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对策研究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周家雷 时间:2010-06-25

  [摘要] 世界城市是城市的高级形态,是国际、和文化生活中具有广泛控制力的城市,具有国际意义的生产要素聚集和配置的战略中心。北京要实现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需要针对在经济发展水平、国际集散能力、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抓住举办2008年奥运会和加入WTO的战略机遇,提高经济实力,扩大对外开放,改进城市管理,为建设世界城市创造条件。

  [关键词]世界城市;奥运会;发展战略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指出,要“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首都在国家经济管理、科技创新、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发展首都经济,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辐射带动能力”。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研究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和发展,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城市发展方向、制定城市发展策略、加快建设世界城市步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根据美国学者卡尔拉波特(Carlabbott)的研究,“世界城市”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当时歌瑟(J.F.Goethe)把罗马和巴黎描述为世界城市(weltstadte)。1915年,苏格兰城市规划师格迪斯(P.Geddes)从经济和商业两个角度将“世界城市”界定为在世界商务中占据绝对优势的那些城市。1966年,地家彼得·霍尔(PeterHall)在《世界城市》一书中,用范围的大小和强度两个概念来衡量城市的功能,认为世界城市基本上是欧洲单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顶级产物,日本和北美是它繁衍的后果。同时,他还将政治要素作为区别“世界城市”与其他类型城市的重要基础之一,认为“世界城市”也应是“主要政治权力中心、国际最强势政府和国际商贸等全球组织的所在地”(Hall1984)。据此,他选择了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和莫斯科作为例证。英国著名城市学家彼特·泰勒(Peter Taylor)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世界城市专指那些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城市,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各种专门人才及规模巨大的人口集聚中心。
  法国学家布劳代尔(Braude)对世界城市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他把世界城市放在世界体系中来考察,认为世界城市乃其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后来,李和菲力僧(Lee&Pelizzon,1991)发展了这一思想并把这些城市称之为霸权城市。他们还进一步为后来的各历史时期标定出了这类城市,即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9世纪的伦敦和20世纪的纽约。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区域与城市研究资深学者约翰·弗里德曼(J.Friedmann)、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沙森(S.Sassen)等人将世界城市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弗里德曼于1986年发表的《世界城市假说》是一篇引起广泛重视的,他在文中延伸了空间结构的思想,着重研究了世界城市的等级层次结构,并对世界城市进行了分类,有关论断迄今仍然是研究世界城市的重要基础。[1]瑞典学者司瑞福(Thrift)接受了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但更强调服务功能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世界城市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它拥有的公司总部的数量,而更在于这些公司总部的等级和级别。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沙森(S.Sassen)则通过对全球领先的生产性服务公司的分析来诠释世界城市,强调从服务业的国际化、集中度和强度角度来定义世界城市。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世界城市的本质属性更多地表现为在全球化中的连通性(M.Castells,1991)。与以前静止的世界城市概念不同,卡斯特尔斯赋予了世界城市动态的和联系的内涵,从而将世界城市理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上述学者的观察角度不同,侧重点迥异,界定出的世界城市内涵与外延也不完全相同,但大体包括以下共同观点:(1)世界城市具有很强的综合实力,不是仅在某一个方面对国际社会具有控制、辐射作用,而是从多方面产生综合影响力;(2)世界城市在商贸、、制造、资本等经济领域,具有世界中心的地位和国际控制力;(3)发达、便捷的交通通讯是形成世界城市的重要条件,世界城市在全球交通通讯网络中处于枢纽地位;(4)世界城市的形成受其他人文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具体特征;(5)受世界经济多中心的影响,世界城市不是唯一的,而是全球城市金字塔上位于顶端的多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可见,世界城市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具有广泛影响力、控制力的城市,其主要标志和突出特点是具备或部分具备全球经济中心、决策与控制中心、文化和信息传播中心、交通运输中心等方面功能,具体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国际集散程度、基础设施水平、社会和环境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
  
  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主要差距
  
  与建设成为一流的世界城市目标相比,与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公认的世界城市相比,北京的城市建设与发展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1.综合经济实力差距大
  在经济总量方面,2005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814.5亿元,按当年汇率折合827亿美元;而同期伦敦为2909.6亿美元,纽约GDP为4159.4亿美元,东京GDP更高达8028.5亿美元。在发展水平方面,2005年北京人均GDP达到44969元(按常住人口),折合5457美元;而世界城市的人均GDP都在15000美元以上,纽约、东京的人均GDP更是高达5万至6万美元,北京人均GDP约为纽约和东京的1/10,只有香港和新加坡的1/5左右。在产业结构方面,北京与国内其他城市如上海、天津相比有明显优势,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67.7%,在就业中的比重也达到67.3%[2]。3但与世界城市相比,无论是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还是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北京与纽约、香港等城市的差距都在20%左右。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将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2.国际集散能力不强
  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力,这种控制力源于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都是当今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总部集聚地。1997年,世界最大100家银行的近一半以及几乎全部的世界最大25家证券公司总部都集中在纽约、伦敦和东京,其中总资产、总资本和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为34.70%、42.21%和44.90%。在亚洲,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最成功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在2002年就分别有948家和200多家。北京在这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许多世界城市。2004年初,在京外资银行仅为24家;到2005年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也只有35家。
  举办大型国际会议是国际交流的重要渠道和高级形式。按照国际协会联合会制定的标准,大型国际会议是参与者来自5个国家以上、人数在300人以上、会期3天以上。1998年,举办国际会议最多的10个城市依次为巴黎(247个)、伦敦(200个)、布鲁塞尔(185个)、维也纳(183个)、阿姆斯特丹(137)、新加坡(131个)、日内瓦(108个)、柏林(105个)、里斯本(104个)、哥本哈根(91个)。[3]4北京平均每年举办国际会议53次,名列第25位,而且这个指标多年徘徊不前。北京在拥有国际组织数量、接待国际游客数量、常住外籍人士占总人口比重等指标方面,与全球一流世界城市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在道路交通方面,北京近年来虽有较大发展,但与化世界城市的差距仍十分明显。现代化世界城市人均道路面积目前已达15—25平方米,网络密度一般在14公里/平方公里左右,东京1992年就分别达到了10.75平方米和18.7公里/平方公里,北京目前只有东京的1/3。在轨道交通方面,现代化世界城市20世纪80年代中期轨道交通一般已承担了城市交通30%以上的客运量,而北京90年代中期也只承担了不足5%的客运量。以地铁为例,现代化世界城市地铁线总长度一般在100公里以上,纽约地铁线总长度更高达1179公里,承担了全纽约65%的客运任务。2004年北京地铁总长度只有114公里,年运载乘客6.1亿人次左右,占全市客运总量11.8%。交通拥挤和堵塞已经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最大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正常运行和市民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国际交通方面,世界城市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通常在1000万人次以上,货邮吞吐量在100多万吨以上。许多城市还拥有2—3个国际机场。目前,北京只有一个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不及现代化世界城市的一半,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更低,只有现代化世界城市的1/3左右。
  4.城市生态环境亟待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是衡量一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化世界城市人均占有公共绿地面积一般在30平方米以上,而目前北京不足10平方米。1999年,北京曾被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下属的全球环境监测系统评为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一。虽然经过近几年的大力治理,北京的大气质量明显改善,但2004年悬浮颗粒物浓度仍然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可以接受区域临界值的2倍,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浓度仍然停留在高水平。2005年,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仍超过国家标准42%;市区有57天出现局地臭氧超标现象;达标河流长度、达标水库库容和达标湖泊容量仅占监测总长度、总库容和总容量的45.3%、66.1%和32.9%;地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46.6%。[4]可以说,在城市环境整治、大气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等方面,北京与现代化世界城市的差距仍然非常显著。

  三、对策思路
  
  (一)大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市综合实力
  根据世界城市的功能要求,结合北京的产业结构特点,推动北京产业结构升级可考虑如下重点:第一,加快服务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调整发展商贸服务业,加快发展会展、现代物流和商务服务等潜力产业,建设产业层次高、辐射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务服务体系,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乃至亚太地区重要的商务服务中心。第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整体产业竞争力为核心,重点发展以软件产业、信息服务业、研发产业为主的高技术服务业,和以信息制造业、生物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制造业。第三,适度发展现代制造业和建筑业。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名牌产品、龙头和支柱产业群的培育,充分发挥产业的聚集效应和区域比较优势,加快提升全市经济总量,提高工业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稳定提升汽车、装备制造、都市工业、石化新材料四大支柱产业,加快发展生物医药、新能源和再生材料等潜力产业。第四,优化发展现代农业。坚持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方向,以功能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为重点,优化农业的综合生产功能、拓展社会服务功能和巩固生态功能,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切实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市场化经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第五,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根据“优化疏解首都功能核心区,完善提升城市功能拓展区,重点建设城市发展新区,适度开发生态涵养发展区”的要求,集聚国内外资源,打造中关村科技园区、现代商务中心功能区(CBD)、奥运产业旅游功能区、街金融产业功能区、亦庄高新技术制造业功能区、临空经济功能区等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5]成为体现北京势能优势,最具经济活力、市场竞争力、产业辐射力的战略增长极,同时形成若干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专业集聚区,为北京城市的经济功能奠定坚实基础。
  
  (二)以加入WTO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北京的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
  世界城市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种经济影响力源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以及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直接投资。中国加入WTO后,为北京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跨国公司进入北京创造了更为宽松的投资环境。根据建设世界城市的阶段性工作要求,北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1)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挥服务贸易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和升级,增强城市服务功能,提高城市国际化水平。(2)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端领域,通过引进高新技术、先进管理,增强首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组织形态上,鼓励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在京设立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研发中心、结算中心和国际采购中心等,通过众多企业总部聚集,带动金融、保险、、律师、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形成大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增强城市市场联接、金融服务、技术支持、品牌效应、人力资源、物流功能,不断增强城市的控制力和竞争力,提升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3)抓住举办奥运会契机,加强国际、经济和文化交流,显著提高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塑造传承文明、独具特色和魅力的现代国际城市形象。大力优化涉外服务环境,为外国人来京长期居住、工作和学习提供出入境手续等便利条件。(4)加快北京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加强与航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扩大开辟与旅游目的地国家主要城市的直达航线,做强做大北京旅游品牌。同时,要积极参与环渤海地区特别是京津冀区域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拓展北京的发展空间和腹地。
  
  (三)紧紧抓住奥运机遇,全面推进世界城市建设
  奥运会是当今世界最具规模、最具影响的国际体育盛事,已经成为主办国和城市展示综合竞争力、弘扬民族文化、树立新形象的世界舞台。北京将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是北京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更是北京建设一流世界城市的战略机遇。据初步统计,2002—2008年间,北京市用于与奥运会相关的投资总规模将达2800亿元,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因此提高3个百分点,全市累计总投资将突破18000亿元;奥运会新增投资形成的购买力将拉动社会总消费年均增速提高0.6—1.0个百分点,由于场馆及相关设施建设、运营费用筹资以及旅游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将近100万;每年给北京带来100多亿元的额外GDP,GDP增长率将提高2.8—6.5个百分点,财政收入每年增加额从20亿到96亿元不等;接待海外游客将保持大幅增长态势,2008年有望达到460万人次;全市承办大型国际会议也将会增至上百个。[6]
  紧紧抓住举办奥运会的机遇,加快推进城市的现代化、国际化步伐,对于北京实施世界城市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1.加快城市建设步伐,提升城市形象。一方面,要借助筹办奥运,着力增强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北京城市基础设施要从弥补历史欠账为主的阶段转向以提高运营能力、服务水平和综合效益为主的新阶段。要根据举办2008年奥运会和城市长远发展的需要,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水电气热、能源、通讯等方面继续加大投资力度,集中力量解决好市政供给、城市能源、城市信息等方面的问题,为城市的正常有序运行提供坚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要借助奥运会,加强城市环境建设。积极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治理城市脏乱差现象,净化美化城市,使城市环境更加整洁。继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不断加大大气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绿化建设力度,积极治理扬尘污染、机动车污染和工业污染,更加合理、有效地使用土地、水等资源。
  2.完善文化中心功能,提高人文素质,改善城市精神面貌。奥运会筹办期间,在加强城市硬环境建设的同时,更要搞好城市软环境建设。今后几年,应当借鉴历届奥运会的成功经验,紧紧围绕“人文奥运”,大力提高北京精神文明建设整体水平,努力创造一流的市民素质、一流的人文环境、一流的服务水平、一流的社会风气,向世界展示新时期北京人民良好的精神风貌。
  3.全面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大力优化发展环境。城市管理是实现城市功能的基础工作。加强城市的建设与管理,提高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无论是在奥运会筹办期间,还是在其他任何时期,都是一项重要工作。一方面,要研究解决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城市结合部环境脏乱差问题、“城中村”改造问题等长期困扰北京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要着力增强城市信息化水平。信息化是城市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应当结合“数字奥运”建设,充分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完善北京城市管理信息体系,用数字化、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城市管理中的问题,确保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高效运转,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和居民生活水平。同时,要紧紧围绕“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以服务市民为重点,创新公共服务模式,全面加强安全保卫、文化旅游、医疗卫生、社会体育、交通组织、食品安全等各项基础工作,在筹办奥运的过程中使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实惠。
  4.以筹办奥运为契机,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首都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北京实现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和建设全球一流的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都有赖于在体制创新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比较短,还不完善、不成熟,一些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在诸多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地改进和完善。例如,国有经济的质量还不是很高,非公有制经济对促进北京发展的重要作用仍需进一步增强;市场发育水平还不是很高,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些政府部门还习惯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一些领域审批事项过多,审批程序繁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任务艰巨;政府职能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等等。只有切实解决好这些关系城市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才能为北京经济的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为实施世界城市建设战略创造有利条件。
  
  注释:
  [1]Friedmann.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J].Development and Change,1986[17].
  [2]北京统计年鉴[Z].2006.
  [3]张茅.北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研究[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
  [4]北京市“十一五”时期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N].“首都之窗”网站。
  [5]北京市“十一五”时期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调整规划[N].“首都之窗”网站。
  [6]刘淇.北京奥运经济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119.
  
  :
  [1]蔡来兴等.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顾朝林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城市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李丽萍.国际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城市的形成机制、发展模式与形成路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4]周振华等.世界城市——国际经验与上海发展[M].上海:上海社会院出版社,2004.
  [5][美]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6]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北京城市职能、发展目标及总体发展战略研究”(非出版物)[M].2004.
  [7]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北京建设国际城市研究”(非出版物)[M].2006.
  [8]Friedmann J.,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17): 69-83.
  [9]The 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London: World City, 1991.
  [10]Beaverstock J V. et al.,World city network: a new meta-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0, 90(1):12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