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化：日本经验的借鉴和中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
关键词：都市圈，都市圈化，聚集
当今世界，城市化无疑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教授把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并认为城市化是新世纪对中国的第一大挑战[1]。笔者曾在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大趋势和我国城市化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型的城市化道路——都市圈化[2]。在这里，我们将进一步考察中国三大都市圈近年的发展情况，并将其与日本著名的三大都市圈进行比较。
一、 都市圈、都市圈化
都市圈的概念最早要追溯到法国地家戈德曼(J. Gottmann)。1957年戈德曼根据对美国东北海岸地区的考察，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都市圈”(Megalopolis)理论。戈德曼指出，在美国东北海岸这一巨大的城市化区域内，支配空间经济形式的已不再是单一的大城市，而是聚集了若干个大城市，并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等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巨大整体——即都市圈：他将有许多都市区连成一体，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活动存在密切交互作用的巨大的城市地域叫做Megalopolis[3]。 亚历山大学派的犹太家菲洛(Philo)在他的作为统治现实世界的理念中的城市亦使用了Megalopolis一词，汉语多译成都市圈、城市带、大都市带、城市群，也有译成都市连绵带、大城市区、特大城市、城市集群等等。戈德曼认为，都市圈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其一，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都市；其二，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外围的县有着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其三，有联系方便的走廊把这些核心城市连接起来，使各个都市区首尾相连没有间隔；其四，必须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人口在2500万以上；其五，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
本文提出都市圈化(Megalopolitanization)乃类比城市化(Urbanization)而来，类似于日本学者今野修平提出的“特大城市群化”概念[4]。
根据诺瑟姆(R.M. Northam)的城市化进程S型曲线理论，当一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20%～30%以后，将会出现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到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以后才能下降[5]。我国从整体上已进入城市化的中期加速阶段，此时将出现“大城市超先增长”[6]。体现在内涵上，指在原市区的范围内迁入的人口增加，或者使原来的小城市或中等城市增长为大城市，或者使本来就是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进一步增长，这样在城市人口统计中，引起大城市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体现在外延或空间上，一方面指由于人口的聚集使城市地域空间扩大(不可能仅有人口密度增加而地域空间不变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指由于郊区化或逆城市化的作用使城市人口向外扩散，城市向周围蔓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农田分界日渐模糊，形成戈德曼所谓的都市圈或城市带。
因此，都市圈化与大城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既有后者的特征即大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增长、地域空间的扩大，但也有后者没有的内容,即大城市人口的向外扩散，城市的郊区化、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与大都市区之间首尾相连、分界日益模糊，复数的大都市区形成有机的都市圈(带)空间；与都市圈相联系的或其周边的中小城市、小城镇、都市农业等。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在已正式提出建设都市圈的城市和地区有近20个，但真正成型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是位于东部沿海的三大都市圈，即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和京津唐都市圈(或首都圈)。一般来说，比较公认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圈涵盖的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扬州、泰州8市，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6市，共1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则包括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以及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惠州、肇庆9个城市；京津
唐都市圈包括北京、天津2市以及河北省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沧 州、张家口、承德7个城市。
二、 日本的都市圈发展模式
在都市圈建设方面，日本可以说走在我们的前面。在区域发展战略和人口城市化发展战略上，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都市圈的研究。60年代日本政府也接受了这一概念，制定了《大都市圈建设基本规划》[7]。日本学者阿部和彦根据日本都市圈化(他称为“超大城市化”)的经验，认为中国江苏省加上海市相当于另一个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圈：“江苏省和上海市的面积共计10.9万平方公里，大体上相当于去掉北陆三县后的日本首都圈、中部圈、近畿圈三大城市圈总面积(10.5平方公里)。江苏省与上海市的人口为8600万，人口密度790人/km2，而日本上述三大城市圈(19都府县)的人口为7900万人，人口密度757人/km2，就是说，虽然中日两国之间人口、面积、指标相距悬殊，但是上述两大区域在面积、人口、人口密度等方面十分相近”[8]。我们暂且不论苏沪是否可能建成另一个日本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圈，对日本都市圈化的简要考察仍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日本作为太平洋西端的一个岛国，整个国土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4个主岛和近3900个岛屿组成，全国划分为47个都道府县，即1都(东京都)、1道(北海道)、2府(大阪府和京都府)和43县。日本全境崎岖多山、河谷交错、地形破碎、平原面积狭小且海岸曲折多港湾。在日本37.8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中，山地约占全国面积的76%，平原仅占国土的24%。日本水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森林总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6.6%，但矿物资源贫乏，除煤、锌有少量储藏外，绝大部分依赖进口。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促使日本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实行人口和经济的高度聚集，主要集中在东京附近的关东平原、名古屋附近的浓尾平原和京都、大阪附近的畿内平原。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人口增长很快，全国人口从1900年的4380万人，增长到1950年的8363万人，50年增长了90.94%；再增长到2000年的12 692万人，比1950年增长了51.76%，比1900年增长了189.77%。与此同时，城市化和化得到了同步推进，城市人口比重从1670年的8.7%增长到1920年的20.1%，第一产业的比重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直超过50%。此后，纺织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了加速期。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重化学工业化期间，钢铁、化肥、船舶、汽车等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缺乏资源的日本依靠进口重化工业所需的原料和燃料，造就了京滨、中京、阪神、北九州四大临港工业地带，结果人口也不断向这些区域集中，最终形成以东京圈、名古屋圈、关西圈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巨型城市带[8]。
1950年，日本的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了50.3%[9]，人口向大城市进一步聚集。据日本国情调查，1950年，全国人口分布集中于南北关中地区的占21.7%，集中于东海地区的占10.5%，集中于近畿地区的占13.8%，集中于北九州地区的占15.5%。相应的，从工业生产的产出比重看，1950年京滨地区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达18.9%，阪神地带达20.1%，中京地带达11.1%，北九州地区达5.6%，这四大地带的工业总产出占全国的55.7%。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人口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加快，1960年达到62.5%，1970年达到71.2%。这一时期，人口继续向三大都市圈聚集，据统计，从1955年到1970年，从地方圈净流入三大都市圈的人口达750万[10]。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城市化进入缓慢增长期，到1980年日本城市化水平达到76.2%，1990年为77.4%，2000年为78.8%(United Nations, 2001)。自70年代起，由于工业向电器机械工业、汽车制造业等加工组装型工业为中心的结构转换，工厂开始向太平洋带状地带以外、尤其向建有高速交通网(新干线、高速铁路)的区域扩散，区域结构趋向均衡化。与此同时，都市圈则侧重于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分工中发挥高技术、基础技术聚集区的作用，并呈现出向商务职能和高级服务业职能专门化的转变趋势。这一时期，人口向三大都市圈聚集的势头减缓，既有流入人口，也有流出人口(人口向地方回流，即所谓“地方时代风潮”)，且近距离流动和都市圈之间的相互流动更为多见。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下，日本向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过渡，承担生产职能的工厂进一步从都市圈扩散到地方圈，甚至从地方圈转移到海外。而承担中枢商务职能的东京圈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人口再次向东京聚集，同时人口郊区化和人口逆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区别，都市圈半径扩大，最终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圈(巨型城市带)形成，其人口情况如表1。
由表1可知，占日本国土面积27.66%的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圈(一级都市圈)，包括首都圈、中部圈、近畿圈3个二级都市圈，聚集着日本62.37%的人口，而其核心区域东京圈、名古屋圈、关西圈(三级都市圈)，则以10.33%的面积聚集日本46.73%的人口，也就是说以1/10的国土容纳了近一半的国民。其中，又以首都圈的人口最为密集，人口密度达1137人/km2，分别是中部圈和近畿圈的2.75倍和1.48倍。
总之，日本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重化工业化、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造就的临港工业地带，人口的高速增长、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等，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人口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的人口城市化模式。舍此，地形破碎、耕地不足、资源奇缺的蕞尔小国日本，不可能容纳12 692万人口。
三、 我国沿海地区三大都市圈的发展
中国作为更大的大国(可称为“巨型国家”)，当然是日本不可比拟的，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广袤的国土，有很多是不适宜人居住的。早在1935年胡焕庸先生从人口分布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爱辉—腾冲线”就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大势：“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今爱辉)，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唯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11]。如今，这条线仍是体现我国人口分布地区差异的最基本的分界线，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该线东南一侧，人口仍占全国的95%左右。我们在考虑发展的时候，要时刻牢记“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基本国情。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真正能够作为我们借鉴对象的主要还是日本而不是美国。我们不要奢望与资源大国美国相比，除那些明显的国土、耕地、淡水资源、矿藏等数字外，美国本土除阿拉斯加外基本上介于北纬20～40度之间，属温带和亚热带范围，温暖湿润，土地肥沃，难怪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居然是世界上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就拿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国梦”来说，是国人永远也“消受”不起的。“美国梦”的典型模式是：郊外的私宅(My home)加私车(My car)。然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汽车社会是“社会最大的噩梦”[12],其代价是城市住宅区的低密度化、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城市交通阻塞，人们通勤时间的不断拉长、能源的大量消耗，严重的环境污染。试想，在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人人拥有一辆小汽车和郊外带草坪的住宅，恐怕我们所有的耕地都用来修公路和建住宅都不够！与美国相比，日本比较经济地建立起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在大城市以轨道交通为骨骼的城市交通体系,不但大幅度地提高了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密度，还提高了日本的经济效率。
对照日本都市圈的，我们还有必要考察一下,近年来我国兴起的建设“都市圈热”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果。就拿最主要的三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和京津唐都市圈来说，据有关统计资料，列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三大都市圈已占全国3.25%即31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容纳了全国15.08%，即19 198.62万人口(人口密度达616人/km2，是全国的4.63倍)，提供了全国41.49%的产出(GDP)，这样的土地集约程度当然很了不起。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密度以珠江三角洲最为密集，达1123人/km2，是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的1.37倍和3.07倍。与之相比，日本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密度更高，达757人/km2，是我们的1.23倍。如果说，京津唐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和水资源的极度缺乏，人口过于密集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长江三角洲的人口聚集过程显然没有完成。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的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从官方划定的珠江三角洲规划区来看，应该说基本完成了人口聚集过程，但在规划区之外的都市圈的外围尚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都市圈化又有了新的发展。还是以沿海地区三大都市圈为例，如表3。
比较表1、表2以及表3，可以发现，2006年，我国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密度有所增加，但仍未达到日本三大都市圈2000年的水平。2006年我国三大都市圈聚集的人口已超过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5.16%，高于2000年的15.08%，说明我国人口进一步向三大都市圈聚集。2006年我国三大都市圈聚集的GDP已达到91 489亿元，占全国GDP的40.32%，低于2000年的41.49%，似乎三大都市圈经济的聚集程度降低了，但仔细分析的结果是香港和澳门的因素在起作用。众所周知，作为发达地区的香港和澳门其经济增长显然低于处于发展中阶段的我国内陆地区，另外人民币的币值近年升值较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000年香港和澳门的GDP占全国的11.84%，到了2006年则只占全国的6.65%。如果剔除香港和澳门，三大都市圈其他地区的经济聚集仍然在进行，并且超过了人口的聚集速度。
综上所述，日本地窄人稠的人文条件，重化化、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造就的临港工业地带，形成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促使人口高速增长和加速城市化进程，既提高了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密度，还提高了经济效率，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人口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的城市化模式。“人多地少、资源短缺”是我国基本国情，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圈已呈现雏形，都市圈化正在初级阶段，要充分借鉴日本都市圈化的经验，扬长避短。我国三大都市圈各具特色，既适应世界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我国的人口和经济仍然在继续向三大都市圈聚集。三大都市圈是目前，更是未来我国人口高度密集和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对推动全国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龙头作用和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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