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实现比较优势动态转换的路径选择——一个文献综述

    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导各国开展国际贸易、调整结构的准则，但是，广大家在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如何成功实现比较优势动态转换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比较优势与中国的出口增长，经济发展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当地区需求偏好同质时，比较优势可以决定出口表现(Balassa，1965；Krugman，1987；Grossman and Helpmen，1990、1991)。Lin、Cai和Li(1996)的研究表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民经济从资本密集型的、以重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一转变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在过去20年中极大地刺激了贸易和经济的增长。
   
    那么，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贸易的增长，进而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Chang和Ping(2002)的研究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他们首先用RCA方法度量了中国(1980-1998年)各行业(SITC0-8)的显性比较优势，结果表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仅仅在三个资源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这说明我国已基本实现从资源密集比较优势向劳动密集比较优势的转变，但是，我国在绝大部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还处于比较劣势。他们的研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中国整体情况的测度，而是深入地度量了我国不同省份之间比较优势的差异，有意思的是，排名靠前的十个省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而排名靠后的十个省份竟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说明前者已较好地按比较优势原理实现生产优化，而后者却在出口大量使用他们稀缺资源的产品，显然他们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因而其经济的落后就不那么突兀。接下来，Chang和Ping构造了—个贸易均衡方程衡量比较优势与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方程既包括需求面因素，如国外的经济增长和相对价格等，又包括供给面因素，如生产能力和国内价格等，还增加了比较优势因素(Cerra and Dayal，1999；Goldstein and Khan，1985)，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时，比较优势因素的变动能够通过测度其对出口变动的影响。结果证明，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显性比较优势对出口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这也从一个层面上说明，中国正逐步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与此类似，陶俊(2005)用类似的方法验证了Chang和Ping的观点，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渐扩大和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中国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逐步与其劳动资源密集的禀赋相吻合(张小蒂、李晓钟，2001、2003)。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比较优势可以合理地解释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和数量的变化。
   
    进一步深入到行业和地区内部，可以看到，行业和地区的经济稳定、健康增长也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研究所课题组(2001)根据比较利益理论，采取“区位商”方法，以现有统计提供的增加数据为基础，加工生成各区域产业的“相对份额”指标，据以反映各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达到识别地区比较优势的目的。他们的研究表明，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各地经济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再加上各地先天资源禀赋的差异，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比较优势：在农业领域，从优势到劣势的区位排序为西部、中部、东部，它们的贸易比率(即外销——内部需求比率)依次为34%、27%、—21%(负值意味着靠进口满足内部需求的比率)；在工业领域，从优势到劣势的区位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它们的贸易比率依次为4%、-2%、-15%；在服务业，从优势到劣势的区位排序为东部、西部、中部，它们的贸易比率依次为6%、-4%、-11%。各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形成了东部工业、服务业发达，西部农业化程度较高的竞争局面。
   
    从前文的分析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比较优势的准则选择生产并发生交换活动，就能保证贸易经济的健康增长，社会福利水平就会不断提高以致实现最优，且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也会沿着一定的路径自然演进(自然资源密集型——劳动力资源密集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并根据这一理论制定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计划(陈飞翔，1994；Lin、Cai and Li，1996)。但是，理论界还存在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比较利益陷阱”的存在(洪银兴，1997)。比较优势学说过去长期给落后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仍然在起破坏作用，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参与国际分工，将永远成为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领头产业，反而会导致进口漏出和储蓄漏出(前者指发展中国家需要以一部分收入从国外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后者指因国内缺乏投资品工业，国内的储蓄还要漏到国外购买投资品)，这样，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没有产生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效应，从出口生产部门扩大到国内生产部门的经济增长传导路线会大受削弱。富有“非技术劳动”供给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专门生产“非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这些产品的世界需求前景和贸易条件十分不佳，从而陷入停滞的“比较利益”困境之中，这将抑制资本、精神和技术在国内的增长。由于发展中大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规模十分有限，无法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要求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大国也像亚洲“四小龙”那样仅仅依靠有限的几种劳动密集型产品就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熊贤良，1995)。发展中大国不适用比较优势理论，其进出口可以左右国际市场价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需求亦缺乏弹性，市场扩张难度大，贸易摩擦剧烈，贸易条件不佳。在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更是难以为继。从长远来看，最终会失去竞争优势(徐清军，2000)。西方众多学者亦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在适用范围上有极大的局限性，它没有抓住世界经济中取得经济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不可能为制定合适的政府政策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Porter，1990)。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中，自然资源禀赋与要素比例决定一国应该生产什么，但是由于有了世界资本市场，现在世界各国不论位置处在何方，都可以从伦敦、纽约或东京借贷，世界各国(地区)已不存在资本丰裕与稀缺之分了。现代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已把自然资源排除到了竞争因素之外。更有甚者，辛格(Singer，1950、1999)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呈现不断恶化的情况。可见的情况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贸易自由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即使像美国这样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Rourke and Kevin，2000)，甚至是今天，发达国家凭借其贸易垄断地位，仍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这进一步把发展中国家推进了“比较利益陷阱”(洪银兴，1997；邱曼萍、陈洪斌，1998)。
   
    其实，“比较利益陷阱”与比较优势原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本就是对立统一的(林毅夫、李勇军，2003)。作为一把双刃剑，它提醒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首先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准则，同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要规避“比较利益陷阱”，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升级。
   
    二、实现比较优势动态转换的路径选择
   
    那么，中国在选择道路时，应如何既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又能较好地规避“比较利益陷阱”呢?
   
    国内部分学者(邱曼萍、陈洪斌，1998；徐清军，2000；徐建斌、尹翔硕，2002；）认为，对于长期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不能实现的赶超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极容易掉入“比较利益陷阱”，所以应放弃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采用竞争优势战略。竞争优势战略是美国著名学者波特(Porter，1990)提出的经典理论。波特先前研究的重点是战略问题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波特认为企业竞争的优势一般有两种：一是低成本竞争优势，这类竞争优势主要靠特殊的资源优势、普通的生产技术和方法以及发展规模经济取得，这是低层次的竞争优势；二是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这类竞争优势主要建立在通过对设备、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持续的投入和创新获得。两种竞争优势相比较而言，后者更难被竞争对手模仿，从而更有可能在长期中保持下去。后来，波特将企业竞争优势战略扩展到国家的层面，形成了国家战略竞争优势理论。他认为，国家的竞争优势来源于行业优势，而行业优势又根源于企业具有竞争优势，因而国家要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合适的竞争环境，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四种主要因素，另外，政府和机会也是影响企业创新、竞争的重要因素。只有这六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动态的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才能产生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明星产业。波特的理论一经面世就受到广泛关注，也被国内许多学者视为规避“比较利益陷阱”的法宝。
   
    但是，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研究所课题组(2001)的研究认为，“尽管波特是在1990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但是在我们所见到的、90年代末国外的国际经济学著作及教科书中尚未包含此类观点，甚至没有正面提及。关于‘国家竞争力’的概念、‘国家之间是竞争的吗？’等问题，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质疑和否定的看法。因为在经济学家看来，竞争力是与产品相联系的，每个国家都只能在某个或某些产品方向上具有市场竞争力或竞争优势，这就是比较利益理论所阐明的道理，也就是说竞争优势就是比较优势。脱离具体产品的‘国家竞争力’、‘国家竞争优势’是什么呢？……事实上，克鲁格曼对‘在现实中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持否定态度。克鲁格曼的理由是：第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以牺牲国利益为代价来提高本国收入的政策，采取这种政策会招致别国的报复和贸易战；第二，人们无法确切判断或识别某项‘干预动议’究竟是真正符合全体国民利益，还是仅仅满足了个别利益集团的欲望。……在克鲁格曼90年代后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目前尚不足以成为政府制定政策时有用的指南，这是多数学者的共识(Haberler，1990；Markusen、Melvin and Markus，1995)。”似乎，国家竞争战略也不是替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完美策略。
   
    到底我们该如何看待比较优势理论和国家竞争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选择适合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对于这个问题，林毅夫、李永军(2003)的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明确的答案。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和国家竞争战略之间是统一的，充分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波特战略体系中四种主要因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或者说，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国家创造和维持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只有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竞争战略才有用武之地，二者不可偏废。对于这一观点，大多数学者(洪银兴，1997；熊贤良，1995；左大培，2000)都持肯定态度，必须坚持按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在经济“起飞”以后，努力寻找到能够提高我国产品总体竞争力的道路。
   
    至于，我国比较优势升级的路径选择问题，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杨小凯，2001、2003；林毅夫、李永军，2003；陈智远，2002；孙晓刚，2001)，在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过程中，核心的因素是资本积累。一般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的积累；第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能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引进，也可能是一种需要大量资金的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两者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因此，技术进步往往也要受到资本积累程度的局限。所以，国家资本积累的能力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的关键动力。给定劳动力资源的增长途径，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其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的动态过程。只有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企业和产业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国家才能最大程度地积累资本，进而不断实现技术进步，最终获得最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实现国家的竞争战略(林毅夫、李永军，2003；洪银兴，1997；左大培，2000；廖国民、王永钦，2003)。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逐步实现按比较优势安排产业结构，资本积累十分迅速，2004年末，外汇储备达到6099亿美元，居民储蓄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面对资本的初步积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就成为我国比较优势能否成功升级的关键所在。传统的古典贸易理论假设技术是一个外生的不变量，技术对产品生产和比较优势不发生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将技术视为一种内生变量，认为技术进步是获得产品垄断差异和规模经济的—个重要因素(Krugman，1980、1981、1983)。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获得先进技术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其一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其二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技术创新是通过R&D活动来获得的(Grossman and Helpmen，1989、1990；Incas，1988、1993)。一方面，R&D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同样的要素投入能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其表现为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样，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就不断下降，企业能够在市场上获得垄断优势。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够从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计产量越多，生产经验、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边际成本就越下降，这就是“干中学”(Alwyn Young，1991)。一般而言，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输出了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外溢”。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多是通过第二种途径获得。大量的实证研究(Laursen，1999；林毅夫，1999；廖国民、王永钦，2003)表明，技术进步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直接表现在它等同于生产要素的扩张，它与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一个替代的关系。技术进步会导致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变化，从而可以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化。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国内技术创新的差别是作为国际贸易流量的基础。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进步是实现比较优势升级、转换的重要途径。
   
    三、结论
   
    全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盲，必须坚持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安排产业结构，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实践都证明，只有根据自身禀赋安排生产才能实现资本的积累，而后者是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基石。若没有资本的积累，则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就成无源之水。其次，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坚持比较优势原则的同时，要主动寻求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努力规避“比较优势陷阱”。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万能的，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随着时代条件的变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最后，为实现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我们要努力通过技术创新和“干中学”的方式实现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技术创新能力尚显落后的情况下，学会充分利用“干中学”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一条快速实现比较优势动态转换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