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比较优势理论足以解释所有需要解释的问题。美国在南部种植棉花，因为那里有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在新英格兰纺织，因为那里拥有驱动纺织厂的水力和建造纺织厂的资金；纽约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因为那里拥有东部海岸最大的天然良港，并且具有建造联系中西部水运线(伊利运河)的雄厚资本。匹兹堡成为钢铁之都，因为根据美国的煤炭、铁矿、河流和湖泊的分布，在那里生产钢铁成本最低。在铁路运输时代，芝加哥注定要成为美国的重镇和世界肉食品集散中心。德克萨斯是油都，而电力的使用则决定了铝只能在华盛顿州的哥伦比亚河畔生产。
1900年1月1日，美国12家最大的公司是美国棉油公司、美国钢铁、美国炼糖公司、大陆烟草、联邦钢铁、通用电气、国家铅业、太平洋邮电、人民煤气、田纳西煤铁、美国皮革和美国橡胶。212家公司中有10家是自然资源型公司，可见本世纪初的仍然是自然资源经济。
这份名单让人感兴趣的地方还有，除了通用电气公司至今仍“健在”之外，，其余公司都只能残存于别的公司之中。这11家公司没有能以独立的实体进入下个世纪，寓意是显然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满活力的新兴小公司将不断地取代那些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大型老公司。
同样的情况在美国之外也发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英国的煤矿下：辛苦劳作的工人有100多万，占劳动力总数的6％。煤炭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使世界运转的动力。今天，依旧是那些矿井，但只有不到3万人在那里工作。
在1917年制造业正处于上升之势时，按当时资产，最大的20家中有13家依然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公司，这20家公司是美国钢铁、美孚石油、伯利恒钢铁、阿摩公司：斯威福特公司、米德威尔钢铁与军械、国际哈维斯特、杜邦公司、美国橡胶、弗尔普斯道奇、通用电气、阿纳康达铜业、美国冶炼、辛格缝纫机、福特汽车公司、威斯汀豪斯(西屋)、美国烟草、琼斯劳林钢铁、联合碳化物和韦尔豪泽。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阿根廷和智利等自然资源充足的周家是富国，而像日本之类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则注定了贫穷的命运。19和20世纪里的所有富国都是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
一旦一个国家变成富国，便有保持其富国之势。收入越高，储蓄越多；储蓄越多，投资越大；投资越大，投人生产的工厂和设备越多；投入生产的资本越多，生产力越高；生产力越高，所能付出的工资就越高。对于那些富国而言，存在着一种良性循环，使它们更加富裕。随着国家的富裕，它们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更高的工资水平。
相比之下，日本通产省1990年预测在20世纪90年代和2l世纪初最具有增长潜力的产业名单是：微、生物技术、新材料产业、电信、民用航空制造、机械制造与机器人、计
算机(包括硬件和软件)。这些都属于人工智能产业，它们可分布在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至于它们到底分布在哪里，取决于谁拥有了足以创办它们的智能。
天赋的自然资源优势已不再成为一种竞争要素，因为产品所耗费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桥梁和汽车所需钢材越来越少，而诸如计算机之类的设备却基本上不耗费什么自然资源。现代交通业的发展；已使资源能以较低的成本运送到任何需要它们的地方。日本是最好的例子，它拥有占世界主导地位的钢核、工业，自身却没有(炼钢所必需的)煤炭和铁、矿；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扣除一般的通货膨胀因素之后，自然资源的价格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下降了60％，可以断定，在今后的25年里还会下降60％。原材料将会从发展家大量输出，更为重要的是，世界正处于材料科学革命的前沿，它将带来按需定制的材料。生物技术也将加速农业中的绿色革命进程。在21世纪，没有任何国家能仅仅靠拥有原材料而致富。
资本优势也不再成为一种竞争要素了。随着世界资本市场的发展，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从纽约、伦敦或东京借贷。今天，曼谷的企业家所建造的工厂，资本密集度可同美国、德国或日本的任何一家工厂相媲美，尽管在他生活的国家里人均净收入不足上述三国的十分之一。事实上，以投资而言，已没有什么资本富国或资本穷国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并不必然在富国生产，富国的工人并不必然占有更多的资本，也不必然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或获得更高的工资。
在人工智能产业时代，资本与劳动力之比不再成其为有意义的变量，因为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整体差别已不复存在。技能、知识与入力资本，都是由产生有形资本的同一投资基金创造出来的；原劳动力(指放弃闲暇的意愿)依旧存在，但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并且，在全球大量贫穷的失业工人存在的情况下，原劳动力可以很便宜地买到。
如今，知识与技能正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而凸现出来，成为20世纪后期经济活动分布中的决定性因素。硅谷和128公路之所以座落在它们现在的位置，仅仅因为那里是智能集中之地，此外则一无可取之处。
随着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于20世纪的问世(其首例当推德国的化工业)，对新产品的有意发明显得日渐重要。那些新产品的发明者将在新产品生命周期的初期生产这些产品，并得到高额利润和工资。最终，这种生产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但到那时，产品就成为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收入、低利润商品。纺织业是典型的例子，它曾是推动英国和美国工业革命的带头力量，但今天，它已成为标准的第三世界加工业产品。
所谓的“产品周期”也已不复存在。逆向工程技术加上跨国公司将其技术向产品成本最低地区转移的趋势日渐加剧，使新产品技术就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能够迅速地传到世界各地。新产品技术授权应用之处不一定是其发明地，使用者也不一定是其所有权持有者。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摄像机和录像机(由美国人发明)、传真机(由美国人发明)以及激光唱盘机(由荷兰人发明)的情况。当这些产品步入商品化、产业化和盈利阶段时，它们全成了日本产品，尽管日本人并未发明其中任何一种产品。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单纯的产品发明者，而不同时是其低成本生产者的话，它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微乎其微。技术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但与新产品技术的领先相比，生产制造技术的领先更为重要。
低成本生产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与工资有关，但从更深层次看，成为低成本生产者意味着成为生产制造技术的主人，意味着不仅拥有了相关的技艺，知道该如何把新技术组合到一起，而且拥有了生产过程的管理能力。要想成为生产制造技术的主人，成功的企业必须把其发明、设计、生产、销售、后勤以及服务等众多环节管理好，组成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严密。成功的奥秘不是劳动力或资本的堆积，甚至也不是管理上的集成。而是整个组织的技能基础、正是它将上述诸多行为环节整合成一个低成本的系统。
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常常使人觉得，似乎所有人都可以此贸易中获利，但从技术上看却并非如此。从比较优势中获利国家的总收入的增长，将以这些国家中某些企业的亏损为代价。这一理论的真正含义在于，那些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企业，能够从其行为中获得额外的利润，以补偿那些在国际贸易中亏损的企业。如果这种补偿未能真正兑现(它还从来没有兑现过)，那么那些亏损企业就有理由反对国际贸易。在经典理论看来，这种亏损是微不足道的。首先，它假定存在完全就业，自由贸易不会把任何人推向失业的深渊；其次，转移成本被假定为零，在不同地区、行业和公司之间被迫转换工作的过程中，不会有某些地区、行业或公司的物质、人力资本会遭受损失；第三，收益被假定为处处均等，每一行业的人力或物质资本的收益率都是相同的，不论哪一公司或行业，工人自愿放弃的每一小时闲暇，都可获得同样的工资。因此，被动地转换工作不会对工资产生太大的改变，如果存在什么变化的话。
在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中，政府在决定产业布局方面不起任何作用，由资源票赋和因素比所决定的“正确”地点适用于一切投资。如果一切都在“正确”地点进行；世界的总生产就会达到最大化。因此明智的政府都知道，任何改变企业自选场址的企图，都只会佼经济活动落实到“不适当”的地点，增加无效支出，阻碍经济发展。
这一系列信念导致了米切尔•波斯金(乔治•布什总统之没济顾问团主席)的不朽名言：
一个国家到底是生产马铃薯片还是计算机芯片，并没有什么差别。
但所有这些假设中，没有任何一项是当然正确的。贸易能导致失业，那些在进口增加的情况下失业的人，往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摆脱失业状态。虽然从理论上讲，政府可通过刺激经济增长避免高失业率，但政府一般不会这样做。人们在不同地区、行业或公司之间的流动是有转移成本的。从经验上看，工资和资本的回报率即使是在长时间内也不会均等。
1992年美国每小时的人均工资，从卷烟加工业的20.68美元和啤酒制造业的19．70美元，到女装制作业的5.94美元和餐饮业的5．29美元不等。如果将附加福利也包括在内，这些差别还会扩大四分之一。1992年，普通股权益的平均回报率，制药业是27％，而建筑材料业则是一26％。如果看公司而不是行业的回报率，差距还会更大。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差别会持续存在下去。现实世界的经济是动态的，永远不会固定在某种等工资、等回报率的均衡状态。制药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主要是因为几乎在整个二战之后，制药业的投资回报率一直最高。石油业的工资一直高出平均水平(多出29％)，而家庭服务业的工资则一直低于平均水平(少36％)。
工资并非单纯地取决于个人的生产率。同样是拥有博士头衔的大学经济学家，在美国工作就会比在英国工作挣的钱要多。他们(英国经济学家)，的知识并不比我们少，但其创造的收入却比我们少，因为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整个集团生产率比我们低。任何个体所拥有的知识的价值，都取决于它在整个系统中被运用的智力程度---即购买者和其供应者吸收知识的能力。
这些事实并不改变国际贸易产生净利润的结论，但它们也意味着总亏损和亏损者数量是相当大的。如果赢利者真的对亏损者作出补偿，他们将丧失所获利润的大部分。亏损者常常数量很大，且会失掉他们大量的收入。因此，奋力抗争以抵制朗种损失并非不合情理。
当依赖于研究、开发和人类技能的人工智能产业占据系统的主导地位时，问题就会更加复杂。投资者不会只对某套固定的投资机会作出反应。研究与开发投资创造出一系列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各国不会具有相同的投资机会。
未来的产业需要创造，它们并不是现成的。将来，各国必须对那些能创造出一系列人工智能产业的知识与技能进行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为国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生活水准。相比而言，自然资源产业基本上是先天注定的，你要么出生在一个自然资源富足的国家，要么不是；而人工智能产业却非先天的，—若在创建这些产业时不付出努力、没有必要的投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坐享其成。
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有效，但一个国家的优势是由其所作所为---更准确地说，是其做何种投资---创造的。如果某一国家没有必要的技能基础，比如在微生物学方面的博士，就不可能拥有自己的生物工程产业。
美国的观察家们常常担心低于平均工资水平的服务行业的过度增长，这尽管可以理解，但并无必要。在上，我们的统计数据一直把产业划分为为农业、矿业、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其中服务业是一个庞杂的、包括了其他四类不能含括在内的所有产业。由于过于庞杂，服务业已是个没多大意义的门类称呼。平均来说，服务业的工资收入要比制造业的低三分之但某些服务行业，如业和医疗行业，其工资收入在整个经济系统中是最高的。
真正值得担心的问题不是服务业的增长，而是经济能成功从低工资、低技能产业(在我们标准的统计分类中，每一类都存在这种行业)向高工资、高技能产业(在标准统计的每一门类中也都同样存在)的转移。1900年，美国12家最大的公司中有两家(太平洋邮电和人民煤气)—是服务行业公司；时隔90年之后，被日本人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中，也有两个(电信和计算机软件)属于服务行业。一个国家在未来的成败盛衰，取决于它今日是否成功地实现了向人工智能产业的转变，而不是某一个产业部门的规模大小。
在人工智能产业时代，世界经济处于永无止歇的转变之中。不会存在由于缺乏技术革新而使竞争拉平工资和投资回报率的时候，也不会有所有经济活动都同样地有利可图，做什么都无关紧要的时候。使回报平均化的长．期市场力量肯定存在着，但某些公司与产业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和资本回报率，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它们能做到这一点，凭借的是其产品在同类技术领域里迅速地更新，使那些置身相关产业之外的公司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跟进(发展必要的智能和技能需要时间)并分享这些新兴经济活动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当其他人进入这些领域，他们实际上已开始从这些新的经济活动中退出，转而开发那些更新、回报更高的经济活动去了。
如果进入的成本壁垒高，赶上市场领先者必要的时间就长，例如，欧洲的空中客车企业需要20多年的．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的飞机制造业，它将耗费260多亿美元的公共基金。
经济学家的均衡概念在确定经济力量的长期方向上是有用的，但不适用于描述某一时刻的现实经济状况。经济每时每刻都在短期的动态不平衡中运行，虽然朝向平衡发展，但由于动态变化相对于达到平衡所必要的时间如此之快，短期的不平衡阶段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长期的平衡阶段。
这种不平衡阶段，常常有取得很高工资和很高投资回报率的时候。由于在微处理机制造方面保持着领先一代的优势，英特尔公司的利润率达到了销售额的23％，资产净回报则罚17％，尽管它必须要花费近5亿美元去纠正奔腾芯片中的一个缺陷。由于在软件方面领先一大步，微软公司1995年的净收入达到销售额的24％。“这些高于均衡回报的收入给比尔.盖茨带来了150亿美元的净资产，使尚不足40岁的他一跃而成为美国的首富。
这类回报不会永远保持下去(它们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非均衡准租金)，但可持续许多年——英特尔公司获得远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已有十多年。这些获利机会就，像是发现黄金国的现代翻版。但它们是永久的财富之源，不会像金矿一样在最后一盎司黄金被发掘殆尽之后就消失了。个人和国家的财富都将由此而生。
如果一个公司或国家希望在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以便能不断获得非均衡状态下的高工资和高利润，那么它就必须参与到人工智能产业的革命进程中去，占据有利的位置，充分利用不断出现的技术、经济革命。被迫退出这类产业的代价，不仅仅在于要把人员和资本从某一产业、地区转移到别处，或者者是被解雇人员再就业获得的低工资的代价。从短期和中期来看，真正代价是失去了在保持其新技术领先地位时所能获得的高工资高利润。从长期来看，代价则是被关在未来发展的大门之外，无法参与新的高工资、高利润机会的角逐。没有生产随机存储器芯片能力的国家将不可能制造微处理机。
如果自然资源在人工智能产业的世界里已无力主导经济活动，如果要素比在国际资本市场和后勤供应网络的世界里已经效，如果新产品来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永远有足够的时间达到均衡，如果转移成本过大，如果持续的高失业率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生活事实，那么，现实的世界就已远不是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解释的了。贸易仍能产生巨大的净利润，但利润如何分配，谁获得利润，谁承受损失，便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技能：长远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源泉
随着其他事物不再成为竞争要素，知识成为长远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来源。然而，知识只能由个体的技能表现出来，正如其他一切因素一样，知识与技能也将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但流动比其他因素要慢。和培训的周期很长，许多相关技能在正式教育机构是学不到的，特别是那些生产性技能，只能在生产环境中习得。掌握半导体设计理论比较容易，但要实际制造出达到预定公差范围内(小于半个微米)的半导体却相当困难。
今天的运输和通讯技术可使第一世界的熟练工人能够有效地同第三世界的非熟练工人协同工作。技术含量高的部件第一世界生产，然后运送到第三世界，与那里生产的低技术部件组装在一起。将第一世界的熟练工人和低工资的第三世非熟练工人结合使用，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使一些第一世界的熟练工人获得的工资收人高过他们与高工资的第一世界的非熟练工人一起工作时的工资收入。
研究与设计技术可以通过电子手段从第一世界引进，销售情况可以很快地传给第三世界的工厂，零售商们也都知道产品的产地对于发货的速度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即时通讯和快速运输意味着市场需求能有效地从地球另一半的产地得到满足。
跨国公司是这一过程的中坚力量，它们的诸多决策，如在哪里发展并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决定了大多数最佳工作机会的地点。跨国公司把其高薪领先技术放在美国，并非因为它们碰巧都是美国公司，而是因为在美国开发这些领先技术的成本最低。能为公司开发领先技术提供最低成本的国家，将是那些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如电信系统等)等获取领先地位所必需的方面投资最多的国家。国家财富将流向那些技能群集、彼此促进的国家。
必须建立能把全球技能集中起来的组织并予以妥善管理；那些有能力把全球范围内必要的技术组织在一起的人将有可能成为收入最高的知识型工作者——精英中的精英。
过去，只具有第三世界技术水平的第一世界工人能够获得超额工资，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第一世界。与那些具有第三世界技术水平又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工人相比，他们在工作上拥有更多的设备、更好的技术、以及技能更好的工作伙伴，这些补充因素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这是他们生活在第三世界所无法企及的。今天，这种超额工资已消失了，他们将拿到与其个人技能相当的工资，而不是以其周围人的技能标准来核定的工资。坦而言之，在将来的经济里，那些具有第三世界技能水平的工人，只能拿到第三世界水平的工资，尽管他们生活在第一世界里。非熟练劳动力将从任何世界上最便宜的地方购买。
如果考察一下9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那些公司，就会明显地发现，一旦打破传统体制在不同领域——如研究开发，设计，加工，销售等——之间所筑起的藩篱，并把决策权延伸到公司中下层，减少管理等级，就会获得巨大的生产能力。但所有这些行为都需要基层工人具有较高的教育基础和技能水平。那些在基层工作的人员必须有足够的理解公司战略的能力，加上其在基层的切身经验知识，他们所作出的决策将比原先体制下“老板”所能作出的决策更优。
如果某一工作人员在卸货月台上操纵着计算机化的存货控制系统，把已交付的货物迅速输入手提式电脑，而电脑则即时打印出一份清单让货车司机带回自己的公司．(由此取代了管理这一过程的大型白领办公室)，那么这位货台工作人员就不再仅仅是那种搬运箱子的工人了。他或她必须掌握一整套完全不同功技能。
工厂技工和职工在过去基本上是高中毕业生，甚至包括高中肄业生，但今天，他们中有16％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5％的人是大学毕业生。在精密生产和工艺产品制造业中的工人，有32％的人曾经进过或毕业于大学”。在新招聘的工人中，这一比例还要高。
在人工智能产业时代，不论是个人公司还是国家，要想在经济上获得成功，都必须掌握比过去更新、更广的技能。这些技能自身并不能保证成功，它们必须由成功的组织将它们合在一起。但若没有技能，也就不可能有成功的组织。
工业革命的特征是非熟练工人逐渐地被熟练工人所取代在这一转变过程的大部分时期，对教育的公共投资，使得教育提供熟练工人的速度基本相当于——甚至快于——市场的求。这种情况绝非偶然，全民普及性义务公共教育是由新英格兰的纺织资本家们提出的，因为他们的工厂需要受过更好教育的工人；其动机既有利他的成分，也有经济上的考虑。他们愿意为资助公共教育纳税，但又不愿意承担全部的费用；因此呼吁其他纳税人共襄义举。
本质上，民主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倾向于平等主义。从历史上看，正是政府的教育投资使得一批批非熟练工人变成了熟练工人———首先是通过免费小学教育，然后是免费中学教育，最后是免费的(G1法案—按当今的美元比价计算是910亿美元资助和1030亿贷款)、低学费的(公立大学)、或有补贴的(私人奖学金)大学教育。若没有政府的教育投资，毫无疑问教育将仍是富人的特权，一如那些至今尚无政府教育投资的国家一样；政府的教育投资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
我们即将面对的，不是一个缓慢的进化阶段，而是一个不断趋向平衡但又不断打破平衡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所需要的技能，与过去所需要的截然不同，这种正与日俱增的需要，可在最近对技能投资之回报率的研究中明显看出：技能投资的回报率是厂房、设备投资回报率的两倍多”。但是，对公共的、平等主义的技能投资支持正受到了削弱——贷款在逐渐取代私人奖学金，公立大学的学费正随着纳税人基金的缩减而急剧增加，联邦贷款取代了过去的联邦奖学金；每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削减项算，都会大比例地削减公共教育开支。
所需熟练工人的供给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肯定会有所增长，但这些新增的供给不是一定要(或可能不会)来自今日第三世界的非熟练工人。既然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任何一种产品，并把它卖到世界上其余任何地方去，则商业公司也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精挑细选”有技术或易于(廉价)培训的工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如今正对基础教育进行大规模投资，如果一个美国高中毕业生达不到世界同类工人的水准，那么美国公司不必非得雇用他。他或她在教育上的不足不是公司关心的问题。投资于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高中生、使他掌握必要的市场技能，看来比再教育一位不合格的美国高中毕业生更合算(成本更低)。正如下降的工资数据所示，第—世界的非熟练工人正在走向社会的边缘。
在全球中，按照经济学家所谓的“要素价格均等论”解释，如果美国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有的资源并不多于韩国工人(也不可能更多，因为存在着世界原材料市场，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进入机会)、所占有的资本不多于韩国工人(也不可能更多，因为存在着全球性的资本市场，任何人都可以从纽约、伦敦或东京的资本市场上借贷)、与之协作的熟练工人数不多于韩国工人(也不可能更多，因为跨国公司能把知识和技能输送到世界上任何需要它们的地方)、所运用的生产工艺也并不优于韩国工人(至少有这种可能性，因为逆向工程已成为一种国际化的技术，藉此新产品工艺得以迅速地传遍世界，韩国科研开发投资增长率比任何家都高，并且只要它是生产新技术产品成本最低的地方，跨国公司将在韩国使用它们的新技术)，那么他或她就会发现，不论属于哪一技能层次；他或她只能拿到与韩国同层次工人相当的工资。按照技能来调整，韩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会提高，而美国的将会下降，直到两者对等。直到这时，才真正实现了要素间的价格均等。
直到70年代初，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才出现。在此之前，美国的非熟练工人仅仅因为他仍是美国人而得到了超额工资。他们与韩国的工人相比；在工作中自动地占有更多的原材料，运用资本更为密集的操作工序，拥有技术更好的工作伙伴，应用更好的技术。这种超额工资正在逐渐消失——最终会完全消失。
日本人所列举的人工智能产业中，没有哪一种是以特定地域作为依托的，这七种产业究竟会落在何处，取决于谁能组织起可获取它们的足够智能。智能的组织不仅仅意味着在七个领域里建立起科研开发体系，以便把自己的国家推进到技术领先地位，而且还意味着要组织起一支从上到下都具有获得新的生产和销售技术的必要智能的劳动大军，使他们在上述领域的每一方面都成为成本最低的生产者。
在今日的全球经济竞赛中，技术战略占据了中心地位。为了面对其他国家的竞争，美国必须具有征服明天关键性战略产业的战略。欧洲的空中客车是目前关于这一事实的最佳例证，1994年，它比波音公司收到了更多的飞机订单。美国对空中客车企业的应战是什么呢?无论美国人拿出多少证据证明欧洲在开发空中客车时“浪费”了过多的金钱，空中客车并末因此消失，它依5日存在。在美国的关键性产业受到挑战的时候，即使美国不再制定新的进攻性策略，也将不得不制定防御性产业政策。运动场上的真理同样适用于商场：如果只防守不进攻，就永远也不会获胜。
技术战略不是指政府必须挑选出赢家和输家。欧洲共同市场选择了它所认定的热门技术，然后宣布设立与杰西、埃斯普里特或尤里卡等计划项目相匹配的基金，如果在一个优秀项目上，有至少三家来自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公司入选，并筹集到半数以上的资金，那么它们就会从政府得到与自筹资金相当的资助。政府并不选择赢家和输家，而是扩大时间的范围和经营的规模，使各公司更容易地参与明日的竞争。
一个国家的技术政策也就是其产业战略，它决定了这个国家参与竞争的领域。反过来，对技术的投资也需要有一个产业上的战略。那么，什么是战略性的，什么不是战略性的呢?
要想作出正确的科研与开发的投资，美国必须分析自身与主要竞争对手在技能和技术上的优势与不足，必须理解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要在未来的电信业占据领先地位，是应该强化美国实验室在关键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呢，还是应建造一个目前正在德国东部建造的那种光纤测试基地呢?
智能技术与公司性质
新的通讯技术，比如说价廉质优的视频对话技术，正在改变、并将继续改变着商业世界所固有的通讯、指挥和控制等职能(这在军队系统被称为3C)。在必须面对面作汇报的时代，对于某一特定的个人来说，有多少人能亲自向他作汇报呢?20人?还是30人?不必文一数字是多少，用公司的总人数除以这一数字，就可得出所必要的等级层次。如果这些相互的汇报必须集中在一起会面的时候，通讯、指挥与控制的必要性就决定了管理的多层次和庞大的公司总部的存在。
在通讯时代，有关谁向谁汇报、多少人向各自的上级汇报、汇报人与接受汇报者身处何处等问题，不再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了解公司的小道消息(谁升迁了，谁被免职了)，或寻找一位教父以便在事业上对你有所帮助(传统上人们都乐意在公司的总部坐办公室，这可能正是其最主要的两条原因)，都不再以公司总部为必要场所。从地理位置上说，流动的3C系统代了固定的3C系统。
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安妮•耶茨在其专论公司信息交流的著作中所云：公司的3C系统在令人惊奇的程度仍然沿用着19世纪铁路公司的模式。它们是最早需要建立通讯、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公司，以便协调较大地域内的运作。它们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在电报问世之前，火车是最快的通讯手段，为了避免相撞，人们必须在同一条单轨火车道上协调两列火车的运行，但在被协调事物(火车)比任何通讯手段都快的情况下，该怎样协调两列火车的运行呢?答案是必须建立一个按照时刻表、规章制度以及统一的计时系统运行的组织体系。自上而下的协调通过书面的规则和命令实现；自下而上的经验交流则通过会议中的汇报进行。这一系统的设计是为了通过公司的等级制度将命令详细地传达下去，因为对于火车的安全运行来说，自上而下的命令远比自下而上的信息更为重要。
在令人惊奇的程度上，我们的现代公司仍然沿袭着同样路线，尽管它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拥有的是完全不同的通讯手段。基本上可以肯定，传达命令的等级链对于公司自下而上的信息来说，是很糟糕的传输通道。杂乱无章的信息在自下而上传递过程中，很容易丢失，因为下级在面对上级时一般不喜报告坏消息(通常总要受到责备)，而上级也不喜欢被当作把的意见向上转达的传输带。因此，容易模糊的关于灾难隐患的报告，在公司内部向上传达时，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以发令者的俨然姿态向下级指手划脚，其感觉当然迥异于惴惴不安地向上级转述下属的意见，同时担心着上级会把汇报中失误归咎于自己的命令转达者。在命令传递线上逆向传送的信息只有两种：报捷的喜讯和已经遮掩不住的坏消息。
现代的通讯系统使今天的公司在组织上仍保留着过去的痕迹。现代公司的最佳组织方式是什么?恐怕至今尚无人清楚。商业处于剥离重重管理层次的时期(某些管理层很可能还会再恢复)，正尝试着不同的报告和信息系统，但我们的确都知道，完全不同的通讯、指挥和控制系统将导致完全不同的商业组织形式。
如果说知识就是力量(的确如此)，那么知识拥有者在未来的地位将与以往截然不同，这种不同，将使力量关系发生变化。这在零售业已初见端倪，条形码以及其中所蕴藏的知识，已经使经济力量从国家的名牌生产公司转移到零售商手上，因为他们才是货架的真正控制者，他们比商品生产者更清楚畅销与滞销产品究竟都是什么。
当前的最佳实践就是打破传统的部门分割，代之以营销、生产、科研开发和设计等功能分工，并把决策尽可能放到基层。这就对基层工人有了完全不同的要求，他们必须有做出正确决断的足够才智；对上层领导也有了完全不同的要求，他们必须能出色地把公司的战略传达到基层，以便基层工人能做出与上层领导在获得基层工人所传送的全部信息时做出的同样决策。
今天，随便走进任何一幢办公楼，数一数到底有多少间办公室空无一人——闲置的空间，未开机的电脑(只有9％的电脑得到了充分利用)，静悄悄的电话。办公室的职员正忙于别的事情——开会，旅行，推销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所有这些闲置的空间和设备都是多余的。雇员们步入公司的办公楼，在随便一张空闲办公桌前坐下，输人其私人电话号码，调出其电脑文件，让墙壁上的大屏幕电视系统显示其家庭成员的图像，便可立即在相当于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处理业务。问题不在于技术——所有必要的技术都具备——而是研究什么可以这么做，什么不可以这么做。每个人的办公室都是个人的私人空间，让人们放弃其私人办公室将引发一场革命。谁将能找到一种改变群体形态的途径，使这种临时办公室仍然给人一种私人的、可“隐藏”其中的感觉，谁就是赢家。他们可大幅度削减办公费用，成为降低成本的新一代楷模。没有人能确切了解未来商业组织的形貌，但我们的确知道，未来的商业组织将与以往截然不同。
电子地球村的价值观
这些新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价值观和经济之间彼此作用，创造出某些全新的东西。人类的文化和价值观第一次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电子媒体所刻划，社会破天荒地把自己完全交付给商业市场，由它来决定社会的价值和角色模式。不论是从深度(观看时间)还是从广度(观众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看，电视已以前所未有的文化力量渗透一切。而电影则成了现代表现形式。波士顿流行乐团的首席家在辞职之后，改而从事电影背景音乐的创作与演奏，因为他相信达将为他赢得更多的听众。
在价值观的塑造上，电视和电影已取代了家庭的地位。美国普通青少年平均每周用于看电视的时间是21个小时，而每周平均与父亲单独相处的时间则只有5分钟，与母亲单独相处的时间只有20分钟；在进入青少年时期之前，孩子们差不多已观赏了一万八千次左右的凶杀案。十八岁以上的普通美国人的电视瘾绝不弱于青少年(平均每周18小时)，所受的影响也基本上相同。人们可以争论电视暴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生活中的暴力，以及假如每小时电视上的暴力镜头翻倍的话，后果会怎样，但无人会怀疑电视内容对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因此，在总的凶杀案爆发率下降的情况下，青年参与凶杀案的比例却逐渐攀升的事实，或许就不会那么令人惊讶了。
1995年初，在一次横穿沙特阿拉伯沙漠的远游中，我和我的大儿子路过几处放牧骆驼的贝都因人营地。虽然距离最近的公路和输电线仍有数里之遥，但营地上却架起了卫星电视天线，由发电机带动，他们正在电视上观看我们在电视上所能看到的同样内容。这就是现代世界。
在以文字为主要交流方式的世界，这个自从文字开始传播就存在的世界，侧重于线性逻辑论证，即一环扣一环的逻辑推演，诉诸情感当然也是可行的，但要以白纸黑字做到这一点，无疑要比面对面困难得多。视听媒体在很多方面将我们重新推向无文字世界，重要的只是情绪化的视觉刺激对情感或恐惧的感染力，而不是逻辑论证对抽象的理性思维的作用。
逻辑的影响在电子媒体上依然存在，但诉诸情感的媒体无疑比传递逻辑信息更具感染力，因为后者要求接受者必须学会阅读，它是以努力、时间和投资为前提的；而看电视则用不着学习，也不必付出努力。这一差别影响很大。随着电视上的公字内容日益缩减，电视观众所掌握的文字数量也在逐日减少。从书面文字媒体到视听媒体的跃迁，将改变我们思考和决策的方式。美国上那些出色的演说家及其知名的讲演永远也不会再度产生，更不用说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著名范例厂。韦伯斯持与卡尔霍思关于奴隶制的著名论战，或者葛底斯堡演说之类名垂青史的演讲，决不会在今日重现。
文字语言代替口头语言的过程是缓慢的，因为文字力量的完全发挥，必须以广为传播的文本为前提，这在文字被发明出来之后，又经过了数千年的缓慢发展方才实现。电子媒体拥有与文字同样强大的威力，但其显现出来的速度却更为迅速，因为人们无需“学习”就能看电视和电影。新媒体更富口语化和情感化的特点广但毕竟缺乏无文字村庄那种面对面直接交往的气氛；这是一种由语言和情绪构造的环境，但不是由乡村长者和家庭所控制的那种，而是由那些一门心思赚钱的人们制造出来的一——两者截然不同。
在美国，负面的宣传为理性思考和激情之间的冲突作了精巧的注解。公众声称他们不喜欢负面的政治宣传，认为它们破坏了政治进程，使人觉得所有的政治家都是笑料。但负面政治宣传却卓有实效——使善于利用它们的人在大选中获胜。
被公众的理智拒斥的东西，却被公众的情感所接受。这两方面都是存在的，但毫无足奇，政治家们只充分利用了可改变公众投票行为的一面，对公众所表露的真实想法却充耳不闻。负面宣传既可取得实效(赢得大选)，同时也会创造出玩世不恭的国民，使他们相信每一位政治家都是社会系统的破坏者和蛀虫。
在对准戈尔巴乔夫访华之行的摄像机镜头下，天安门广场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在电视画面构成的世界之外，柬埔寨与缅甸的恐怖似乎并不存在，直到它们被拍成电影——《屠场》和《逃离仰光》；波斯尼亚从未在世界首脑们的心头完全消失过，因为它从未从电视画面上消失。
在电视文化时代，要想理解并预测人们的行为，被人们所普遍相信的事实显得比客观存在的事实更为重要。下述事实强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美国城市的凶杀案发生率持续下降(在某些城市，比如纽约，下降幅度甚巨)，在某些城市(如波士顿)已下降到三十年前的水平。然而，有关凶杀案的报道却几乎使人人都相信这一比例在急剧上升”。犯罪浪潮正在降临的感觉，使要求政府采取切实行动的呼声口渐增高，通过公民投票表决，加利福尼亚州于1994年通过了监狱改革方案，即所谓的“三击出局”，可见电视画面中的事实比客观的事实更具真实性”。这种不是事实的“事实”所引发的对犯罪现象的关注，使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预算经费大幅缩减，以增加监狱的预算额。然而对形势的理智考察却显示，不存在什么街头犯罪现象中的所谓惯犯，“三击出局”法案差不多等于是给惯犯的养老保险。学生人数锐减，而监狱中却人满为患。时至199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狱预算额是大学的两倍，州政府花费在每名在监犯人身上的钱，是其对每名在校学生支出的4倍”。
在类似《杰斐逊在巴黎》或《波卡洪塔斯》之类的电影里，人们无法分清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哪些是电影的虚构：杰斐逊真的有一个黑人情妇吗?波卡洪塔斯到底有多大年纪?美国印策安人都是天生的环保主义者吗?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电影中所着力刻划的情节将被当作历史事实来看——尽管它们不是历史事实，尽管制片人从未宣称它们是历史的再现，但它们仍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媒体变成了世俗的宗教，正从根本上取代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历史、民族文化、真正的宗教、家庭以及友谊，而它们一直作为支配力量在创造着我们心中关于现实的写照。但媒体并非。权力羽翼下的拉斯普廷或公开的政治喉舌，它没有左翼或右翼之分，也没有整体的理念或行为准则。
你可以像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对媒体大张挞伐：(“我们已抵达这样一种历史关口：通俗文化正威胁着要炮制一场充满腐败景象的恶梦，以便从根本上败坏我们国家的声望。”)，但这种声讨却无关痛痒，因为媒体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控制的”。媒体肆元忌惮地供应着一切有销路的东西，只要它能带来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右翼电台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获得了较高的收听率，那么他们就会占满空中的频道；如果左翼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获得了更高的收听率，那么右翼的主持人将从此消声匿迹。
能卖的东西是刺激。为多尔议员对通俗电影和音乐价值取向的攻击欢呼叫好的，正是消费着这些通俗电影和音乐的同一批公民，如果没有他们的捧场，他们所不喜欢的那一切就不会被生产出来。只是多尔议员所扮演的角色和它所代表的过时的价值观不够刺激罢了。
能卖的东西是速度和即刻的满足——电视节目必须在30到60分钟内完成；电影的片长不过两小时；两者都必须迅速地从一个情节切换到另一个情节。富丽堂皇的消费成了个人抱负的唯一焦点(正如在电影《富贵名流的生活方式》中所表现的那样)——自我实现是唯一合法的目标。对于电视上的英雄人物来说，死亡和现实生活的局限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不存在什么责任或奉献精神，社会无足轻重，也没什么共同理想；所有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的；感觉(而不是行动。)似乎就可以证明一切价值。只表现感情，而不必思考；只交流，不表态。所有的英雄最终都被证明只不过是傻瓜而已，最大的讽刺莫过于此。“自由”完全脱离了“责任”，所有的社会机构(包括我们的政府)都是志愿组织，它们只不过是个体实现其私人目标的便利手段。只要不合观众的心思(不管它是什么)，媒体就会让他或她退场或消失。
在不相信等待有何价值的媒体导向之下，相信努力工作的人的比例，短短的10年中从60％下降到44％。对历史的破坏以及对维系个人同先辈联系的社会纽带的割裂，是20世纪末最值得担忧的现象之一。
今天，频繁造访你的家庭的邻居，并非你真正的邻居，而是电视里的家庭，这类家庭远比普通的美国家庭富裕(约是平均富裕程度的4倍)，从而给美国现实的家庭带来迷茫和信念的扭曲，以为一般的美国家庭真的有那么富有。与那些传说中的家庭相比之下，每个人心头都笼上一重绝望的阴影。
在媒体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无法挣脱与警察的纠葛，而毒品贩子则似乎无所不在。电视里的世界是一个不事生产的纯消费世界，似乎无需为当前的消费做任何物质上的准备，也无需为保障将来的消费做任何事情。不存在什么为了将来的投资活动，尽管资本主义经济要想维持下去，必须为将来投资。
资本主义文化与电视文化能够融洽相处，因为它们都只对赚钱感兴趣，但两者的价值取向并非完全合辙：前者必须关浊未来，而后者则对要求奉献的未来丝毫不感兴趣。要想改变调体的内容，只能通过向公众灌输这样一种观点：某些现在觉得乏味的事情实际上是令人兴奋的；但要做到这一点极为艰难。甚至，我们都难以想象怎样才能制作出一部令人感兴趣的电视节目，以便告诉公众为了将来的投资，他们在今天必须抑制其消费。
本世纪中叶，所有的著作(比如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或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讲述的都是现代通讯技术怎样赋予当权者以无上的权力，使他们得以控制人们的思想，但事实恰恰相反。现代电信技术激发出激进的个人主义，国家首脑们对大众文化的制约力，远远比不上大众、文化制约国家首脑们的力量。电子媒体正在’改变着我们的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反过来又改变着社会的性质。
由媒体组成的部落无疑将会引导这个世界走向更为直接的民主，而不是代议制的民主。有人也许会说，代议制能拿出更多的时间思考所要解决的问题；”但喜欢直接民主的人们会反驳说，代议制更容易受到院外说客们的左右。如果认真地考察一下那些保持着直接民主传统的地区，比如说瑞士或加利福尼亚州，就会发现，直接民主并非更糟糕的政府组织形式，而只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直接民主正在向我们走来。技术手段所提供的一切，我们的意识形态都会接受”。如果其物质必然性已经不再存在，投票人为什么还要借助所选举的代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呢?
预期中增长最快、获利最丰厚的产业，至今尚没有正式的名称，它产生于电话、电视、电脑和媒体艺术的交汇点，深刻地影响着传统行为(比如说，家庭购物行为)的展开，影响着消费者们乐此不疲的新潮消费行为(如电子游戏)，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影响着引导我们消费和生产活动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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