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改革开放以来，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使中国理论的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要求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不唯上、不唯书，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唯物主义的思想、借鉴和比较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经济史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纵观近杰出的经济学家，无一不对经济史有浓厚的举和扎实的功底。马克思的《资本论》建立在对英国经济史深入探索的基础之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应建立在中国经济史，特别是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到目前为止，以严中平先生为代表的，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已经从科研单位到高校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硕果累累的专业队伍。相对而言，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史和社会主义经济史的研究，则起步迟缓，力量薄弱得多。除了“文革”以前寥若晨星的个别著作以外，由国家予以关注、组织力量开展研究始于七十年代中叶以后。当时国务院采纳了于光远等同志的建议，由齐燕铭同志直接领导，在中国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筹建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由赵效民同志负责。这就是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的前身。此后，在十余年的时间中，与财政部合作，开展了对新中国的前身——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史的研究。抢救了一批历史资料，形成了一批学术资料书籍和学术专著。其中专著如《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中国土地改革史》、《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等。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大量的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中叶以后，其中主要成果有：较早出版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陆续出版的马洪、邓力群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各个经济部门卷，中国土地改革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史、农业合作化史等经济史专题著作；较为详尽的有中南财经大学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84）；下限至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孙健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杨坚白等撰写的专著《新中国经济的变迁和分析》系统地分析了建国以来至80年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演变及其得失，得到经济学界的好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薄一波撰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虽然不是经济史专著，但是对经济史的许多重要问题作了研究阐述，对经济史研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外，还有一些部门经济史专著也不乏真知灼见，如汪海波的《新中国经济史》、商业经济研究所的《新中国商业史稿》、左春台等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赵梦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税收史论纲1949～1991》、曹尔玠等的《新中国投资史纲》、夏泰生、李震的《中国投资简史》、庄启东等的《新中国工资史稿》、叶善蓬的《新中国价格简史》、李子超的《当代中国价格简史》、董志凯的《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袁伦渠的《新中国劳动经济史》、路建祥的《新中国信用合作发展简史》、迟孝先生的《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物资经济学会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物资管理体制史略》、财政部编的《中国农民负担史》、宫成喜的《中国财政支援农业简史》等专著也在一个方面填补了新中国经济史的空白。
在区域经济史研究方面，地方志的编写推动了地方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这几年先后出版了《建国以来武汉经济简史》、《山东经济四十年透视》、《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史》（1947～1985）、《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简史》（1949～1985）、《陕西社会主义经济简史》、《广西当代经济史》等一批地方经济史专著。此外，许多省市区县还出版了经济年鉴、地方志等，为区域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
在阶段史研究方面，这几年研究工作的重心仍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其次为建国以来前7年历史。这几年阶段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薛暮桥、杨波主编的《财经工作，迎接全国胜利》，李占才等撰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范守信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恢复史》（1949～1952），国是反思丛书编委会组织编写的《滑轨与嬗变》、《“大跃进”的狂澜》等，陈雪薇撰写的《历史的启示——十年建设史研究》，徐棣华、王亚平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济简史》等。董志凯主编的在整理大量档案资料基础上撰写的《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史论专著。它对于在国营经济主导下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下，各类经济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运行机制，投资状况与效益，经济结构变化及增长，均作了大量实证性的阐述与分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八十年代末，由社会院研究所与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开始陆续系统地编辑出版，这是一项规模巨大、具有长期时效、意义重大的科研基础工作。已经出版的几部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厚爱，被称为“功德无量”之举，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认识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是难得的珍贵资料。但是此种难度很大的基础工作目前受到财力、人力的严重困扰，仅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近千万字的编辑工作,共计12部资料书，1996年已全部出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档案资料，目前经多方努力已与中央档案馆达成合作编辑协议，编辑工作正克服重重困难努力进行。经过精心筛选、按照经济思想体系，体现顺序与逻辑关系相结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手档案资料的系统出版，在我国尚属首次；在世界实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国家中类似的作法也属鲜见。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均必将大有裨益。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起步较晚，这几年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即使如此，初步的研究也使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浓厚的兴趣。譬如，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形成、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效益的认识及对其总体评价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成就和偏差也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与评价。以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由于指导思想和资料的局限，多限于所有制变革与产值的变化。对于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则往往是回避或忽略的；对于生产力的其他方面，诸如效率、效益、科学技术的作用等等，也涉及甚少。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正在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并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借鉴东西方关于经济运行的理论，开展中外经济历史的比较研究，使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开始向具有更为广阔的视角和更加深入的分析方向。总的来说，这项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鉴于基础薄弱（包括统计资料、文书资料），人力、物力、财力不足，技术手段落后，以及当代人研究当代史的困难等等原因，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方能有所建树。而这些研究，恰恰是了解中国现代经济的特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不可短缺的。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办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使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包括古代、近代、现代）有了一个专业性的、高层次的发表园地。
二、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难点及不同学术观点
由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研究工作，特别是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为社会科学的热点和重点。而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离不开新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史，加之对于四十年余起伏迭宕的曲折历程，当代人记忆犹新，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中国现代经济史本身可以说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或重点；加之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与现实经济问题研究情景交融，联系密切；均使得中国现代经济史领域成果纷呈，展现愈来愈兴旺的景象。具体来看，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有十大问题：1、如何认识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它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异同何在？2、“三大改造”的起因、得失与评价；3、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中国化道路的选择；4、中国特色经济建设的探索历程；5、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周期、特点及其根源；6、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7、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与所有制结构；8、中国农业的经营方式、经营规模与劳动力的转移；9、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问题；10、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往。
研究这些问题的著作与文章较多，其中大部分成果并非属于经济史专业。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J.R.Hicks，1904—）在所著《社会框架——经济学导论》（牛津：克拉仑敦出版社）一书中所说：“经济史学是过去时期的应用经济学，后者则是当代的经济史学；”历史与现实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现代经济史与现实经济的研究领域更难划出明确的界限。所以在以下的分析与介绍中引用了不少现实经济学中带有实证性的成果。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体制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7年来，实行过三种经济体制：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实施时间距今比较远，实施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左”倾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把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立起来，造成理论界、学术界对此讳莫如深；长期忽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研究。这种情况在新时期发生了变化。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不是直接来自于经典著作的现成结论，而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根据地经济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独创的全新的经济的学说；加之在此理论指导下，中国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建国初期的经济工作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近年来的经济改革进一步证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计划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此，事隔40余年，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研究备受重视，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以及最近出版的《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等著作和尽管阐述的深度有所不同，但共同认为其特点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调节三者关存运行机制；“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然而，对于这一经济体制的性质的看法则有很大差异。
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实质，长期以来有多种说法：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提出这是一种“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一种“社会改良”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改良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混合经济，[1]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主义经济，民生幸福经济。[2]以后毛泽东的著作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有无社会主义因素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直至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否定了新民主主义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将其纳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
2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实质上是体现自己国家特色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一经提出，不仅使共产党员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成了民主抗战的典范，人们向往的圣地，而且使50年代初期的中国一片生机勃勃，至今还使人们怀念不已，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巨大成功，使今日的研究普遍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适合中国国情，应该继续实行一个较长的时期，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适合中国国情，应该继续实行一个较长的时期，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过渡需要相当长的阶段，因此，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同时，石仲泉提出：由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关于“过渡问题”上有缺陷，因此它不仅从理论上看尚不是一种完整的社会形态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也难以摆脱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建立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思想的确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系起来，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现实形态，不应继续把它当成不能确立和巩固的暂时的过渡形态，应该理直气壮地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新民主主义就是初级社会主义”[4]通过对历史的进一步全面分析，《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提出：如果仅就经济成分考察，上述看法有一定理由。如果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全面考察，在我国全面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生产方式方面，一是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二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尚在进行，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分尚未由主导地位演变为主体地位。因此，更准确地说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应看作“初级社会主义的雏形”[5]。
1994年以来，地处武汉的中南财经大学展开了一场是否应该“复归”新民主主义模式的大辩论。问题是由系的中年教授杨家志提出来的。从1994年秋到1997年春，他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陆续发表了5篇关于“复归说”的文章，他认为1976－1996年20年的发展历程，展示了向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复归趋势，轻易否定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匆忙模拟斯大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造成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断层和中国革命建设的曲折。当前改革中出现的向民主主义发展模式复归的趋势是对毛泽东个人思想中那部分空白的纠正。他从经济学、、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多方面就此作了论述。该校一些教师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其中赵德馨的文章认为杨的诸多论据只能说明历史与思想理论的发展或曲折发展，“哪里有什么‘复归’”。
（二）对于“三大改造”的评价
五十年代的“大三改造”与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的经济体制的两次重大转折，因此“三大改造”评价问题引起了不仅是史学界，而且包括经济学界在内的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更由于在对待市场机制的作用方面，这两次转折是反向的，因此改革初期在经济学界更注重“三大改造”的消极作用。目前，随着研究的深入，尽管仍有基本肯定、基本否定、部分肯定部会否定等多种不同看法，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运动，在大规模运动的数年中生产力水平没有下降并得到较快发展的状况，越来越趋于实证性的具体分析了。
“基本肯定”的看法主要理由是将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联系一起的。正如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题记中所说：“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营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三大改造”运动过程中的偏差与问题，《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到的“四过”，已形成了共识。分歧在于我国的“三大改造”是否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如果存在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评价它。龚育之的《关于十七年》（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是这样阐述的：历史地看，“学习苏联”有其不可避免性，有其起了积极作用的方面，而且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有自己的创造，所以小平同志也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然而，尽管在农业合作化的过渡形式方面我们有自己的创造，但是，从过渡所要达到和没经过多长时间的过渡就迅速达到了的目标模式看来说，根本上还是从苏联搬来的。尽管在社会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方面，我们有自己的创造，但是，从改造的目标和结果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实际上的全盘公有乃至国有来说，也还是照搬苏联的，由于苏联模式并不都是成功的和赶上了时代的，由于苏联模式并不都适合我们的情况，照搬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和某些本制和文化体制模式，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这种将“三大改造”运动的策略步骤与目标模式区别分析，有一定的代表性。即策略步骤方面创造性多，目标模式上基本照搬。然而，对于照搬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评价的侧重点与结论均有很大差距。[6]
“三大改造”的依据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此，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与对三大改造的评价直接有关。对于这条路线有三种评价：一是龚育之提出的：“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二是薛暮桥提出的“基本方向正确，但搞早了或搞急了”；[7]三是林蕴晖提出的“战略思想的重大变更”，认为它离开了我国国情，离开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8]
对于三大改造本身的具体评价，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评价：“从方向和路线上来看，对个体农业、手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于客观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332页）；同时指出三大改造存在着“四过”，即“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以薛暮桥的《从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为代表，刘国光、林蕴晖等人评价为：50年代党提出在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开展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但是这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55年掀起的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建立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则不符合当时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9]第三种观点认为：三大改造从根本上讲是搞错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不应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有的文章谈到，由于总体上忽略了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本质差异，从而缩小了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小生产改造的内涵，从而导致了工业化主体地位的否定[10]。还有的著作比较邓小平与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认为，经过“三大改造”，我们就在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内建立了马克思所预想的高级社会主义，因而，三大改造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这“恰恰表明了，毛泽东这时已陷入了新空想主义的泥潭”，邓小平则“只是肯定了‘三大改造’的短期效应，同时否定了‘三大改造’的长期效应。”[11]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深入，对于我国建国初期约7年之久的“三大改造”（对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开始并基本完成了）更多学者采取了实证性的分析研究。一方面，对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私营金融业改造的必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并指出改造工作中的缺点与不足[12]；另一方面，将1953年以后的改造运动与当时经济战略和化的主客观环境联系起来，分阶段、分行业的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与分析，如《三大改造对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的两重作用》一文指出：就“一五”期间的客观经济状况而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决定了建立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又决定了三大改造的必要性及其可能性；同时，三大改造的提出与工业化还存在相悖的一面，即脱离生产力水平的改造速度和改造目标。三大改造对工业化的积极作用包括：在基本建设投资金额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维持了资金和物资的基本平衡和市场的基本稳定；在当时的环境下，帮助私营克服生产任务和原材料不足等困难等。其消极作用包括：经过对资改造，私营企业也同原有公营企业一样，难以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影响了品种的更新、质量的提高和固定资产的更新；使农业增长速度放慢，从而也影响了工业化的速度等等。三大改造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在不同年度作用的程度不同。在“一五”期间特别是前4年，积极因素是主要的；1957年以后，消彬因素逐步占居主要方面，这种消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突出。由于以往对于三大改造的两重性缺乏深入探索，将其中符合我国历史条件所采取的一些作法和“一五”期间宏观决策正确、实施合理所带来的成就，简单地套用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摆脱私有生产关系束缚的一般原理加以解释；将针对特殊历史条件的部分具体作法上的意见分歧，简单地、普遍地归结为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而导致了理论与社会实际的偏离。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背景以及合作化的不同阶段也作了具体分析。对于不同行业特点的手工为改造予以了不同的评价，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对象、改造的方式与阶段也开始作具体的分析与评价，并且正力求通过微观的实证分析使论证有充分的说服力。
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农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党内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要求加速合作化的主张，和以刘少奇、邓子恢为代表的主张合作化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步的观点。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可追溯到建国初期土改后农村各阶层是呈现出“两极分化”还是“中农化”，苏少之的《论我国农村土地改革后的‘两极分化’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提出土改后农村经济是以“中农化”趋势为主；不少学者还对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关于土改后农村合作化的设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刘少奇关于当时农村以发展供销合作、互助组为主，不要急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更适合当时的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1953年以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其高潮的评价差异较大。一部分和专著强调：土改后中国农村耕地少、生产资料严重缺乏，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为发展生产、克服两极分化，巩固工农联盟，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推动中国实现工业化，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必要的，可能的，正确的。一些文章则认为合作化运动后期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更多地是靠手段进行的，这种单一形式的集体所有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共中央关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一些文章与著作开始站在今日的认识高度三大改造的经验教训。指出了三大改造高潮以后随着单一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形成，过多地抑制市场机制的作用，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如郭书田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回顾及其经验教训》一文中指出：“中国农民是分散的，属于小农经济，也可以说是小生产者，在漫长的自给、半自给经济状态中，最缺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农民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土地以后，必然要求在满足自身需求后增加商品生产和货币收入。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把列宁的关于小生产者每日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不加分析地套在中国农民头上，成为抑制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精神枷锁。……使合作经济组织走上农民的对立面，成为某种服从当时政治需要的工具，这个教训是最沉痛的。”（载《当代农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于互相合作的几种子形式，分歧主要集中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上。肯定的观点主要在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解决了土地私有的问题，为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创造了条件。否定的观点则侧重点有所不同：一种认为搞急了，在部分新解放区农村从初级社甚至互助组直接跳入了高级社；另一种认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生搬了苏联的作法，当时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消极后果缺乏了解，以至违背了不剥夺农民的原则。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评价上也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改造尽管有些毛病，但它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我国的对资改造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赎买政策”，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另一种观点认为：改造的缺点不仅是“四过”问题，即作法和速度问题，还有指导思想上没有摆脱苏联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模式。
近一、二年来，在回顾中共中央领导人于五十年代中叶对体制改革的探索时，诸多文章也谈到陈云等领导人和一批经济理论工作者在三大改造高潮之后提出要改变对市场机制抑制过多，需要适度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等。以上诸观点虽然相差甚远，甚至针锋相对，但出发点基本上是探索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而没有直接触及产权和利益问题；目的是朝前看，而不是朝后看。
这几年，出版了一大批有关三大改造的资料，如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黄道霞等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发表了大量资料，一些地方也出版了合作化史料；中国共产党员资料丛书中的40多卷本《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中国手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一卷）、《北京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等。薄一波撰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也首次披露了不少关于“三大改造”的史料；加之即将问世的由中国社会院与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共九卷，近千万字）将首当次整理和出版大量珍贵的学术资料。这些基础研究的成果必将推动“三大改造”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