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力、经济制度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摘要:制度是经济主体有意选择的结果,经济制度取决于经济个体的经济权力,一个直接的推论是,若社会关键资源存量分布越均等,经济权力分配越分散,即个体经济权力禀赋和结构越平衡,经济制度将越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若经济个体特别是控制权(本文特指事前控制权,即缔约前处于控制性地位的个体的控制力,而不是当前主流语言中的控制权——这是一种事后的控制权)个体受约束程度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越透明,交易障碍和交易成本越低,经济体将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当然,如果一国政府的行政权力越有限,对政府市场行为约束越多,经济制度越完善,信息越透明,就越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即一国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越自由化,经济个体越平等,就越能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字:经济权力;经济制度;理论综述;;战略选择
一、回顾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劳动、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基于当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开始关注并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关的研究文献众多,虽然分析的角度存在差异,但共同点在于,制度(制度的表现形式可能多样,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惯例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最终都需要通过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要素诸如资本、技术、贸易等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即实质上还是认为资本、技术等要素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决定因素,制度等要素均是外生的。上述经济增长要素决定论思想可以用流程图1表示。
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的制度理论对某些经济增长问题论述有力,对一些经济现象也有着很强的解释力。问题是,内生经济增长要素诸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技术进步本身都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这些要素投入的增长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这些要素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还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呢?经济增长要素的内生性决定了经济增长真实决定要素分离的复杂性,经济增长结果完全可能解释为经济增长原因,导致增长要素与经济增长在统计上可能存在伪回归现象(即伪因果关系),而且在现实世界中,经济运行存在各种机制或体制上的障碍,统计关系只能说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理,并无法证明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因素,其中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个体行为来实现的,个体行为取决于经济制度激励,不同的制度激励将导致个体行为和效率差异,并进一步通过要素投入的增长进而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差异。当前,在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问题上,新古典和制度经济学派逐渐取得共识,即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
制度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制度就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即经济制度一定以效率方式演进吗?对此,制度学派给予了这样的回答。以Coase,Alchian,Demsetz,Williamson,Cheung,Williamson, Moore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盛洪,2003),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即认为将“科斯定理”应用于制度是成立的,即制度是可自我实施的,制度均衡和经济增长是制度以效率演进的结果,即“制度”科斯定理成立。
笔者认为,“制度”科斯定理成立依赖于经济个体的制度无分配效应、经济个体拥有对等经济权力、信息完全、制度中性等假定,但这与现实世界中经济个体往往拥有非对等经济权力、制度非中性、制度具有分配效应相矛盾。纳什(1950)认为,若满足对称性(Symmetric)、帕累托最优、选择行为独立无关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IIA)、原点效用独立(Independence of the Utility Origins,IUO)、效用单位独立(IUU)五个性质,讨价还价解是惟一的,但现实均衡解经济性质却经常不满足IUU和IIA性质,并且均衡解性质在实际经济问题中也存在无法验证性,决定了均等解(Egalitarian Solution)、效用解 (Utilitarian Solution)、Kalai-Smorodinsky解可能不是惟一的(黄少安、宫明波,2003)。现实经济均衡将选择哪一个纳什均衡解呢?这可能取决于谈判个体的讨价还价力,或取决于特定问题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习俗或惯例,包括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等。
事实只是如此吗?黄少安、宫明波(2003)指出,真实经济中的纳什均衡解表面上虽取决于一国的社会文化或习俗,但一国社会习俗或惯例可能是通过如下机制形成的:在初始合约缔结过程中,经济主体拥有非对等谈判力,拥有控制力的个体利用控制权制定出有利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被控制的地位和无法有效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决定其他经济个体无法阻止这种不对等经济制度的实施,若该不对等制度安排被证明是有效的(可能是某种次优的经济制度安排),就将被后续个体不断模仿,并得以强化和巩固,从而形成具有自我实施能力的社会习俗或惯例,将长期得以持续。即他们认为,无论是何种制度,究其最初来源,都是经济个体利用其谈判力博弈的结果。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制度主要关注股东的权利而非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或者说,企业为什么是股东的企业。
不可否认,制度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经济制度从何而来,经济制度安排和变迁是否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即制度是否一定以效率方式演进呢?Hart,Moore,Aghion,Tirole,Zingales,Shleifer,Vishny,Acemoglu等学者对制度内生化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问题在于,他们将制度决定论过多地集中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忽视制度演进效率和内生化机制问题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探讨制度内生化和经济增长作用机制问题,并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化战略给予新的解释。
二、非对等经济权力、制度起源和演进机制:一种理论构建
笔者认为,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是一切经济增长的根源,经济制度的性质直接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率以及经济增长要素的发展,即新古典经济增长要素发展是经济增长本身,是经济增长主要的表现形式,决定机制用流程图2表示。
从图2看,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增长,但经济制度本身却是经济的体外要素,即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决定因素。本质上,经济制度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又直接受制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反作用),体现双向的作用机制。
问题是,制度如何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呢?
第一,需要在此流程图上引入时间概念,即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动态的。
第二,流程图应反映二者的相互作用过程。以Young,Greif,Sugden,青木昌彦等为代表的博弈论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制度是制度形成过程中当事人双方或多方博弈的结果。基于此,笔者认为,博弈过程和博弈均衡不是取决于双方的讨价还价力、社会习俗或惯例,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经济权力。
那么,经济主体的权力从何而来,或者说,是什么决定个体的经济权力呢?笔者认为,个体的经济权力主要来自于个体的经济资源或组织资源禀赋,即个体即期关键资源价值的大小和结构。若某一个体拥有的组织或经济资源越多、价值越大,其经济权力也就越大,在制度安排和制度演进路径选择中就越具控制力,在制度安排形成过程中就有可能利用其控制性经济地位制定出有利于其未来的剩余分配(包括实现利益侵占)的经济制度。这样,未来更大份额的剩余分配导致其未来更大的经济权力,反过采又使得控制权主体在未来的经济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路径中拥有更有利的地位。
现实世界中个体拥有非对等的关键资源,也就决定了个体经济权力的差异,决定了在强势社会习俗或惯例约束下、在合约缔结或制度变迁过程中某些个体的控制性地位。经济制度受制于个体的经济权力,而个体的关键资源价值又决定个体的经济权力,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内生决定机制用流程图3表示。
图3中,t表示时间;组织可以是、市场、国家或政府;行政力在行政组织中体现为行政权力;市场力在市场中主要体现为经济权力,具体表现形式诸如控制权、管理权、经营权等。
现实经济个体的非对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权力决定了经济制度将以非中立性、非效率方式演进,决定了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过程的非帕累托改进效。应,即让一部分人受益时必然使另一部分人受损,因此制度就天然具有非中立性。这种制度形成机制表明,制度安排或制度演进路径并非是自我实施的,是经济个体有意选择的结果,就不一定满足“制度”科斯定理,决定了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制度变迁是按照最大化控制性地位经济个体的利益方向演进,也就并非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均衡具有多重属性,决定了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取决于控制权主体的偏好和效用。这意味着,只有当满足最大化控制权个体利益的最优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效率方向一致时,新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演进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封建制度就是封建统治集团(地主)以牺牲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总量增长为代价从农民中获取最大化农业剩余。这说明任何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必然代表某一群体的利益,即奴隶制度就是保护奴隶主最大地获取奴隶产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保护资本家最大程度地获取工人的产出。此外,国际贸易制度实际上是发达国家(贸易制度形成过程中拥有绝对控制力的主体)为最大化经济剩余,包括侵占家(弱势主体)利益利用经济权力而制定的有偏性制度安排,导致穷国更穷,富国更富,即国际贸易制度就完全可能是非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安排。当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大量的自由贸易摩擦,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冲突就是其中最有力的证明。
综合上述,得到如下命题:经济制度安排是经济主体有意选择的结果,经济增长取决于其发展路径是否与控制权主体的最大化利益目标保持一致。
经济制度是经济主体有意选择的结果,经济制度取决于经济个体的经济权力,一个直接的推论是,若社会关键资源存量分布越均等,经济权力分配越分散,即个体经济权力禀赋和结构越平衡,经济制度将越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若经济个体特别是控制权(本文特指事前控制权,即缔约前处于控制性地位的个体的控制力,而不是当前主流语言中的控制权——这是一种事后的控制权)个体受约束程度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越透明,交易障碍和交易成本越低,经济体将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当然,如果一国政府的行政权力越有限,对政府市场行为约束越多,经济制度越完善,信息越透明,就越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即一国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越自由化,经济个体越平等,就越能促进经济增长。
可得如下推论:社会资源禀赋结构越平衡,经济权力分配越平等、越分散,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效率就越高。反之,个体或集团资源越集中,经济权力越垄断,社会越不平等,经济增长效率将越低。
三、结论
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绩效,经济制度又受制于一国社会经济权力结构,并内生于经济过程。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选择有效的经济增长路径和是否选择最优的经济制度安排(诸如最优治理结构、管制结构或资本结构,而不仅指股权结构),直接取决于拥有控制性地位的经济个体或集团,以及其最大化利益目标是否与经济增长效率具有统一性。即个体或集团资源禀赋结构越平衡,社会经济权力分配越分散,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效率就越高。反之,个体或集团资源禀赋越集中,经济权力越垄断,社会越不平等,经济增长效率将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