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现代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年度研究有以下特点：1．对于制度经济学中关于“路径依赖”的兴趣使现代经济史在经济学中的位置得到提升；路径依赖不仅把“时间”带回了新经济史学，而且把的分析方法重新引入经济学。2．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关系进一步受到重视，对于经济史的分析越来越注重二者的结合。一批研究国史、党史的文章与经济史研究相结合；经济史的研究文章与思想史相结合。如朱佳木的《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史研究．6）、万家星的《中国“文革”与法国“五月风暴”评论》（学术界．5）、郭德宏的《对国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史学月刊．2）、张明军的《试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党内错误难以纠正的原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等。3．对现代经济史做规范地计量分析在越来越多的成果中体现出来。如卢峰、兰虹、Adam Szirmai 柏满迎、任若恩等（中国粮价与通货膨胀关系（1987－1999），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1980－1999，经济学1卷4期）、董志凯的《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4）。4．大跨度地分析宏观经济史。如赵德馨的《论商兴国兴》（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交流论文）、武力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西欧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教学与研究·4）、高伯文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市场化有机耦合的历史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6）。5．随着区域研究和地方志编篡的进展，区域经济史的成果多了起来。如苏俊才的《闽西土地改革运动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范玲巧的《山西初级农业合作化的实践与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1）；张同乐的《试论20世纪60—70年代的河北环境保护》（当代中国史研究．1）；王蕾《东莞模式：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成功尝试》（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温军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的演变与启示》（贵州民族研究．2）等。6．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研究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与交叉，更多从事现实经济研究的资深学者涉足现代经济史领域。如苏星、刘国光、董辅礽等。每个从事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都密切关注现实经济，从中抓住切入点和拓宽视角；而每一个力图深入研究中国现实发展的学者，也把研究现代经济史作为获得厚重硕果的入手处。如韩朝华（90年代的改革与下一步的方向，中国经济时报10．19）等。
（一）关于1949－1978年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刘国光全面阐述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指出其出发点是强速发展战略。其形成背景一是近百年来落后挨打的基础；二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还有苏联的榜样。这三条注定只能采取这样的战略。这个经济发展战略是有成效的，建立了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同一时期，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东亚“四小龙”上去了。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不影响经济发展。同时，强速发展战略也带来产业结构、高积累低消费、增长方式、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等方面的问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中共党史研究.4）
刘美玲、赵月琴阐述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从筹备到1949年7月正式成立的情况。（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始末，当代中国史研究 .5）徐建青以粮食和花纱布两类商品为典型，探讨了建国初期市价与牌价并行的运行机制。指出以较低的预期成本迅速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是制度变迁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从价格机制到统购统销，中国经济史研究．2）赵学军探讨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外汇管制成因、得失、市场因素衰微的原因。认为当时实行“集中管理，统一经营”的方针及灵活多变的管制措施，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恢复经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外汇管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严雄飞回顾了解放初期湖北军管会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奠定湖北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过程。（建国初期湖北没收官僚资本的措施及成效，当代中国史研究．6）。王文滋认为，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是党在建国初期为改造传统农业所进行的两次成功的变革（建国以来党的农业现代化战略论略，湖北行政学院学报．4）。
沈志华以大量地方档案和俄国档案及当事人回忆为依据，阐述了20世纪50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状况。指出10年之间约2万名苏联专家来华是应中国巩固政权和的要求；他们为此做出了贡献。1954—1956年是专家来华的高潮；受波兰事件影响，1957年双方加强对专家来华的控制；1957—1960年中国要求增加国防新技术专家，关系恶化导致工作停顿。（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1）（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与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渝崇马认为，建国以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既定部署没有实施，有三个因素：1．国家独立、富强的目标与现实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分外突出；2．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现实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3．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创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党史文汇．7）林蕴晖认为刘少奇由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转向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由坚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转向跟随毛泽东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右倾。其原因为难以超越的局限。（刘少奇与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党史研究．6）江秀平回顾了1949---1956年间政府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地位和作用经过了此消彼长，中断了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五十年代市场与政府配置资源作用的消长, 中国社会院研究生院学报．5）。关于农业合作化，周含华、曾长秋认为：以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大跃进”发动提供了依据的说法是因果颠倒，事实上是运动冲击了集体化的健康发展。在集体化时期取得了全面的进步。积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的阻滞因素除了合作化过程中的“四过”之外，主要因素发生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几种矛盾没协调好。（对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历史意义的再评价，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3）。姚晓晖认为，建国初期党的农村政策并不是乌托邦指导思想下的产物，而是中国化初始阶段的必然选择。必然性在于：经济上为化建设提供资本原始积累；政治上强化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能力；意识形态上消除家族文化的影响（党在建国初期的农村政策评析，燕山大学学报.1。）武力认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使集体经济低效率、城乡隔绝与阻止农村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及其启示，党的．5）。尹钛认为，大多数农民一开始就不是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因此林毅夫以“退出权”的存在解释1952—1957年的农业成就值得怀疑。1958年以后中国农业的危机和长期低效当然应该从合作制度去寻找原因。但国家剥夺农民的“退出权”恰恰是合作社成立和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合作组织的效率：1952—1957年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宁波党校学报》2002年4期）。庞松则认为，农村政策的复杂变化，归根结底在于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任务提上现实日程。（“三农”问题与党的私人资本政策关系的历史追溯，中共党史研究.4 ）江燕认为反右斗争是中国现代化创业奠基期的分水岭（反右斗争扩大化与中国现代化，长白学刊．5）。
向新、苏少之探讨了1957—1978年一部分非计划经济因素对计划起了弥补和补充作用，并成为1978年后渐进式改革的重要条件（1957－1978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计划经济因素，中国经济史研究.3）。林毅夫认为，转型中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为了扶持、保护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而形成的。传统的经济体制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是在限制条件之下的“次优”选择。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低（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经济研究．12）。对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改革，吴敬琏认为，其长期依照的是 “放权让利”、“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孙冶方等先进的人们也因为缺乏现代经济学诸如“资源的稀缺性”、“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等基本概念，没有突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的思维定式（改革成就与经济学进展，财经．6）。
关于大跃进时期，齐卫平、王军认为：50年代出现的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所谓赶超时间的缩短使得大跃进运动不断升级的 “双重互动关系”的说法不符合。（再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兼与吴海红商榷，党史教学与研究．6）；高其荣认为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有不自觉浮夸和自觉浮夸两种形式。“浮夸风”具有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浮夸程度惊人、牵涉人员多、危害大的特点（论大跃进“浮夸风”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点，云梦学刊．2 ）。李若建以较详尽的资料和数据分析了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粮食产量、消费与流通，说明饥荒虽然与短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粮食的使用与分配。一些浮夸严重的地区正好是后来人口损失惨痛的地区。大量出口粮食，拒绝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粮食产量、消费与流通，中山大学学报，6）。辛逸认为大公社制度在我国存在了近4年，期间经历了酝酿、勃兴到高潮，再从低落、调整到相对稳定的曲折演变，最后确立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试论大公社所有制的变迁与特征，史学月刊．3）。李节传回顾了从1961年到1970年中加建交，从加拿大进口1800万吨小麦和130万吨大麦的历史（小麦贸易为中加建交铺路，百年潮．5）。杨凤城、辛逸认为，在人民公社模式中，中国农业在无偿输出大量剩余、微观主体内源动力受挫折的情况下保持了高于人口增长率的产出增长速度，支撑了国家化的起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标志着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终结。新旧体制的转换，与其说是领袖的主观政策选择，不如说是阶段的内在要求（最大的国情与终极的关怀，当代中国史研究．4）。王文滋认为，人民公社化战略对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曾经起过推动作用，但是人民公社总体上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与现代化，是失败的。（建国以来党的农业现代化战略论略，湖北行政学院学报．4）。
袁宝华回顾了国民调整时期“八字方针”提出的背景，以及宏观调整，微观整顿的过程（对国民经济的艰苦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张素华阐述了刘少奇于1972年初7000人大会前对毛泽东提倡的关于15年赶超英国的问题、《农业发展纲要》、关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城市人民公社几件事的不同看法。（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的几件事，百年潮．10）王频、金怡顺等也对调整时期作了分析。（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国民经济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6）、（“社教”运动再析，当代中国史研究．3）杨世红回顾了“文革”以前的侨汇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2）。
关于“文革”时期的文章不多，但令人思索。万家星提出：“文革”中工农业生产总值发展的平均速度(1969—1976年平均为11．575％)不低，“文革”中官僚、腐败、犯罪等现象相对较少和低消费、高积累等情况是值得研究的。（中国“文革”与法国“五月风暴”评论，学术界．5）。刘志青阐述了“文革”对国防工业的破坏（“九一三”事件后中国国防工业的初步整顿，当代中国史研究．5）。吴敬琏曾发现1974年的大寨收入分配中40％来自两辆卡车，20％来自副业，只有40％来自粮食。这与大寨领导人的声言相矛盾（当代中国经济学家评传－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月版）。郑谦高度评价1970年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指出当时大寨经验的实质性意义，一是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合并为大队所有制，另一是大寨记分法。推广大寨经验实际上是对60年代初调整成果的否定，向1958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回归（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述略，中共党史研究资料．9；1970年前后国内形势的几个特点——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为例，中共党史研究．5）。张乐天认为，文革中含糊的阶级概念和变换着的阶级斗争主题使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成为旷日持久的“出错”和“纠错”过程，导致了乡村的混乱与分裂（国家话语的接受与消解——公社视野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中国社会文摘．2）。程振声阐述了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8年中为保持国民经济运转和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关于“文革”中国务院业务组的若干情况，党的．3）。
黄荣华归纳了三线建设的5个原因：国防原则绝对化；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思想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延续；社会主义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优先重的战略；均衡生产力布局（三线建设原因再探，河南大学学报．2）。李彩华指出，1965—1980年的三线建设在我国中西部13个省区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共投入了2052．68亿元资金，建成了近2000个大中型和科研机构，堪称建设史上一次重大战略部署。但是，由于的原因，许多三线企业一直存在着生存条件差、产品无出路、经济效益低等严重遗留问题。（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历史考察，当代史研究．3）。陈东林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三线调整具有布局调整为主与其他方式兼顾、政府扶持与企业自谋出路相结合等特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三线建设遗留问题的矫正，是三线地区建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完善。（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当代中国史研究．3）。邓礼峰指出，1978年中国援越的物资按照成本价值即达200亿元人民币以上。如果将中国援越的全部费用按当时的美元估算，则至少在200亿美元以上。（援越抗美述略，当代中国史研究．1）。
（二）对1978年以来的经济史研究。
高尚全将改革新突破概括为产权多元化、资本社会化、分配公正化、管理法治化四个方面。认为改革存在四大不平衡：改革滞后于开放，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时报11．28）。程恩富认为：计划经济是功成身退，市场经济是继往开来（公平与效率：如何兼得，文汇报10-13）。石小敏认为中国打倒四人帮、确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的转折是突变式的，政治上的突破给后来二十多年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开辟了空间。（50人·北京2002．12）。吴敬琏认为“摸着石头过河”被称做“改革的成功战略”的论断值得怀疑。其充其量是改革初期不得已的选择。事实上改革的推进是与对经济的认识深化有关的。（改革成就与经济学进展，财经6）张湛彬认为，中国改革的渐进式路径选择及制度变迁，尤其以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和经济改革为主线、政治改革相配合的特点更值得重视。制度变迁的多样使改革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制度真空”而保持了社会有序。（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变迁评析，中共党史研究，4）常修泽认为，改革的成效可大体评估为，到200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十四大提出的历史任务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产权改革滞后、要素市场“双轨制”、按要素分配的实现机制等尚未取得突破、信用等现代市场体制的重要支柱还比较薄弱（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基本判断及思考，改革，4）。何传启等认为：1999年中国已处于初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已完成76％，工业化接近完成、城市化进入发展期和基本普及九年义务（中国现代化报告2002，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郑永海探讨了地方税制产生和发展以及运行的一般，认为1949—1978年的地方税不是现代意义的；1979--1992年呈现不稳定性和非规范性；1993年至今地方税制初步形成。（我国地方税制的历史沿革与发展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3）。贾康回顾、评析了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认为政策启动的背景为五个方面：1．东南亚危机的巨大影响超出了意料；2．金融危机影响迭加到中国经济周期低谷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紧缩；3．20年市场化改革引致走出短缺；4．“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人员和失业压力；5．货币政策效果不够明显。（学术季刊.1）。高萍回顾了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1949年定位为“有限的政府干预”；1953－1956年完成了向政府统制模式转变；70年代末以来，转向政府干预模式（50年来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变化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4）。
刘福垣认为，我国理论界的胀、缩之论都以年度变化立论，缺乏感。以1992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100，将1993—2000年的变化连续起来看，直到2000年的157.4，还大大高于所谓通货膨胀期1993年和1994年。这说明1998年以来还处于治理通胀的过程之中。（破除通货紧缩的迷雾，时报8-10）韩德强说，认为市场经济将使东、中、西三个部分梯次，先富带动后富。这只是市场浪漫主义的逻辑推理。西部人口素质的降低与其说是经济落后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西部落后的真正原因恰好触及到了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以民为本、关注民生——中国新世纪的前途与选择，石油出版社，8 ）。顾海良质疑说：纵观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地区差距均相当小。市场机制使每一个人都有致富的机会，最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共同致富。（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吗，中国经济时报3-30）。梁小民认为：改革之后分配制度的改变，无论有什么缺点，都是对计划经济下既无公正又无效率的分配制度的否定。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正确认识收入分配的各种问题。（计划经济下的分配制度好吗，中国经济时报，3-30）。
程连升系统地研究了新中国50年的就业政策，提出隐性失业问题（中国五十年反失业政策研究，社会出版社，2002）。温锐、游海华在实地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劳动力的流动与社会经济变迁作了实证性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地域性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1）。李迎生阐述了50年来社会保障体系的沿革（从分化到整合：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起源、改革与前瞻，教学与研究8）。方青回顾了50年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从“集体保障”到“社会保障”—中国农村社会保障1949—2000，当代中国史研究．1）。
温铁军认为，百年近代史上，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最终形成的基本制度必然要取决于人多地少、农民人口占多数的某种“内生性变量”（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50人·北京，12．31）。黄道霞提出：对于农业化，中国的探索与认识过程是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述论，中共党史研究，1）郑有贵通过考察常熟市乡镇两轮产权制度改革及4个企业由小作坊到现代企业的发展历程，剖析了苏南模式的形成过程与内涵（苏南模式向现代企业制度转换，教学与研究．12）。张曙光、赵农从决策权的配置与决策方式的变迁研究了农业问题（决策权的配置与决策方式的变迁––––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系统思索，中国社会科学评论．1）。周其仁认为：从改革的历史看，中国在建立清楚的农民私人土地使用权方面领先于俄罗斯。但是需要转让土地时，农户就靠边，而“集体”全面登场——夹生体制的弊端正在生活中显示出来。（农地制度以俄为师，21世纪经济报道，9-05）。武力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方面回顾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及其启示，党的文献．5）。
关于城市化问题，李文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略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这是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造成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5）。邱国盛认为，在推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更注重城市的生产功能，而忽略甚至限制城市其他经济功能的正常发挥。（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关系探讨，当代中国史研究．5）。类似看法还有王海坤等（凝结的历史——中国城市化进程回眸，中国经济时报11．9）。郭克莎通过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率的上升与工业产值比重上升的相关性较低，而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变化的相关性较强，中国的问题在于工业化的偏差而不在于城市化的偏差（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武力探讨了1949—1978年城市化滞后的积极作用：既维持了高积累下的工业体系早日建成，又避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过度城市化”；对1978年以来的城市化起到了“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作用；城乡壁垒迫使农村优秀人材不得不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和走上以小城镇为主要依托的城市化道路，避免了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所造成的严重问题（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4）。姜爱林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镇化的轨迹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变迁，绍兴文院学报．3）。
国企改革一直受到关注。但是从角度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刘鸿儒认为，股份制是80年代以来唯一经受住实践检验的国有改革形式。只有从这个高度看待证券市场，才会珍惜十几年中历尽艰难建立起来的证券市场，不轻言“推倒重来”。（关于证券市场的几个认识问题，联合，10．5）。周一平、朱联平从党政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企业管理体制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处理企业党政关系的历史及其经验探讨，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史，2002.3）。田志龙、张泳认为中国电力行业的演变存在一个制度演变的周期：价值观的出现，规章的出现，管理和技术准则的出现。每一阶段的关键活动者并不相同（中国电力行业的演变：基于制度理论的分析，管理世界.12）。另有姜振寰的《新中国技术观的演进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7）。
区域发展、港澳台经济研究的成果在增加。如李自如、文先明、贺正楚的“从均衡到非均衡----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回顾”（中国国情国力.5）；杨松华的《香港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港式资本主义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
（三）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呼唤。
林毅夫引证美国学者的看法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为何国际上称得上是大师主流经济学家无法预测，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是与这些经济学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相联系的（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经济研究．12）。赵德馨教授提出：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抽象，将中国经济史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由使学生了解经济发展过程，变为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经济工作经验和经济理论与历史理论，是面向21世纪中国经济史课程改革的三个目标之一。（经济史学：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3）。童盛指出，经济学家要有丰富的经验积累，然而人生短暂，懂得经济历史会加速经验的积累，避免重蹈覆辙，历史还将赋予经济学家深邃的洞察力（什么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时报7-13）。钱颖一指出：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原因在于：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就很容易产生困难（现代经济学视野中的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时报，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