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组织若干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对我国产业组织研究的进展进行梳理，分析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对于推动产业组织理论的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对产业组织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分析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尽可能把相关的包括进来。国际上采用得最多的是列出一系列重要的杂志，从这些杂志发表的文章去研判研究的进展。我们在对2003年产业组织若干问题研究的进展进行梳理时，也采用了这种办法。除此之外，我们还运用了专家讨论、对国内研究产业组织的相关学者、研究机构进行追踪的方式，以弥补重点杂志分析法的不足.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产业竞争力与竞争力、企业退出、企业与产业集群、产业组织与企业的资本结构、市场结构与产业绩效、垄断行业改革与政府管制等领域于2003年的一些研究进展进行了讨论。

　　一、产业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研究

　　我国的竞争力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此后竞争力研究受到了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势。虽然如此，但在竞争力的计量上及竞争力研究与主流的接轨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03年金碚教授承担的中国社会院重大项目《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完成，出版了两本较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竞争力经济学》和《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把我国的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竞争力研究的前提是异质性，是企业、国家或地区的异质性。对于国家或地区的异质性，主流经济学并不反对，国际贸易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但企业的异质性与主流经济学不相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模式都假定企业是同质的。所以，竞争力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是与主流经济学范式不相容的。但竞争力研究更接近实际，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建立竞争力的经济学范式就很有必要。做好这项工作的必要前提就是对相关的竞争力思想进行梳理。金碚在《企业竞争力测量的理论与方法》及由其主笔的《竞争力经济学》中，从跨学科的角度对相关的竞争力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在这两篇著作中，金碚指出，无论是一般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还是区域经济学及区位经济学，它们的基本假定都是：个人和企业都是理性的，所有个人决策和各个企业的行为都是没有什么本质差异的，至少在经济决策的原理上是一致的。这样，所有的企业都被假定为其是输入一输出原理完全相同的“黑箱”，即所有的企业“黑箱”都按经济人的理性行为进行决策。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很难解释，现实中为什么即使各方面的条件都相同，仍然会是有些企业成功了，有些企业失败了；而且，即使假定有些企业之所以成功是由于拥有某些有利的条件，而另一些企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处于某种不利的条件，那么，为什么有些企业会注定处于有利地位，有些企业却只能处于不利地位?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为什么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呢?可见，如果坚持严格假定企业行为的相同性，把企业视为严格具有经济人理性主义行为目标的“黑箱”，则竞争力的分析就难以继续深入。所以，对企业竞争力的研究开始深入企业内部，即打开企业“黑箱”，这样，企业不再被假定为同质和严格按经济人理性主义原理进行决策和活动的最小经济单位，而被假定为是具有复杂内部结构、行为差异显著的有机体。

　　企业异质性假定前提的确定，为企业竞争力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出发点。在确定以企业异质性为前提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金碚教授领导的“中国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在企业竞争力计量方面开发了“中国企业竞争力监测指标体系”，并运用该项指标体系对中国的上市公司竞争力进行了监测评估，出版了《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这是国内第一本企业竞争力报告。这个指标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把企业竞争力的计量划分为三个方面，规模、效益、人气指数。这与波特教授提出的企业竞争优势的三来源(成本、差异化和聚焦)模式不同，新的竞争优势三来源模式的提出，有可能为企业竞争力研究开辟出新的空间。

　　竞争力研究的另一个与我国实际相联系的方面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吕政在《论中国王业的比较优势》一文中提出，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还将保持下去。但劳动力成本优势能否转化为竞争优势，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一是要有产权清晰，并具有内在推动力的微观制度安排；二是要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机制；三是具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配套条件；四是要有一支素质较高的工人队伍；五是要有一批勇于开拓创新和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六是要有以服务为本的高效率的政府。在此文中，吕政还提出了劳动力便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制造业的低工资，实际上会造成国民收入的净流出，降低本国居民的福利。从社会再生产的环节看，低工资等于低的购买力，会抑制国内需求，缩小国内市场空间。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企业为了降低生产能力闲置率，必须扩大出口，甚至竞争压价。

　　二、企业退出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张军、罗长远、冯俊在《市场结构、成本差异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中，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行了探讨。其结论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标准，一个行业其国有企业是否民营化取决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成本差异，如果大于临界值，则民营化，反之则反。行业内自发生成的私有企业个数是影响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重要变量，它会降低临界值，行业内民营企业数量越多，民营化速度越快。

　　刘小玄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中认为，企业家的自愿性和积极性是实现民营化的基本前提，如果企业家没有自身的最优目标及其可行的实现方式，没有企业家由此产生的主动性，改制就不可能成功。对于政府来说，选择最优时机是极其重要的，作者证明，在企业净资本、职工补偿和企业家购买力相匹配的条件下，可以实现最优均衡，所以，退出时机的选择切不可以企业的现期收益和成本为基础，而是要以退出成本和退出收益为基础。

　　所有者选择企业退出顺序时，通常会首先放弃效益差的企业，而保留效益好的企业，就是采取企业顺序退出策略。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就开始采用“靓女先嫁”，就是企业的逆退出策略，即所有者首先出售好的、竞争力强的企业而保留较差的、竞争力相对弱的企业。政府为什么要采取逆退出策略，乃至于要用较低的价格完成“靓女先嫁”?张其仔在《国有企业的逆向退出和退出定价》一文中的解释是，在存在棘轮效应的前提下，假如国有企业追求利润，预算约束强化，为了使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可行，政府有出售好企业的动力。政府实施逆退出策略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由于政府从提高保留下来的企业效率改善的角度评价国有企业出售的合理性，政府采取低价的逆退出策略就不难理解。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现有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而且有利于私有企业的效率提升，总体社会福利会因此得到改善。当政府要求国有企业追求利润之外的多重目标时，政府出售好企业的倾向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在多重目标中，利润的权重越小，政府出售好企业的意愿会越明显。相反的是，当政府运用行政职位资源为经理提供晋升激励时，却有助于把好的企业留在国有企业之中。这个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预算约束硬化的条件下，政企分开需要配以逆退出策略的推进，才能实现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目标。

　　与上述讨论国有企业退出问题不同的是，张维迎、周黎安、顾全林对经济转型中的企业退出机制进行了讨论。他们运用1995—2002年所有的获得高新技术认证并呈报有效年度报表的企业数据进行计量研究后发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力量的重要性已日渐上升，企业负债成为制约企业生存与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净资产负债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退出影响不尽相同，国有企业总体上不受影，向，而且其行政隶属关系越高，所受影响越小，但净资产负债率对非国有企业则形成显著压力。他们的研究还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隶属关系和所有制性质本身对企业生存提供的保护作用正在递减，劳动生产率对企业的生存作用正在递增。

　　三、企业网络与产业集群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间网络作为一种富有竞争力的组织形式，日益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并迅猛发展，很多企业积极组建企业间网络，通过网络与竞争者进行竞争。企业间网络的发展，对经济学提出了一些新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如企业间网络的边界在哪里?企业网络治理的逻辑何在?

　　为了解释何种条件下网络会替代科层组织与市场，杨瑞龙、冯健在《企业间的效率边界：经济组织逻辑的重新审视》一文中重新审视了组织的逻辑，一个完整的组织理论不仅要考虑交易的维度，还要考虑生产的维度，不仅要考虑资产的专用性、不确性和交易频率，还要把能力纳入其中。企业能力的局限性正是企业间网络形成的重要原因。资产专用性的高低可以作为区别市场和其他组织的标志，却不能作为区别企业和网络的标志。网络具有更好的应对不确性特别是需求不确性的能力。在资产专用性很低，能力又不是很重要情况下，无论是一次性交易还是经常性交易都可以用市场方式进行组织。如果能力很重要，而该能力又为企业所独有，那么即使是一次性交易活动也要在科层组织中进行。在资产专用性很高，能力维度不是很重要时，在经常性的交易中，科层组织是较好的组织形式。资产专用性很高，交易是经常的，而企业又不具备相应能力的情况下，企业间网络将是较匹配的形式。季建伟、邱菀华在《基于企业“套牢”效应的企业边界分析》中，运用重复博弈的声誉模型探讨了套牢问题解决的非一体化的方式，即企业外包、分立等大量出现的原因，其结论是，在计划交易总量不变的情形下，通过减少单次交易数量、增加交易次数，将使交易者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