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唐宋变革  唐宋变革仍然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葛金芳研究的内容涉及唐宋之际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阶级关系、经济结构，以及原始工业化金创、摊丁人亩、区域经济的路向等，系国内以专题形式研究唐宋变革的第一部专著。⑦有学者认为，唐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导致了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当时商品流通的活跃，市场关系的扩大及其影响的加强、商人资本的崛起、货币制度的飞跃等迹象表明，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唐宋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表现在社会要素的流动及其重要组合。⑧五代十国时期吴、南唐田税的变化是唐宋之际两税法税制变迁的反映，吴顺义改革和南唐升元改革主要将原来户税钱转向地亩征收。税钱仅是田亩税的一部分，还有税米同时存在。吴、南唐田税始终是钱米并征，是以后宋代田税夏钱秋米的滥觞。⑨这一方面的成果有对20世纪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进行了。⑩谷更有认为唐宋之际，“乡村户”与“坊郭户”的出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与“”的形成。⑾

土地制度、生产者  土地制度依然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其中利用新材料进行研究的成果尤其值得注意。均田制是北魏太和九年(485年)以来直到唐代开元时期的重要土地制度。有的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不了解“品式”制度，把北魏以“均田”名义制订的“户籍样”误解为国家向农民分配荒地的法令，提出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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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②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收集了作者的30篇论文，其中《魏晋之际河西走廊经济主体的演变》、《魏晋南北朝河北经济的发展》、《略谈吴国国有土地租佃关系制度化的原因》等3篇系未曾发表过的新作。

  ③  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是由魏明孔主编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四卷本之第二卷。

  ⑤  葛金芳：《唐宋变革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⑥  张云：《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  葛金芳：《唐宋变革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⑧  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⑨  吴树国：《五代十国时期吴、南唐田税考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⑩  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

  ⑾  谷更有：《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

田制”的说法，严重曲解了的真实情况。①有的学者通过走马楼吴简研究当时的限米和屯田。吴国的普通民户拥有私田或佃种官田，并向官府缴纳税米、租米、布、钱等租税。诸如卫士、邮卒、传卒等常备兵种，没有或只有很少土地的手工业者，在外求学的书生，以及流亡在外而重新附籍的农民等，则被官府组织起来从事军屯或民屯，并缴纳限米。屯田者所缴纳的限米远远高于普通民户耕种自己的私田或佃种官田所缴纳的各种土地租税的总和。②唐代屯田在历史上享有盛名，亦可谓中国古代屯田之缩影。唐代盛世之凸现，与其大兴屯田且有积极成效密不可分。唐代屯田既有其丰富的成果经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失误与教训。我国古代屯田集中体现了“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之旨趣，屯田兴废受客观历史条件的严格限制，而屯田成败又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③西州作为唐代前期经营西域的重心，政府曾经在这里进行过广泛屯田，上自军州，下至镇戍与烽铺，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在巩固边防、扩大农业生产和促进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④有的研究通过敦煌文书的考证，得出晚唐五代土地私有化步伐加快的结论。⑤通过赐封、购买、兼并等途径，唐代贵族官僚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大小田庄，对唐朝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田庄主或其派人监督下，田庄盛行以租佃制为主的经营模式。佃农是主要的生产者，具有自由民身份。唐代改造官僚的田庄没有发展成为西方的封闭、独立形态，同市场联系密切，它具有流世短、败亡快的特点。田庄后来成为贵族官僚安身立命的归隐地。⑥考古工作者于1996年在武昌阅马场发掘一方木质五代“买地券”，专家比对该地券与前后相关地券乃至吐鲁番所出“衣物疏”之格式与内容异同进行了比较与分析，从一个侧面丰富了中古地券问题的讨论。⑦

中古良贱身份制在北魏时期开始系统化。专家探索了其中的原因：一是该时期成分的多样化及身份等级的复杂化提出了现实需要；二是北魏中央集权政府以强力推动体表儒家礼治理想的社会制度包括身份等级制度的建立；三是参与北魏政权的汉人士族较少受到玄学影响，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四是传统儒家礼治理论与中古社会、拓跋部早期社会的特征有着诸多契合之处。⑧王万盈《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及其演进》，《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就依附民而言，最初的部曲与宗主在宗法关系掩盖下相互之间的剥削关系不明显，但部曲逐渐向仅高于奴婢的地位演化，南北朝末期完成了这种演进，唐朝最终以的形式确立了部曲的贱民地位。苏金花的研究表明，唐五代敦煌地区农业劳动力的社会身份比较复杂，除自耕农、佃人及作儿等自由身份劳动力外，还存在大量非自由的隶属人口奴婢和依附性的农奴式劳动力。敦煌地区劳动力最大特点是民族构成的多样性，多民族多种生产方式的相互融合借鉴，逐步形成了唐五代敦煌地区农牧并重的农业传统和生产结构。⑨她还根据敦煌资料分析了唐五代敦煌地区寺院土地经营的特点：寺院土地主要分布在各大灌区，夹杂在俗田之间；土地规模较小，主要来源于僧俗信众的施舍及寺院自己购买；寺院土地以田庄自营、租佃等经营方式为主。敦煌寺院地产与中原寺院地产在规模上有较大差异，但在经营方式上大致相同。⑩唐五代一直存在严重的逃户问题，由此带来大量的逃田产权有待政府处理。唐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的特点是：由于预期的激励机制收效不大，法令对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趋于削弱；出于保障国家财政的收益权考虑，法令逐渐加强对经营逃田者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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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张尚谦：《何物“均田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4期；张尚谦、范丹：《户籍法、田令和“均田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于振波：《走马楼吴简中的限米与屯田》，《中国社会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李宝通：《唐代屯田的经验与教训》，《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

    ④  吴大旬：《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的屯田》，《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⑤  刘进宝：《晚唐五代土地私有化的另一标志一一土地对换一一以P．3394号文书为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⑥  齐秀生：《唐朝改造官僚的田庄》，《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⑦  冻国栋：《跋武昌阅马场五代吴墓所出之“买地券”》，《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

    ⑧  李天石：《论北魏时期良贱身份制的法典化》，《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

    ⑨  苏金花：《唐五代敦煌农业劳动力的身份结构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⑩  苏金花：《唐五代敦煌寺院土地占有形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护；地方政府有检校与招佃逃田、收租抵税、代管逃户部分收益等产权管理职责；民间一直存在逃户的亲邻私自处理逃田的非法行为。这是与地方官员的赋税“摊逃”互为因果的经济习俗。①

    林业、水利  六朝是我国园林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江南私家园林的崛起与寺观园林的出现，打破了皇家园林一枝独秀的局面。中国古典园林三大系统的形成，推动了园林风格的发展。六朝时期，人们在审美上崇尚，趋向自然。园林艺术逐步向模拟自然山水的方向发展，这样的园林创作手法，推动了“妙极自然，宛自天开”的人工山水园的修建。②唐五代是我国花卉栽培史上的重要时期之一，当时栽培的发展．促进了从帝王到平民的爱花风习，而爱花风习又反过来促进了花卉业的繁荣，有的学者以唐五代时期的史籍和诗文为基础，论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爱花赏花活动和花卉的产销状况。③

    唐宋时期宁波地区的开发逐渐以陂湖为水源的坡地向濒江沿海低湿地带转移，其中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④

    手  唐政府不仅经营管理着门类众多、规模庞大、体制完备的官营工商业，而且通过许多明确的法规政策、制度，以强权对民间工商业进行多重操控。从而使得官营工商业在整个工商业结构中居于主要的和支配地位，而民间工商业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无法得到正常。⑤比较隋唐时期手工业生产者的家庭规模与农民的家庭规模，个体手工业工匠的家庭类型相对复杂，其主要有5种情况，这是由工匠为了保持技艺不外漏以及工匠的不同工种决定的。因此，当时工匠家庭规模没有形成如同个体小农业生产农民那样比较稳定的五口之家的核心家庭，而是家庭规模形式多样化，不可一概而论。⑥唐和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具有分布广泛、产量大、质量优等特点，总体并未出现衰退或停滞的局面。虽然从唐代后期开始，桑蚕丝织业的地理布局开始发生变化，但北宋时河北地区的丝织业无论是生产普及率，还是产量、质量，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仍具有优势。⑦唐宋两代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有两方面的差别：一是唐代州县拥有更大权力；二是宋代在中央与州县之间设有路级政府机构，它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铸钱管理。这些机构虽历经变化和反复，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宋代兼管铸钱的路级机构不止一个，甚至在某些具体环节上也有一个以上的路级机构兼管。这种变化与末代钱监生产规模扩大，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是分不开的。⑧手工业研究在唐代仿金银器的玉石器皿、⑨石砚⑩、瓷器⑾、白居易故居⑿等方面均有重要成果。

货币、商品经济、财政、高利贷、专卖制度  操晓理通过对十六国北朝时期钱币铸造、流通和使用等问题的考察，强调该时期实物经济虽居主导地位，但货币并未退出流通领域，钱帛并行现象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北朝后期，钱币使用范围和流通区域日益扩大，在商品交换、社会生活和国家财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反映出商品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向上发展的态势。⒀殊途同归，也有的学者强调，北魏时期，商品经济虽处于低迷状态，但“钱货无所周流”并非事实，这一时期不仅有金属货币的流通，而且有谷帛实物货币的广泛使用，牛马等牲畜也曾经发挥交换中介的作用。此时国家对货币管理职能虽然低下，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干预活动。⒁唐朝飞钱是一种汇兑方式，“公牒”或“公据”仅是一种汇票，合券取钱，并不是纸币。飞钱的产生标志着货币流通价值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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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明光：《论唐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张承宗：《六朝时期的江南园林》，《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③  魏露苓、罗莉：《唐五代的爱花风习与花卉产销管窥》，《广西社会》2004年第7期。④  陆敏珍：《唐宋时期宁波地区水利事业述论》，《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⑤  刘玉峰：《唐政府工商业经营管理论析》《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

⑥  魏明孔：《唐代工匠与农民家庭规模比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Ⅱ期。

⑦  王义康：《唐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桑蚕丝织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⑧  徐东升：《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卢兆荫、古方：《略论唐代仿金银器的玉石器皿》，《文物》2004年第2期。

⑩  全洪：《唐代端溪石砚的几个问题》，《文物》2004年第4期。

⑾  付淑华：《从桃花山唐墓出土的青瓷俑看唐代初期的服饰和制度》，《江汉考古》2004年第4期。

⑿  王岩：《一贯白居易故居的几个问题》，《考古》2004年第9期。

⒀  操晓理：《十六国北朝的钱币问题》，《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⒁  史卫：《北魏货币使用研究》，《许昌师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币实体价值分离过程的开始，货币开始由实物制向本位制下的价值符号转变。①另外，3世纪初在伊朗高原西部建立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银币，在我国境内出土超过了1 900枚，其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引起了学者的关注。②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商品经济局部畸形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相对安定的南方地区，城市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市场体系，各有分工的专业市场出现，初步建立了一套市场管理体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为此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打下了基础。③邺城作为东魏北齐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形成了独特的风俗文化，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浮巧成俗”和“邺都俗薄，旧号难治”，以至“天公无奈何”。邺城“俗薄”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人情险波”、“妄起风谣”和“诉讼官人”等三个方面。其文化性质就社区而言属于都市文化，就经济而言属于商业文化。④唐德宗贞元四年(788)设置户部别贮钱的来源，主要有中外给用除陌钱、缺官俸料钱、外官缺官职田钱、现任外官一分职田钱、停额内官俸料钱和停刺史执刀、司马军事钱等6项，其后内容有所增加，主要包括税茶钱、外官缺官禄米、长春宫营田收入和诸色无名钱等。⑤唐代商品性农业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在广义农业的许多方面均有所表现，不仅在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销售、磨粉、酿酒、榨油等农产品的技术加方面，而且在茶叶、甘蔗、桑、麻、棉花、蔬菜、水果、花卉、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以及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等方面都有这种情况，代表了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新的态势和动向。⑥唐代虽无系统的商贾家训，但商人家长对子女的“风化”作用值得注意：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价值观来看，唐代商人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实际上起到了许多负面作用，存在着一系列缺陷。这主要缘于唐代社会的制约和商人职业特点的影响。⑦“重农抑商”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经济政策的一贯特色，而六朝时的商业却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其发达的不是整个商业，而主要是世袭官僚所经营的商业，且范围上至皇帝、王公权贵，下至州郡守宰长吏。⑧唐代“宫市”有使，始于杨国忠，但外臣执掌内廷采购事宜，并非始白宫市设置之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内廷对市场的需求量。在面对市场的官府行为及其运作中，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经济干扰具有顽固性及持久性，“宫市”为害，仅仅是一个侧面和一个时段的突出表现。⑨杜甫《盐井》诗中所提到的两个唐代井盐价格从生产难度大、肃宗至德年间物价腾涨等方面考虑，是可信的．杜甫一些关乎时政时事的诗作所用数字多与史实相符的现象也可视作旁证。⑩官商合流是唐朝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宦官势力的兴盛，大批工商皂隶跻身于仕流行列，形成官商合流。官商合流带来了许多负功能，形成异化的社会流动和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危及到了唐朝的统治，引起了统治者的不安，所以实施以律令圣谕为形式的诸多政策加以遏制和规范。⑾

曹魏确立并长期奉行的“修耕织，蓄军资”作为财政建设的基本方针。在此方针下，曹魏通过分配屯田收益及自耕农征收租调，逐步获得稳定的粮食收入，有效地保障军粮供给，改善财政状况，实现其统一北方并积蓄国力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⑿唐后期一些地方官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地方官自筹财力，投入当地经济建设，成为一种具有地区性和阶段性差异的新的宦绩，这是“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下，地方长官行使财政支出自主权的结果。这一制度虽然在一定的吏治状况和地方环境下对南方经济发展有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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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丽梅：《试论唐代飞钱的产生及性质》，《青海社会》2004年第6期。

②  孙莉：《萨珊银币在的分布及其功能》，《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

③  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市”》，《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④  孙继民：《邺下“俗薄”的商业文化性质》，《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⑤  何汝泉：《唐代户部别贮钱的来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

⑥  刘玉峰：《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⑦  宋军凤：《唐代商人家庭述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⑧  王春红：《六朝官商发达探因》，《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研究》2004年第6期。

⑩  李菁：《试析杜甫<盐井>诗中的井盐价格》，《阴山学刊》2004年第4期。

⑾  宋国恺：《唐朝禁官商合流政策之社会学分析》，《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⑿  陈明光：《“修耕织，蓄军资”一一曹魏财政建设基本方针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进。但在晚唐随着中央集权的严重衰弱而蜕变为藩镇专擅财权，因而在宋初被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所取代。①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央财政权力下放，出现了中央财政地方化趋向，这使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②唐代后期，随着使职理财制度的确立。财经官僚的选任标准发生了由首重德行到首重才能的变化，这一变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贤能观念的变化。③有的学者对唐代外交出使的费用进行讨论．④为财政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黄云鹤《唐朝政府对下层士人的赋役政策与实存状态》(社会科学战线5)：唐朝下层士人迅速发展壮大，文章以唐朝与下层士人有关赋税和徭役制度为切入点，探讨唐下层士人经济生活中制度层面与现实之间的背离，进而考察下层士人的整体经济状况。

    助礼钱是唐五代时期藩镇进献给朝廷用于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经费。诸司礼钱主要作为各部门的公使钱使用，如用于公廨维修、食料开支、购置办公用品以及其他各种开支。唐五代的这一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弊政，是唐后期及五代时期财政开支紧张的一种折射，对后世尤其是两宋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为其所沿袭。⑤

    隋唐五代借贷契约的成立须具备双方当事人的合意，重要的还须有借贷方提供的担保和将已达成的协议制定成书面契约。当时原则上实行契约自治，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保护借贷双方的利益，也对借贷契约进行了控制，包括借贷主体的控制、对借贷利息的控制和对借贷契约履行的控制。⑥

    唐代中后期的禁榷制度包括榷盐、榷酒、榷茶、榷铁，均是官营国有的垄断性工商业经营。以国家财政作为出台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唐代禁榷制度反映了封建帝制政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力干预与操控，既促成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结构的前后变化，也极大地摧残扼杀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难以生产壮大。⑦李青仓库、赋税、盐铁专卖、利钱等4个方面分析了唐代经济监察法。⑧

    区域经济  东晋南朝时期。皖南的沿江平原、丘陵岗阜及山区的农业、手、商业、等方面均获得比较大的发展，而各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总体发展水平在南朝时期达到中上水平，这为该地区经济在隋唐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⑨隋唐时期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对外地人口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的研究考察了当时陕西境内人口迁移及其社会影响。⑩同时作者还考察了五代宋元时期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情况。⑾隋初兴建大兴城(唐称长安城)时，充分利用“入水绕长安”的丰沛水资源，从城东、城南引沪水、谲水、汶水修凿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引水人城，萦回曲流于坊市、官署、寺观、宫苑间，以供全城生活及环境绿化用水。唐代中叶后各渠道陆续堙塞。⑿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吐鲁番就已有棉花种植，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也应有棉花种植。最新研究表明，棉花并没有通过西域再经河西走廊进入内地。宋元之际在陕右种植的棉花，是其他的棉种，可能是从南方传人的。⒀

唐代是淮南道农业得到长足的时期，这一时期水利工程的兴修、屯田的进行、人口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提高等方面，或超过前代，或居全国领先地位，致使淮南道农业迅速崛起，成为唐王朝的粮食主要供应地之一。⒁敦煌中有唐代轻税州的记载，通过考察后得知，唐前期的轻税州是指岭南诸州，其因汉人编户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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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明光：《唐代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与南方建设》，《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②  陈丽、郑学檬：《中晚唐时期中央财政地方化倾向探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③  张宇：《唐后期财经官僚选拔标准的变化与社会贤能观念之变迁》，《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④  贾志刚：《唐代外交出使费用探析》，《人文杂志》2004年第3期。

⑤  杜文玉：《唐五代的助礼钱与诸司礼钱》，《陕西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岳纯之：《论隋唐五代借贷契约及其控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⑦  刘玉峰：《唐代禁榷制度的发展变化》《学术研究》2004年第2期。

⑧  李青：《唐代经济监察法之分析》，《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

⑨  张宪华：《东晋南朝皖南的社会经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⑩  薛平拴：《隋唐时期陕西境内的人口迁移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⑾  薛平拴：《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中国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

⑿  李健超：《隋唐长安城清明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

⒀  刘进宝：《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研究一一兼论棉花从西域传人内地的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⒁  陈香：《唐代淮南道农业的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税米的税收特点而命名。①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实行有科罚制度，科罚内容主要分为实物科罚和身体科罚，如罚酒、罚饮食、罚粮食等，这些科罚直接接受于敦煌地区社条和官府政令的某些规定。②郑炳林研究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商业贸易市场与商品生产、对外贸易及其贸易地区、商业贸易对经济的影响、贸易活动中的商团和商人等。③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麻作物品种主要有黄麻(今胡麻，即油用亚麻)、油麻(今芝麻)、大麻。④在敦煌文献中记载有敦煌寺院的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二类财产，含有佛教经律中称的佛物、法物和僧物。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在佛教经律的规定对其财产进行管理的同时，还设置一系列的管理机构、配置相应的管理人员、采取具体的管理方式对寺院财产进行着比较严密的管理。⑤刘进宝研究了归义军时期敦煌的营田及其管理系统⑥和归义军政权初期人口调查和土地调整。⑦另外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经济往来也引起学界关注。⑧

    该年度还有对隋唐开发西部政策进行的成果。⑨另外还有西域葡萄药用的论述⑩等。

    民族经济  一般研究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徙少数民族导致了当时北方社会经济的倒退和逆转，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北部社会经济倒退了2000年之久。蒋福亚的研究则表明，从整体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并没有造成历史的大倒退。⑾唐末宋初是于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尽管摆脱了吐蕃的统治获得独立，但是伊斯兰教势力进入中亚却阻隔了于阗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与西方丝路贸易的中断对这一时期于阗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内地的各种联系反而得到了加强。⑿通过对高句丽人口数量的发展演变和丧失王统后的高句丽人口流向进行分析考察后便得出这样的结论：高句丽人口初创时不多，三国曹魏时明确记载是3万户，南北朝时为9万户，盛唐之际达69．7万户。其人口在持续增长中，加入了汉、扶余、沃沮、百济等各部族或民族的众多人口。当高氏王统丧失后，人口渐次迁移，流人中原和东北的渤海、突厥、新罗等政权的辖区中。⒀王义康对唐代少数民族的赋役制度作了深入研究。⒁吐蕃占领敦煌之后采取与唐朝政府不同的措施来发展当地酿酒业，使其酿酒业有着鲜明的特点；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酿酒业对归义军时期酿酒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归义军时期的酿酒业是吐蕃占领时期酿酒业的继续和发展。⒂

社会赈灾  唐代政府文书、实际活动以及唐人的观念中，宰相依然具有“燮理阴阳”的职能；宰相在灾时往往提出避位退让的请求，以示谢过负责，但一般不会得到批准；唐代宰相的政治生涯因灾害的发生而出现变数；灾害对宰相的影响是考察当时政局的一个独特视角。⒃因灾虑囚是统治阶级消弭灾害的重要措施，其源于“天人感应”的“灾害天谴”。唐代因灾虑囚主要有皇帝亲虑、歉收虑囚、州县自虑等形式，这在客观上可以清理冤狱淹狱，改善狱政吏治，缓解社会矛盾，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⒄有的研究关注魏晋南朝的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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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义康：《敦煌所见唐代轻税州》，《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

②  郑炳林、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科罚制度研究》，《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商人贸易市场研究》，《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

④  徐晓卉：《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麻的种植品种试析》，《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

⑤  王祥伟：《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研究》，《社会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⑥  刘进宝：《归义军时期敦煌的营田及其管理系统》，《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⑦  刘进宝：《归义军政权初期的人口调查和土地调整》，《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

⑧  陈大为：《归义军时期敦煌净土寺与都司及诸寺的经济往来》《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Ⅱ期。

⑨  王劲、段金生：《隋唐开发西部政策述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⑩  夏雷鸣：《西域葡萄药用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

⑾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徙少数民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⑿  王欣：《唐末宋初于阗王国的社会经济》，《中国地理论丛》2004年第l辑。

⒀ 秦升阳：《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⒁  王义康：《唐代“蕃族”赋役制度试探》，《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⒂  陆离：《吐蕃统治时期敦煌酿酒业简论》，《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期。

⒃  阎守诚、李军：《灾害与唐代宰相》，《晋阳学刊》2004年第l期。

⒄  阎守诚、李军：《唐代的因灾虑囚》，《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其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慈善事业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主要表现为官方主持的慈善事业、个人行为的慈善事业和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三个方面。这一时期的慈善事业有深受佛教思想影响，产生了中国古代已知最早的官私慈善机构一一孤独院和六疾馆，施行慈善者遍及社会各阶层，慈善活动的形式多样等自身若干特点，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也具有一定的影响。①六朝时期疫病流行及其社会救助，也是学者关注的视野。②

      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军事原因促使南北水路交通不断拓展，从今杭州通往今天津附近的水路交通隐隐形成，成为隋代大运河的基础。③从唐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梅岭道)，此道便成为南岭中最重要的一条交通道路。举凡人口迁移、军队调离、商旅往来、使节访问等，大都经过此。频繁的往来使道路破损严重，唐以后各朝对梅岭道及两旁行道树都加以养护，使这一中外商贸交流的孔道畅通无阻。梅岭道不仅是国内南北货物交流的要道，而且是域外珍货上贡必经之途。④灵州是唐末宋初中原王朝同西北诸族联系的最重要的通道，使节往来会聚，俨然系国际重镇，同时灵州还是当时最重要的中继贸易地，在东西贸易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夏占据灵州后，其国际地位和边贸功能削弱，中西交通的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⑤丝绸之路的研究仍然有所收获。⑥

    人口  将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检到的户，加上平淮南所得的户和北伐契丹北汉所得的户，可得后周最后一年即959年所控制的户约254万户，但宋代说宋朝开国元年的户数只有97万。原来后者只是后周、宋之交中原政权所控制的638县中431县的户数，尚有207县因人口稠密户数众多统计工作量大而没有及时上报。后周、宋之交确有一批7 000户以上的特望县。它们完全能够填平254万户与97万户之间的巨大差距。⑦学术界关于唐代婚姻年龄的实证性考察并不多见。有学者依据墓志材料，从中整理出样本，对唐代婚龄进行了探讨，指出女子婚龄集中在13一22岁，男子则集中在17—30岁。史书中的“笄年”并非具体的年龄所指，而是表示女子成年待嫁的状态，笄年与实际出嫁还有一定的时间间隔。⑧

    思想  陈金凤对诸葛亮的军事经济思想与战略作了论述。⑨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京师长安为摹本、加强军事防御性、经济中心的转移与仓城的设立、规整里坊以繁荣经济、水陆畅通便利等5个方面。隋唐洛阳城对以后的都城以及邻近国家影响巨大。⑩

其他  《齐民要术》所记载的有关食品加工利用的资料十分丰富，肉食的加工与烹制技术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今天也有借鉴意义。⑾另外，有的文章对吐鲁番文书中的“夏、边、舍、庭、玫围、获”等词进行了注释和诠释。⑿在经济活动中，唐代人表现出了非凡的经营才能和经营理念，在节约劳动时间、把握商机、研究消费心理，以及诚信经营等方面，均有值得借鉴之处。⒀坊与里是唐代两种性质不同的基层行政单位，唐代两京“坊即里”的论点受到了李厚培的批判：从坊与里的设置原则、长吏职责等角度进行比较，证明唐代两京坊、里并存，而这两种基层行政单位的设置和变更是与当时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的。⒁家庭的多种经营和财产管理活动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居共财、家长专管、均分原则是唐代家庭财产管理的一般特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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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兆望、蔡定益：《魏晋南朝慈善事业初探》，《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薛瑞泽：《六朝时期疫病流行及社会救助》，《江苏社会》2004年第2期。

③  何德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期。

④  王元林：《唐开元后的梅岭道与中外商贸交流》，《暨南学报》2004年第Ⅱ期。

⑤  陈旭：《唐宋时期中西交通史中的灵州》，《阴山学刊》2004年第4期。

⑥  杜斗城、王书庆：《敦煌与丝绸之路》，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⑦  张箭：《周宋之交中原王朝所辖的户和口》，《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Ⅱ期。

⑧  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⑨  陈金凤：《诸葛亮军事经济思想与战略论析》，《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

⑩  王维坤、张小丽：《论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与影响》，《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⑾  杨坚：《<齐民要术>所记载的肉食加工与烹饪方法初探》，《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⑿  卫斯：《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张海隆夏田契>之释疑一一兼与鲁山先生商榷》，《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⒀  徐美莉：《浅谈唐代人的经营理念》，《唐都学刊》2004年第1期。

⒁  李厚培：《唐两京坊里设置的有关问题考辨》，《宁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外，唐代女性在家财管理中享有掌管管钥、处理陪嫁资财、财产继承等权利。①在唐初均田制和重农劝耕的政策下，农民获得了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宽松的生产环境，农民在完成国家赋役、保证自身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家庭收入还略有剩余。家庭收入剩余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有条件改善生活和扩大再生产，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为唐朝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基础。①唐朝在继承前代广建园林别业的基础上，在城内和野外建立了大量别墅。唐人在人仕前、为官中、致仕后皆与自己的别墅息息相关，是他们读书科举、自娱游乐、修道习禅和疗养归宿的地方。唐代别墅有一定的管理规则。②

①  张安福：《唐初农民家庭收支与社会》，《齐鲁学刊》2004年第1期。

②  王志胜：《浅析唐朝社会的别墅》，《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