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粮食价格的成因及影响分析
摘要:从体制性因素和宏观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粮食价格不稳定的原因,突出强调了以往被人们忽视的深层次因素——宏观经济因素。不稳定粮食价格间接影响到了粮食安全问题,也影响到了农业生产率、GDP和居民的日常生活。
关键词:粮食;粮食价格:粮食安全
一、前言
2004年前后,粮食价格普遍上涨,幅度之大出乎意料。2004年上半年各月粮食价格同比增长分别为14,5%、17,5%、30,0%、33,9%、32,3%和32,0%。对于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分析很多,由此引发的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也异常地激烈。普遍认为上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由于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等原因造成播种面积减少,全年粮食总产量下降较多,从而供求缺口加大:第二,国家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大量的个体流通者逐渐成为流通市场的主体,粮食价格持续低迷情况下他们的“囤积居奇”行为和农民的惜售心理终于在连续5年粮食减产的背景下得到了释放,各种人为因素对市场价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使得农民种粮成本上升,进一步抬升粮食价格;第四,国际市场上稳中有升的粮食价格趋势放大了国内粮食价格的波动。其中供求形势变化和产销双方行为变化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深入的分析表明:上述原因只是近年来具体情况的特殊表现,实际上导致粮价不稳定的因素远非表面上看来如此简单。本文就不稳定粮食价格的成因及其影响作一些分析,突出强调了以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深层次因素,并就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二、不稳定粮食价格的成因
影响我国粮食价格的因素很多,早期的研究多数集中在供给变化和政府定价等方面。后期的研究在前期分析的基础上,逐渐意识到粮价的复杂性。在运用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多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并对前期的一些研究结论进行反思和质疑。其中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表明,许多非农业因素对粮食价格的影响起到了主要作用,而这方面正是我们在对粮食价格问题的研究中一直所忽视的。
(一)体制性因素
原来的三种价格体制不仅不能稳定粮食价格,反而加剧了价格的波动。我国原来的粮食价格大体分为_一种:第一种是为掌握基本粮源而制定的粮食定购价:第二种是为保护粮农利益而制定的保护价;第三种是自然形成的市场价。在这三种粮食价格中,前两种是由政府制定的,后一种则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实际上,政府介入对粮食价格的作用呈现出相当大的复杂性,因为政府介入对粮食价格的作用同时在生产、市场和商品流通上产生影响:一方面,政府的粮食生产指导和收购政策过去被用来刺激生产、减少进口;另一方面,粮食价格政策也被政府用来稳定一般价格水平和控制通货膨胀以实现宏观经济的增长(大量的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实际上是以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的持续增长)。因此,这种粮食价格并不是市场供求平衡的结果,而是作为政府许多可供选择的宏观调控工具中的一种出现的。它当然不能真实地反映粮食市场的实际情况,也为今后粮食价格的波动埋下了隐患。
1,订购价格干扰了市场价格的正常运行。
定购价格是政府为了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预先制定的一种稳定价格,其目的是保证国家有基本的粮源供给。但是研究表明:政府订购价格放大了市场价格本身就具有的波动,定购价格并不是领先于市场价格,而是随市场价格变化,不能起到稳定粮食市场价格的作用。本文用时间序列分析来说明这种干扰作用的存在。
时间序列分析描述某个变量在相隔较远的观测值之间是否存在持续的时间上的依赖关系,即该变量的前期观测值是否能对未来观测值持续地产生影响。
(1)单位根检验。
由周平均价格图(见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原始数据缺乏平稳性(限于篇幅,原始数据省略)。用eviews3,1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可知:原始数据缺乏平稳性(见表1),存在单位根(采用ADF检粮食价格能直接影响后期价格。因此,在原有价格体制下,政府的订购价格确实对未来的市场价格产生了干扰作用,这也从另一角度证实了中的结论。
2,保护价格不能“保护”粮食价格。
保护价格的目的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丰年时市场价格偏低,保护价格须高于市场价格(否则何来保护作用),这种过高的价格自然会对农民来年的生产预期给予积极信号,刺验,结果表明扩展的Dickeyr-Fuller检验统计值不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因此在给出的任何显著性水平上,检验不能拒绝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原始数据一阶差分后平稳(见表1),不存在单位根。
(2)建立模型。
对一阶差分后粮食周平均价格数据的自相关系数和偏自相关系数可知:均没有截尾特征,具有记忆性,即前期价格能直接对后期价格有影响(是否为长记忆性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只要证实这种记忆性的存在即可,另外建立长记忆性ARFIMA模型也较复杂)。经比较,建立ARIMA(1,1,2)模型比较合适。根据计算出的拟合数据与实际数据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出(见图1),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由粮食价格的ARIMA(1,l,2)模型可知:前期激生产,增加供给,致使来年市场价格进一步走低,如此周而复始,结果是政府财政包袱越来越大,两个价格的偏离越来越畸形。显然这种建立在巨大财政包袱基础上的价格体系是不稳定的:歉年时市场价格偏高,保护价格失去作用。此时国家动用储备粮试图稳定市场价格,使粮价下调,但是研究表明,目前实行的粮食储备制度对稳定粮食价格作用不大。并且抛开粮食储备挤占大量的财政资金不提,光是每年更换储备粮的进出数量(现行中央储备粮规模相当于市场流通量的50%,每年更换20%-30%1就足以加剧市场的供求变动。
更为糟糕的是,保护价格带来了许多弊端㈣:
首先,延缓了粮食种植结构调整进程。在保护价信号的刺激下,资源配置过多向粮食生产集中,造成了农业资源配置错位,农业生产趋同化加剧,结构调整成本增加。
其次,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目前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并不能获得较大收入(除非是规模经营的种粮大户),一般农民种粮除去成本后纯收入很少(据作者曾经作过的调查,在湖南省广大地区,大约每亩水稻田的纯收入为80元左右,最高也不会超过100元,这还是乐观的估计数字)。实践证明,用粮食保护价使农民增收,效果甚微,与政府的初衷相悖。而且,由于保护价刺激粮食过度生产,市场价格下跌,也导致种粮农户整体收入下降。“谷贱伤农”并不是经济学者“纸上谈兵”的东西。
再次,不利于财政负担的减轻。实施保护价以后,粮食生产增长较快,市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供过于求局面,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
最后,不利于粮食经营的搞活,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与国有粮食企业的经营活动矛盾突出。
3,市场价格也不能自发调节使粮食价格趋于稳定。
许多人把粮食价格的波动归因于供求的变化,但是这种观点没有实证分析的依据。实际上,在以年为周期的农业生产中,由于粮食生产有季节性,生产者不能马上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普遍的供求分析并不一定适合粮食市场;而且作为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粮食,其需求弹性小,当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时,根据“蛛网效应”,价格波动会被放大,无法收敛于均衡状态。
(二)宏观经济因素
前文已述,把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归因于供求缺口和生产成本等因素的变化,这一普遍认同的观点缺乏实证分析依据的支持,并且目前许多研究农业经济的文献表明:许多宏观经济因素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素等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也许要大于那些直接作用于农业的因素。在目前可以查到的国外相关研究文献中,对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中国的粮食价格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并进行了充分而且翔实的实证研究。而这方面还一直被国内的研究所忽视,或者说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由于中国现有的制度体系中存在着某些固有的缺陷,宏观经济工具的作用没有发达国家那样有效,但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各项制度安排逐步与国际接轨,宏观经济因素对粮食价格的影响会越来越重要。
1,实际货币供给和实际利率的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即期的实际货币供给和实际利率会影响即期FPI(Food Price Index),并且滞后一年的实际货币供给及其变化在5%的显著水平上对即期FPI也有影响,这说明货币政策对粮食价格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或者说至少是不能忽视的:更为重要的是,冲击响应函数显示,中国FPI的变化似乎能永远被货币政策的变化所放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FPI与货币因素之间本来就有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证明这种因果关系确实存在),因此导致反馈能持续下去,货币政策的意外冲击会被由此引起的FPI的响应所增强。货币政策与粮食价格之间这种强烈的重复冲击关系使得稳定粮食价格的政策变得困难重重。因为货币政策与利率的调整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行业,这样粮食价格通过货币政策与利率间接地与其它行业的经济运行状况纠缠在一起。
2,通货膨胀的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对粮价变动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直存有争论,卢锋等人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通货膨胀变动都领先粮食市场价格变动,因此是通货膨胀导致粮价变动,而不是相反。
实际汇率对FPI没有影响,原因是没有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隔绝了汇率变化对国内粮食价格的影响。但是在发达国家,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实证分析表明:汇率对参与贸易的农产品价格有影响。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这种作用会逐渐显现出来。
期货市场对粮食价格的影响甚微。期货市场的产生和能够消除农产品现货市场上幅度大、破坏性大的价格波动(R,R,Arrow,1999),从而实现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研究表明:虽然中国的小麦期货市场(以郑州商品交易市场为例)与国外的期货市场相关(以CBOT为例,Chicago Board ofTrade),但是相关性很弱。因此,在国外对实际交易价格有指导作用的粮食期货市场不足以影响中国的粮食实际交易价格,期货价格只是实际交易的结果。这只能说明我国的期货市场还不完善,一旦时机成熟,期货交易价格对粮食实际交易价格波动的抑制作用会很快呈现出来。
总体上讲,中国目前的宏观政策环境还缺乏可靠的稳定保障。虽然避免宏观经济运行大起大落一直是政策制定者追求的目标,但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各种人为因素还较多,离真正做到按照经济处理问题还有一段距离。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对粮食价格错综复杂的影响更加放大了本身就存在着缺陷的宏观经济体系在粮食市场上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宏观经济因素对粮食价格的冲击作用还没有引起相关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充分重视,制定政策的依据仍然停留在以往的结论上,所采用的方法一般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三、不稳定粮食价格的影响
在中国。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在生活方式上依附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且在思想上各种传统意识对他们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因此,他们一般是作为风险避规者出现在经济学者的视野中。虽然土地政策较之以前已经放宽了许多,但是在由于多种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不稳定粮食价格面前,广大农民做出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消极的。因为他们既没有在政策制定上的“话语权”,也无法放弃“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无力自发地在短时间内改变农业种植结构,所以他们的理性选择就是种粮积极性大大下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下降以后,基本粮源缺乏保障,粮食安全问题再度面临严峻考验。此外,不稳定粮食价格还影响农业生产率、GDP和其它经济变量。
(一)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问题,本文仅作浅显的探讨。供抛砖引玉。
从长期看,我国粮食供求的趋势会越来越紧张。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我国人口在继续增长,根据预测,到2030年将达到16亿的高峰;另一方面,粮食增产最简便有效的方法就是扩大播种面积,但我们的耕地面积却在减少。我国未来20年粮食供求缺口,一般认为在5%-10%之间,极端预测达到30%以上。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给粮食安全下的定义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与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该定义强调任何时点上的粮食供需平衡,规定了自给率95%的安全评价标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普遍认为,中国粮食安全应满足以下三条标准:一是要有充足的粮源,在总量上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二是要有发达的流通,能把粮食及时送到任何需要的地方;三是要有能让买卖双方都接受的合理价格。不稳定价格会导致第一和第三条标准无法实现。尽管近年来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但是各方面的工作仍不尽人意:民间市场发育仍不完善,全国统一、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无法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来。基于以上理由,稳定的粮食价格在实现粮食安全的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粮食安全问题的核心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安全。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通过生产者的实施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不稳定的粮食价格通过降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使得这个转化过程大打折扣,因而间接影响粮食安全。
目前关于粮食安全的争论很多,认为中国不存在“粮食危机”的理由是:FAO制定的95%的自给率标准并不适合中国实情,适当降低粮食自给率并不会导致中国出现“粮食危机”;国内粮食生产过剩是长期趋势,原因在于科技进步使种粮成本降低,只要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国家的粮食安全与个人的粮食安全一样,同样需要依靠市场,并且在世界市场上总是供大于求,加上WTO不允许用贸易作为斗争的工具,即使中国出现粮食短缺也完全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解决。
对以上观点,本文有如下看法:
1,必须保证市场在价格形成中的主体地位。
扭曲的价格必然带来错误的信息。错误的信息又会导致不适当的政策调整,日积月累,问题积重难返,调节成本越来越大。但是粮食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的季节性很强。生产者无法根据市场价格及时调节生产行为,市场自由调节的作用要打折扣,完全依赖市场会容易造成粮价大起大落。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并不是因为原有的政府定价政策存在弊端就对粮食价格放任自流,而是采取“管放结合”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途径。政府应立足长远,从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出发,通过、合理地预测粮食产量制定指导性价格(不是原来的强制干预价格)来消除市场本身的缺陷和影响农民的生产预期,使市场价格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波动。
2,国内粮食供需缺口通过国际市场调节只能作为补充手段。
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粮食并不完全出于供求原因,政治因素较多。并且粮食进口的增长主要源于国内对饲料粮需求的快速增长,尤其是玉米。由于粮食是一种重要战略资源,我国的农业又是一个相对弱势产业,并且现在我国的耕地水平已下降至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果对外完全开放粮食市场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社会后果。目前我国粮食年消费量大约为4亿吨,而世界粮食贸易年总量大约为2亿吨。我国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21%左右,正常年份粮食贸易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5%~20%,在国际粮食贸易中具有典型的大国效应。虽说粮食禁运已被证明是一种失效的武器,但是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不保证一定的粮食自给率而完全依赖国际市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至于是否参照FAO制定的95%的标准可以探讨。
3,科技进步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不能过分夸大。
在现有土地边际生产力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科技进步的作用已经十分有限了,“亩产上万斤”那是神话。何况科技进步在农业生产中是否为中性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科技进步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同时也可能会增加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即使将来推广转基因食品和其它替代食品,是否能安全实用仍是未知数(在国外已经对转基因食品有很大的置疑)。
粮食安全不等于粮食危机,它涉及到的范围更广泛,不仅仅是有没有饭吃的问题,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国家粮食政策最重要的目标是要保证粮食安全。即通过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证基本粮源。只要基本粮源有保障粮食安全就有保障。而稳定的粮食价格是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二)其它影响
1,影响农业生产率。虽然作用不是很大,但是效果很明显。
2,对GDP产生很强的单向的影响。农业中的价格(包括粮食价格)和产量对GDP的影响是正向的,但是对受到GDP冲击的反应并不是正向的(意味着GDP的变化并不能带来价格和产量同方向的变化)。
3,影响农民收入和城市居民日常生活。
4,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其它宏观经济变量。
四、结论
(一)影响中国粮食价格的因素很多,供求失衡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宏观经济因素,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对粮价的影响也许要远远大于那些直接作用于农业的因素。原有的粮食价格体制加剧了粮食价格的波动,并引发了许多相关的农业生产中的问题。
(二)不稳定粮食价格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通过降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间接地影响到了粮食安全问题;其次,它也影响到农业生产率、GDP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稳定粮食价格,尤其注意除了要加强传统观点强调的供求调控之外,还要重点实施各种以往被政策制定者忽视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套措施。因为这些深层次因素的影响是长远的,虽然目前还未在粮食价格上表现出来,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它们必将按照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对粮食价格产生影响。简单的供求调控只能在短期内有比较明显的效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未作政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