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风险及防范
[摘要]本文从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考察和论述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的主要风险，通过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阐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弱势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最大风险也来源于体制性障碍”的观点，指出只有打破由地方政府配置外贸资源的“诸侯经济”格局，才有可能加快转变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最后提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是国际贸易至高无上的原则，需要同时强化国家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作用，建立和健全一套更加系统的、更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需要的风险防范机制。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国家经济安全；风险防范
一、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风险
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自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初步实现了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或标志就是要发展对外经贸。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55倍，年均增长16％以上，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600多亿美元，累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2000亿美元，并成为一个正在“走出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当代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已经转型为一个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
对于中国来说，发展开放型经济，实质上是一个与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不断融合的过程、发生撞击的过程。由于中国的开放和经济地位的提升，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势必要引起国际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国际经济的任何变化，包括国际市场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影响到国内经济的安全运行，导致开放型经济的风险产生或扩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在迅速扩大，另一方面中国又进入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峰期。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全面提高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中因国际因素变动可能引发的风险?如何加快建立健全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体制和机制?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给予高度关注或更深层地研究。在这里，我们应该首先搞清楚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是什么。笔者认为，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层面上考察，存在于我国开放型经济中的主要风险，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1．停滞在国际产业分工末端的产业安全风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确实抓住了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从而在以轻纺、机电和IT为代表的三大领域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出口产业，产业对外依存度普遍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很强，因为这些领域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依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并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比如，冠以“中国制造”的机电产品出口，自1995年超过纺织品份额以来已经连续9年成为我国第一类出口产品，而通过国际贸易年均获利只有1．1％。近几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也增长迅速，占我国全部出口产品的比重由1998年的11％增加到2004年的27％，但高新技术产品中的核心技术大都掌握在外商手中，且外商投资的主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到了其中的80％以上，而中国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并不多。如果“中国制造”今后长期停留在贴牌加工的层面，满足于给自己制造1％～2％的利润，中国终将沦为国际产业链的最低端，支撑中国的出口产业就会萎缩，产业安全前景堪忧。
2．对国际资源依赖度日益扩大的资源安全风险。中国是一个资源不能完全自我保障的国家，发展国际贸易固然能解决国内某些短缺资源的供应，但如果我国对国际资源的依赖度不断扩大，就容易形成资源供应的安全问题。目前，国际市场上能源、矿产和粮食价格的波动，就已经对国内经济的安全运行带来了影响。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20年，我国石油、铁矿、锰矿、铜、铅、锌的对外依赖度将分别高达58％、52％、38％、82％、52％、69％，主要能源和经济资源对外依赖性如此之高，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购买力问题了，任何国际因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引发我国的资源安全危机。以石油为例，2020年我国石油进口将增加到4亿多吨，这么多石油由谁供给、由谁定价以及运输安全问题，都存在很大变数，更何况全球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会日趋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不能做到“未雨绸缪”，随时都会产生石油安全风险，甚至有可能演变为风险。
3．当代国际生产要素转移带来的生态安全风险。国际生产要素跨国转移，对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本来是一次机遇，我们虽然获得了某些必要的国际生产要素，也吞下了环境污染的苦果，增加了国内生态安全的风险。具体表现有：一是某些发达国家或企业对中国转移生产要素，其目的就是要将一些本国不允许生产的污染密集型的产业或产品转移到中国来，以实现其环境污染转移：二是已经落户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因为大都搞加工贸易，通过“大进大出”这一过程，一方面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又把生产中的环境污染留在了中国；三是由于利益驱动，国内一些地方或公司走私进口“洋垃圾”的问题也相当突出，美国环境保护联合会也承认：美国生产的IT垃圾80％出口到亚洲，其中90％流入中国。有的地方分解“洋垃圾”所造成的生态破坏，甚至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现在，我国的生态安全问题已日益严重，面对发达国家既定的贸易与环境政策，我们若再不采取有效举措，继续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即使我们从国际生产要素转移中得到很多好处，也无法弥补引发生态安全风险所带来的损失。
4．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潜伏的安全风险。拉美国家接连出现金融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或冲击。现阶段，尽管我国还没有实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但要加快改善资本项目下的汇率制度，进一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已是一种必然选择。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国际资本向我们扩张或冲击是很难避免的，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就致使大量游资、热钱伺机涌入国门，2004年进入的国际游资已不少于1000亿美元。国际热钱、游资的袭击及其带来的“羊群效应”，对国内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已经构成了不小的冲击。加上国内市场已显现输入型通货膨胀的迹象、巨额外汇储备的风险压力以及国外产业资本的垄断趋势，我们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就必然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或更疯狂的逐利。由此对我国脆弱的金融体制将会造成极大的威胁，扩大潜在的金融风险，乃至引爆国内金融危机。
5．富国强权及不公平贸易制造的贫富分化风险。在当代，富国靠强权缔造了一个不公平的世界贸易秩序，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贸易实现财富掠夺，使富国更富、穷国更穷。这一大的格局若不打破，中国要发展对外贸易就不能避开富国的剥夺。大量的富国资本进入中国，为什么大都集中在产业生产的低端?因为中国劳动力太便宜，外国厂商不仅从产业低端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收益，也从产业高端获得了专利、品牌转让的巨额贸易利润。在“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中，绝大部分利润都被富国或富国资本刮走了，而留下来的一点微利，也是靠中国劳工以自己的福利损失和中国付出的环境代价的双重补贴得到的。富国强权及不公平贸易除了剥夺中国的财富，还加重了我国地区发展的失衡，制造了贫富阶层的分化，拉大了贫富两极的差距。如果我们对这一趋势不予重视和警惕，不能通过发展对外经贸去增加全体国民的福利，那我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或许真有重蹈“拉美化”覆辙的危险。
二、构筑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及风险防范的战略支撑点
要从根本上防范风险，最重要的是要在增强我国自主创新实力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开放的进程，建立起安全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开放型经济和封闭型经济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体系，其风险源也大不相同。对于我国开放型经济而言，由于对外开放与经济制度转型几乎是同步展开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因而政府主导型经济成了我国开放经济或者转型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正因为这种特殊性，现阶段我国开放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在于市场化体制基础还比较薄弱，在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不充分，而并非市场机制的“缺陷”。为此，我们不单是要把国内的市场、产业、企业做大做强，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开放型市场、开放型产业和开放型企业，以构筑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新的战略支撑点。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快地提升我国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运行的安全系数。
1．开放型市场。我国入世以后，国内市场已面向全球敞开，这只是开放型市场的基础，并不是开放型市场的本质特征。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市场，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国内需求十分旺盛的市场，应该是一个对国际优质生产要素具有吸引力和配置力的市场。现在，由于我国国内市场需求不足，“行政性”壁垒很多，不仅开放度不高且市场的巨大潜力也没有发挥出来。事实上，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好国内大市场这一独特资源，充分发挥好国内市场规模对国际资本配置的竞争力，我们在掌控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主导权方面就拥有了最重要的战略性筹码。为此，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加快培育我国开放型市场：(1)完善法制建设，营造一个统一有序、公平透明、信用度高的市场环境；(2)提高国内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国内市场调节国内外生产要素的基础性作用；(3)大力发展符合国际规范的要素市场，加快与国内外高端市场的接轨；(4)进一步采用国际标准、国际惯例和国际贸易规则，建立既开放又拥有保护力度的市场体系。
3．开放型。在当代的企业体系中，国际跨国公司是最具开放性的企业。与封闭型企业相比较，开放型企业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凭借自己有限的资源优势，能吸引和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甚至包括全球某一领域的优质资源。以往，我们过多地拘于所有制转型，其实单一的国有制或私有制企业，都不是开放型企业。我们应尽可能地打破单一所有制的封闭性，打破单一地区或国家的局限性，使我国企业建立起更开放的投资主体结构、产权管理结构及产业关联结构，不断强化企业对社会资源的吸引力和控制力。这也是培育我国跨国公司的努力方向。从目前来说，我们至少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其一，加快国有资产的优化与重组，尽可能促进同业的国有资本与国内外的社会资源向有实力的大企业、大集团集中，突出主业，扩大主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其二，大力推进国内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产权融合，充分利用国有资本的规模优势，去主动整合某些跨国公司的产权、技术和品牌资源，建立起有相对控制力的国际化企业；其三，努力发展高科技民营企业，通过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以小搏大，不断吸纳国内外资本，整合社会资源，使之成长为拥有竞争活力或控制力的国际市场主体。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对外开放的最大弱势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最大的风险也来源于体制性障碍。要加快发展我国开放型经济，必须花大力气全面打造我国开放型的市场、产业和企业，这是实现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基础，更是防范我国开放型经济风险的基础。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
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外经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的发展观，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发展思路。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变“政府替代市场”的模式，限制地方政府对外贸经济的直接控制，尤其是要改变中央政府谋发展、地方政府谋“政绩”的某些不协调状况。笔者认为，只有打破由地方政府配置外贸资源的“诸侯经济”格局，只有放弃由地方政府主导外贸发展的思路和做法，才有可能加快转变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当代国际贸易，本来是国家之间的利益较量，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应是各国遵循的普遍原则。在今后的对外开放中，我们需要同时强化国家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作用，即在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鼓励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与竞争，把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与国家宏观调控作用更有效地结合起来。这应该是我们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如何针对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来设计其风险防范机制，在这方面我们还缺少知识与实际经验，还需要进一步摸索和实践。依据科学的发展观，结合我国对外开放中存在的风险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深入研究开放型经济的风险源及风险形成机制，并着力推进开放型经济体制与机制两个层面上的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经济市场化的运行，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基础上，来建立健全一套更加科学系统的、更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需要的风险防范机制。具体来说，至少应在以下诸方面加大建设力度。
1．建立健全外贸促进与管理的体系，尤其要按照国际规范和国内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尽快修订完善我国现有的外贸法律法规，建立起以法律为基础的、更加完整的进出口效益约束指标和监控机制，以减少政府的行政控制，形成更加开放、有序、竞争、高效的市场体系。
2．加快建立合理保护国家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健全产业发展基金制度，搞好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对重点扶持的战略出口产业和涉及贸易救济的产业，都要建立跟踪机制与评价制度，鼓励企业依靠自主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扩大品牌产品出口，以加速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品结构升级。
3．建立和完善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体系，特别是要建立起形式多样、配置合理的石油战略储备制度和预警体系，包括处理危及国家能源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要加快海外资源多元化投资，确保海外重要资源的稳定供应，减轻进口资源价格变动对国内经济的损害，尽可能降低“资源安全”风险。
4．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绿色环境标准及生态安全监控体系，特别是集中在产业低端的生产企业和资源性出口企业，要加快建立进出口预警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通过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环境付费政策，迫使企业必须支付环境成本，约束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或鼓励企业进行绿色生产，从源头上防止发生重大的危害生态安全的事件。
5．逐步建立更加完备的资本市场开放体系和资本监管机制，当前要加快改革外汇体制，完善汇率形成机制，避免国外短期资本的冲击，防止国内金融资本泡沫膨胀。在改进金融监管和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建立起对外贸的完整金融支撑体系和公共财政体系，可进一步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
6．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完善针对弱势群体的福利模式，避免为出口数量增长而牺牲劳工福利乃至国家整体福利的做法。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健全社会成员的共同福利制度，防止产生外贸“贫困化”，防止社会利益阶层分化而引发的社会危机。
7．进一步完善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抓紧建立健全境外风险的识别、监测、控制和化解机制，特别是要加强对期货、外汇炒卖、金融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业务以及对外收购兼并、担保等资本运营活动中的重大决策监管，加强对国有资产安全的监管，严格控制财务风险。
8．中国已进入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峰期，要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还需要在安全战略上选择“增进合作、互利共赢”的国际发展模式，积极参与全球或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进程，包括参与亚太经济合作、欧亚经济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等等，我们要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消除各种潜在的贸易摩擦，在实现共赢中化解可能增大的风险。
总之，我们要用全球战略眼光谋划发展。面对日益开放的世界，我们只有坚持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程度与水平，增强对国际资源、国际市场的主导能力，这才是我们防范开放型经济风险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