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均衡区间与总供给波动特性的新考察

　　[摘要]市场运行中，由于调整供给量须耗费调节成本，因而传统分析中的“总量均衡中心点”两侧便分别存在着“低位临界点”与“高位临界点”，这两点界定了一个特殊的总量均衡区间。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导致总供给具有了“粘性”波动的特性，这一特性将对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必须对之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方略以应对由此产生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
　　[关键词]调节成本；总量均衡区间；总供给；“粘性”波动
　　
　　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总量均衡与波动问题从来都是理论分析与现实宏观调控关注的重点。但传统理论关于总量均衡的理解以及对总供求对比波动的认识均较为粗疏，与现实经济运行存在着明显差距，因而对更为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真实性状，进而更为地实施宏观调控构成了现实障碍。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首先证明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均衡供求总量并非如传统分析所认定的那样仅是一个简单的“点”，而是一个区间；尔后阐明，由于存在“总量均衡区间”，总供给于是便具有了“粘性”波动的特性，这一特性将对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必须对之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方略以应对由此产生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
　　
　　一
　　
　　按照标准的宏观经济理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对比的波动最终将推动社会经济总量趋向于一均衡点，该点给出的即既定总供求背景下的均衡社会总产出或均衡国民收入。这可以说是指导现代各国政府制定各项总量管理政策以实施宏观调控、求得经济社会协调稳定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在这一分析中，一个长期以来被视为不言而喻的结论在于，总供给与总需求总是在其均衡点处才达成均衡状态，换言之，总量均衡总是维持在一个特定的“点”上。但笔者认为，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更为精确的分析表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均衡供求总量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点”，而是一个“区间”，即客观上存在着一个“总量均衡区间”。下面，便对总量均衡区间的形成机理进行一简要分析。
　　由于确认总量均衡区间须以明确调节成本的存在为前提，所以，我们首先对调节成本问题作一扼要说明。众所周知，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需求与供给是两个十分活跃的变量，厂商要获得满意的生产经营效益，就必须在价格信号指引下经常调整生产规模，使供给量尽量适应需求量的变动。显然，这种对生产规模从而对供给量的经常性调节，如同其他经济行为一样，不可能是无代价的，亦即从经济学角度看，调节本身是需要支付成本的。笔者认为，这种特殊的成本可称为微观调节成本，并可一般地定义为：厂商将其供给量调整到合理水平所需的费用。微观调节成本通常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摩擦耗费。调整生产规模以扩大或减少供给量，势必引起各种技术性、经济性摩擦，从而造成损失。比如，在扩大生产规模时，增加机器设备和生产工人的负荷，会使各相应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生产资源在局部范围内重新组合与配置，会产生种种技术性的震荡和碰撞，使总体生产效率有所下降，等等。在压缩生产规模时，部分机器设备和劳动力会出现闲置，解雇工人则需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用，而且还将因此失去一批宝贵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同时，供给量的减少还将引起规模效益上的损失，等等。摩擦耗费是厂商调整生产规模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通常在微观调节成本中占有相当可观的比重。二是时间延滞。微观调节通常均需花费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厂商的生产经营效益即便不是一个负数，也会与正常合理状态下理应产生的效益存在一个差额。这一差额的大小是由调节方向、调节内容、调节效率等等所决定的。因此，这种损失理应视为微观调节成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一般说，其大小总是与微观凋节所经历的时间大体上成正比例关系。三是操作费用。厂商要有效地调节自身的生产规模，需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实际操作，如市场调查与预测、拟定调节方案并作出决策、实施决策并全程监控等等。这一系列操作都需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这部分费用显然是最直接意义上的微观调节成本。
　　以上分析的是单个厂商的微观调节成本及其构成。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分析还可进一步扩展到宏观范围以内。因为从理论上说，正如各单个厂商的供给量可以加总成社会总供给量一样，各单个厂商的微观调节成本也是可以加总成全体厂商的总的供给量调节成本——总量调节成本的。这一总量调节成本，实际上是微观领域内无数单个厂商的微观调节成本在宏观层面上的综合反映。显然，总量调节成本在构成上也必然与单个厂商的微观调节成本一致，即也主要由摩擦耗费、时间延滞和操作费用三部分所构成。
　　微观调节成本及其加总——总量调节成本的存在，使宏观范围内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化的过程复杂化了。原先，在不考虑调节成本时，总供给与总需求对比的波动将引导社会总产量或国民收入达到一均衡点。按照传统分析，这一均衡过程可用图1予以说明： 
    
　　图1中，纵轴代表总需求价格D和总供给价格z，横轴代表社会总产量Q。D为总需求曲线，z为总供给曲线。社会总产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对比。当社会总产量为Q₁时，D₁>z₁，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于是价格上涨，厂商们见有利可图，会扩大生产规模，社会总产量因此由Q₁向右移动。当社会总产量为Q₂时，D₂2，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于是价格下跌，从而危及“平均利润”或“正常利润”，厂商们为减少损失，便会压缩生产规模，社会总产量因此由Q₂向左移动。只有在D与z的交点E处，总供给与总需求刚好相等时，厂商们才既不扩大也不压缩生产，社会生产因此而相对稳定下来，这时，社会总产量为Q₀Q₀即社会均衡供求总量或均衡国民收入。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均衡状态的特征在于，均衡维持在一个特定的点Q₀上。为便于展开分析起见，下面我们一律将Q₀称为“总量均衡中心点”。
　　但如果引进调节成本概念，上述过程便不再如此简单了。我们首先分析初始社会总产量低于总量均衡中心点的情况。仍见图1。图中，设初始社会总产量为Q₁低于总量均衡中心点产量Q₀如前所述，这时，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厂商们可获得额外收益D₁-z₁因而，他们有扩大生产规模的倾向。我们将这时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改变供给量所能获得的额外收益称为“总量调节收益”。显然，随着生产规模渐次扩大，厂商们所能获得的总量调节收益将逐渐减少。道理很简单，因为总需求价格高于总供给价格的差额会随着实际社会总产量向总量均衡中心点逼近而逐渐减少。因此，如果我们将每变动一单位社会总产量所增加的总量调节收益定义为边际调节收益的话，那么，边际调节收益是递减的。 　　再看总量调节成本的情况。在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改变供给量的过程中，一方面，摩擦耗费与时间延滞因其与生产过程的特定联系，通常便与供给量本身的规模和水平存在大体同步变化的关系。而另一方面，操作费用显然也与供给量的规模密切相关，因为一般而言，生产规模越大，调整供给过程中的各种调控操作便将越复杂，从而使得操作费用也越高。因此总的看来，在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从而扩大供给量的过程中，总量调节成本将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相应地增加，而且，为使分析简便起见，可以认为，总量调节成本的水平与社会总供给量的规模之间存在某种线性关系。于是，如果我们将每变动一单位社会总产量所增加的总量调节成本定义为边际调节成本的话，那么边际调节成本通常就是一个常数。
　　这样，在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从而扩大供给量的过程中，一方面存在递减着的边际调节收益，另一方面存在大致恒定不变的边际调节成本，因而，厂商们调节其生产规模、扩大供给量的行为客观上便存在一个合理界限的问题。根据边际分析的一般原理不难理解，这一界限应在边际调节收益与边际调节成本相等的I临界点上。我们借助图2对之略加说明： 

　　图2中，总需求曲线D与总供给曲线z相交于E，E点的横坐标Q₀即总量均衡中心点。当初始社会总产量低于总量均衡中心点时，厂商们扩大生产、增加供给量的努力会同时引致总量调节收益与总量调节成本。MCA为边际调节成本曲线，MRA为边际调节收益曲线。MCA与MRA相交于L。在L点，边际调节成本与边际调节收益相等。于是，该点的横坐标Q₁便成为厂商们改变生产规模、调节其供给量的一个重要界限。当生产规模小于Q₁时，MRA>MCA，即边际调节收益大于边际调节成本，这就意味着厂商们调节生产规模增加供给量的行为所带来的调节收益高于其为此付出的调节成本，因而这时扩大生产规模是合理的；当生产规模超过Q₁后，MRA0，但现在扩大生产规模所耗费的调节成本已高于由此所能得到的调节收益，因而这种调节已是不的，应予停止。我们称Q₁点为供给量调节的“低位临界点”，它位于总量均衡中心点的左侧。显然，该点决定了厂商主动中止扩大其生产规模、增加供给量的合理上限。
　　以上讨论的是初始社会总产量低于总量均衡中心点的情况。在初始社会总产量高于总量均衡中心点时，问题依然如此。厂商们调整生产规模、压缩供给量的努力，一方面会减少因市场供过于求而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同样须付出调节成本。因此，与前述分析相类似，在这一过程中，厂商也会在压缩生产规模所减少的损失同为此所须付出的调节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确定一损失最小的调节界限。于是，类似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在总量均衡中心点的右侧相应地找到供给量调节的“高位临界点”，该点给出的是厂商主动中止压缩其生产规模、减少供给量的合理下限。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由于调节成本的存在，在总量均衡中心点的两侧便分别存在着“低位临界点”与“高位临界点”，在这两点之间，厂商们不会再对其生产规模进行主动调节；也就是说，从市场运作角度看，社会总产量一旦进入该区间，市场机制便不会再对其发生作用，因而这时就应视社会总供求为已经达成均衡状态。所以，“低位临界点”与“高位临界点”便界定了一个特殊的区间，我们将其称为“总量均衡区间”。这样，传统分析中的均衡社会总产量或均衡国民收入，便由原先的“点”概念被修正为“区间”概念。
　　
　　二
　　
　　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对宏观经济运行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其中，由总量均衡区间的特性所导致的总供给“粘性”波动，便是一个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重要现象。
　　所谓总供给的“粘性”波动，简要地说就是：在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周期性总量波动中，总供给的波动往往呈现出波动幅度小于总需求且波动时间滞后于总需求的特征。为阐明这一特征，有必要首先指出如下性现象，即：总量均衡区间产生后，无论在总量扩张还是总量收缩过程中，实际的总供给变动通常总是止步于总量均衡区间的“低位临界点”或“高位临界点”处。具体说，即：在宏观经济运行处于总量扩张阶段时，总需求快速增长，拉动总供给相应迅速攀升，使社会经济总量向更高的总量均衡水平推进，但由于存在总量均衡区间，总供给扩张的浪潮在到达新的更高水平的总量均衡中心点之前，便会为“低位临界点”所阻滞，而止息于新的总量均衡区间的下限处。在宏观经济运行处于总量收缩阶段时，总需求滑落，总供给随之迅速下降，使社会经济总量向较低的总量均衡水平收缩；但同样地，由于存在总量均衡区间，总供给收缩的势头在实际减少至新的较低水平的总量均衡中心点之前，便会为“高位临界点”所阻遏，而止步于新的总量均衡区间的上限处。　　明确了这一点便不难看出，在现实运行中，总供给的波动必然表现出不同于总需求的“粘性”波动特征来。下面，我们便对此问题作一具体阐释。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运行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动是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在短期内，总需求往往具有领先变动的特征，总需求扩张或收缩了，将带动总供给相应地扩张或收缩。在引入总量均衡区间概念，并考虑到实际经济运行中处于扩张或收缩过程中的社会总供给总是位于总量均衡区间端点处的一般后，便容易理解，在总需求扩张，因而总需求曲线右移时，总是由随之同时右移着的总量均衡区间的“低位临界点”引领现实的社会总供给扩张；而在总需求收缩，因而总需求曲线左移时，则总是由随之同时左移着的总量均衡区间的“高位I临界点”引领现实的社会总供给收缩。总量变动的这种规律性现象，势必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波动形态上产生重要差异。这种差异，在社会经济总量的变动出现转折即由总量扩张转变为收缩或由总量收缩转变为扩张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里，我们以社会经济总量由扩张转变为收缩时的情形为例对此作一具体分析。如前所述，当社会经济总量处于扩张过程中时，总需求曲线右移，与之同时右移着的总量均衡区间的“低位临界点”引领着总供给扩张，当总需求达到其最高点转而开始进入收缩阶段时，在总供给方面将出现一值得关注的现象，即此时总供给会相对静止下来，而并不立即随总需求进入收缩阶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社会经济总量由扩张转为收缩时，必然会经历由原先的总量均衡区间“低位临界点”引领总供给扩张，转换为由总量均衡区间的“高位临界点”引领总供给收缩的过程；也就是说，这时会出现一个引领供给量变动的临界点转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总需求曲线将独自平移一段相当于总量均衡区间两临界点之间的距离，而总供给则不发生变动。只有在完成了这种引领总供给变动的临界点的转换后，总供给才会进人现实的收缩过程。因此，这就会导致总供给的波动轨迹出现一个特殊的“平台”。与之相类似，社会经济总量由总量收缩转变为总量扩张时，也会出现－总供给波动的“平台”。 
   
　　我们可借助图3对以上分析作一概括：图3中，横轴O_t表示时间，纵轴OQ表示总供给量和总需求量，AD为总需求波动轨迹，As为总供给波动轨迹。我们从时点t₀出发。假定这时社会经济总量开始进入扩张阶段，于是总需求首先扩张，由E向F再向G移动，继而带动总供给相应扩张，使之由F'向G'推进。当总需求移动至G点时便达到了周期性波动的最高点即波峰，此后开始转向收缩。但总需求由扩张转为收缩，对于总供给而言，存在一个引领其变动的临界点的转换问题，即在总需求扩张时是由总量均衡区间的“低位临界点”引领总供给扩张，而在总需求收缩时则是由总量均衡区间的“高位临界点”引领总供给收缩，在这一引领总供给变动的临界点转换过程中，仅有总需求的收缩，而总供给在数量上则暂时处于静止状态，于是便使总供给的变动轨迹出现了一个“平台”，即图中的G'H'。只有在总需求下滑至H点从而完成了由原先的总量均衡区间的“低位临界点”引领总供给扩张到由其“高位临界点”引领总供给收缩的转换后，现实的总供给才开始真正进入收缩阶段，即开始由H'向I'下移。与之相类似，当总需求下滑至I点，达到周期性波动的波谷而开始转向新一轮扩张时，总供给同样存在一个由原先的总量均衡区间的“高位临界点”引领其收缩转换为由总量均衡区间的“低位临界点”引领其扩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同样仅有总需求的变动而总供给将暂时处于静止状态，于是便出现了一个与前述情形类似的“平台”，即图中的I'J'，只有当总需求由I独自扩张至J，即完成了引领总供给变动的临界点转换后，总供给才会进入现实的扩张过程，即由J'向K'移动。如此等等。现在，我们可简要小结一下以上分析：在存在总量均衡区间的情况下，现实的总供给波动与总需求波动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差异，一方面，在波动幅度上总供给的波动小于总需求的波动，在图3中，总需求的波峰与波谷之差为Q₁Q₂，而总供给的波峰与波谷之差为Q'₁Q'₂Q'₁Q'₂1Q₂：另一方面，在波动时间上，总供给的波动滞后于总需求，在图3中，从总需求开始收缩到总供给进入实际收缩阶段，有一个t₁t'₁的时间滞后，从总需求开始扩张到总供给进人实际扩张阶段，也有一个t₂t'₂的时间滞后。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差异可见，相对于总需求的波动而言，总供给的波动确实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粘性”波动特征。
　　总供给的“粘性”波动将对宏观调控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概括地说，这种影响主要有二：
　　一是总供给的“粘性”波动使准确判断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正确认识和把握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态势，是地实施宏观调控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但总供给的“粘性”波动，使得准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尤其是总量运行态势的难度大为增加。一方面，由于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波动幅度与波动时间上存在着差异，因而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总体评估时，便必须分别从总需求与总供给两方面着眼，对其所处的波动阶段分别进行研究，才能对总量对比的真实状况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无疑，这就使工作的复杂程度大大上升。另一方面，总供给波动中的“平台”现象更使准确判断总量运行的基本态势增加了新的困难。现实经济运行中，在总供给波动处于“平台”期时，实际的总需求究竟大于总供给还是小于总供给，是较难把握的，同时，每一具体的总供给“平台”期究竟将延续多长时间，也是难以事先准确预计的，因此，这就使得从宏观层面上准确把握经济运行态势，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二是总供给的“粘性”波动使平衡供求总量的宏观调控操作进一步复杂化。以保持总量平衡为基本目标的宏观调控，其操作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量波动的性状以及宏观调控的基本方式。总供给的“粘性”波动，一方面使宏观调控产生调控误差的风险进一步增加。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是运用多种政策措施对总需求实施管理，进而达到平衡供求总量的目标，但主要着眼于总需求调整的这种短期管理，极有可能使总需求的变动同总供给的波动出现不一致，从而使调控产生误差，而总供给的“粘性”波动，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波动形态上出现重大差异，无疑会使这种通过需求管理来达成总量平衡的调控方式产生调控误差的风险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总供给的“粘性”波动使宏观调控增加了新的“时滞”因素。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由于人们的认识滞后、决策滞后以及政策措施的作用传导需要时间等等，通常均存在着调控效应“时滞”。而总供给的“粘性”波动，则使得宏观调控的效应“时滞”进一步增加。由于总供给波动在时间上滞后于总需求的波动，因而在通常通过调控总需求进而影响和作用于总供给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从调控政策付诸实施到实际产生效果尤其是使总供给产生预期变动，便需经历更长的时间，即调控效应“时滞”更为明显，这就对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其操作更为复杂。
　　
　　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若干有益的结论和启示：
　　1．总量均衡区间是宏观经济运行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由于厂商调节供给数量须耗费调节成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普遍现象，因而由此导致宏观层面上形成一个特殊的总量均衡区间便具有了外在于人们主观意志的客观必然性，所以，从根本上说，总量均衡区间并非纯粹理论演绎的结果，而是现实经济运行中一种鲜活的客观存在。既然确认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是对传统理论的一种超越，是理性认识对客观现实的又一次逼近，那么，对总量均衡区间问题就有必要备加关注，对其基本性质及多方面的影响就应当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使我们在更为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真实性状方面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一步。
　　2．总供给具有“粘性”波动的特性，该特性对于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将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总量均衡区间的存在，使总供给具有了“粘性”波动的特性。总供给的这种“粘性”波动特性，使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总量运行与波动过程更为复杂，因而对宏观调控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其面临更多新问题、新挑战，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3．为应对总供给“粘性”波动带来的新挑战，宏观调控应明确若干新原则。总供给的“粘性”波动，使宏观调控更为复杂，难度进一步加大。为应对这一新挑战，在宏观调控实践中有必要相应地确立并遵循若干新原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一方面在调控措施的启动上，应确立并遵循“适度超前原则”，即根据总供给波动一般总是滞后于总需求的特性，在短期调控中各项旨在直接作用于总需求的宏观政策措施便应适度提前启动，使其后产生的政策效应能更为准确地作用于波动过程中的总供给，从而提高调控的时效性；另一方面，在调控过程的控制上，应确立并遵循“临界点原则”，即针对总量扩张或收缩过程中实际的总量变动总是止步于总量均衡区间的“低位临界点”或“高位临界点”的特点，在宏观调控中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扩张或压缩经济总量时，便应力求使总量均衡区间的某一临界点而不是总量均衡中心点与预先设定的调控目标值相重叠，从而确保提高宏观调控的精度，等等。唯其如此，才能使宏观调控更为科学合理，亦更加准确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