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冷”视野下的中日经济关系
[关键词]中日，经济关系，贸易，投资
引言
自从2001年4月小泉政府执政后，日本政府逐步改变了以往对华的政策取向，在各方面的争端中态度转向强硬。随着日本不断实施一系列不利于中日关系长期发展的政策，两国政治关系也逐渐走向恶化，但双边经济贸易额却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因而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的现象。2006年10月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以来，中日政治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积极因素，使“政冷”的局面似乎有了点暖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段时间之内这种局面还将持续下去。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种不符合国际关系一般规律的现象，是表面现象，还是事实本身?中日之间政治关系的冷清是否意味着两国经济关系已“变冷”，以及中日之间的“政冷经热”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本文将试图通过对中日之间经贸易长期发展数据的分析，找出中日之间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基本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2001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状况做出判断。
政冷的出现及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经济都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而经过泡沫经济的打击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也就告一断落。尽管如今其经济实力仍然很强，但长期的经济低迷使一部分日本政客心理很不平衡，于是他们转而寻求政治上的强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大国目标的实现，日本国民便开始追求政治大国的梦想，急需一个强者带领其走向更大的骄傲，而日本右翼势力正好迎合了这种大众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右翼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日本政治中的主流。以小泉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近年来不顾中国人民的感受，不断制造一些不利于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言行，使得中日之间的摩擦和矛盾进一步激化。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思想观念方面，日本坚持高姿态的同时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和威胁。例如，拒绝对侵略罪行正式道歉、鼓吹战犯的“功绩”。小泉首相自2001年4月上台以来连续四年参拜了供奉着侵华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致使中日首脑互访中断。在中国遇到困难的时候，日本就大肆宣扬中国崩溃论；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时候，日本就鼓吹“中国威胁论”，发表“中国攻击日本的三种可能性”，在新《防卫计划大纲》里写入“中国威胁论”等。这样的舆论导向扭曲了大部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产生蔑视或者戒备的心理，影响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良好沟通与友好交往。
其次，两国在领土和主权方面存在深刻的矛盾。在问题上，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不断推动日台关系升级，鼓舞、声援并协助“台独”势力进行分裂活动。2005年2月19日，日美外长和防长“2+2会谈”后，在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把“台湾问题”作为共同关心事项，对中国台湾问题的干预开始由“模糊化”转向“清晰化”。在钓鱼岛归属问题的争端上，过去日本主要纵容民间团体或右翼团体登岛，制造“实效控制”的既成事实。现在转变为由政府直接出面“租用”岛屿、把右翼团体建造的灯塔“收归国有”，以此进一步强化“实效控制”。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的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在本国海域进行的天然气开发活动进行指责，并扬言将在其单方面主张的“中间线”以东的海域进行能源勘探。
再次，双方在经济安全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日本打乱了中俄酝酿近10年的“安大线”输油管线建设项目，并在世界各地与中国争夺石油及天然气资源的开采权。日本还把对华日元贷款问题“政治化”，以此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手段，并确定了继续削减乃至在未来数年内停止提供贷款的方针。
在上述一系列事件的综合影响之下，双边政治关系陷入了低谷。但是关于经济关系的状况，目前尚未定论。国际经济关系包括国际贸易、国际、国际信贷、国际投资、劳动力的国际移动、国际技术转让、国际运输、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经济协调、国际经济技术援助、国际抗险救灾等诸多方面。在筛选衡量中日经济关系的指标时，本文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根据国家统计资料中的有关统计口径，上述领域可作进一步的分类与合并，国际技术转让和国际运输可以归入国际贸易；其次，国际金融、劳动力的国际移动和中国对日投资相对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发展水平还十分有限，因而本文予以忽略；再次，在经济关系领域，本文着重考察受市场经济规律支配的指标，以避免出现“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因此，本文对决定于政治逻辑的日本对华贷款、国际经济技术援助和国际抗险救灾等问题不加讨论，而是集中精力分析中日贸易额和日本对华投资额的变化状况及其一般规律性。
“政热”后持续增长的双边贸易额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东北亚发达国家，日本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于1974—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1979年又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由此可见，中日经济关系是在政治关系发展的条件下启动的，因而，可以说中日关系是起始于“政热经热”，即“政热”带动了“经热”。
1.2000年之前中日贸易的基本状况
在2000年以前，由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动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双边贸易的增长也是时起时落，波动很大。但总体上来说，中日之间的双边贸易额是不断增长的。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48.23亿美元增加至2000年的831.7亿美元，增长了约18倍，年均增长率15%，大大高于世界贸易额同期增长的平均水平。这与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有关。但是，中日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期间还是存在一定程度波动。从1979年至2000年，中日贸易额出现了三次周期性波动，如图1所示。第一次周期从1979年至1984年，最高贸易增长率达到0.4，最低贸易增长率为-0.12，年均增长率15%；第二周期从1985至1993年，最高贸易增长率达到0.54，最低贸易增长率为-0.16，年均增长率为17%；最后一个周期是从1993至2000年，年均增长率也达到17%，与前两个周期增长率的平均值相近。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贸易额增长出现了一次高峰，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中国经济却蓬勃发展。为了带动经济的复苏，日本扩大了对中国的出口。其间只有1990年和1998年两年比上一年有所下降。而除了这两年之外，其余年份的贸易额都是逐年递增的。2000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了831.7亿美元，突破了800亿美元大关。但由于日本经济状况不佳，中国贸易格局的多元化，90年代后期两国贸易额的增长速度也较前期有所缓和，但贸易趋势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中日经济贸易关系由以往日方单轮驱动变为中日双轮驱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双边贸易额的增长主要是源于两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并没有因为这段时期内中日之间政治关系的冷暖而出现较大的波动。
2.中日之间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比重变化情况
两国之间贸易额的变化情况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在考察两国经济关系的时候，还要从各国对外贸易的格局中，考虑两国贸易额占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变化情况。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情况集中反映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因此，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也就会表现出不同时期的外贸状况。双边贸易额作为当时两国交易状况的一个存量，也就不能全面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各国的对外贸易格局日趋多元化，两国之间的经济密切程度除了与双边贸易额有关外，还与两国经济贸易额在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息息相关。
在1978—1985年间，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一直都维持在20%以上，无论在贸易总额还是进口额总额两项指标上，日本都稳居第一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由于日本与中国经济总量的巨大差距造成的。在1985年至1994年出现了一次近似平滑的U形波动，尽管1989年降到了最低点13.1%，但后来又迅速恢复了以往的增长趋势，在1994年达到了22.8%。从1996年以后到2004年，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开始逐渐下降，由20%左右降到了15%以下。(如图2)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较高与中日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有关，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所占比重的降低，则是由于中国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并成功地化解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冲击，使外贸总额持续保持高速的增长。而日本则因经济泡沫破灭而陷入长期的经济萧条中，加上国内财政危机、金融危机以及通货紧缩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使得日本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境，导致中日两国贸易额的增长速度放缓、所占比重降低。中日-[飞诺网FENO.CN]
在波动中增长的日本对华投资额
在考察两国之间的投资额时，一般需要分别考虑中国对日本的投资额和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日本，因此，中国对日本的投资额相对于日本对华的投资额来说显得十分有限。因而，本文只选取在双边经济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具有时间顺序上的可比性的日本对华投资额，作为研究指标进行分析。
1.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及其增长率
投资额主要分为协议金额和执行金额。总体上来看，日本对华投资协议金额从1983年的0.95亿美元增加至2000年的36.81亿美元，增长了38倍，年均增长率值达到了36.5%；实际执行金额，1983年为1.86亿美元，2000年为29.1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3.8%。(如表2)。
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投资额也是随着的而不断增长的。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一个高峰，此时的投资类型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投资。其原因在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展开，经济出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这使中国成为吸纳日本产品、扩大日本外需的重要市场，再加上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广阔的市场，使中国成为国际投资的良好选择。而日本也充分认识到了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同时，日本希望通过经济合作适当提高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使中国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前方阵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外资政策更加有利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而亚洲的新兴化国家(NIEs)又失去了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因此在1987—1988年出现了第二次对华直接投资高峰。1988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为5.15亿美元，增长率达到1.34，为最高值。日本对华投资执行金额虽然在80年代末有所停滞，但在1990年后还是迅速得到恢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高潮。中国对沿海地区全面开放后，又加快了内地省、区、市的开放，并扩大了外商投资领域的开放，从而使日本对华投资在整个90年代的前半段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进入大规模、正规化、急剧扩张的新阶段，全面掀起了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三次高潮。90年代末期，由于日本国内经济改革的局面未能打开，以及东南亚危机的冲击，日本加速了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有所减少。(如图3)
2.日本投资额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比重
从表3中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协议金额的第一个高峰期为1995年，当时日本企业看好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加快了将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的步伐。后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对华投资增长的速度明显放缓，而执行金额相对于协议金额来说存在一定的滞后，在1997年形成高峰。
从表3和图4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对华投资的执行金额所占比重始终高于协议金额所占比重，这说明日本企业的履约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1995年之后执行金额所占比重基本稳定在8%的水平上。而协议金额所占比重，除了在1987年和1992—1993年有所下降外，基本维持在7%左右的水平。90年代末期处于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年均9.4%的增长速度，使中国经济总量由90年代日本的1／10上升到2000年的1／4，差距明显缩小。另外，香港、等也在同期加大了向大陆投资的力度，使得日本投资所占比重大幅度降低。
“政冷”以来的经济关系
前文分析了“政冷”之前近20年的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轨迹，并且了解了中日经济关系变化的一般和基本走势状况。下面将把“政冷”以来的经济关系状况与“政冷”之前进行对比和分析。
1.贸易额迅速增长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1—2003年，中日贸易额是稳步增长的，从2001年的6%(日方3%)增加至2003年的31%(日方30%)，年均增长率为19.8%，高于前三个周期中任何一段的平均增长率(第一段为15%，第二段和第三段为17%)。长期以来，中日双边贸易额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而不断增加，尽管第二段和第三段的年均增长率保持不变，但2001年以来中日贸易额年均19.8%的增长率，则初步可以判定中日贸易正在继续向前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申办奥运会的成功，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另一方面，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两项国内政策的实施，使国内经济发展有了新的方向和增长点，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根本动力所在。
2.贸易额所占比重下降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外贸易十分有限，由于中日两国在历史和地理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且日本作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经济援助国，双边贸易的发展也就十分的迅速。因而，在1985年之前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一直高于20%。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下降也就成了大势所趋。2000年以来的中日双边贸易额所占比重的下降，则是这一趋势的延续。因为从图表中，我们看不出明显向下转折的趋势。而同期中日经济增长率的巨大差距却为我们作了最好的注解，2001—2004年日本CDP年均增长率为1%，而中国则是9.4%。显然，是宏观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日本对华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的下降，而不是中日关系变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3.投资额及其比重共同上升
从表2可以看到，2001年日本对华投资协议金额同比增长47%，执行金额同比增长49%，为1996年以来的最高值。尽管2002年出现负增长，但2003—2005年又迅速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并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而2001—2004年投资执行金额的年均增长率为28%，高于1983—2000年23.8%的水平。从日本对华投资执行金额来看，说明双边经济关系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并没有受到“政冷”的影响。小泉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对华投资占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2001—2004年所占比重的平均值为8.92%，这虽然低于1986—2000年9.37%的平均水平，但仍然高于1991—2000年7.8%的平均水平)。如果考虑到这是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的情况下实现的，那么，这个指标就更能反映双边的经济关系。
总之，投资指标反映出的情况与贸易状况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即金额存量显著增长，但比重却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中日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在国际领域的集中表现就是对外贸易额的不断扩大以及吸引外资金额的大幅度增长；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萧条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迟缓，使得日本有点跟不上中国经济发展的节奏。尽管在中国经济的带动下总额不断增长，但增长的幅度已明显降低，比重下降也就在所难免。但不能据此得出双边经济关系变冷的结论。
结 论
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主要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其中，两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双边贸易的发展，而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萧条，中国经济却强劲增长，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仍然持续发展，保证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稳定发展。同样，在2000年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日本经济逐渐恢复活力共同决定了双边经济关系快速发展的趋势。而且，当前中日经济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发展双边经济关系会给双方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经济关系没有因为政治关系的影响而恶化。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条件，当条件不具备时，经济关系就会免受政治关系的影响而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而发展。
到目前为止，从短期来看，政治关系还没有影响经济关系，但是一旦矛盾激化，很容易对经济关系的发展造成损害，最终在经济领域也脱离合作“双赢”的局势而陷入互相制裁的“双输”困境。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在稳步推动对日关系全面向前发展的同时，认清和接受中日“政冷”局面的客观现实。尽管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10月访华给中日政治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积极因素，但“政冷”的局面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只有承认“政冷”的深刻性与复杂性，才能冷静、理智地对待和处理中日政治摩擦。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也要求我们既要积极推动经济关系，又要妥善处理政治问题；不因政治摩擦而牺牲经济关系，也不因经济关系而丢弃政治原则。
中日之间的潜在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但双方可以而且有必要致力于形成一套控制和管理政治摩擦的机制和措施。例如，每当因“历史问题”发生政治摩擦时，不宜使这一问题影响到中日间其他领域合作的进展。两国可以采取“政经分离”、“分别解决具体问题”、“不使一种政治摩擦点燃另一种政治摩擦”等有效做法。两国可以采取“把蛋糕做大”的方式，一方面把分歧和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不断促进和扩大共同利益部分，逐步使负面因素在中日关系全局中所占份额相对减少。总之，“政冷”仍然只是两国关系的问题和阻碍经济关系发展的隐患，短期内尚未对经济关系构成损害，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完全可以使双边经济关系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上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