区作为地方根植性网络，其内部个体、企业由于地理接近以及同类文化因素，加上人员频繁流动，很容易实现隐性知识的传播，获得知识溢出效应。 3.集体学习机制。成功创意要以既有知识为基础，创造出新的知识，因此可以认为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创新的根本优势就是集体学习机制—— 一种互动、开放式的学习过程。在创新网络中，个体、不仅能够利用知识外溢效应得到个体难以获得的知识，而且可以通过交互地沟通从而建立起互利的思维方式和交易规则，增加彼此的信任和默契。这种信任使得创意产业区内个体、企业能够分享创新所带来的未来收益，而不是简单地要求创新的现期回报，这是创新网络优势的一个重要特征。
4.降低创意商业化的风险。由于创意商业化过程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在成功创意和商业化之间会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 尤其是一些领域的技术改变非常迅速，产品生命周期很短，因此个体、企业在进行创意商业化过程中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但个体、企业创意商业化过程的这种不确定性带入网络环境下，由网络承担了创意商业化的组织功能，通过个体、企业间分工协作，减少了创意商业化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个体、企业参与创意商业化过程的风险。
四、创意产业区内培育创新网络的关键环节
创意产业区本身都有生命周期，但这个演进过程是复杂的，呈非线性轨迹，很多创意产业区维持了长期的繁荣，竞争优势不断强化，而有的却很快走向衰亡。要实现创意产业区持续，必须提高产业区自身的创新能力，尤其是利用网络组织对创新的支撑作用，推动创新网络的培育，促进创意产业区内部集体学习，增强创意产业区整体创新能力。创新网络的形成有赖于创意、研发和核心专长具有互补性的相关个体、企业的存在，而创意产业区一般都具备这样的结构基础，但它不是创新网络形成的充分条件。因此必须在尊重创意产业区成长的前提下，引入适当的制度安排与干涉，克服企业间合作障碍，把握好培育创新网络这项系统工程的一些关键环节，从而推动创意产业区的升级和持续发展。
1.倡导相互信任与默契的文化氛围。信任、类同文化等社会资本是个体、企业间高效率协作的重要支撑因素，对于维持网络内企业间协作具有特殊的“粘合”作用。因此，“区域战略的出发点是培养集体一致性和信任感，支持当地网络的构成和经营”(Porter， 2000) 。创新网络的构建有赖于众多个体、企业家基于相互信任与默契，建立起合作创新的理念。尤其是在产业区关键的成长期，随着网络的迅速扩展，技术和组织复杂程度的提高，必须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社团组织，将日益增加的网络节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保证新进入的企业和新信息可以融入整个产业区。共同愿景和收益分享的形式使得网络成员能够超越竞争，把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降到最低，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创新过程中。聚集区的形成必然伴随着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建设，如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业规范等，一方面，聚集区所在地(城市)政府会帮助聚集区进行制度和规则的建设，并将聚集区的制度和规则纳入整个城市的法制体系和公共管理体系，另一方面，聚集区成员也会自发地建立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和规则。
2.政府“穿针引线”，扮演好协调人角色。在创新网络的起步阶段，政府部门的适当介入是必要的。除了举办培训、展览、研讨活动，出台一些政策措施加以引导外，在起步阶段充当协调人角色非常必要，但政府介入的实际效果与社会接受能力有关(杜静， 2003)。社会接受能力是个体创意、企业研发能力、企业家精神和集体学习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创意、研发能力是创新网络的物质基础；企业家精神是对承担创新风险的偏好，是创新网络的人文基础；集体学习能力是企业间互动学习与交流，是创新网络的社会基础。经过培训、展览、研讨和政策引导以及政府部门适当的协调，具有企业家精神并有一定创意、研发能力的个体、企业—般就会进行合作交流。而当研发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不足时，政府的介入就非常必要。
3.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中心”对技术扩散和集体学习过程的推动作用。创新网络的培育需要创新中心的引擎作用，因此，要积极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创意产业区内企业的合作创新， 鼓励文艺家、科研人员和大学教授参与创意产业，这类人员的参与无疑能增强聚集区的知识资本，利用知识溢出效应，分享创新资源，使高校和科研机构成为创意产业区内创新的知识源泉。
4.提高创意产业区内网络组织化程度。网络的力量基础在于内部成员的紧密合作、集体意识以及自律。因此，企业要突破边界的限制，同供应商、客户甚至竞争对手建立良好的网络关系，自觉扎根并参与本地网络的建设，对于创意产业区发展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如具有共享价值的关键性技术或设备、知识等资源的引入)，要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协调或解决(蔡宁，2003)。当然，创新网络是一个系统，创意产业区不单是生产区，还是一个生活区，不单是企业，还要引入各种娱乐文化设施以及、、物流、信息服务、技术辅导中心等配套体系以及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为创意产业区内个体、企业合作创新起到必要的“粘合”和支撑作用。
5.保持网络的开放性。在全球化的今天，知识更新速度非常快。要保持创意产业区创新的活力，就要不断更新内部知识等资源，及时从产业区外部引入新的信息和技术，因此，要保持创意产业区对新进入者的开放性以及新信息(包括新技术、需求变动等)的敏感性，避免内部僵化，不断推进创意产业区的持续学习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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