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的变化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摘要：本文揭示了世界的近期走势，尤其是泛亚经济体的快速所引起的世界贸易流向和产品构成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不同类别发展家的贸易条件及其国民收入增长的。首先阐述了在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比重逐渐下降的情况下，贸易条件的概念。接着分析了国际供需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贸易条件的近期变化。然后探讨了贸易条件变化对具有不同出口结构和不同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国家的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再后分析了贸易条件收益和损失是如何在国民经济和外国投资者之间进行分享和分担的。最后分析了石油和采掘业租金的分享问题。

一、          引言

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变动与贸易量及其产品构成的变化影响着一国从国际贸易中能够获得的收益。这种收益一般用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一国出口价格相对其进口价格的变动）和出口购买力（出口值/进口价格）来衡量。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价格变动对这两个衡量标准的影响，从短期看取决于一国进出口产品构成，从中期看取决于其进出口产品构成对不断变化的国际供需环境的适应性。显然，贸易条件的变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随着对外贸易在该国GDP中的相对比重的上升而上升。

在国际贸易理论（Benham,1940）中，贸易条件概念的重要性很早就已被认识到。最初，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制成品价格的变动上。20世纪50年代初，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1950，1952）和汉斯·辛格（Hans Singer，1950）的研究引发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更为广泛的争论。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中初级产品对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是趋于长期下降的，这一发现构成了被称之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Prebisch-Singer thesis）的基础。随后有关大量商品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理论（见Bleaney, 1993；Akiyama 和Larson,1994；世界银行，1996: 55；TDR 1993: 98.102；Ocampo和Parra, 2003；以及UNCTAD, 2003a: 13.19）。

今天，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其贸易条件继续与初级产品对制成品的贸易条件（UNCTAD, 2003a）密切相关。但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取得成功的后化国家（late industrializers）的商品出口中，初级产品比重的确在不断减小，而制成品比重却在不断增大。这些国家不仅成为了发达国家的制成品供给国，还成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供给国。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成品出口价格的变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外，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制成品出口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进口国，其重要性在逐渐增加，从这个程度上讲，这些国家需求的上升，已经成为近期国际贸易中大量初级商品价格上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甚至引发这样的预期：商品价格贸易条件的长期下滑趋势将会被扭转。

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揭示世界经济的近期走势，尤其是泛亚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所引起的世界贸易流向和产品构成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不同类别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及其国民收入增长的。本文首先阐述了在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比重逐渐下降的情况下，贸易条件的概念。接着分析了国际供需方式的变化（即：在当前主要发达国家不足以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时候，某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所引起的贸易条件的近期变化。然后探讨了贸易条件变化对具有不同出口结构和不同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国家的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再后分析了收益和损失是如何在国民经济和外国投资者之间进行分享和分担的。最后提出了这种环境下的一个具体问题：石油和采掘业的租金的分享。

二、          再看贸易条件问题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贸易条件的争论中，大家所观察到的初级产品对制成品价格比率的下降趋势（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呈下滑趋势）可归因于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不同价格形成模式。由于这些差异，发展中国家食品和原材料生产效率的提高转化成了价格的下降而不是当地生产要素报酬的提高。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给工资形成了下滑压力。相反，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是工资和利润的上升（Singer，1950：311），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会发展程度更高，而且通常采取溢价定价法。

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价格差异的扩大还可归因于食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制成品的需求弹性，以及制造业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单位产出的原材料用量（Singer，1950：312）。这种趋势因工业化国家保护国内初级产品生产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工业生产能力和增加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成品，主要是资本品的进口。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试图利用相似的资源禀赋来促进初级产品出口，从而换取进口制成品所需的外汇，这种行为加大了商品价格承受的下滑压力（TRD 2002，第五章）。

这些观察结果的战略意义在于：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加快工业化步伐来改变其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事实上，在过去50多年里，一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及其对制成品贸易越来越多的参与已经给这一问题增加了新的元素。因此，虽然对于许多出口收入仍然依赖于极其有限的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初级产品对制成品的价格比率问题依旧与其相关，但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不再被看作是初级产品出口国和制成品进口国。

相应地，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价格对发达国家制成品出口价格的相对变动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普遍发现：由于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的特定类型制成品（即：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全球竞争更加激烈，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自1975年以来出现了下滑（TRD 2002:117-121）。中国和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这些类型制成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加剧了这些产品的市场竞争，因而对其价格形成了下滑压力。

例如，根据美国劳动部的数据，产品（包括机和电信设备）的价格自20世纪9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下滑，正如美国进出口价格所显示出来的那样（图1）。在这种总体下滑趋势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进口价格下降得比出口价格更猛，这暗示着发展中国家这类产品的出口价格比美国同类产品的出口价格下降得更厉害。

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价格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尽管下滑的幅度小于电子产品）的有力证明。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处的估计，1996/97年至2002年3月，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市场的服装出口价格下降了7%以上。这种趋势也得到了来自美国商务部数据的进一步证实，1995-2004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服装进口单价下降了10%以上（表1）。

造成发展中国家制成品价格疲软的主要原因基本上与那些被认为是引起初级产品对制成品贸易条件下滑的原因相同：劳动力市场环境的不同以及丰富而又无组织的低技术劳动力的存在。

这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价格的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比发达国家的工资更具有弹性。发展中国家同时出口标准化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给价格形成了下滑压力，这个现象过去曾经是初级产品市场的典型特征。因此，低技术制成品的价格形成与初级产品的价格形成比与发达国家制成品的价格形成更为相似。然而，还是有一个主要的差别：低技术制成品出口价格的相对下滑通常伴随着出口量的大幅增长，而初级产品由于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其出口价格的下降往往伴随着的是出口量增长的放缓（反之亦然）。

应用于一个国家的外贸，自20世纪50年代贸易条件争论开始以来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是“净易货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即出口单价指数与进口单价指数的比率（下文简称贸易条件）。显然，这一概念只看到了决定一国从贸易中获益（受损）的因素之一，而忽视了出口价格变化可能伴随着的出口量的变化。为了评估一国进口发展所必需的产品的能力，考察“收入贸易条件”（income terms of trade）（也被称之为出口购买力）更有意义。收入贸易条件被定义为出口值/进口单价。如果一国贸易条件的下降被国际需求上升或该国世界市场分额的增加所引起的出口量的上升所弥补，那么，该国的出口购买力就会上升，这表明该国能够在不影响其贸易收支的情况下增加实际进口。同样，即便是在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如果一国出口行业的生产率上升得足够快，那么该国出口同样数量的产品仍然可以换取更多的进口产品。

一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初级产品在其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初级产品（包括燃料）在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从1980-1983年的65%左右骤然降至1999-2003年的30%左右（表2）。这种大幅下降部分是由于初级产品价格，尤其是燃料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的下降。但是引起贸易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制成品出口价格的急剧上升。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构成却没有多大变化。结果，目前出口结构已变得与进口结构更为相似；1999-2003年，制成品占到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口总量的74%，以及商品出口总量的68%。

所有发展中地区的出口结构都在变化，制成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拉丁美洲，制造品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上升为主要的出口商品种类，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制造品就已成为其最大出口商品种类的东南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在199-2003年达到了85%。相反，尽管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大幅上升，但初级产品仍然是非洲（75%）和西亚（78%）地区出口的主要构成，其中仍然主要是燃料（分别为51%和72%）。此外，制成品比重的上升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除东南亚之外，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占比重最大的仍然是初级产品（表3）。

拉丁美洲出口贸易结构中制成品比重的增加，主要表现为墨西哥制成品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巴西制成品出口一定程度的增长。2003年，这两个国家创造了该地区制成品出口的75%以上。在墨西哥，2004年此类出口的55%都是由组装进口产品的加工业（maquila industries）创造的。少数以前曾专门生产食品和饮料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小国家，也已经成为制成品出口国，这主要归功于加工厂数量的增多。然而，大多数南美国家仍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主要出口食品；智利和秘鲁主要出口矿石和金属；波利利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主要出口燃料。

同样，在非洲和西亚，只有少数国家的制成品占总出口比重出现了上升。摩洛哥、突尼斯和南非的制成品出口迅速上升；在一些撒哈拉以南国家，如：莱索托、毛里求斯、塞内加尔和斯威士兰，制成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相对较高。在贸易结构以燃料出口为主的西亚，土耳其的制成品出口占到了该地区制成品出口总量的84%以上。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初级产品占总出口比重下降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及其制成品出口仍然集中于自然资源密集型、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只有少数国家的高技术含量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占总出口中比重的上升意味着，它们面临着与过去不同的世界需求形势。当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是初级产品的时候，其面临着的是缺乏弹性的需求。因为在世界总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出口量不会显著上升，所以出口价格就成为了实际出口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由于制成品的价格和收入弹性更大，情形就不同了，出口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更大。

三、  近期的贸易条件走势

不同中地区/国家的贸易条件走势各不相同，取决于其进出口结构；在过去几十年里，不同类型发展家的贸易条件走势日益分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净易货贸易条件”都出现了下滑（图2）。伴随着贸易条件大约15%的恶化，出口量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上升，但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而仅仅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拉丁美洲才观察到支撑出口购买力的出口量增长的提速。非洲的出口量在20世纪90年代也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要慢得多。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和印度在国际贸易结构形成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对贸易条件走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那些改善某些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因素，尤其是高昂的石油和矿产品价格，也是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因素。在某些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出口量的增长加强了价格变动对出口购买力的积极影响。然而，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从出口单价上涨中获得的收益被进口价格的上涨抵消了。中国和印度发现：本国的贸易条件自2002年以来已经出现了恶化。

1997年危机时期，东南亚的贸易条件出现了下降，而在这之前的15年多一直保持稳定。2002年以前，其出口单价（主要是制成品）的下降，部分被进口单价（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下降所弥补。但是，此后，石油、原材料和多种食品进口价格的上涨又加深了其贸易条件的下降趋势，1997-2004年间下降了大约15%。同时，这些地区的国家的出口量急剧上升，因此，其出口购买力在贸易条件下降的情况下几乎增加了一倍。这主要归因于其对发达国家、转型体以及那些进口能力因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增加而有所提升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的快速增长。此外，工业化国家在低速增长时期也迅速扩大了出口。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条件急剧恶化。此后，出现了小幅上升趋势，并在过去3年里得到了加强，但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波动。拉丁美洲20世纪80年代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是债务危机的结果。该地区的许多国家通过扩大出口来应对这场危机，以弥补资本流动的骤然停止，并获得用于偿还债务的贸易盈余，但这只带来了出口价格的下滑。但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危机的东亚不同，这些国家出口美元价格下滑的同时并没有伴随着出口量的相应增长，初级产品在其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更大。此外，拉丁美洲的出口推动还碰上了主要工业化国家增长放缓和全球需求萎缩。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该地区的出口购买力也出现回升的时候，拉丁美洲的贸易条件才停止了下降。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受出口量加速增长以及更有力的进出口单价的支撑，拉丁美洲的出口购买力增长几乎与东南亚同速。此后，很多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制成品/出口比重中获益。

非洲的出口多样化进展较慢，其贸易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比其他地区更不稳定，出口量增长非常小。结果，直到1996年，非洲的出口购买力才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并持续到了90年代末。2000年以来，由于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对某些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增，非洲的贸易条件比其他地区上升得更快。1999-2004年，这些产品的国际价格将非洲的贸易条件提高了大约30%，而拉丁美洲只有8%，东南亚则下降了11%。同时，非洲的出口量开始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未曾见过的速度增长。然而，由于造成非洲和拉丁美洲近期贸易条件变化差异的部分原因在于，非洲国家的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更高以及多样化程度更低，该地区仍然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全球需求增长减速的影响。因此，非洲贸易条件近期的积极变化可能是另一次短暂的上升而不是持续复苏的开始。

图3显示出了过去几年里贸易条件变动是如何影响具有不同贸易结构的发展中国家的。该图显示出了40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的变动，依据主要出口产品种类（石油、矿产品、农产品和制成品），这40个国家被分成了5组。对于某些制成品出口国，由于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仍然较高或初级产品的价格差异特别大（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其贸易条件继续对出口结构中的初级产品价格变动高度敏感，因此其并没有被划归到制成品出口国这一组。为了便于分析，这样的国家被归为“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出口国”。

2002年以来，那些石油和矿产品占全部出口商品比重较高的国家从国际产品市场的近期走势中获益最大。根据初步估计，2002-2004年，在那些出口中燃料占比最大的国家，其贸易条件上升了30%，那些矿产品出口占比最大的国家上升了15%。

石油出口国贸易条件的大幅改善不仅仅是因为国际石油价格的迅速攀升，还因为石油出口国的出口结构普遍要比矿产品出口国更加单一。此外，矿产品构成的相似性也较小，不同的矿产品的价格走势也截然不同。由于这些原因，“矿产品出口国”这一组国家的贸易条件走势的差异也更大。

矿产品出口占比最大的国家中，铀（尼日尔）和铜（智利、秘鲁和赞比亚）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出现了最大改善。2002-2004年，黄金出口国（如：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条件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尽管步伐更为缓慢。对于这些国家，铜和黄金国际价格上涨的积极影响超过了油价不断攀升以及制成品价格走低的负面影响（见图4）。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2003年以来的出口价格上涨还不足以全部弥补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巨额损失；对于这一组的某些国家，如智利和秘鲁，2004年的贸易条件仍然比20世纪80年代低大约50个百分点。牙买加和莫桑比克的贸易条件在2000-2004年间略有恶化。这两个国家都是矾土和铝出口国，而矾土和铝的价格比其他矿产品价格涨幅要小，而且这两个国家也都受到了进口价格走高和出口结构中农产品（牙买加的糖，莫桑比克的糖、烟草和棉花）价格走低的负面影响。

农产品在全部商品出口中占比最大的国家的贸易条件走势差异最大。这反映出：在这类产品中，具体产品的价格走势差异很大；各国其他初级产品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各不相同；石油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同。对于棉花出口国，如贝宁和布基纳法索，2002-2004年，其贸易条件一直呈下降趋势，而且宽幅波动。在马拉维，烟草和糖类价格的疲软使得其贸易条件自2000年以后急剧下降，而另一个烟草和糖类出口国古巴，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镍出口价格的急剧上涨所抵消。在某些咖啡出口国，如布隆迪，2003年和2004年贸易条件的微幅改善尚不足以弥补前些年的急剧恶化。相反，在世界上领先的可可出口国，其贸易条件在2002年至2004年间的升幅超过了20%，尽管2004年又出现了相当大的逆转。“农产品出口国”这一组的其他两个贸易条件上升的国家阿根廷和乌拉圭得益于大豆、牛肉和一些谷物价格的上涨。阿根廷贸易条件的上升趋势得到了加强，因为该国是石油和矿产品净出口国，尽管这类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受到了制成品进口价格上升的削弱（图4）。

另一方面，所有制成品占商品出口比重最大的燃料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过去两、三年中都出现了恶化。2003年和2004年，东南亚制成品出口国贸易条件损失最低的为中国省（8%），最高的为印度（14%）。损失主要归因于这组国家对燃料和金属进口的高度依赖以及其制成品出口价格的相对下滑。例如，机械产品（其中很大一部是产品）出口单价的下滑幅度超过了同类产品进口单价的下滑幅度；而其他制成品的进口单价上涨得比出口单价快。巴基斯坦自2000年以来极为不利的贸易条件走势反映出的是，劳动密集型服装产品占最大比重的出口结构以及高于平均水平的石油占进口总量比重。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制成品出口国，食品和饮料出口价格的走高减轻了燃料和其他制成品价格走高的负面影响，例如，斯里兰卡（茶）和摩洛哥（鱼、水果和蔬菜）。

总体来看，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价格走低以及进口价格走高的双重影响在被归为“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出口国”的那些国家不那么明显，这些国家虽然已经成为重要的制成品出口国，但仍然对特定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比较敏感。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尼加和墨西哥）、东亚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以及南非尤为如此。在其中很多国家，不同产品的价格变动相互综合了其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例如巴西，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价格的近期变动并没有改变其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贸易条件的积极长期走势。这可归因于该国出口的多样化、制成品所占比重的上升以及对石油进口依赖性的降低。自2003年以来，食品出口价格的上升弥补了石油进口价格上涨对巴西贸易条件的影响（图4）。

在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燃料仍然分别占到了整个商品出口的10%和12%，2003年和2004年，燃料价格上涨的积极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制成品贸易对其贸易条件的负面影响（图4）。尽管在这两个国家的出口中制成品所占的比重最大，但它们仍然是高度的进口密集型国家，进口产品价格的走低减轻了其制成品出口价格下滑的负面影响。对于进口和再出口处于不同加工阶段的同组产品的装配行业来说，情形尤为如此；在墨西哥，这类产品占到了进口总量的35%和出口总量的47%。

这些国家的实例说明：国际价格的近期变动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影响是多样性的。世界需求状况及其对单个国家的影响不尽相同，这使得收入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还逐渐开始在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对于那些贸易条件出现恶化的国家来说，只要世界需求增长，进而所有国家的出口量继续扩大，这就不一定意味着实际收入的绝对减少。在过去几年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确从世界需求扩大中获得了益处。然而，对于某些国家，较少的需求增长或不利的初级产品供给条件已经影响到了其出口价格；再加上燃料和食品进口价格的上涨，其贸易条件就出现了严重的恶化，这种恶化尚未受到出口量增长的补偿。

过去几年里，世界对特定初级产品和制成品需求的扩大主要是由中国、印度以及美国需求的快速增长所引起的。另一方面，欧洲和日本对世界需求扩大的贡献微乎其微。鉴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以及调整这种不平衡可能会引起世界需求减少，这种地理分布状况并不是没有风险。世界需求的减少可能由美国进口减少直接引起，也有可能由发展中国家中快速发展的制成品出口国进口的减少间接引起，因为这些国家本身就依赖于对工业化国家出口。在这种情形下，很多国家贸易条件的近期改善很可能发生逆转，从而进入另一个贸易条件时期。

在预测贸易条件趋势时须保持谨慎的另一个原因是，产品部门尤其是燃料和采矿业的供给调整可能会很快阻止价格的上升趋势。如果在生产能力扩大的同时，世界经济因对目前不平衡的无序调整而陷入了衰退，那么产品部门的供给调整甚至可能会扭转价格的上升趋势。另外，为了应对原材料进口价格的上涨，东南亚地区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部分通过使用国内生产的替代品，部分通过减少金属和能源的使用密集度，进一步努力减少其对原材料进口的依赖。这些国家的努力也可能会减缓、甚至是扭转原材料进口价格的上涨趋势，尤其是，如果供给能力进一步扩大的话。

四、贸易条件对国内收入的影响

贸易条件变化对实际国民收入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很多因素。首先，这种收入影响取决于贸易条件的改变是否伴随着，或者甚至是由于，能使国内出口商削减其价格的生产率的提高。第二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该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开放度。在进出口与GDP相关性很小的国家，贸易条件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开放度非常高的国家，贸易条件微小的变化甚至都会对其国民收入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贸易条件变化的次要影响取决于收入的使用（或者收入损失的调节形式），而收入的使用反过来又受收入（或损失）在国内私营、雇员、消费者、国家以及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分配的影响。

与出口产业生产率增长相关或由其引起的出口价格下降所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并不意味着实际收入的绝对损失；然而生产率增长带来的部分收益却并没有被国内经济获得，而是被进口国的消费者、交易商或生产者获得了。同样，对于某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其进口价格的上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自身需求增长（如中国和其他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引起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实际收入净损失。对于最近贸易条件已经出现恶化的大多数快速发展的制成品进口国，以上两种因素都存在。相反，对于那些出口价格承压、但生产增长率低于国外竞争者的商品供给国，其出口往往会带来实际收入损失，或者是因为出口量的下降（减少了利润和就业）或者是由于出口价格的下降（减少了利润和工资）。

表4给出了：按国内总收入（GDI）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之间的绝对差来衡量，不同组别的国家对贸易条件变动的风险敞口。在国民账户体系中，这种差异等于“贸易条件变动引起的贸易收益或损失”。该表还显示出了影响收益或损失大小的因素：贸易条件的变化幅度以及对国际贸易的开放度。贸易条件的变化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口多样化程度。

1996-2004年，贸易条件变动幅度最大、出口集中度最高的石油出口国，以及出口/GDP比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其国内收入所受的影响最大。在这组国家中，贸易条件变动带来的平均年收益或损失超过了GDP的4%。相反，在那些与上述国家开放程度相似，但以制成品出口为主、贸易条件变动幅度较小的国家，平均年收益或损失只占到了GDP的1.1%。经济更加封闭、以非石油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贸易条件变动对GDI的影响也有所削弱，占GDP的1.5%。

源于不同出口结构的这些差异，也反映在不同发展中地区对贸易条件变化的敏感性上。受贸易条件变化影响最大的是西亚，因为该地区有很多石油出口国。非洲地区贸易条件的变动幅度大大高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而且非洲的大多数国家依赖于少量的初级产品出口，因此，贸易条件对国内收入的影响也往往大于制成品占出口比重较大的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这两个地区。

贸易条件变动及其对收入影响的不同也表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仍然是发展的主要问题。由于制成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更大，发展中国家这类产品出口价格的下滑往往会伴随着出口量的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千万不能对工业化和多元化感到自满。初级产品市场近期的复苏潜藏着一个风险，即：有可能会使投资（包括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转移到农产品出口国刚刚新起的制造业。虽然对该领域投资的增加可能会创造额外的供给能力和提高生产率，但这不会损害制造业投资。近期从价格上涨中获益、某些情况下从出口量扩大中获益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必须继续努力使初级产品行业实现更大的多元化，并使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近期从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中获得的意外收益为增加对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的投资（二者都是推动发展的基本要素）提供了机会。

表4给出了贸易条件变化带来的直接收益或损失。直接收益的使用或直接损失的调整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往往无法计量，因此并没有包含在此表中。因此，该表只显示出了贸易条件变化对实际国民收入的部分影响。事实上，从的角度来看，从贸易条件变化中获得的额外收入的使用极为重要。例如，如果从出口价格上涨中获得的贸易条件收益增加了利润，而且被再投资，那么其对增长的中期影响将会比这些收益从国有企业转移给政府用于偿还公共债务，或是以更高工资的形式发放给雇员用于消费更大。同样，如果进口价格上涨和出口价格下降引起的贸易条件恶化不能被生产率和出口量增长所平衡，那么就会导致投资减少、政府债务增加或是失业率和工资压力上升。关于贸易条件收入效应的分担，出口收益在内资和外资参与者之间的分配尤为重要，后者可能会将更多的从国际价格上涨中获得的收益汇回本国，从而减少贸易条件改善对国民收入的积极影响。

贸易条件收益和损失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在国内总收入（GDI）和国民收入（GNI）之间的差异上。国外净要素支付（net factor payment abroad）解释了这种差异；当贸易条件变化的收入效应与跨国公司利润汇出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差异通常非常大。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很多发展家加大了对FDI的吸引力度，最为成功的是一些快速增长的燃料和矿产品出口国。尤其是一些矿产品出口国，其很大一部分出口业务都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贸易条件上升带来的国内收入变化可能被利润的汇出部分吞噬掉。当然，从理论上讲，反过来亦是如此。然而，反过来的情形不可能是对称的；鉴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出口价格上涨（或进口产品价格下滑）更可能转化为利润汇出的增加而不是工资的上涨，而出口价格下降更可能会转化为工资的降低而不是利润汇出的减少。

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上的利润汇出通常会被部分地再投资到同一东道国，作为FDI流入进入资本账户。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汇出和新增FDI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像国内投资一样，FDI主要是由预期利润而不是现有利润决定的。因此，跨国公司用东道国贸易条件收益，尤其是石油和矿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贸易条件收益所产的利润对其进行的再投资，不能被认为是具有系统性的，因此不在本文分析的考虑范围内。

图5列出了若干发展中国家的GDP、GDI和GNI增长率预测值；也显示出了贸易条件的变化，而贸易条件的变化从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些增长率之间的差异。例如，在科特迪瓦、印尼、马来西亚和委内瑞拉，贸易条件变化对GDI的影响非常大，但GDI和GNI变化的差异并不大。其他国家却并非如此，如智利和赞比亚，其净收入支付就相对高些。这两个矿产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在1997年后出现了严重恶化，从而加剧了1998-1999年的下滑趋势。2003-2004年，贸易条件的反弹带来了国内收入的增加，同时也对这一时期经济的上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04年，贸易条件收益非常大：占GDP的比重在智利超过了8%，在赞比亚超过了7%。不过，这些收益的相当一部分都被跨国公司赚取了，从而引起了国外净要素支付的增加。结果，GNI的增长率高于GDP，但不及GDI。

中国和萨尔瓦多具有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构，但出口都以制成品为主，其贸易条件的波动性要小于那些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然而，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条件自1998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这一趋势解释了收入（包括国内总收入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相比GDP增长率低（尤其是1999年和2003-2004年）的原因。虽然这并没有阻碍中国保持快速增长，但却是萨尔瓦多过去几年里增长疲弱的原因（图5）。

这些例子说明了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不同贸易条件走势。表5给出了更多国家近期从贸易条件变化和实际净收入支付中获得的估计收益和损失。尽管情况各不相同，但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共同的特征。2002年，贸易条件总体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收入几乎没有产生影响。在可以获得可信数据的39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收益或损失占到了GDP的1%或以上；3个国家占到了GDP的5%以上：科特迪瓦（10.3%）、加纳（5.0%）、菲律宾（-6.0%）。

2003年和200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两年里，有24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收益或损失超过了GDP的1%，其中15个国家获得了贸易条件收益，9个国家遭受了贸易条件损失。平均起来，2002-2004年，制成品出口国源于贸易条件的GDI相对损失为GDP的1.7%。石油出口国的国内收入在这一时期的平均收益相对较大（3.3%），而非石油初级产品出口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带来的GDI相对收益在2002-2004年平均为1.2%。这些收益和损失部分被国外净收入支付抵消了，制成品出口国大概有10%的相对收入损失被国外净收入支付的下降抵消了，而石油出口国25%的相对收益却被国外净收入支付化解掉了。不同于石油出口国，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结果非常富有戏剧性：源于贸易条件改善的相对收入，有75%都被外国净收入支付吞噬掉了。

2003年和2004年，东南亚大多数经济体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收入损失会往往会超过GDP的1%。在拉丁美洲国家中，贸易条件只对某些既是制成品出口国又是石油进口国的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2004年，哥斯达黎加跨国公司利润汇出的减少弥补了收入损失，从而反映出了净收入支付的积极影响。智利和委内瑞拉为该地区贸易条件收益最大的两个国家，分别占到了GDP的8.4%和7.8%。然而，在智利，很大一部分收益都被出口型跨国公司国外净收入支付的增加（2004年为81亿美元，而2003年为46亿美元）抵消了。其他矿产品出口国（如秘鲁）和烃产品出口国（如哥伦比亚和波利维利亚）也获得了大量的贸易条件收益，并遭受了国外净收入支付增加的负面影响。阿根廷贸易条件的改善，尤其是因为这些收益一半以上都留在了国内，其开始从2001-2002年危机中复苏。

西亚的石油出口国获得的国内收入收益相对较大，非洲的石油出口国（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苏丹）稍逊。然而，对于西亚石油出口国，由于源于外国投资的财政收入（government revenues）不断增加，国外收入支付的增加增强了贸易条件对相对收入增长的积极影响。而在尼日利亚和苏丹，国内收入增长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利润净流出的增加所抵消了。在非洲的矿产品出口国南非和赞比亚，其国内收入获得了大量的相对收益。2004年，对于所有被研究的非洲国家，尤其是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由于石油和采矿企业的利润汇出都有所增加，净收入支付的影响是负面的。

总的来说，近期许多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主要是由于大量初级产品（尤其是燃料、矿石和金属）国际价格的上涨，这种改善已经转化为了实际收入的增加。原则上讲，收入的增加会通过增强这些国家为继续投资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进行融资的能力，并带动就业、生产率和产量增长，对其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这取决于出口价格上涨（或进口价格下滑）所带来的更高的出口收入如何使用。这些收入可能会转化为工资的上涨、政府税收收入、特许使用费或公共企业利润的增加、当地企业净利润的增加，或者外国投资者净利润的增加。这些发展影响取决于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是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投资还是消费。本部分的研究表明，在很多近年来得益于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国内收入增长的国家，由于利润汇出同时增加，这些收益增强发展融资能力的潜力尚未完全实现，第六部分将会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六、出口收入和采掘业租金的分配

为了加快经济和社会转型，朝着千年发展目标迈进，发展中国家必须以有利于资本更快速地积累和生产率更强劲地增长的方式，来使用出口创下的收入。这种收入可能会以利润、利息或工资的形式增加私营机构的收入，或通过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出口企业支付的特许使用费或税收增加政府部门的收入。它可以被用来扶贫和推动私人消费，或是增加私人资本形成或公共投资。但当跨国公司将其利润汇回时，出口收入潜在的发展增强效应会被削弱（假定新增FDI不受现有利润的制约）。在资本密集型采矿业、石油行业和煤气行业，跨国公司通常控制着出口业务的很大一部分。这种情况也发生在那些租金差异很大的行业，因为生产成本因地理位置、获得存款的难易程度及多少而大为不同。另一方面，在这些部门出口活动创下的租金中，政府所得也是发展资金的重要收入来源。在可持续发展中，谨慎地管理采掘业的租金尤其重要，因为这些租金源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这些资源最终都会枯竭。

在这种环境下，在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对于这些行业产生的部分租金的控制能力往往受到了特别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控制着采掘业。后来，采矿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鼓励，使得源于该行业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

尤其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整个财政中，来自于一般和采掘业对外贸易的财政收入仍然占到了非常大的比重（表6），尽管税收征集的数量和办法各不相同。财政收入的增加来自于国有出口企业的转移支付，或是私营企业缴纳的特许使用费和所得税形成的出口收入的一部分。尽管进出口关税总体呈减少趋势，但其仍然是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公共收入的重要来源。

尽管国际贸易税通常表现为进口税，但由此类税源产生的财政收入直接取决于出口值，因为后者很大程度地削减了进口值。因此，近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增加直接和间接地引起了其财政收入的增加。此外，某些国家，如阿根廷，科特迪瓦和加纳，已经采用了更加容易征集的出口税来代替出口商（尤其是农产品出口商）的利润所得税。2002年，科特迪瓦咖啡和可可出口税贡献了公共收入的18%。在阿根廷，制成品的出口税税率为5%，初级产品的出口税税率为20%，出口税的引入蚕食了2002年货币大幅贬值以及农产品和能源产品国际价格上涨带来的部分意外收益。

来自出口的财政收入常常被给予外国投资者的财政鼓励削减了。尽管这些鼓励可能成功地吸引了更多的FDI，但其受到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为此，某些国家最近已经修订了与石油和采矿业相关的财政和所有权规则。大多数矿产品过去几年里的价格上涨进一步激发了有关如何分配和使用意外收益的争论。这些行业的财税体制以及所有权结构在不同的国家差异很大，它们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又给财政收入做出了多大贡献，有关方面的可信、详细信息无法系统地得到。然而，通过对石油和采矿业租金分配的粗略估计，还是可以观察到一些数量大小方面的一般趋势和。

作为初始估计值，资源产生的财政收入可以和生产或出口的自然资源价值相比较（表7）。在某些可以获得有关数据的主要石油出口国，如阿根廷、厄瓜多尔、伊朗、科威特和尼日利亚，划拨给公共预算的转移支付超过了参照年全部燃料出口收入的60%；占GDP的比重在16%（伊朗）和43%(厄瓜多尔)之间，大小取决于经济多元化程度。在这些国家，由于烃工业成熟，大多数财政收入是由国有企业或合资企业直接创造的。

在少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样的转移支付占石油出口收入的比重小得多，尤其是在乍得，只占到了6.7%。在这些国家，原油开采企业最近越来越多，而且主要由跨国公司经营。这些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的部分原因在于：征集成本高、初期折旧费高（减少了应税收入），以及给予外资企业的财政鼓励。例如乍得，该国曾被当作石油收入管理的典范，跨国公司在2004年只支付了大约2美元/桶的特许使用费。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部门占石油总收入比重较低的国家，跨国公司所获得的收入比重较高，这解释了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巨额国外收入支付（income payments abroad）形成的原因。2003年和2004年，安哥拉、乍得、刚果和赤道几内亚的贸易收支出现了大量盈余，商品出口值几乎是进口值的两倍。然而，所有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都因利润汇出和其他服务支出而出现了赤字，这些支出主要与石油行业相关。

对于保留在一国的采掘业租金更为精确的估计，可以从不同国内机构和外国投资者的收入与该行业产生的租金总额的比较中获得。这需要有关成本、生产和价格方面的信息，然而系统的数据却无法获得。

国别研究表明，由于国有企业的作用和财政体制不同，不同国家和行业的采掘业租金分配差异很大，例如，拿墨西哥的石油产业来讲，全部租金都归政府所有；1999-2004年，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获得了全部租金的近2/3，而且委内瑞拉还有很大一部分租金被分配给了国内消费者。在阿根廷，政府在石油租金中的比重从2001年的45%左右降到了2004年的大约36%。在这些国家，石油行业中的国有产权是获取全部或很大一部分原油开采租金的主要砝码。最为明显的是墨西哥，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垄断着整个国家的石油经营，但在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国有企业和私人承包者同时存在，国有企业也提供了大部分财政收入，这些收入产生于石油行业的租金。

从有关智利和秘鲁采矿业的案例分析来看，相比于其他国家石油行业，租金分配对于政府不是那么有利。例如智利，1999年至2002年，炼铜业产生的全部租金，只有不到20%被政府获得；2003年上升到了30%，2004年超过50%。1999-2004年，国有炼铜企业CODELCO提供了源于炼铜业的公共部门收入的大约80%，虽然其占全部炼铜产出的比重不到40%。同一时期，秘鲁的公共部门在全部黄金冶炼和炼铜业租金中的比重平均为15%。同样，在阿根廷，虽然铜和黄金行业的租金总额不断增加，但政府只能获得其中一小部分。这些国家的采矿业带来的财政收入较少，似乎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向该行业里的主要外资私营企业提供财政优惠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对石油和采矿业务的参与越来越多，从总体上扩大了产量，但也减少了留在东道国的租金的比重。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作用大大减小，对外资私营企业征收的财政费用也大幅地降低了。自2003年以来，随着东南亚产出的快速增长，世界对石油和矿产品需求不断上升，价格也急剧上涨，这进一步吸引了外国投资者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同时，在石油和矿产储备丰富的国家，政府部门开始重新审视这些部门的租金分配制度。在一些在石油和采矿业私有化或自然资源行业对私人投资放开方面走在前列的拉丁美洲国家，这是事实。

少数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私营企业纳税特别低的国家，已经开始调整征税规则，以适应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变化。例如，2004年，哈萨克斯坦引入了石油出口累进“租金税”，当油价上升到40美元/桶或更高时，税率上限为33%。俄罗斯也引入了类似的累进税。为了增加公共部门在油价上涨带来的意外收益中的比重，阿根廷提高了石油出口的关税。很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最近修正了私人投资者参与石油和采矿业的条件，而在玻利维亚，烃业在1996年都已被私有化，有关石油和煤气收入在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如何分配的争论导致了严重的危机。

为了确保采掘业所产生的大量租金的运用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政府必须为这些产业设计出合理的财政框架，从而在促进长期投资和实现公共收入之间取得平衡。另一方面应避免在财政鼓励措施方面“竞相逐低”（race to the bottom）。另外，在努力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时，不要剥夺私营企业和公共企业提高生产率和供给能力或国际竞争力所必需的财政资源。

由于东南亚需求的增长，燃料和矿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近期呈上升趋势，从而使该领域吸引了更多的FDI和新加入者。这种情形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现有财政和所有权制度的机会。如果石油和矿产品出口国共同合作，在外国投资者的财政待遇（fiscal treatment）方面，制定出一些总体上一致的原则，那么这样的审视就会更有效。显然，提高政府在采掘业所产生的租金中的比重，或是国内消费者或投资者所占的比重，并不会自动推动这些国家朝着千年发展目标迈进；只有将贸易条件收益增加的国民收入战略性地用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形成，这种情况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