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程中，不平衡发展战略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平衡发展战略在我国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区域政策重心的转移上。这种转移到目前为止共经历了三个阶段：以经济效率为重心的发展阶段(1978—1990年)、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发展阶段(1990——1999年)和以注重公平为重心的发展阶段(1990——现在)。[1](10-15)在区域政策重心转移的过程中，以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标志，的区域政策实现了第三次转移，即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实施6年来，对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政策效果较好，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另一种观点以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事实为依据，认为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由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而且能否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是攸关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比较准确地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发展中进行政策的调整和优化。
为了揭示西部开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选取四川省为例进行经验分析，因为在西部十二省区中，四川省的经济实力最雄厚、经济基础最好、人口最多，对整个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大，也最具有代表性，例如：2000年，四川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西部地区的30．70％，即使到2004年，这一指标仍然达24．51％；而且，同期四川省的人口总数占西部地区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44％和23．90％(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5年)。本文将在考察四川省的各项经济指标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情况基础上，揭示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并进行相关的原因分析和政策调整思路探讨。
二、理论框架
经济发展是一个比经济增长涵义更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仅指经济在数量上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以及由经济增长而引起的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注重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例如以雷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和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为代表的“线性阶段模式”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线性转变过程。而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居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统治地位，以阿瑟·刘易斯(AlthUJrLewis)的“二元结构论”和霍利斯·伯利·钱纳里(Hollis Burley Ch-enery)的经验分析模式为代表的结构转换模型则认为，经济发展是指由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引起的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需求及生产、贸易结构的变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发展，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二元性仍然十分明显，特别是西部地区尤其突出。二元经济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负面影响，它不利于地区间的经济互补，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难于最优配置，诱发的往往是地区间的回波效应而不是扩散效应，以至于1978年以来我国地区差距呈现出一种先减弱，再增强的“U”型趋势。[2](19—25)同时，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由于二元结构的制约，东、西部之间的贸易关系使得发达地区的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能在区域间经贸交易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产业技术劣势就为它们带来更为不利的影响，[3](109-125)从而不利于地区间差距的缩小。我们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加速西部地区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进程，以促进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继而缩小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钱纳里(1988年)在其发展分析模式中从积累过程、资源配置过程、人口和分配过程三个方面，提出了衡量经济发展的十个指标，即投资、政府收入、、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贸易部门、劳动力配置、城市化、收入分配和人口变动，并通过考察各个指标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所发生的变化，得出经济发展的状况。[4]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的实际，并假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国内的人才、资金流动已非常普遍，以钱纳里的指标体系为基础，删减了部分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不大且相关的数据不易获得的指标，而增加了对分析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有价值的指标，最终用以下九个指标进行分析：(1)人均GDP；(2)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3)二产产值比重；(4)二、三产产值比重；(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二产从业人员比重；(7)二、三产从业人员比重；(8)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9)城市化率。选择这些指标的具体原因：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地区经济增长的事实，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因其所使用的统计方法和口径本身会产生偏离事实的结果，但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目前分析宏观经济现象不可或缺的指标。二是投资规模的扩大对于西部这样的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开发政策的实施是否产生了投资增长的效应也是我们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三是二产产值比重的变化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的发展状况，对于处于二元结构转换中的西部经济而言，工业化进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才能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四是二、三产产值比重的变化能够说明地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并能比较准确地反应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五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变化可以反映地区的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市场化水平的高低，以此推断政策对市场发育的影响。六是从业人员比重的变化情况能够很好地说明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反映人力资本的状况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七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变化从地方公共收入的角度反映了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因为在目前我国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国债的情况下，地方公共收入的多寡取决于税收收入和公共收费，只有区域经济状况变化，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才会发生明显变化。八是城市化率是反映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最综合、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它能够说明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高帆(2005年)[5](91-101)基于分工组织和分工水平演进的视角，论证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性，并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势。因此，城市化率对于衡量西部开发政策的效果是十分重要的。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处理
四川省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其经济基础、地理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均较好，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反应相对比较灵敏。我们以此为样本分析，可以大致得出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的真实情况，并可以这样推论：在四川省的实施效果应好于其他十一省区。如果四川省的开发效果都不理想，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其他各省区的实施效果更差，政策效果不显著。本文选取四川省1992—2004年的经济数据，其中1992年的数据为基期，即西部大开发前后各6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数据来源于2003年《四川省统计年鉴》及2004—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处理过程，分两步进行。首先出各指标年度间的增长率，即将人均GDP、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换算成相应的增长率，将产值比重、从业人员比重换算成相应的比重变化率，将城市化率换算成城市化率的变化率。然后，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当年为界进行数据分组，即把1993—1998年的数据分为一组，1999年后的数据为另一组。这种处理方式是基于以下原因考虑的：(1)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尽管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相对于东部地区明显要慢，但经济持续增长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以各指标变化率的大小来衡量西部大开发政策结果会更客观、更具有实际意义；(2)由于宏观经济的运行本身存在波动性；故以各指标在一定时期内的均值作为目标变量更为可靠，而本文的研究旨在检验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相关指标是否有显著的变化，并以此来确认西部开发的政策绩效。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事件分析(Event Smdy)的研究方法，并借助Excel及SPSS l0．0软件进行分析。事件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资本市场，它用于分析某一事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即在假定市场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前提下，某一事件的影响和效用将被迅速反映到资产的价格变化之上。所以，事件分析的方法也同样适用于涉及到整个宏观经济的事件，如税率的调整、实施新政等。事件研究的要求一般比较严格，它要求市场对信息可以做出及时的反应，而且在事件窗口之中，不存在其他重大的事件信息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考虑到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经济背景之下，同时，在实施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中国并未采取其他重大的地区经济政策，即便是自2003年开始实施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以及在西部大开发前发生的抗洪救灾事件、东南亚危机和大开发之后发生的“非典事件”均未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过大的影响，特别是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显得更小了。因此，本文的研究做出以下假定：自1999年以来，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重大事件就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基于此假定，进行比较大开发前后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看其在统计上是否显著，继而得出实证分析结论。
具体分析中，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单因素方差分析法也叫一维方差分析，是检验由单一因素影响的多组样本某因变量的均值是否有显著差异的问题。如果各组之间有显著差异，说明这个因素对因变量是有显著影响的。本文把西部大开发政策作为惟一的影响因素，分析该因素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我们假定：如果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较好，那么各项指标的均值应明显高于西部大开发前的数值，而且，在方差显著性检验上应该是能够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方差一致的零假设，即确认均值存在明显的差异。
(三)研究结果和解释
首先，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1。
从表1可知，九个指标中，除城市化变化率指标在大开发后的均值略高于大开发前的均值外，其余八个指标的均值都小于大开发前的均值。其中，人均cDP增长率、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增长率、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率四个指标大开发前的均值都远大于大开发后的数值，差额在5％—10％之间。而从各指标的标准差来看，除二、三产产值比重变化率的波动性大于大开发前的数值外，其余指标的标准差均都小于大开发前，这说明大开发后的各项指标的波动性较小，发展变化较大开发前更稳定。标准误差及置信区间的结果也证实大开发前的各项指标的均值波动性较大，而大开发后波动性较小。不难发现，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经济发展水平并未表现出所预期的大发展。
其次，进一步考察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
表2显示，各指标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为：
(1)人均GDP增长率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上，都不能拒绝大开发前后的方差一致性的零假设，即大开发前后的两组数据的均值没有明显差异，方差一致性检验的结果同样印证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人均GDP增长率并无显著变化，政策效果不明显。
(2)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增长率指标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上，都不能拒绝大开发前后的方差一致性的零假设，即大开发前后的两组数据的均值没有明显差异，方差一致性检验的结果同样印证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增长率并无显著变化，总投资额增长率并未因实施大开发政策而改变。
(3)二产从业人员比重变化率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上，都不能拒绝大开发前后的方差一致性的零假设，即大开发前后的两组数据的均值没有明显差异，方差一致性检验的结果同样印证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二产从业人员比重变化率并无显著变化，这说明实施大开发政策并未产生加速区域化的。二、三产从业人员比重变化率指标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也表明，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上，都不能拒绝大开发前后的方差一致性的零假设，即大开发前后的两组数据的均值没有明显差异。但另一方面，方差一致性检验的结果却显示，虽然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能否定方差一致的零假设，但在10％的显著水平上有理由拒绝零假设，说明二、三产从业人员比重变化率大开发前后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对比二产从业人员比重变化率，可看出，大开发后，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明显上升。
(4)二产产值比重变化率指标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上，都不能拒绝大开发前后的方差一致性的零假设，即大开发前后的两组数据的均值没有明显差异，方差一致性检验的结果同样印证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促进工业的发展方面政策效果不显著，地区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并未明显加快。对二、三产产值比重变化率指标的分析同样表明，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上，都不能拒绝大开发前后的方差一致性的零假设，即大开发前后的两组数据的均值没有明显差异，这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于加速区域经济二元结构转化的作用甚微。
(5)对于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而言，分析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可以拒绝方差一致的零假设，方差一致性检验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即使在1％的显著水平下可以拒绝方差一致的零假设。这说明，大开发前后的两组数据的均值存在明显差异，但对比描述性统计结果，会发现大开发后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并没有明显增长，相反，该指标的增长率明显低于大开发前的数值，可能的原因是近几年来，由于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造成西部地区在国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当然，分析结果至少也表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
(6)对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率的分析结果表明，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上，都不能拒绝大开发前后的方差一致性的零假设，即地方财政收入在大开发前后的两组数据均值没有明显差异，说明大开发战略并没有导致经济的快速增长，致使地方财政收入增幅缓慢。
(7)城市化变化率指标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上，都不能拒绝大开发前后的方差一致性的零假设，即大开发前后的两组数据的均值没有明显差异。不过，方差一致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可以拒绝方差一致的零假设。说明城市化变化率指标在西部大开发前后的均值是有差异的，但在统计上并不太显著。
综合来看，本文所选取的九个指标中，只有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方差一致性检验能够显著地拒绝零假设，即大开发前后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但其均值是大开发前的数值显著大于大开发后的数值，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并不相容。因此，从分析结果来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加速区域经济二元结构转化，缩小东、西部之间发展差距的作用至少目前并未凸现出来，政策效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四、简短评论和思考
国家制定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为了通过区域经济政策的倾斜，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资金投入，并在对外开放、税收、土地、资源、人才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以促进西部的发展，同时，加强东、西部的互动发展，从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大开发政策实施6年来，特别是1999—2003年间，国家启动了许多大型投资项目，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倾斜，同时在财政税收方面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然而，本文以四川为例的研究表明，西部大开发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1．西部地区本身的原因。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相对较差、自生能力较弱，致使对政策的感应度不强。利用政策是需要条件的，由于西部地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严重滞后，许多优惠政策并没有条件使用。同时，由于企业投资效率低，经济效益较差，在与东部地区进行贸易交往中，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呈现出贫困化增长之势。另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市场容量狭小等因素的制约，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优势生产要素，诸如资金、人才、技术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的效应日益增强，致使西部地区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进程中，资金、人才、技术方面的不足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相关的优惠政策并未产生实际效果。
2．西部大开发政策方面的原因。大开发的政策力度偏小，影响力有限。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在运动中实现增值，而且人力资源也是如此。因此，只有人们能够预期到未来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存在增值机会，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才会自动流向西部地区，而当资本和人才都具备时，二者的结合必然导致技术进步的诞生。所以，在西部地区经济条件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引进资金、引进人才的努力无疑是徒劳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借助国家区域政策重心转移的战略时机，加大向西部倾斜的力度，改善西部的经济条件，提高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竞争的能力。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否则，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将被边缘化。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就是高附加值的活动倾向于集中在特定的地方，以产生效应和提高规模的回报率，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开放的、运行良好的市场不需要形成高收人地区和低收入地区这两部分之间的趋同，而是可能产生发散，即两极化。也因此，市场经济越是完善，政府的介入越是必要，政府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越是不可替代。
3．研究的局限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通常实证分析的结果与研究方法、样本选择等方面有密切关系。西部大开发战略仅实施了六年多的时间，而经济发展是一个多指标的综合反映，其过程相对于经济增长较为缓慢，所以，囿于数据方面的原因，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并未准确反映了大开发政策的实际效果。当然，即便如此，人均CDP、投资额等指标的增长率变化与大开发前无显著差异的分析结果，仍然是值得注意的。从理论上讲，一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产生短期冲击是必然的，而且极其有可能产生持久的冲击，从而改变经济发展的轨迹，[6]比如说：如果西部大开发政策确实有效的话，那么它至少在短期内使投资、产出以明显高于未实施政策时的幅度增长，而且可能从此保持高速增长。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实施一项政策，而财政税收政策本身也并不是一项纯粹的经济政策。地区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央实行的地区倾斜政策造成的，Démurger et al．2001)[7]以FLeisher和Chen(1997)[8](220—236)认为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优先投资是中、西部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本原因。从对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的原因分析看出，只有政府加大政策力度 ，一方面通过优惠政策进行优先发展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地区经济基础，发展壮大工业经济，提高西部地区对国家开发政策的敏感度，并使两个方面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才能最终达到通过西部大开发明显增强西部经济实力，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政策目标。当然，尽管本文倾向于加大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力度，但对于加大财政、税收政策力度可能产生的实际效应，仍然值得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经济环境进行认真研究。
主要：
[1]刘乃全，贾彦利．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演变及整体效应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5(1)．
[2]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3(3)．
[3]张阿玲，黄伟，张华．地区经济差距根源的区际产业经贸关系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C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