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应有利于体制转型
今年上半年各项主要指标表明，经济运行总体趋好，全面平稳回升。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所谓积极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标志着经济开始走出谷底，另一方面有利于协调增长、和改革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积极变化主要表现在：
——GDP增幅达到8.2％，扼制了GDP增幅连续7年下滑的势头，标志着走出了本周期的谷底。
——回升曲线平稳，没有出现骤降骤升、大落大起的强烈震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1992年下半年经济过热与上半年形成巨大反差，前后相差10多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启动经济的政策措施比较稳妥，吸收了的教训。
——货币当局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适当的。近两年，由于内忧外患，市场需求增幅下滑，GDP增幅持续递减，理论界鼓吹全面放松银根的呼声很高，主张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搞通货膨胀。货币当局比较冷静地分析了经济形势，顶住了这股压力，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既有效地支持经济回升，又防止了继续加深潜伏的危机。
——出现了投资、消费、出口三要素同向、全面拉动经济回升的好兆头，扭转了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唱独角戏的局面。
——及时抓住了亚洲地区经济复苏的有利时机，配合出口退税等鼓励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外贸，扭转了出口下降的颓势，实现了进出口半年均破千亿美元的记录。缓解了内需增长乏力的矛盾。出口结构有所改善。一般性贸易出口增长52.2％,比加工贸易出口高出20个百分点。
——投资结构有所改善，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扭转了去年增速下滑的势头，而且扼制了一度出现更高改造投资负增长的状态。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而更新改革投资同比增长22.9％。这不仅有利于拉动经济回升，而且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和推动产业结构开放。
——在拉动经济回升中，主管部门注意协调增长与改革的关系，通过改革，运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比如，财政部门建立了“中央社会保障专用基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对社会稳定、改善居民收入和消费预期起了有益作用；人民银行上半年公开市场操作进行了23次，累计向商业银行融出资金1031亿元。公开市场操作已成为央行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和影响市场利率走向的重要手段，央行正在着手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加快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育与协调发展。
——近两年经济增长下滑，财政和税收部门千方百计组织收入，使政府财政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不仅保证了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且使政府有实力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状态好于去年，经济年增幅开始缓慢回升，势头趋好。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应当全面，防止片面性，防止盲目性。
现在有两种看法值得注意：一种看法，认为经济回升纯粹是靠打强心针，人为地刺激，暂时促进它起死回生，最终还要掉下来，陷入长期衰退泥坑。另种看法，认为经济自此已经到了重要转折时机，将实现良性循环，进入快速、稳步、高质量的增长平台，下世纪初10年GDP增幅将稳定在7％－8％的水平上。这两种看法各自都有自己的论据，对这二种看法应当持分析的态度。
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趋好，宏观调控已见成效。为了巩固已取得的初步成果，进一步推动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看来扩张性经济政策不能就此止步。但是有必要认真全面3年来的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这里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供。
——宏观经济政策要处理好拉动经济和化解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关系，决不能以加重加深潜伏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为代价，来实现暂时的快速增长
中央领导人多次明确地指出：我国潜伏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我们成功地阻击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侵袭，但我们自身的危机并未消除。这种危机是不可能自发地自我消除的。而且，现在这种危机与社会不稳定交织在一起。一旦爆发便不可收拾。
现在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从拉动经济、增强经济实力的角度看，它对化解危机有积极作用；但同时它大幅度增加了财政赤字，增加了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中央财政对国债依存度已超过6．2％），增加了银行的不良贷款，因而又加深了现有财政金融危机。现在GDP年增幅下降势头遏制住了，让财政和金融背上的包袱却更沉重。继续增长国债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实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必须把握好“度”：即不能以牺牲财政金融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求得GDP近期快速增长。
——政策效应与体制效应的关系
在拉动经济增长，实施反周期对策中，政策作用和体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二者比较，政策的效应来得快，但它是外生变量，不能持久；体制的效应来得慢，但它是内生变量，作用持久。目前我国处在转型时期，体制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拉动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还不完全具备。决不能因此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财政货币政策上，忽视从体制改革中寻找出路。需知，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都是以特定的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的。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扩张性政策，而是强调这项政策应当有利于体制转型，不能给体制转型设置障碍。我国经济能否尽快地实现良性循环，最终决定于能否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应当把体制效应摆在首位。
对当前市场有效需求究竟是不足，还是增长乏力，尚有不同看法。但两种看法有一点共识：都主张增加有效需求，不过，增加有效需求的目标又有不同看法。“通货紧缩论”者认为目标是双重的：拉动经济回升，刺激物价回涨。按照供求决定价格的思路，只有全面放松银根，刺激需求上升，改变供大于求，才能遏制物价同比持续下跌的趋势。去年GDP年增幅7.8％，物价为负数；今年上半年，GDP增幅达到8.2％，消费物价上升0.1％，零售物价下降1.9％。按照“通货紧缩论”的逻辑推论，只有把GDP增幅再翻一番，物价才可能止跌回升。但经验证明，GDP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是我们的经济无法承受的。我们已经吃够了经济过热的苦头。看来，需要为所谓“通缩”另寻出路。
——拉动市场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
建国至今，我国依然是农村人口占80％的农业社会。改革前，为了加快化，实行了城乡分流的制度，把广大农民紧箍在土地上。改革开放后，农民可以“离土”但不能“离乡”。现在，城市和农村在机制上形成巨大反差，城市基本上实行市场经济，而农村在很大程度依然实行计划经济。这是当前农民收入停滞不前，农村市场疲弱的重要原因。现在，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排斥在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把农民排斥在外；失业人口统计，不包括农民；至少城市依然沿用牺牲农民利益的办法来保城市职工就业；农民得到了土地使用权，但远未取得经营自主权；谷贱伤农，但没有一个同业协会为农民说话。政府现在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的重大举措，但如果把9亿农民排斥在市场经济体制之外，如果不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的格局，是难以取得成效的。
——扩大内需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这二者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实际上在当前形势下十分密切。举例来说，现在人们都承认，我们的财政已经无力承受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压力，吃皇粮的人太多，改革以来行政管理费的增速远远高于文教经费，机构越来越多，人员编制越改越大，形成恶性循环。
人们都叫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但实际上预算外资金这块数额比预算内收入还大。各级政府、各种机构都设了小金库。什么问题？体制！再者，重复建设屡禁不止，银行上积累了大量不良债权。怎么造成的？政府领导人要追求政绩。此外，更不用说腐败侵吞和浪费了巨额的稀缺资源。为什么腐败久治不愈，愈演愈烈？恐怕要从体制上找原因。还有，国企改革步履维艰，收效甚微。“穷庙富方丈”现象随处可见。伪包装以劣充优，各行各业俯拾皆是。腐败和不正之风已经玷污了改革大业，侵吞改革成果，危及到改革目标。
——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关系
这是投资方向的问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依存，不可偏废。前者是为了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增强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需要；后者是实现工业化和化、赶上发达国家的需要。前者对后者起着引导、提升的作用。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基础。这是政府产业政策应当关注的问题。现在出现一股高科技热，但如果传统产业技术改造遭到冷遇，势必导致技术两极分化。
——增加有效供给和增育经济新增长点
解决当前经济增长乏力，要从增加有效需求和增加有效供给两方面着手。说到增加供给，有一种论调认为现在消费无热点，投资无方向。一句话，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种奇谈怪论一度充斥报刊，误导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尚未完成，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装备亟待改造；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人民生活刚刚解决了温饱，基本生活资料供给虽有保证，但是、医疗保健等仍然严重短缺，居住远未达到“居者有其屋”的水平。令人惊奇的是，当我们的投资者为“无热点”困扰的时候，外国跨国公司却纷至沓来，把中国市场看作是待开发的沃土。所谓“无热点”云云，说穿了无非是市场逐步规范化使那些热衷于牟取暴利的寻租者失去了“热点”。
——扩大内需和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
我国是人多地广的大国。这是当今世界上潜力和容量巨大的市场。它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既创造了极其广阔的余地，又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动力。满足和开拓内需是经济工作永恒的主题。对外开放说到底也是为扩大内需服务的。20年来，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占了一席之地，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大举进入我国市场。三年前我们明确了扩大内需的方针。从实施结果来看，扩大开放和扩大内需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矛盾，需要加以协调。比如，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机械设备，目前大约65％靠进口，而国内机械工业闲置生产能力超过50％。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完全起到扩大内需的预期效果，相反地，通过进口转化成了扩大外需。在国际市场上，只承认竞争的铁律，决无“仁政”可施。没有哪家跨国公司会因为我国经济不景气而给予救急。报纸披露：有家欧洲跨国公司大举进军我国家电市场的同时却又在欧盟与其同伙以倾销罪对我国进行起诉，阻制我国彩电等进入欧洲市场，毫不心慈手软。
以上列举的种种问题表明，导致我国近7年经济增速递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经济转型过程中诸多矛盾交织的产物，需要综合调治，从长计议。近两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收到了拉动经济回升的功效，但是引发经济走势下滑的深层次矛盾并未解决。说自此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为时过早。
在经济转型时期，如何有效地实行反周期对策，如何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已经有了初步成功的经验，但也有值得汲取的教训。更有尚待探讨的诸多难题。我们面临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从本本里找不到现成答案，也无外国经验可供借鉴，只能靠我们自己不断探索、不断积累，这样才能使我们在驾驭宏观经济中逐步走向更加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