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比较优势研究新进展
关键词：动态比较优势，要素积累，技术创新，公共产品，规模经济
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通常集中于特定的影响产业绩效的产业行为上，这类研究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90年代的贸易政策争论中尤其流行。规制、联合、税收、劳动与环保标准、信用补贴与贸易政策等特定产业行为当然会影响到产业结构，但如果忽视了产业、地区与市场之间的关联，产业结构的决定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Reeve，2006)。国际贸易的要素比例模型是解释产业结构的一般均衡框架，Reeve(2006)运用要素比例模型及经验数据证实了要素禀赋可以独立于产业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生产结构，并且确定了产业结构演化受要素积累力量的支配程度。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的，而研究产业结构与要素比例关系变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是动态的。本文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
一、要素积累与动态比较优势
(一)资本积累与动态比较优势
20世纪60年代有关动态比较优势的文献都认为，长期比较优势的主要决定因子是国家储蓄率，然而，什么导致了国家储蓄率的差异却极少提及。Stiglitz(1970)把长期比较优势与储蓄率差异归因于偏好差异，但运用偏好差异解释贸易模式明显偏离了HO模型的本质精神：贸易产生于相对要素比例差异。Zhiqi Chen(1992)分析了具有相同折现(time discount)因子的长期国际贸易模式：如果两国初始要素比例相同，那么两国将在所有时期自给自足；如果两国初始要素比例不同，那么贸易将发生并长期持续，初始资本相对丰裕国家长期出口相对资本密集型商品，而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长期出口相对劳动密集型商品。Zhiqi Chen(1992)把这种长期贸易模式称之为长期HO定理(Long-Run Heckscher-Ohlin Theorem)。理解长期HO定理的关键是：相同偏好、不同初始资本劳动比例的国家在长期内不会收敛于相同的资本劳动比例。这是因为在要素价格均等的世界中，两个贸易国家会面对相同的资本回报比率，资本存量水平将向同一个方向移动，两个国家之间初始的要素丰裕度与贸易模式将长期维持。Zhiqi Chen(1992)模型提供了国际储蓄率差异新的解释：两个偏好相同的开放经济，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的国家比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稳定的平均储蓄倾向。于是，尽管长期贸易与国家间的储蓄率差异相关联，但储蓄率差异并不引致于偏好差异，而是引致于初始的要素比例。
Yunfang Hu & K. Shimomura(2007)把“寻求身，份”(status-seeking)的代理人行为引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且把高储蓄率归因于这种行为。财富代表社会地位，代理人当前的储蓄不但有利于未来消费，还有利于当前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寻求身份”行为使资源从商品消费配置到资本积累，并影响长期增长。虽然标准的动态模型存在稳定状态的连续统，但引入“寻求身份”行为的新框架表明，在某些条件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存在单一的、局部鞍点稳定的、不完全的专业化状态，该状态可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追赶与赶超现象。
李嘉图模型的显著含义是，统一的绝对优势不能产生国际贸易。如果技术优势形式是希克斯中性的，国家在其他方面都相同，这个命题在固定禀赋版本的HO模型里继续生效。但是，在最优资本积累版本的HO模型里，资本存量内生于连续的最佳储蓄行为与投资行为，统一的绝对优势也可以产生贸易，技术领先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但在稳定状态下也可能出口劳动力密集型商品，这就与标准的HO模型相悖(Brecher，Chen & Choudhri，2002)。在固定禀赋版本的HO模型中，相对的技术优势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为部门的技术领先效应可能为该部门密集使用要素的相对稀缺所抵消。但是在最优积累版本HO模型中，这类不确定性消失，即使单个贸易商品的一个小小的技术优势也足以支撑该类商品的出口。Brecher，Chen & Choudhri(2002)论证了比较技术优势导致相对资本丰富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条件；在非统一的优势条件下，资本积累可能违背HO模式贸易，这也为“里昂惕夫悖论”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他们强调了既定的技术差异对长期贸易模式的影响，而没有解释技术差异如何产生，没有把技术差异内生于模型。
动态HO模型中的国际贸易来源通常是技术差异与主观折现率差异，一般忽略国际借贷行为，资本是惟一可储存的资产。Ono & Shiba(2003)把国际资产交易引入动态HO模型，人们可以积累国际资产，通过国际金融套利交易，国际利率会均等；如果两国拥有同样的技术与劳动禀赋，他们长期的资本劳动比率也会相等，所以，即使在长期内，两国也得不到完全专业化。Ono & Shibata(2006)把国际借贷与最优的储蓄投资行为引入HO框架，其结论是：无论两国技术差异多么微小，至少一国必须专业化；如果两国主观折现率相同，国家专业化模式将独立于金融资产交易；专业化模式依赖于消费者对两种商品的相对偏好、劳动禀赋与效率的国际差异，而不是两国初始的要素比例，这是因为要素比例会由于资本积累而随着时间改变；如果两国人口数量差异显著，那么大国生产两种商品，小国专业化于比较优势部门；如果两国人数相同，那么两国专业化于各自比较优势的部门。Ono & Shibata(2006)的动态专业化模式与静态HO模型的预测有很大差异。
(二)人口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与动态比较优势
为了测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相对要素比例的影响，需要建立跨代一般均衡(OLG—GE)模型。Sayan(2005)在跨代框架之内把人口动态差异引进简单的国际贸易模型。假设两个地区除了人口增长方式以外，在所有方面都相同；人口增长差异对相对要素比例的影响通过比较自给自足与自由贸易两种状态而得到。不平等的人口动态影响每个地区的生产要素相对丰裕度变化，引起工资与资本租金差异，进而引起生产成本与相对价格差异，这就为HO意义上的贸易找到理由，但是静态HO结论并不能在人口差异引起要素比例独立于贸易过程而不断演化的动态环境中一般化。不平等的人口增长率也可用来解释为什么贸易不一定比自给自足帕累托更优。
C.Bajona & T.J. Kehoe(2006)考察了跨代的与消费者数量无限的两类人口环境之下的动态HO模型特性。研究发现，动态HO模型的均衡特性严格依赖于国际资本市场与人口环境的假设。如果允许国际借贷，那么要素价格将独立于人口环境，并在第一期之后均等；资本水平与国际借款水平不会在均衡路径上得到确定，在均衡的连续路径上，国家之间的资本配置、国际借款、生产结构与贸易模式还是存在差异的。如果不允许国际借贷，那么模型的均衡特性将依赖于人口环境：在无限有生命的消费者的环境中，如果存在特殊的稳定状态，那么将存在特殊的稳定状态的连续统，世界经济收敛于稳定状态并依赖于初始资本禀赋，要素价格在所有稳定状态都是均等的，贸易在所有稳定状态都是确实发生的(除了在所有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均等的稳定状态以外)；而在“跨代”环境中，在任何要素价格均等的特殊稳定状态之下，世界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没有贸易发生，而且在稳定状态下，要素价格均等也不一定发生。
Bond，Trask & Wang(2003)构建了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两种贸易商品(消费与投资商品)与一种非贸易商品(商品)，所有国家具有相同的偏好与技术，相同的自给自足均衡增长路径。让ki(t)≡Ki(t)/Hi(t)代表国家i在时间t的总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比例，静态HO命题可以表述为：如果kA(t)＞kB(t)，那么(1)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国家A在时间t出口物质资本密集的贸易商品；(2)在自给自足条件下，国家A的物质资本密集的商品价格更低，物质资本的回报更低。动态的HO命题可以表述为：如果kA(t)＞kB(t)，那么，kA(t´)≥kB，t´＞t，在时间t´上，物质资本丰富的国家不会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商品。Bond，Trask & Wang(2003)模型认为可能产生静态与动态HO悖论：如果国家间的人力资本增长率不同，由于教育商品不可贸易，为了改变人力资本增长率，就需要调配生产可贸易商品的资源，从而改变生产结构，那么命题(1)不一定成立；如果国际贸易导致国家间要素价格均等化，跨时无套利(intertemporal no-arbitrage)的要素积累条件使得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之间无差异，要素价格均等允许连续的资本积累的非均衡增长路径，相对要素供应非收敛，那么命题(2)与动态HO理论不一定成立。总之，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内生积累的动态HO模型中，在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条件下，要素积累结果是不确定的。
(三)经验研究
估计要素禀赋变化对专业化模式影响的经验研究大致可分两条路径，两条路径有不同的结果，也有不同的经验含义。第一条路径假设所有国家技术水平相同，即部门产出水平与总要素禀赋呈线性关系，所有的研究发现一个：资本存量的提高对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部门的产出水平产生正面与显著的统计影响。资本是制造业的朋友。第二条路径以Harrigan(1997)、Harrigan & Zakrajsek(2000)为代表，他们的经验研究框架以对数线形估计等式连接部门产出份额与相对要素比例的关系，允许国家之间的生产水平差异，结果发现相对资本存量的提高对部门产出水平的影响并不是在所有部门都同样正面；当一个国家积累资本时，部分制造业部门将扩张而部分制造业部门将收缩产出份额。
Fitzgerald & Hallak(2004)提出了统一的框架解释以上两条路径的结果差异，认为不能控制生产力差异对产出的独立影响导致了遗漏变量偏差，特别是因为生产率影响了要素积累的动力。他们的经验研究消除了这种变量偏差。研究结果是：OECD国家之间的差异要素禀赋可以解释OECD穷国与富国间2／3的专业化模式差异；因为相对要素禀赋变化来自于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任何连接专业化模式与发展阶段的经济机制都能产生这些结果。
二、技术创新与动态比较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前很多贸易与增长的都以标准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为框架，资本报酬递减，探寻开放中的增长与要素积累对贸易模式的影响，一般忽略贸易模式对经济增长与要素积累的反向作用。Grossman & Helpman(1990)构建了一个动态模型，R&D部门为新产品设计蓝图，中间产品部门由不同产品的垄断生产商组成，当可得到的差异化的中间投入品种数量增加时，最终产品的TFP(全要素生产率)会得到提高。R&D资源持续促进最终产品生产率与增加科技、工程知识存量。如果R&D资源与中间产品制造业效率存在国际差异，那么它们的比较优势对长期专业化模式、长期增长率、产业结构与经济政策都有重大影响，但如果R&D资源增长与中间产品制造业效率提高主要发生在R&D比较劣势的国家，这些变化不一定加快稳定状态下的增长率。当知识溢出存在时滞、知识在国内传播比跨国传播更快时，国家R&D比较优势则会变成内生的。
维农(R. 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深刻体现了动态比较优势思想。Segerstrom，Anant & Dinopoulos(1990)结合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熊彼特(1942)产品创新描述，构建了南北贸易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把R&D竞争模型化为“发明抽奖”竞赛，赢取竞赛的几率与每个公司的R&D资源投入成比例；胜利者在外生既定的专利期限内取得垄断利润，专利期限结束以后市场转为完全竞争。技术变化内生，模型产生了一些比较稳定状态结果：当南方与北方工资相等时，专利期限的延长(或者技术转移到南方的速率下降)提高了北方的生产创新速率，因为专利期限的延长提高了赢取R&D比赛的回报；当北方工资比南方工资高时，专利期限的延长降低了北方产品创新速率，因为创新活动回报的提高被北方的高工资抵消了，北方受保护产业数量的提高使得北方工人取得较高的工资和具有较慢的创新速率。
动态比较优势可以来自R&D投资与“干中学”产生的知识积累，也可以来自技术扩散。假设生产力进步主要来自国际技术传播，并受到贸易政策的影响，M. Schiff & Yanling Wang(2003)考察了与南北、南南贸易相关的R&D溢出对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假设北方在高R&D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南方在低R&D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结果发现：南北、南南R&D流动对TFP具有正的影响，并且前者影响较大；南方高R&D密集型产业将从南北贸易当中吸收更多知识，受益于南北R&D流动；南方低R&D密集型产业主要从南南贸易当中吸收更多知识，受益于南南R&D流动。这使动态比较优势对南北、南南区域一体化产生深刻影响：南南贸易集团可能提高了低R&D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力而降低了高R&D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力，南南RIAs(区域一体化协议，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可能减少了南方高R&D密集型产业从北方得到的技术溢出，从而减缓了南方成员国向高R&D密集、高技术经济的转化进程。南北一体化协议提高了成员国的贸易流量，提高了南方高R&D密集型产业的TFP，减少了南方低R&D密集型产业的TFP，并且前者大于后者。
三、公共产品与动态比较优势
虽然技术创新是发达国家维持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家就不同了。解释发展中国家增长必须依赖于R&D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世界银行报告(1993)研究了多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长期增长率与贸易模式认为，存在两类生产要素：一类为私有的物质资本与劳动，一类为公共的中间产品(政府提供)。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GE)里生产两类私人商品：一类为消费商品，一类为投资商品。研究结论是：公共中间产品是持续贸易与增长的引擎，因为它排除了递减的规模收益。
Bond，Jones & Wang(2005)建立的动态一般均衡(DGE)框架，强调与部门出口商品的服务活动相关知识的重要性，这些知识是公共产品，可以利用它支持其他现代部门商品的出口。贸易自由化使得小国开放经济把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到呈现收益递增的现代出口部门，从而加速了全球化与化进程。公共知识积累使得经济起飞、工资与产出更加快速增长。公共知识积累还导致比较优势的演化，使得比较优势由现代部门转向更加知识密集型部门，这也为20世纪60年代东亚与拉美不同的发展经历提供了理论支持。
Hu，Kemp & Shimomura(2005)建立了多个国家、两类商品、两类要素的动态一般均衡(DGE)模型，证明政府对公共中间产品的支出在持续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假设代理人接受市场价格，资源配置最优化，其结论是：存在世界均衡增长路径，所有产品数量以相同比率增长，增长比率等于资本回报减去时间偏好；沿着每条均衡增长路径，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单个国家的要素比例不一定等于世界要素比例，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劳动比例高于(低于)世界平均比例，那么该国将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劳动密集型商品)。只要初始的世界要素比例充分接近它的极限的稳定状态水平，经济将在有限时间内达到均衡增长路径，并永远沿着均衡路径增长，于是可达到性将取代稳定性；只要初始的(给予的)世界要素比例充分接近它均衡增长时的水平，那么长期贸易模式由初始要素禀赋的国际配置决定，动态HO定理成立。
四、规模经济与动态比较优势
标准HO模型建立了要素结构与贸易模式的紧密关联关系：当且仅当贸易伙伴国的相对要素禀赋改变时，专业化模式才改变。但是，如果考虑递增规模收益，专业化模式就更加复杂，而这又依赖于递增规模收益的特定假设。如果规模经济内在于公司层面，那么正如Helpman(1981)、Helpman & Krugmam(1985)沿着CHO路径的研究所示：要素比例理论的主要的含义不改变。如果存在国家层次的规模经济(外部经济)，贸易模式很大程度依赖于外部经济对生产可能曲线的斜率效应：如果外部经济不明显，标准的HO模型的含义成立(Markusen & Melvin，1981)；如果存在很强的外部经济，贸易模式将不跟随动态比较优势，而完全为初始比较优势决定(Wong，1995)。Ethier(1982)认为，递增收益依赖于世界经济，如果存在世界层次的递减成本，递增收益并不影响产业间贸易模式，传统的贸易理论再次生效，国家强大的外部经济带来的锁定效应将彻底消失。
Grossman & Helpman(1990，1991)构建了三部门增长模型，他们认为知识溢出存在于国际范围，技术内生，那么长期贸易模式将依赖于相对要素比例。相反，有些模型的动态规模经济来自于“干中学”，规模经济专属于某个国家，那么专业化模式将存在锁定效应，这些动态模型等同于存在国家外部经济的静态贸易模型，譬如Krugman(1987)、Lucas(1988)、Grossman & Helpman(1991a)认为，在动态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长期贸易模式完全为初始比较优势所决定，存在锁定效应。
如果不存在国际范围的知识溢出或要素流动，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商品贸易将扩大国家间差异，包括要素禀赋、技术变迁速度与增长率的差异。即使动态HOS模型也认为贸易将强化内生的要素禀赋差异。相反，Eicher(1999)认为，即使不存在国际范围的知识溢出或者要素流动，商品贸易也可以充分缩小领先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异，因为人力资本与技术变迁不仅内生，两者的积累成本也在相互作用。开放贸易使得落后国家取得动态收益，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部门将收缩并释放熟练劳动力，降低相对工资与直接成本，研究与教育的动态提升使得落后国家缩小技术差距，提高人力资本禀赋。Braslli，Epifani & Helg(20叩)对6个最大工业化国家与8个快速成长的亚洲国家的贸易模式的经验研究表明，前者具有更持久的贸易模式，后者则显示快速变化的贸易专业化，两类群体趋向于缩小差异和更加对称的专业化指数分布，这与比较优势理论相符合：变化的比较优势是变化的贸易模式的决定因素。但是，这些经验并不支持国际贸易专业化当中的自我强化机制(锁定效应)。
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正处于全球化浪潮中，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对产业结构的支配力量越来越大，开放经济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已成为我们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