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革命：路径与方向
[关键词]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革新路径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以新古典经济学批判者面目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因其研究方法的改进、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现实主义指向，已经发展成为当今经济学的热点。尤其在科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新制度经济学革命”似乎已被世人广为接受。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对热点的重新审视与批判，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倾向于将新制度经济学视为在新古典框架内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本文正是以此为契机，考察新制度经济学的革新路径及其方向，意在对此问题作出较为系统的分析。
本文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对主流经济学的学说体系进行简要评价；第二，追踪新制度经济学的三条主要革新路径，站在新制度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和革新的角度上对此问题展开探讨；第三，简要结论。
一、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学说体系的简要评价
(一)一以贯之的理念
新古典经济学崇尚自由市场竞争，反对政府干预主义。这一理念可以追溯到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该书中，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为经济学发展定下基调，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成为后续研究的主线。从纯理论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经济主体在理性支配下的行为选择，通过构建市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与理论相一致，在政策主张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倡导：除非在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市场垄断等特殊条件下，政府均应该充当“守夜人”角色，不要直接干预市场的运行，否则会产生无效福利损失。这种思想在相当长时间里主导着西方国家的经济管理理念，尽管在“大危机”后曾被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所取代，但是随着“滞胀”背景下货币主义革命、理性预期革命，自由市场理念重新恢复了主流地位。
(二)演绎推理
主流经济学一直追求学说体系上的完美，它一般从核心概念出发，使用演绎方法，尤其是数理方法，经过逻辑推导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只要确保假设前提合理，推导过程无疏漏，结论的可信性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作为方法的核心——数理逻辑，其“天生的”严密性在此发挥出恰当的作用。例如，始于1870年的边际主义革命将微积分引入经济学研究，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以及市场局部均衡提供了的分析工具；在一般均衡理论发展过程中，线性代数、数学规划、不动点定理等方法被广泛使用。整体观之，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形成一个“自恰”体系，其逻辑的严密性使批判者很难从推理过程中找到漏洞。
(三)经验实证和理论规范
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市场导向的或价格导向的，也被称为市场理论或价格理论。该理论所揭示的，对于在依靠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短期分析方面，有着相当强的解释力。在规范方面，福利经济学的创建，为新古典经济学回答了“应该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最好”的问题。庇古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首创福利经济学，后继者使用序数效用论发展出新福利经济学，在帕累托效率原则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后，福利经济学已经实现了与新古典实证理论的对接。新古典经济学家最终证明了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内在一致性，实现了理论体系的逻辑统一。
(四)理论局限
尽管主流经济学体系如此成功，但过度抽象的方法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些重要理论假设对经济现实的偏离常常成为非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突破口。具体看，首当其冲的是“绝对理性”假设。作为所有推理的逻辑前提，理性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它要求经济主体出于私人利益参与经济活动，并且具有无限能力。其次，偏好稳定性假设，即理性人偏好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再次，对环境约束的处理高度抽象，其中无“摩擦”市场假设、完全信息假设以及制度中性假设等都存在与现实相脱节的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正是在认识、批判并试图修正这些问题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它对主流经济学的继承和革新主要从三条路径上展开。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革新路径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化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最常用的最优化模型是约束条件下目标函数极值模型：通过设立行为主体目标函数，赋之以相关约束条件，求解数学规划找到目标函数极值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边际等式条件。此方法简单易用，但是对约束条件的设置要求相当高，任何错误或疏漏，都会导致结果偏离理论最优值。如上所述，新古典经济学恰恰在对环境约束的假设方面存在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为此，新制度经济学根据现实经济情况放松新古典模型的约束条件，通过引进新的制度变量，对原有模型进行优化、一般化，在新古典范式下拓宽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和发展空间。具体看：
1.主流经济学将所处世界进行了理想抽象，假定市场交易在无成本条件下进行，遗漏了交易“摩擦”的约束条件。科斯发现了这一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将之用于解释为什么会存在以及企业的边界在何处。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科斯并未对交易成本从何而来做出明确解释。威廉姆森选择用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对此问题进行解答，并把交易成本这一分析工具应用到更为广阔的领域。他以交易为基本研究单位，将交易性质与交易形式相对应，寻求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治理机制或合约形式，深化了经济学对组织性质的认识。
此后，一大批经济学者沿着交易成本思路，在多个研究方向上都取得了突破，但是总体上看，其分析方法仍然没有超出新古典的最优化和边际分析范畴。交易成本概念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体现在把经济学重新拉回到真实世界中，为新古典经济学吸收交易成本概念、修正约束条件提供了可能。比如，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行为与生产行为并列，进而将交易成本处理为与运输费用类似的费用，在新古典框架下，让交易成本名正言顺地进入最大化模型，提升了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更为有利的是，因为没有触及目标函数和其他约束条件，极值目标仍然可以实现，一般均衡的成立也不会受到影响。不过，交易成本进入模型而不影响其他参数，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方法同时带有新制度和新古典双重特征，革新的不彻底性明显。
2.主流经济模型的完全信息假设也异常苛刻。在现实中，作为一种稀缺的有价值资源，信息的生产、获得、转移都需要花费成本。信息成本决定着信息不完全是常态，而完全信息却是一种罕见的“真空”。对于信息不完全，契约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根据是否可以签订完全合约，可以分为两大类别：
其一，委托一代理理论对信息不对称的分析。信息不对称是信息不完全的重要情形之一，不对称的信息分布结构可以对经济决策和经济绩效产生重要影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即是典型。针对这两种情况，经济学家提出机制设计的治理思路，即通过设计激励合约，使信息优势一方在满足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下，主动显示私人信息或行为。委托一代理理论假设合约方能够准确预测未来可能发生情况并签订第三方可执行契约，属于契约经济学的完全合约理论。因为并未改变理性假设，主流经济学已将其吸收为新古典理论中的信息经济学部分。
其二，不完全合约理论对剩余控制权的分析。不完全合约理论指出，在合约双方无法事先预知未来可能情况，或者即使双方可以预知，但第三仲裁方不能观察，或者即使第三方能观察，但是不能证实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只能签订不完全合约。针对不完全合约，Grossman与Hart、Hart与Moore建立的不完全合约模型，揭示出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影响专用性投资水平和产出效率。该模型以理性为前提，并建立新古典最大化模型，可以视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展。但遗憾的是，契约经济学对合约不完全的理论基础未能给出合理解释：将其归结为交易成本，必然导致有限理性，从而挑战最大化模型自身；避开这一点，就会转向完全合约。
3.制度，在主流经济学中是不重要的，甚至是被忽视的。制度中性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而存在，诸如货币、产权等一系列基础经济制度都被剥夺了相应的经济作用。作为革新者，新制度经济学复兴了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研究制度变量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例如，产权经济学以产权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为核心展开研究。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使用的权利，不同的产权安排，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率。换一个角度讲，如果产权界定清晰，则其具有内在激励效应，使外部性最大程度地内在化，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所表达的思想。美国的新经济史学家也关注制度因素，诺斯正是通过将制度引入经济史研究，揭示了“建立有效率经济组织”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德姆塞茨研究了拉布那多半岛印第安人土地私有产权的产生问题，发现产权是—种社会工具，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拉布那多半岛土地私有制度是与效率原则相一致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新制度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在此不一一列举。不过从共性上看，新制度经济学的各分支都确立了制度的非中性，将制度与效率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制度如何进人经济学规范化模型的环节上，仍然需要克服制度计量的难题。
(二)新制度学一般化的探索理论革命的发生常常是通过核心概念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扩展，将原有理论囊括其中并转化为特例来完成的：正如Nelson和Winter所说，“也许经济学家们应该对建立一个既包括了当代正统理论优点同时又没有其基本困难的广泛经济理论少些悲观态度”。沿着这条思路，新制度经济学如果能够在新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制度最优化模型，将新古典经济学变为自己的特例，将会形成一场翻天覆地的经济学革命。然而在此方向上，现存研究只是停留在概念、方法的探索、尝试阶段。
1.建立广义最优化模型是新制度经济学革新的最终日标。如果考虑交易成本对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的影响，交易成本将作为内生变量进入新制度最优化模型，那么可以想象，随着交易成本的变化，最优值也相应发生变化，模型将会描画出一条最优值曲线。尤其是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最优值等于新古典最大化模型的极值结果，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特例。
然而，交易成本是一个模糊概念，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没有统一定义：其中，“制度运行费用”、“鲁滨逊世界不存在的费用”都是对它的解释，也是最难数量化的典型定义：况且，交易成本无处不在，它对效用函数与约束条件的作用，也很难从数量上给出。最难克服的问题还是逻辑上的：正的交易成本对绝对理性构成威胁，绝对理性要求的无限能力与交易成本的计量困难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因此想在理性假设下处理交易成本，无异于自己坐在椅子上，妄图搬起椅子一样。正如弗鲁博顿所言：就新制度研究而言，在正式化成为所有严肃学者必须使用的方法以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利用博弈论研究制度问题可以视为方法上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注重竞争市场中经济个体面对价格变化的行动反应及其均衡，而经济个体的相互作用以及作用的外部性不在考虑之列。与之相比，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主体行为的相互作用考虑在内，大量使用博弈论来研究制度、合约设计的经济绩效问题。其中，不完全合约、关系性合约、自我执行合约等理论模型，都是非合作博弈思想的结果，而合作博弈则为比较制度分析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
从博弈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部市场均衡和一般均衡属于价格静态均衡，本质上是均衡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博弈论的纳什均衡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态均衡，作为一个均衡的集合，它包含价格均衡范畴。纳什均衡可能有多重解，新占典均衡只是纳什均衡解的特例，只有在给定某些具体条件下，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才会收敛于竞争均衡。很显然，博弈论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然而，博弈论的发展尚未成熟，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博弈论的使用还存在一定局限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博弈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才能解决。
3.规范方面的广义效率标准探索。帕累托最优以其设计巧妙和形象化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效率标准，然而，这一标准的理论意义似乎更强于其实践价值。它建立在交易费用为零和产权界定清晰的状态之上，在评价经济活动和制度演化时，应用性不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理想条件下的最优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只有次优，于是尝试着提出更广义的效率标准用于经济规范。诺斯的“适应性效率”具有一定代表性，它“是一个随时间演进的方式的各种规则，有助于社会去获取知识、去学习、去诱发创新、去承担风险及所有有创造力的活动，以及去解决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瓶颈的意愿”。然而，适应性效率概念还比较笼统、不成熟，其比较优势在于对长期制度变迁提供评价标准。
(三)制度的演化分析思路
以上两条思路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很少触动有限理性的核心假设，客观上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与之对比，第三条路径的批判和革新更加彻底，它引入“有限理性”、偏好转移与动态化分析，对新古典理论纲领的“内核”发起挑战。
首先，有限理性是指以决策者的有限认知能力为条件的有意识行为。它对于“完全理性”是颠覆性的，将引起效用函数以及约束条件的普遍动荡，使新古典模型失去成立的基础。因为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合乎实际，所以以其为基础建立的新制度模型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微观主体的偏好是稳定、连续的，不随时间改变而改变，从而简化了分析细节，获得了稳定的效用函数。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决策主体的偏好转移特征，抛弃新古典的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将时间变量引入经济系统，实现了经济决策的动态化。
这些革新打破了新古典的传统内核，客观上需要引入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适应理论研究的内在需求。于是，新制度经济学通过使用“行为经济学”、“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等理论工具，重新构建决策主体的行为基础、建立行为模型。总体观之，这一路径主要在制度起源、制度变迁等环节上取得了进步成果。
1.制度是如何产生的？新制度经济学对此问题进行解答时，在许多方面都与哈耶克的“知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耶克认为，知识在社会中是分散存在的，每个人只掌握社会知识中的极小一部分，人们进行决策时，以自有知识为基础，结合社会环境以及他人知识选择经济行为；如果想要提高决策效率，与他人的信息交流是必要的，信息交流会形成共有知识，当共有知识取得成功时，将转化为共同文化，稳定的共同文化进而形成制度，因此制度是人与人知识交流和相互学习的结果。
在哈耶克知识分工论的启发下，Arthur与North创建了一个共享心智的认知模型。他们认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个人决策是通过心智模型进行的。外界环境信息输入模型，决策者根据模型不断修正决策行为，并且再依据行为结果，不断修改心智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知识交流，模型就转化为共享心智模型，当共享心智模型趋于稳定时，制度就诞生了。另一个分支——演化博弈论坚持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利用博弈论方法对“自发秩序”提供了系统验证。在“具有时间一致性的行为规则”的假设前提下，博弈参与主体被归人特定的行为规则或博弈策略类别，而行为结果不仅取决于自己的策略类别，并且还要依赖群体中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策略，“演化稳定策略(ESS)”是均衡的精炼。演化博弈论解释了从习惯、习俗、惯例、最后到制度的演化博弈过程。
2.制度变迁如何实现？首先提及的是制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他们认为一项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会被作出，制度变迁是制度创新主体创新成本与收益比较的结果。拉坦使用了制度的供求均衡分析。他的核心观点是“制度是供求均衡的结果”，制度需求要素来源于“要素与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制度供给要素来源于“社会知识及、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这些理论在方法上带有明显的新古典色彩，而且也未排除完全理性的存在和作用。
此后，制度演化的思想逐渐占据主流，主张制度是社会自发演化而非理性建构的结果。哈耶克提出著名的“自发秩序”思想，以其知识论为依据解释制度变迁的成因——因为共同知识是动态的，所以制度变迁就成为必然。而且共同知识、制度变迁作为宏观层面的概念，也不缺乏微观基础，即社会知识约束下的个人决策是推动制度演化的持续动力。诺斯和一些演化经济学家均使用“路径依赖”概念解释制度的演化。诺斯的共享心智模型是一个动态化模型，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是不断变化的，但是由于路径依赖，原有制度具有自强化作用，形成制度惯性和制度特征遗传。演化经济学来源于生物演化思想，“选择、遗传、变异”构成其理论内核，只不过生物演化是界内发生的，而经济演化属于人类社会。演化经济学的“选择、遗传、变异”思维衍生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纳尔逊和温特对此做出了系统分析，指出惯例在个人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和路径依赖特征。
演化制度分析是认知心、管理学、博弈论、演化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发展的结果，为有限理性、偏好转移和动态化方法提供了行为基础。这一思路在理论内核和研究范式上取得了一定突破，但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其理论体系还远远没有系统化，论证的严格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尚缺乏足够实力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三、结论
作为独立系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完备的，论证是严格的，但在假设前提和对现实的解释力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主流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念，在假设前提、核心概念、约束条件等各个方面都发起了革新运动。由于研究角度不同，新制度经济学还处于分化状态：契约经济学的某些分支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成为改良的典范；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经济史等经验研究丰富但模型化水平低，创新主要发生在拉卡托斯所谓的“保护带”层面；建立新制度最优化模型还处于探索阶段，只是某些环节取得一定进展；制度演化分析实现了“内核”的更新，在制度起源与变迁的思路上取得了成果，但还缺乏系统性和严密性，远远不能使“严格”的经济学家感到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