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近代

   农业与研究

刘克祥在综合整理大量调查统计的基础上，所作的20世纪30年代地权分配数量估计显示：南北之间地权分配的差异缩小，地主富农占地比重上升，土地分配不均的程度进一步加剧。（史研究 1）。黄爱光分析了近代中国农业私人投资的供给和需求，（史学月刊 7）。张建海分析了北洋政府时期，政府行为与农业之间的关系（牡丹江大学学报 1）。杨桂宏、王伟初步分析了近代中国农业化滞后的原因（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张福记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在压迫下处于衰落与危机中，没有一场农业与农村的革命 ,中国大规模化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郝锦花分析了近代“新学”与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启动之间的关系（天津社会 3）。

史志宏依据河北清苑县4个村庄的农户调查资料，对20世纪30、40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对这一时期地权变动的主要方式也做了概要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 3）。夏明方指出近年来，国内有关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既他所称的发展的幻象，他对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做了新的辨析，他指出所谓近代华北农户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农民生活的显著改善，或者说农村发展，是国内一些学者有意无意的数字化的产物，而非的真实（近代史研究 2）。温锐认为在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农村的租佃制度与华北、苏南、关中等地的租佃制度相比，具有租佃土地多、公田多、分成租多、土地流转快等特点，其对边区农村社会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 4）。衣保中论述了清末东北地区的水田开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他还考察了朝鲜移民对近代东北地区的水田技术的改进（中国农史 1）。吴雯、谢敏华讨论了太平天国革命对近代江西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宜春学院学报 1）。官互进概要叙述了北洋军阀时期两湖地区农村的租佃关系（湖北社会科学 5）。徐畅认为抗战前，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地主城居的规模和速度日益扩大，他们带走了大量现金并造成租佃关系形式改变，加剧了农村枯竭和经济破产（文史哲 4）。张奇、杨红伟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了以发放农贷为主 ,建设农田水利、推广农业等多项开发西北农业的措施，较快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生产发展（甘肃社会科学 4）。张奇、杨红伟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甘肃社会科学 4）。魏静介绍了左宗棠对西北水利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所做的努力（丝绸之路 8）。闫萍莉分析了左宗棠对西北农业发展的作用（理论导刊）。粟晓斌则分析了左宗棠对甘肃农业开发的贡献（河西学院学报 1）。邱志强简要地考察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所进行的乡村合作运动 ,分析了其特点及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

王建革认为受清代以来的农业和商业渗透的影响，蒙古游牧业在近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些变化的总趋势是向汉族的农业畜牧业方向发展，并没有出现畜牧业的现代化趋向（中国经济史研究 2）。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论述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 2）。郑磊以民国时期关中地区为个案研究，认为2 0世纪 2 0、30年代鸦片种植与饥荒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王印焕研究了抗战前的民国时期，灾民逃荒移境就食的问题，他认为，从总体上看，灾民是在灾发地与流入地的推来搡去之中艰难苟活（史学月刊 2）。

张佩国分析了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之间是密切关系，并指出近代江南的功能性宗族组织和族田义庄并不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发达，地方志中的大量资料表明，江南地区的宗族组织近代以来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江苏社会科学 2）。张佩国还认为在近代江南乡村，尽管妇女对家庭生计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她们基本上没有财产权可言（史学月刊 1）。王跃生依据抽样调查资料和阶级成分档案资料，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冀南农村的分家行为与传统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中国家庭财产的平均继承制度和观念不断侵蚀着大家庭的存在基础（近代史研究 4）。

工商及业等研究

科大卫追溯了中国近代商号出现的历史，剖析了中国近代商号的产生与制度环境、尤其是与公司法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 3）。袁为鹏从工业区位选择这一新的视角，通过还原李鸿章派盛宣怀来鄂办矿及其改变初衷，定计在直隶开平一带大举采煤的区位决策过程，揭示了中国内部各种－人文因素，对中国近代工业布局与发展之影响，并对光绪初年盛宣怀试办湖北矿业失败之原因作了新的解释（中国经济史研究 4）。彭南生认为鸦片战争后，传统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过渡准备了条件，也丰富了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沈其新从近代科学技术与民族棉纺织业私人资本的关系的角度，比较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江西社会科学 4）。他还认为由于晚清政府不能代表当时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造成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技术与资本相分离的道路，致使近代中国产业革命被窒息（湖南大学学报 2）。赵仁平分析了近代云南外资的输入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1）。杨天宏分析了自开商埠中近代的创建及工业化的程度，（四川大学学报 2）。田霞研究了抗日战争期间陕西工业的发展（抗日战争研究 3）。刘平青了早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孕育与成长的三个阶段和两方面的特色，并把他们与新时期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进行了比较（广东社会科学 5）。邹进文论述了清末公有企业的改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3）。赵兴胜考察了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简述了这场从一种单纯的利益之争上升为中国工业化模式的争论（江海学刊 3）。张洁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历程作了简要回顾，并着重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决定其产权结构的制度性因素，从而表现产权对现代企业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 1）。方草以近代民生公司为案例对爱国主义行为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广东商学院学报 3）。张忠民以“新亚集团”为例分析了抗战时期上海的产业证券与新兴企业集团（上海经济研究 3）。王小侠探讨了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企业的制度（社会科学辑刊 5）。吴宝晓探讨了清末直隶地方政府的政策对直隶煤炭业发展的影响（史学月刊 7）。李玉分析了晚清矿章关于办矿洋商的规定及其效果（南京大学学报 4）。匡济才对抗战期间四川矿业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必要的分析（文史杂志 2）。陈征平分析了近代云南的矿业工业化与社会扩散效应（云南社会科学 2）。薛毅介绍了孙越崎在近代中国石油工业发展中的作用（石油大学学报 4）。

马俊亚撰文研究了近代江南地区劳动力市场层次与劳动力循环，他指出，中国现代工业发轫以后，江南成为国内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它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形成了多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 3）。周建波认为洋务运动期间的劳工雇佣与管理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突出“效率”色彩，二是突出“情感”因素（文史哲 1）。鲁运庚、刘长飞研究了民国初年的童工问题，认为它是与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扩大联系在一起的（民国档案 2）。

杨丽论述了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的特征及其影响（河南大学学报 3）。杨永明介绍了民国时期的滇缅印边境贸易（云南档案 4）。仇华飞介绍了南京政府成立初期的中美商税纠纷（历史档案 1）。梁向阳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粤港走私问题，并分析了其不良后果（五邑大学学报 1）。吴义雄依据鸦片战争前发行于广州的《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对这一时期的鸦片贸易进行了研究（近代史研究 2）。林天乙阐述了解放战争后期香港与解放区通商贸易的历史背景和贸易往来的概况，及其对解放区和香港的重要作用与特殊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 2）。谭寿伟、陶少艺研究了近代广西的鸦片贸易（社科与经济信息 3）。周智生分析了近代云南商人与中印商贸交流（学术探索 1）。陈志杰探讨了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的经营运作（山东社会科学 1）。袁国友分析了近代前期的滇港经贸关系（云南社会科学 4）。杨乃良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起，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贵州与关系的贸易往来（贵州社会科学 1）。魏爱文评述了清末的商品赛会（贵州文史丛刊 3）。

徐卫国扼要分析了1927-1937年中国铁路建设的规划、建设资金的筹集、新建铁路的里程，以及建设成本等问题，并对相关数据作了整理和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 4）。叶士东以铁路总务为中心讨论了清末的铁路立法思想（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马陵合讨论了甲午前，清政府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源于对外债的依赖以及对国内民族资本缺乏激励机制的困境（安徽史学 1）。尹新华介绍了20世纪初，清中央政府、吉林地方当局以及吉林民众就吉长铁路的修建与维护路权与俄、日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北华大学学报 2）。张健民阐述了阎锡山与同蒲路建设中的资源配置问题（沧桑 4）。樊清讨论了古代邮驿的衰落与近代邮政的兴办（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1）。廖大珂研究了民国时期海洋航运业的发展（南洋问题研究 2）。张玉龙认为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立体式近代交通运输之形成，推动了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变革与城市化（贵州社会科学 2）。

李金铮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论述了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并指出典当业的衰落给普通百姓的金融借贷带来严重影响，为此，当时政府及社会各界提出了种种改革建议，颇值得深思（中国经济史研究 4）。张伟研究了租界与近代上海房地产业之间的关系（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3）。李德成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6年）的盐务管理（江西社会科学 3）。董振平论述了1927——1936年国民政府的食盐运输制度（盐业史研究 1）。程龙刚研究了清末民初四川盐政部部长邓孝可的盐政改革思想和实践（盐业史研究 2）。
财政、货币和

杨华山认为就早期化的启动而言，厘金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的积极意义（江汉 7）。李全安、郭迎春分析了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对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影响（天中学刊 6）。罗包庚概括了太平天国时期江西的军费负担状况，以及这一负担对当时及以后的江西与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江西社会 6）。林齐模通过论述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田赋征收的影响，揭示了安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前的内部危机（安徽史学 3）。杨涛简述了宋子文在广州理财的举措与思想（殷都学刊 2）。姜虹了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中国银行的原因（安徽史学 3）。胡子祥探析了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税制改革的缘由（江海学刊 3）。张九州论述了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及其作用（河南大学学报 4）。王合群介绍了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的兴起与南京国民党政权派系斗争的关系（民国档案 2）。

朱荫贵从数据变化和内在因素出发进行分析，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国银行业快速的重要时期，他还指出这一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特别是内在因素发挥作用及金融界、政界、理论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 6）。杜恂诚通过对近代中外金融制度变迁的比较，从中总结出两者的不同。他运用了新制度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并加以引申和发展，文章认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是可能在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替发生的，而对交替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中国经济史研究 3）。杨天宏认为在部分“自开商埠”中，存在票号、钱庄与银行并存的局面，并指出对中国金融业所发生近代转型的程度不宜估计过高（中华文化论坛 1）。周涛肯定了清末民初中国银行业中的近代化因素（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2）。杨艳红以轰动一个多世纪的山西票号为例，分析儒家文化所形成的集体惩戒机制在票号的经营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由此带来的问题（世界经济文汇 1）。李勇（之友 4）、张聪明、张春菊（现代商业银行 4）分别探讨了山西票号的内部股权制度。雷章旺介绍了华北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纵横 1）。刘慧宇论述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江西社会科学 3）。昝金生论述了民国时期江南的合作社（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3）。李金铮以民国时期的长江中下游乡村为考察对象，探析了现代金融运作方式在该地的运用，并与传统高利贷进行了比较（江海学刊 3）。

尧秋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债理论，就清末公债的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有效性、公债认购主体—居民的经济行为、公债发行的货币效应、公债运用的总需求效应等方面对公债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 4）。潘国琪、朱俊瑞论述了晚清时期地方政府的国内公债（经济研究 30）。戴建兵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的公债政策（史学月刊 3）。彭厚文简述了战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组织上和管理上的特点，认为其在市场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近代史研究 3）。冯郁阐述了近代中国货币的统一进程，并指出这一进程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即经济的逐步瓦解以及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的逐步发展（史学月刊 8）。杨胜勇论述了道光末年银贵钱贱的加剧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教学 3）。王德泰考察了嘉道时期洋铜价格与当时银贵钱贱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洋铜价格的下降没有给铜钱质量带来多大影响（兰州大学学报 3），他还考察了这一时期铜钱产量与当时银贵钱贱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1）。刘四平、李细珠介绍了张之洞对晚清货币改革的推动（历史档案 1）。郭秀清、杨晓对1935年国民党币制改革作出了反思（学海 2）。李永福简单分析了“晋钞”贬值的原因（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1）。

中国境内第一家外国银行，以往学术界一致认为是鸦片战争以后1845年进入中国的丽如银行，林准祥利用新发现的1819年广东一家外商银行发行的银票，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林还总结出了外国在华银行发展的四个阶段（中国经济史研究 3）。汪敬虞为林文写的读后感，更为深入、准确地阐发了林文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 3）。屈春海介绍了清末山西合盛元票庄在日本开设分号的史料（历史档案 1）。金平分析了昭信股票发行的原因（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周建波介绍了洋务运动时期的对内融资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3）。王正华分析了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长江流域后，蒋介石能够与上海金融界建立密切联系的原因（近代史研究 4）。洪葭管、杜恂诚、李一翔分别分析了有关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几个问题（档案与史学 5）。吴景平探讨了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史林 2）。贺水金讨论了中国近代金银的国际流动，并对近代中国在长时间里呈现出贸易、白银双入超的奇特现象作出了解释（中国经济史研究 2）。朱东芹研究了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与侨汇的关系（南洋问题研究 2）。

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研究

邱捷从商人团体角度探讨了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他的观点是有关事变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迄今缺乏有力的证据，商团事变是广州商界同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冲突（历史研究 2）。他还研究了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前者的推动作用和局限性（广东社会科学 2）。李在泉简要论述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运动的上下限与主要线索等问题（宝鸡文院学报 2）。高旭晨研究了中国商会制度创立的背景、作用、特征等，他认为中国早期商会从一开始便包孕着民间和官方的二重因素，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官府和商 民之间的纽带和中介，他还认为商会是近代中国最具社会影响、市民社会特征也最突出的新型商人组织（环球评论 夏）。彭南生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现代性（江苏社会科学 2）。杨天宏剖析了清末新政以后自开商埠中的近代商事机构，指出自开商埠的商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贵州社会科学 1）。洪振强分析了清末民初（1902——1927年）商会的结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4）。付海晏讨论了清末民初商事裁判组织的演变，认为官商之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法制化构想，斗争结果则是官方占了上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黄清根考辨了从夷到洋商称谓的时代变迁（探索与争鸣 5）。金普森、易继苍探查了买办与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变迁之间的关系（浙江大学学报 3）。易继苍探讨了买办兴起的原因（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3）。顾保国分析了中国近代家的生长（中国国情国力 6）。张士杰分析了近代苏南民族资本企业家的品牌意识（民国研究 6）。戴一峰研究了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从总体上描述了华商跨国网络的时间流程、空间分布、组织形态、运作机制和人文特征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王翔探讨了近代南洋琼侨的职业类型与经济机能（海南大学学报 1）。马俊亚辨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他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是一种混合型的、多层次的、发展而不发达的社会，近代社会的三大阶级结构同样是混合型的（南京大学学报 1）。

胡海建认为唐廷枢具有买办性和民族性这样的两种属性（益阳师专学报 4）。张泽洪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的前驱之一，并积极评价了其几达 20年的买办生涯（青海师专学报 2）。王勇介绍了卢作孚与民生精神（历史教学 5）。刘重来、陈晓华论述了卢作孚的农村金融建设思想与实践（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3）。

区域与城市研究

吕伟俊、董宝训认为从清末到解放战争，山东的区域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 ,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演化过程（文史哲 4）。居特固勒、阿云嘎介绍了近代著名蒙古族活动家贡桑诺尔布在蒙古地区实施的近代化“革新”与日本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1）。刘秉扬分析了近代西部开发动因与效益（西北大学学报 1）。孙海泉认为，上海20世纪30年代成为全国中心，由于地价、工资等客观原因，上海的工业开始向苏南作梯度转移，由此形成了上海和苏南地区两个并存的工业区位，递进和竞争遂成为两地重组后关系的主旋律（江海学刊 4）。赵兰亮从数量上分析了清至民国时期山东的震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马寒梅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侵略（阴山学刊 3）。 李峻研究了战时日本对上海的经济掠夺（民国研究 6）。李芬林介绍了抗战时期《西北经济通讯》与西北经济开发的有关情况（档案 3）。白纯简述了光复初期的专卖制度（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韦国友探索了近代桂西壮乡商品经济落后的原因（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陈炜分析了近代桂东北地区圩市发展与民族经济融合的关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3）。郑自军研究了1921年湖南辛酉大旱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湖南荒政的根本性变革（教学 5）。李琼考察了2 0世纪 30年代湖北水灾预防的主要措施及其作用与不足（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

郑忠论述了近代长江下游城市经济功能结构的变迁，并认为该地区城市经济功能的近代化是决定性的（安徽史学 1）。李一翔认为，鸦片战争后长江沿岸逐步形成以上海——汉口——重庆三个中心城市为支点的长江流域经济带，同时长江沿岸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经济史研究 1）。梁民愫以三都澳为实例，撰文探讨了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制度条件下，中国自开商埠对外贸易欠发展的不利因素或制约因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3）。樊卫国探讨了近代上海发展的若干问题（上海经济研究 4）。赵彬分析了近代烟台贸易与城乡关系变迁的关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刘玲认为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五口开埠城市既有很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淮北煤师院学报 1）。余子明认为近代以后，绅士群体定居于都市，对于促进城市社会的整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史学月刊 8）。王印焕探讨了民国时期冀鲁豫农民的离村与人口近代化，认为农民离村进城直接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历史教学 4）。

宾长初认为镇、集数量的增长，中心市镇的发展以及镇、集商业贸易的变化等三方面是近代中国镇、集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标志（中国社会院研究生院学报 5）。张晓辉以镇集高度发达的广东为例研究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与动因（学术研究 3）。

现代化、经济政策研究及其他

刘茂森从宏观比较史学的视角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特征（濮阳学院学报 3）。夏振坤、占俊英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迟滞的原因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中州学刊 1）。罗立东分析了中国对日本近代化启动的环境作用（襄樊学院学报 1）。郭彦领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作出了反思（岭南学刊 2）。韩小林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贡献巨大（嘉应大学学报 2）。朱俊瑞探讨了经济因素对晚清政治改革的制约（齐鲁学刊 4）。王中茂论述了租界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4）。

徐建生研究了民国时期北京、南京二政府先后召集的两次全国工商会议，他认为它们作为二政府经济政策的起点和预备，促使了其后经济法规的制定和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它们本身各自存在争议和矛盾，更蕴含着二政府经济政策之间的连续与变异（中国经济史研究 1）。孟晋认为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为该时期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创造了一定的政策环境（许昌师专学报 4）。洪认清探索了陈宝箴与湖南经济近代化的启动之间的关联（求索 1）。叶扬兵评介了新政时期清政府振兴实业的政策（学海 4）。杨天宏研究了晚清“自开商埠”由思想主张到政府决策的过程（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汪国华也分析了晚清自开商埠的成因，除了国内的原因以外，他还指出日本对清末自开商埠的客观影响也是原因之一（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1）张步先、苏全有介绍了袁世凯对我国经济近代化，特别是工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山西师大学报 3）。张用建分析了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政策取向（四川大学学报 5）。。龚鹏、许凤林阐述了他们对近代中国闭关政策的几点认识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赵鸿娟论了述清末民初的经济制度改革（思想战线 4）。

黄宗智撰文批评了彭慕兰的新著《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认为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而且没有认真对待近 2 0年来西方研究 1 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历史研究 4）。郑成林介绍了章开沅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的特点（史学月刊 4）。陈其泰总结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成就（当代中国史研究 2）。
刘季富比较了晚清重商思想与西欧重商主义的差异（殷都学刊 1）。杨华山讨论了中国近代早期改良派的“裁厘加税”思想（辽宁大学学报 1）。张志永评述了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收复区的善后救济工作（历史教学问题 3）。汪敬虞撰文记述了中国民间的先行者们在中国现代化黎明期为新生产力的引进和开发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他指出这些民间活动，多数都是试探的性质，有的计划，只是一种设想。有的虽付诸实行，多数都是昙花一现。即使一枝独放，也难免无以为继的结局。他们的活动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执着追求的主动精神（中国经济史研究 1）。朱丹讨论了近代江南的技术引进及其特点（苏南乡镇 10）。王荣林探讨了抗战期间中国偿还苏联援华财物等问题（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