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辽宋西夏金元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农业 人口 水利 荒政
韩茂莉《辽代前中期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农业人口探讨》探讨了辽朝核心、生态敏感地带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农业人口的组成、迁移以及与之相关的农田垦殖规模、生态环境诸问题（社会辑刊6）。李并成《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开发》着重论述了西夏在河西行政军事建置的设立、劳动力资源的移增、水利建设的兴盛、耕地的垦辟、先进农具的使用、农业开发的成效及其评价，以及畜牧业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4）。杜建录亦讨论了西夏畜牧业中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吴松弟《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建立了绍兴三十二年、嘉定十六年和南宋末年三个户口系列，并认为南宋后期人口总数超过北宋后期（中国史研究4)。李瑜、张静讨论了《苏轼的人口思想》（财经问题研究11)。张金岭《试论晚宋农业经济衰落的原因》从官田经营不善、田赋的流失与征敛过重两个方面探讨了晚宋农业经济衰落的原因（中国农史4）。郭祥文《宋代沅澧流域的水利》主要以流域为单位，结合政区，探讨宋代沅澧或鼎州（常德府）澧州及辰、沅、靖州的水利情况（中国农史4)。魏天安等《北宋时期河南的农业开发》认为由于北宋的移民、减税、水利等农业开发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而北宋时期河南农业发展比较迅速，在北方处于上流水平（中州学刊4)。韩茂莉《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全面论述了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并从上京路、威平路、东京路以及北京路的区域开发特征入手，分析探讨了金代政治、军事等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阐明区内主要农业垦殖区从西拉木伦河流域转向第二松花江至辽东一线的开发历程（北京大学学报5)。刘晓《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户籍制度》指出在黑城出土文书中，保留着一批与元代户籍制度有关的材料，通过这些材料可以对元代的户口登记程序、户籍内容等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江西财经大学学报6）。王培华《元代山西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认为金朝末年，山西尤遭战争之苦，土地荒芜不治，人民贫困，无力恢复农业生活，但到了元代，经过朝廷的多种重农措施和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人民生活也渐趋富裕（晋阳学刊1)。谢丰斋《宋元时期中西方的耕作农业—比较同时期中西农书》通过将宋元时期的农书：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农桑辑要》与同时期西方农书《亨莱的田庄管理》、《无名氏田庄管理》、《庄园总管的职责人》、《格罗斯特的条例》的比较研究，认识到中西方耕作农业在经营概念、耕作制度、生产过程和生产效益方面存在着差异。虽然，西欧耕作农业的粗放经营，“低产低效”是一个事实，但同时还更应看到中西方的古代农业实践，实际上是走着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农史1)。元代由于国运短祚，许多资料又不注意保存，所以，有关水利的专著不多，上海师大馆藏明抄本《水利集》是研究元代水利，尤其是太湖水利的重要著作，然而至今还没有人对这本书做过介绍，刘春燕《元代水利专家任仁发及其〈水利集〉》对此做了初步整理和研究（上海师大学报1）。王培华《元朝水利机构的建置及其成就评价》、《元朝国家在管理分配农业用水中的作用》较系统研究了元朝国家在各主要河渠和路设置河渠司，各河渠司制定管理分配灌溉用水的规则即“水分”、“用水则例”，并加以实施。元人肯定河渠司的建置、对河渠司的分水工作以及分水之利弊都有自己的认识，这些对于今日西部开发仍有借鉴意义（史学集刊1、内蒙古社会科学3）。周建明探讨了《北宋漕运与水利》的关系（阜阳师范学院学报5)。孟古托力《辽道宗中后期灾害述论》认为辽道宗中晚期的自然灾害以时间长、多种灾害伴生、并存著称。这样严重的灾害，不仅破坏生产力，使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而且影响了社会发展，甚至与辽政权灭亡也不无关系，辽朝抗灾、赈济等一系列措施，既有成功之点，又有失败之处。其中“两仓”制度值得借鉴，“入粟补官法”应彻底否定。在辽政权日益腐败的情况下，其抗灾、赈济等措施不可能发挥应有的社会效应（北方文物4）。周峰《金代的赈灾措施与救济》主要探讨了金代赈灾的机构：提刑、惠民局、普济院等，其赈灾措施主要有减租免税、赈贷、平价减价卖粮，迁移就粮、纳粟补官、赎身、官员捐己俸禄、赐予耕牛等。其救济措施主要有施粥、赡养老人、扶助鳏寡孤独、抚恤遗孤遗属、奖励孝子节妇、救助乞丐、补助多胞胎等。而金代所谓的牛头税，就是征收于猛安谋克户、用之于猛安谋克户的赈灾储备粮（北方文物1）。贾玉英等《略论朱熹的荒政思想与实践》对朱熹安民、恤民、为民的荒政思想及首创社仓制度、利用赈灾钱粮兴修水利，不辞劳苦救灾活民，敢于弹劾救灾中的不法行为，为救灾献计献策等实践活动作了初步探讨（河南大学学报5）。
商业 城镇 货币
宋朝是一个外贸往来非常活跃的历史时期。不仅在沿海港口聚集了无数涉洋前来的蕃舶，云集了大量衣冠各殊的蕃国商人，甚至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郭东旭《宋朝招商政策探析》认为这一繁荣景象的出现无疑与宋朝积极推行“招徕远人、阜通货贿”，严格维护蕃商在华权益，热情款待蕃客，尊重远人习俗政策分不开。但是，宋朝对蕃商的过分宠绥，又使蕃商在中国获得了某些不应有的权利（河北大学学报3）。常大群《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认为尽管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是空前的，市场繁荣，作为商业主体的商人大量增加，但是从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关系，从宋初关于科举、舆服的规定看，商人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受到政府和官员的任意压榨、剥削和束缚，并且商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另一方面，宋代富商大贾利用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具体表现在入仕参与政治，与官员联姻和突破舆服的限制上，而士人阶层的部分有识之士在观念上已经把商人看作是与士、农同等地位的“齐民”了。这反映了宋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社会科学辑刊3）。姜锡东《宋代的钞引盐商》认为宋代的钞引制虽比官卖制进步，但钞引制度下钞引盐商仍然很不自由，政府仍然程度不同地介入，控制其批准、运输、销售诸环节，从而使钞引盐商的盈利活动和盈利比率大受限制（盐业史研究4)。修晓波《元朝对色目商人的管理》认为色目商人和元朝统治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元朝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色目人实施一些管束和惩罚措施，虽然是必要的，但因触犯其中部分商人的利益，同时也会危及元朝统治集团本身，所以元朝政府的这些措施最终未能奏效，色目商人也始终活跃在元代政治舞台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5)。唐宋政府在广州等地穆斯林聚居区内建立“蕃坊”，并在唐宋中制定了管理“化外人”条例，对此有学者认为唐宋“蕃坊”享有“治外法权”，但邱树森《唐宋“蕃坊”：与治外法权》对这种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是不正确的（宁夏社会科学5）。李锡厚《关于“头下”研究的两个问题》指出王国维认为头下一语“本出契丹”，其实也就是说此语本出《辽史》，因为在他生前尚未有契丹语言文字资料被发现，而所谓学者们关于斡鲁朵是皇室之头下的“共识”，则起源于对《辽史？营卫志》“宫卫”一目小序的误读（中国史研究2）。周宝珠《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认为宋代的洛阳城已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嬗变成新的坊市合一制，由于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和历史、政治等原因，宋代洛阳园林之盛成为一大特色，宋代洛阳又是官僚麋集的城市，会社组织是其又一特色。宋代洛阳的经济远不如它在政治、园林方面的地位重要。但与开封之外的其他城市相比，亦属较为发达，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史学月刊4)。刘菊湘《西夏都城迁移的地理因素》认为西夏都城从夏州迁移到灵州，最终确立在兴州，既是政治形势的需要，也是放弃不利的自然条件，选择优越地理环境的结果，兴州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仅夏州无法望其项背，就连灵州也大为逊色，因而都城山夏州迁灵州，再迁兴州就成了必然趋势（宁夏社会科学6)。陈国灿认为宋代太湖流域城市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州县城市的空前兴盛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郊都市化趋势；农村镇级中心地的大量涌现及其城市化特征的初步形成；乡村草市的广泛兴起和农村市场的迅速成长，到南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农村城市化率已达10％左右（史学月刊3）。陈国灿在另一篇文章《略论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中着重就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基本类型与特点、人口规模与结构、社区布局与管理、社会生活与风气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考察和分析，认为许多江南市镇不仅工商业十分发达，而且在社会形态上也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点，这在古代江南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史上，无疑有着相当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总之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在全国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学术月刊2）。马利清《从铸币业的发展看辽代经济和盛衰》认为契丹本土铸币业的发展，除了受到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之外，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本国经济发展在起作用。契丹立国前铸币业的萌芽、辽初铸币业的初步发展，中期货币经济的确立，末期的货币紧缺正是契丹国家经济产生、发展、衰落过程的投影。（内蒙古大学学报3)张景明《论辽代金银器》认为辽代金银器，在辽早期和中期早一阶段，主要受唐金银区和西方金银器的影响，自辽中期晚一阶段，宗教用具增多，民族特征渐浓，辽晚期多银器，少数金器受宋文化影响颇多（考古与文物2）。王文成《从银绢并用到银绢分离—北宋时期的银绢关系试探》认为北宋神宗以后，商品市场上完成了从银绢并用至银绢分离的转变，这标志着在当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中，白银开始从包括绢帛在内的普通商品中分离出来，向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货币过渡，白银倾向化的序幕由此揭开（思想战线2）。黎世英在《宋代货币制度的演变》中概括地说明由于商业的发展，宋代的货币制度随之发展和演变，表现在：铜、铁、银钱的铸造和流通；交子的发生和发展；南宋铜钱日益减少；纸币在广大流通及其发行量猛增，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很大（南昌大学学报4）。俞兆鹏《宋神宗时期货币制度研究》认为宋神宗对货币制度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虽然不彻底，但它防止了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了货币流通秩序，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成绩还是十分显著的（南昌大学学报4)。同类文章有仝鲁闽《北宋熙丰变法时期货币政策探微》（山东大学学报5）。刘韫《金朝铜钱窖藏现象探析》认为钱币窖藏是历史上的常见现象，然窖藏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的朝代，莫过金朝。金朝钱币窖藏现象的存在，表明了当时民族关系、政治形势的特殊性及民族间经贸往来的普遍性（辽宁大学学报2)。杨得华、杨永平探讨了《元朝的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云南民族学院学报5）。
手 地理
徐东升《唐宋民营管理拭探》认为唐宋是我国古代民营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不仅企业种类、数量较以前增加，而且规模有了扩大；但同时其发展具有不稳定、不平衡的特点，唐宋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固然是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相适应的，但其中管理对民营企业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学术月刊2)。王菱菱《宋代矿冶业中的厢兵生产》论述了宋代从事矿冶生产的厢兵。虽然厢兵由官府召募而来，但他们对封建国家仍然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生产条件十分恶劣，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因犯罪而被配入军队。由于厢兵生产可以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并可以为统治阶级带来高额利润，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是官府经营生产的方式之一（河北大学学报3)。刘莉亚《论元代矿产品的流通政策》结合元代财政经济探讨元政府对于金银铜铁等八种重要矿产品的流通政策及在这一政策制约下的流通状况（河北大学学报3)。李卿《略论宋代丝织生产的商品化》认为宋代部分桑蚕丝织生产的商品化又促进了其内部桑、蚕、丝、织生产过程的加工，“机户”的出现，标志着家庭丝织业向手工业作坊的转变，表明了宋代丝织业商业性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它又带动了丝织贸易的发达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促使了各地区部门间互相依赖的市场的萌芽与形成（河北学刊2)。清?NFEA2?《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宋代出版传播方式的变革》对活字印刷术的特点及其滞后现象作了思考，他认为从出版传播角度看，一方面由于一项新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往往要有成熟与发展期，泥活字印刷在北宋尚未成熟，应用上还存在不少困难。另一方面，这当与宋代的文化发展水平及传播物的要求，尚未达到急需活字印刷术的状况有关（浙江大学学报5)。陈颖《宋王朝火药兵器应用得失简论》认为生产规模大、制造种类齐、装备部队多，这是宋朝在火药兵器应用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主要表现，但也存在着不能据已取得的成绩促进军事组织、社会发展的缺陷（北方论丛5)。苏冠文《西夏服装制作技术述论》认为西夏人已经掌握了整套的服装制作技术，能够制作出多种款式的带有本民族特点又带有其他民族某些特点的服装（宁夏社会科学4）。徐晓望《论元代福建商品生产的发展》认为元代的福建商品生产位于国内前列，拥有充足的商品供应海商的购货要求，尤其是外商热切希望购置的丝绸、陶瓷、铁器、船舶、书籍等商品，在福建都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生产，这是宋元之际泉州能够取代广州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经济史3)。
关于宋代急脚递的传递方式，向有乘马传递说与脚夫传递说之分歧，对此，曹家齐《宋代急脚递考》考证认为宋代各个传递等级，并不是以交通工具的行速限度而定，而是根据文书的性质和各类传递规划所定。宋代急脚递实际上是乘马传递与脚走传递两种方式兼用（中国史研究1)。尚世东《西夏公文驿传探微》认为西夏以兴庆府为中心，驿传干线纵横交错，遍布全国，沿途广设驿馆、驿站、星罗棋布、初步形成集交通邮驿、供给于一体的交通通信网络，并制定了坐骑征用、逾期罚罪，合符、盗窃失毁文书罚罪一系列驿传制度，从而保证了西夏公文迅速安全地传递（宁夏社会科学2)。
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对宋代两湖平原的政区与人口、堤坊和市镇的空间结构及其变迁的空间进程进行了集中的探讨，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地望的考订和地研究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即人地相关系统的研究。在结语和余论中提出五点认为：“地理变迁的程度取决于区域开发的水平、”“地理变迁与社会治乱紧密相联，呈现出同步变化的轨迹”、“区域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有重要影响”、“生产方式从更高层次上影响甚至决定地理面貌的变迁”、“从当代人地关系研究所关注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来看，在今天及未来本区的发展中，应当特别强调：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宋乃平《试论西夏分立的地缘条件》认为中国经济重心及伴随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南移，河西走廊被西夏占据，有利于西夏分立，西夏疆土广袤，含有西部发达的农牧区，边界地交特征显著、易守难攻这种国土条件，对其延祚发挥了潜在的巨大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
财政 茶法
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力图从论题、而非从宋代既有的财政制度出发，来深入讨论宋代的地方财政史。主要讨论了宋代路州两级财政机构，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关系的演变、地方财政窘境及其影响、地方财政区域间不平衡性，赋役征发阶级不平等性、以及地方财政收入与征榷收入的性质等问题。并希望通过展示地方政府贯彻执行国家财政政策的实际情形，来讨论传统帝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大一统帝国的影响。本书立意、方法均颇有创见。张金岭《晚宋时期财政危机研究》综合地辩证地研究了南宋晚期的社会状况，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对晚宋财政经济过程进行动态研究，运用经过考证辨析的资料，认真地分析了当时财政与政局、军事、统治集团需求、人民负担等关系，系统地论述了晚宋时期财政危机的演进历程及其各阶段的特点、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及其严重后果。包伟民《宋代的上供正赋》从定义、定额与调发三个方面，探求宋代上供正赋制度的具体内容。从北宋到南宋，上供制度有不少变化，它们再一次表明了中国传统专制国家财政支出不断膨胀的以及实用主义的治世精神（浙江大学学报1)。王晓薇《宋仁宗朝缓解财政危机的失败》探讨了宋仁宗统治时期，为缓解财政危机、实行了以节省开支为目的的裁减冗官冗兵的措施，和为增加财政收入，封建国家与大地主间也展开了争夺田税的斗争，这两个方面努力失败的过程，从而揭示了王安石变法出台的必然性（河北学刊5)。
范学辉《论北宋的封桩缺额禁军钱制度》指出王安石为解决团教保甲、训练将兵的经费问题，赋予封存缺额禁军俸廪的北宋惯例以新的意义，建议神宗实行封桩缺额禁军钱制度，从而收到了训练保甲、将兵“未尝费户部一钱”的一定效果，但元?NFEA3?以后遭到破坏，到徽宋宣和年间造成了禁军严重缺额的恶果，这是王安石始所未及的（史学月刊3)。李晓《论均输法》对以往流行的王安石变法时期未曾实行均输法的观点，作了新的考辩，认为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错误结论。而均输法是对沿海开放城市汴京粮食物资供应体制的改革，其核心是扩大购买、利用市场（山东大学学报1)。孟天运《王安石变法中的失误原因探析》认为宋神宗的主张是导致变法中一系列的失误的重要原因，而不应由王安石负责（吉林大学学报2)。张金岭《晚宋冗官与财政危机》探讨了晚宋财政危机的原因，晚宋冗官问题已达到了宋朝的极点，冗官的耗费既是财政难以承受的一个庞大开支，又是贪官产生的温床，终宋之世朝廷都没能解决冗官问题，它集中反映了晚宋的极端腐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晚宋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四川师大学报1）。朱瑞熙《宋代官员礼品馈赠管理制度》指出宋代历朝统治者针对各级各类官员馈赠和收受礼品的不同情况，在调整官员公使供给标准的同时，相继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和条例，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和规范的制度。但也存在着不少缺陷，对违纪者缺乏制裁措施，北宋后期起到南宋时期，官场礼品馈赠之风愈演愈烈（学术月刊2)。邱树森《元代反贪文化》认为随着元朝封建日益腐败，整个封建统治集团贪污贿赂成风，广大黎民百姓负声载道，他们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杂文、诗词、杂剧、民谣来讽刺贪官污吏。于是元代反贪文化应运而成（暨南学报1)。其他论述元代廉政的文章还有：任崇岳《论元代的廉政措施》（平顶山师专学报3)、邱树森《元代肃政与腐败的历史启示》（江苏社会4)、李治安《元世祖钧考钱谷述论》认为钧考钱谷意在财务审计，它体现和加强了元廷在财政方面的中央集权，但其实质又在于搜刮财富，以满足忽必烈穷兵黩武的需要，同时也掺杂或隐藏着官僚集团内排除异己，封建政敌等派别斗争和个人恩怨纠葛（历史教学2）。讨论财政方面的文章还有：曹家齐《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周建明、李启明《北宋漕运与治河》（广西学院学报3)、杜保明《试析王安石经济思想中的富国富民悖论》（河南大学学报5)、孙学文《元朝失政的财政思想》（财经问题研究8)。刘春燕《释宋代“买茶额”和“产茶额”》、《对北宋东南茶叶产量的重新推测》对过去主要依据北宋官府“买茶额”或“岁课”推测东南茶叶产量的传统方法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方法漏算了南方私茶产量，因而经重新估算，宋代东南茶叶产量除广南、四川外至少不低于6 000到7 000万斤，而不是过去估算的2 300至2 900万左右（中州学刊2，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黄纯艳《论北宋嘉?NFEA3?茶法》认为嘉?NFEA3?茶法是与宋代东南茶法由交引法向以引榷茶制的转变趋势不相符合的插曲（中国社会经济史3)。黄纯艳《论南宋东南茶法》对南宋东南茶法作了探讨，认为南宋东南茶法不只是简单地继承了北宋政和茶法，而是又有新的和特点，南宋东南茶法实行三务发卖，地方发卖、州县配额的实引制度，每引贩茶重量减少而引价提高，引外征敛增多，茶利高度集中反映了其灵活、苛细、集权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3)。
宗族 风俗
王德忠《论辽朝部族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职能》认为辽朝部族组织具有军政合一、亦兵亦民的特征，集行政、生产、军事三种职能于一身，既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有利工具，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导致政局动荡的危险因素（东北师范大学学报6)。杨茂盛《试论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上、中、下）探讨了生女真人在建国前后的宗族部族组织、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活动，以及论述了女真人的宗族文化机制和女真人的汉化是其宗族文化发展的必然归宿（北方文物1，黑龙江民族丛刊4，北方论丛2）。程妮娜《辽金时期渤海族习俗研究》认为辽金时期，渤海人长期受异民族统治，与汉、契丹、女真诸族人杂居相处，社会风俗发生显著变异，形成了本民族习俗与他族习俗杂揉共存的特征，一方面衣食住等物质习俗的变异十分活跃，另一方面恋爱婚姻等习俗却长期按照本民族传统习俗发展变化，表现了独特的民俗风情（学习与探索)。宋馥香《论金代女真族文化对汉族的影响》认为女真族在与汉族杂居、通婚、交往的过程中，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都被汉族所吸收，但这种吸收是以物质文化和习俗文化为主，并以民间交流为介质，吸收的程度也呈现由北及南的不均衡分布。（西南师大学报5)。彭善国《金代的茶叶与饮茶风俗》认为女真人在12世纪30年代就开始饮用建茶，与南宋划淮而治的金国本地不产茶叶，但国内对茶叶的需求数量却颇为巨大，这两者的矛盾使金代的饮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还论述了金代的茶品、饮茶方式和茶具（北方文物2）。沈松勤《两宋饮茶风俗与茶词》论述了两宋饮茶风俗中的“客礼”茶词创作以及茶词的社交，娱乐和抒情三种功能（浙江大学学报1）。王棣《宋代经济史稿》不是对宋代社会经济有关所有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而是着重于对宋代社会经济基本轮廓和各个层次运转架构的整体把握上，并力求运用一些的史学、经济学理论来阐释宋代社会经济的运作模式和历史发展的运行轨迹。探讨的内容主要包括宋代的农业、手、商业、货币、中外贸易、土地产权、租佃关系、地租形态、户籍制度、赋役制度等。徐吉军、方建《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宋德金、史金波《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陈高华、史卫民《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两宋，契丹族、女真族和党项族建立的辽金西夏和元朝的饮食风俗、穿着风俗、居住与建筑风俗、行旅风俗、生育风俗、婚姻、家庭姓名风俗、丧葬风俗、卫生保健和养老风俗、生产风俗、信仰风俗、岁时节日和交际风俗、游艺风俗、社会组织风俗。力图完整地反映宋辽金西夏元时期风俗发展的历史轨迹。2001年的辽宋西县金元经济史研究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区域性的特点在上述各个专题研究中有比较突出的表现。二、虽然已有学者开始注重研究的学理、规范、和力图从“自主”走向有意识的学术“自觉”，但缺乏创见和新意的重复性研究仍占大多数，许多文章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三、研究不平衡，西夏和元代经济史研究文章相对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