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国家传统家庭机制与经济发展──兼论对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启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庭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
化的影响也是重大的。
一
西方的家庭是建立在个人主义文化之上，而儒教文化圈的国家的家庭则是以集团主义为基础。与西方的家庭相比，儒教国家传统的家庭机制从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的角度
来看有如下特征：
(一)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亲属关系。 宗法血缘关系是儒教国家传统家庭的基础，亲属是人们的主要社会关系。在古代社会，由于人们生活圈子的狭窄，血缘、亲缘关系便成为人们重要的人际关系。通过血缘和亲缘，人们结成上、经济上相互依赖，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亲属集团，形成宗法社会的基础。在西方，人们当然也重视血缘和亲缘，但更重视个人加入社会以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人们对家庭内部成员和家庭以外的人的态度并无太大差别。儒教的血统观念导致明显的内亲外疏、内外有别的区别性，是一种落后的思想。但如果亲属关系处理得好，能够造成良好、和睦的社会环境，使个人和家庭都得到健康的．并进而烘托出整个社会友爱、亲睦、和善的氛围，增强人们对家庭、社会的向心力和认同心理。
(二)以“孝”为原则的家庭文化秩序 。在西方，人们是利用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市民社会或社会契约的原理来维护社会和家庭的秩序，而儒教文化中的家庭秩序却是靠
“孝”的集团主义原则来维护的。《论语·学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可见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它要求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与尊敬。古代关于孝的宗法道德容易造成“向前辈看齐”的家庭机制，迫使子女把父母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这是以孝道维护的家庭专制型关系。但它又是基于联系和长期共同生活中产生的子女对父母的信任、依赖、尊敬与感激之情，使儒教国家的家庭比西方的家庭有更大的凝聚力和更多的天伦之乐。
(三)以“家庭至上”为基础的群体意识观。 儒教国家的家庭有一个鲜明特征，那就是家庭至上。“家”是人们观念中最重要的社会群体。家庭至上的观念的实质是以家庭为一利益群体，个人利益服从家庭群体的利益，这一心理态势强化了人们的群体意识。首先是注重整体价值。所有的个体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消融于整体的关系之中，整体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其次强调和谐、平衡，抑制冲突、创异。家庭成员有剪不断的亲情，无论有什么矛盾，关起门来总是一家人，人际关系是“和为贵”。第三是重视公私之辨，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家庭本位观要求人们在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相冲突时服从家庭利益，形成传统的公私义利观念。家庭至上的群体意识观忽视个人、反对立异，甚至走向程朱所宣扬的“存天理，灾人欲”的极端，但这种精神经过批判改造，可以充实集体主义的原则。
(四)以“家”为基础的家国一体化。 人们把“家”的意识加以延伸，小而家庭、家族，大而家乡、国家，无不与家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家的意识不光维系传统家庭内部的和谐与统一，而且辐射到家庭外部，成为维系国家和谐与统一的文化基础。国家是一个大“家，我国即有“社会主义大家庭”之说。家庭本位的文化观巧妙地转化为国家利益至上的伦理基石。另外，把家庭的“孝”引入国家，成为对国家“忠”的原则，以及建立在家庭纲常基础上的社会伦理道德，牢固地建立起家国一体的观念，使得个人或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易于调和，就象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一样。西方国家由于分权和市民社会的传统，人们基本上没有儒教文化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家国一体观不可避免地造成狭隘性与封闭性，但它体现了家庭意义的扩大，易于步调一致和形成共同目标。
以上列举了儒教家庭文化的主要特征，它们决定了家庭集团主义在经济生活中有如下的行为模式：
(一)忠、孝原则之下的集团管理。 忠、孝一致是儒教最基本的行为模式，是处理家庭内外人际关系的准绳，儒教文化圈的国家长期以来就是在这种行为模式中发展起来的。在现代化过程开始前，忠孝一体的人际关系已经变得僵硬，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但是，现代化过程开始后，人们在利益动机驱使下，个人财富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时忠孝秩序反过来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许多儒教国家如日本、新加坡等尽管化、城市化的进程迅速，但在集团组织的管理方面，忠与孝维系的人际关系并无大的变化，儒家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作为一种核心文化仍保留下来，这已成为儒教文化圈国家在管理方面的一大特色，它在经济政策、对外贸易、企业经营等方面，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带来了高效率。
(二)企业经营上的家庭一体化 与西方国家相比，儒教国家在企业这类社会集团当中，人际关系截然不同。儒教国家的企业当中，人们虽然地位不同，但有一种家庭一体的感觉。而西方国家的企业里，上下级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人际关系完全靠个人主义原则来处理。
儒教文化圈的国家，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家庭共同体，企业成员间保持着家庭般的人际关系。在日本，企业是扩大了的“家庭”，在南朝鲜，许多企业也把职员称为家庭成员。我国亦有“以厂为家”之说。西方国家的企业基于个人主义传统，成为能力、效率、机能的结合，但从整体效率和长期投资的角度看未必胜过儒教国家的企业。在西方国家，低能的人会毫不留情地被社会所淘汰，作为个人必须加倍努力，这自有其优点，但作为社会整体，就未必产生高效率，因为这样的社会机制易导致社会动荡。儒教国家当然也重视才能，但更重视人性。一个人即使能力不强，但只要诚实工作，就不会为社会所抛弃，就象家庭成员不会为家庭所抛弃一样。
近代西方经济管理理论也出现了借鉴儒教国家集团管理经验的倾向，如美国管理学家梅奥依据著名的霍桑试验创建了人际关系学说。它的第一条要点即认为企业职工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社会人，他说：“人是独特的社会动物，只有使自己完全投入集体中，才能实现彻底的自由。”他认为工厂的工人不单追求金钱收入，还向往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他批评了工业社会的某些方面造成了“社会解体”和“不愉快的个人”。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显然与儒教的家庭集团文化有相通之处，这亦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儒教家庭集团文化依然有其生命力。
政策来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企业基于个人主义和自由经营制度，完全按自己的目的行事。在儒教国家中，政府和企业容易相互理解，达成一致。但企业自律性不如西方国家企业强，政府亦较易干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四)健康的劳动观和敬业精神。 人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工作，人们在劳动中是否勤劳认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儒教国家由于家庭集团主义的文化传统，人们为了家的兴旺，国的繁荣，一般都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日本人的工作精神就是世界闻名的。
我国属于儒教文化圈，尽管开始化进程以来，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家庭机制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正如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成分依然保存了下来一样，我国的家庭机制的一些核心特点并没有改变，亦具有上面列举的某些文化特征，并在经济生活中作为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表现出来。我们应该具体分析我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正、负面影响。例如：的家庭动员力和创业精神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家庭的忠诚是人们勤奋工作和学习的动力，人们愿意为家庭牺牲个人利益。管理人员和劳动力比较稳定。不利的因素，如传统家庭机制的某些方面与经营和现代的高效率企业不相协调，一些企业落后、效率低。企业内部吃大锅饭，不鼓励个人突出，讲裙带关系，难以实现奖惩制度。一些企业不容易和外界合作，也不容易利用外界的人才，企业难以发展壮大，等等。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成功地发挥了传统家庭机制的某些积极因素，如以家庭为单位实行联产承包制，充分调动了农户经营的积极性，使我国农村经济跃上一个新的台阶等。另外随着中国家庭的变化，一些不利因素正在消失。如歧视妇女的因素缩小了，妇女的程度大大提高。随着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民主气氛有所增强，等等。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性质亦发生了变化，更多地依靠先进技术而不是大规模生产的机器，质量的重要性增加，使得灵活的小企业能够和大企业竞争。美国著名的社会学教授马丁·忏特认为，一度被认为不适应社会的中国家庭机制其实是适应现代的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比美国的注重个人的家庭机制更适应。
四
结合其他儒教文化圈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今后应注意继续发掘传统家庭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把它们应用于经济生活．由于这是以民族文化的精华为根基，容易为社会所接受，从而易于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
(一)重视家庭农业、家庭企业的作用。 香港和都有不少家庭小企业，也有家庭大企业，其中具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中国可以把发展家庭企业与发展私营、民营经济结合起来。
(二)加强家庭“所有制”。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产权的交换。西方国家的资本基本上是个人所有，而儒教国家是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的。我国的产权过去是极度偏向国家这一头，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但如要实现彻底的私有化，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角度都不易实行，作为一种缓冲，在发展家庭企业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家庭的财富，加强家庭“所有制”看来是比较可行的。
(三)充分运用家庭集团管理的经验。 我国的不少企业特别是一些国营、集体企业管理落后，效率低下。在借鉴西方管理理论的同时，应充分运用儒教文化的家庭集团管理经验，如一些企业创建企业文化，强调职工对企业的忠诚等，取得不少成效，今后应继续加强，使企业员工真正做到“以厂为家”。
(四)恰当地发挥政府的经济作用。 家国一体的传统文化使得政府与企业结为一体，我国以前在这方面是政企不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经济改革亦不应走向另一极端，忽视政府的经济作用。我们应该立足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充分利用政府与企业联系紧密的优势，在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的同时，政府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计划，调控经济发展，发挥政府在组织、管理经济中的作用。日本、新加坡等国在这方面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五)重视发展企业集团。 日本的企业集团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企业集团是扩大了的家庭，它的成功与日本的扩大家族主义的秩序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由于我国家庭主义的传统文化与日本的扩大家族主义的文化最接近，所以我国今后有必要也能较容易地发展企业集团，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的经济迅速崛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也取得较大成功，这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找到部分原因。现在我国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进步之处以及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原理的同时，要充分发掘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家庭文化的精髓，为我国的经济现代化找到切实可行的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