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近代

   农业与研究 

针对刘克祥的批评（文见史研究00/3），郑起东就近代华北的农业和农民生活等问题对刘文进行了反驳，他对劳产率和亩产量、副业和手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等领域相关的数据和资料进行了考辨，仍然认为20世纪以来华北的农业生产是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是有所改善的，只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才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刘克祥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地权集中趋势及其特点，这是他关于30年代土地问题的系列研究之二，他认为此时期：自耕农占地零细化和无地化的程度愈加严重，中小地主也普遍衰败，大地主、城市地主则急剧膨胀，全国地权恶性集中（中国经济史研究3）。郑磊探讨了1928—1930年西北大旱灾和陕西关中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正是恶劣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使关中地区的人地关系出现了恶性宽松的局面，直接导致了关中地区的自耕农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3）。龚关认为近代华北集市和集镇同时快速发展，反映了华北区域市场发展与江南的不同（近代史研究1）。侯建新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一般农民家庭的耕作规模、土地经营方式以及土地所有权转移的一般趋势，并与前工业社会英国地权转移的趋势进行了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4）。他还对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的市场进行了评论和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褚静涛介绍了1945年光复后，在陈仪和魏道明主持下对于土改的酝酿和尝试（中国农史2）。

赵英兰认为在近代中国农民离村冲击了农村经济，给城市造成了巨大压力，并且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同时，农民离村对近代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史学集刊3）。朱汉国、王印焕也强调了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离村的正面意义，他认为人口由农业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的调配，以及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等，有利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的变革（史学月刊1）。张岚通过大量史实论述了近代中国社会流民产生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3）。周中建对1912—1927年间苏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作了整体评价（中国农史3）。

刘克祥出1931—1937年的农业产量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马鞍型，1934年是鞍底，1932年和1936年是高峰，而且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于清前期，比20年代少了近一成（近代史研究5）。侯建新讨论了民国年间冀中农业成本、农户负担与剩余等问题，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冀中地区由于耕地上劳动生产率始终没有走出低水平重复的格局，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这是旧中国农村市场乃至全国市场发展的瓶颈（理论与现代化5）。他还根据30年代对保定11村的调查资料和河北省统计局关于40年代同一地区的追踪调查资料，了冀中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中国农史1）。唐正权研究了民国时期南汇的经济与生活习俗（档案与史学3）。汪汉忠考察了民国时期苏北的催征吏（民国档案3）。王建革分析了畜群结构和近代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发展（中国农史2）。郑磊历数了20年代关中大旱灾之后，农民先后种植了罂粟、棉花和麦棉并重的过程并分析了其原因（中国农史3）。
陈意新介绍了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他认为从卜凯以来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的不同研究结论和学术界的反复，说明了他们对历史资料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革命的重新理解，也反映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趋向（中国经济史研究1）。李玉尚、曹树基利用20世纪50年代鼠疫专业人员所作的调查报告，估算出了咸同年间的鼠疫死亡人口数及其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清史研究2）。王建革研究了清末河套地区的水利制度与社会适应问题（近代史研究6）。池子华、李红英探讨了晚清直隶灾荒的时空分布、影响及减灾措施（清史研究2）。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苏北淮河及支流实施了较为的治导，使淮河得到了初步治理，一度减轻了淮河灾害。张红安对此进行了分析（南京师大学报1）。张建民依据汉中、兴安二府所存碑石资料，考察了清代后期陕南地区堰渠水利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同时对清代后期该地区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联进行了初步研究（清史研究2）。罗晓春分析了1895—1936年间江苏省农村产业结构在对外贸易的影响下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中国农史2）。

工商业研究 汪敬虞先生以近代两个著名的缫丝厂——上海的公和永丝厂和广东的继昌隆丝厂为例，深入分析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和兴衰，进一步论证了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又不能充分发展的命运（中国史研究2）。陈慈玉研究了1937—1945年间的煤矿业，她试图揭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煤矿业实行经济统制与日本生产力扩充计划的相关性，她还分析了煤业统制体制形成的背景、台煤产销结构的变化以及台煤与台湾军需成长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李德成的研究认为北洋政府时期的盐务管理，废除了“引岸专商制”，倡导“自由贸易”，在客观上促进了盐务管理的近代化（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金普森、董振平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通过盐专卖制度，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维持了战时盐业生产，但加重了吏治腐败（浙江大学学报4）。程龙刚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对盐务管理实行的破岸均税制，认为它是对千百年来人为的封建专商引岸制度进行的首次冲击（盐业史研究3）。袁为鹏认为张之洞调任鄂督，铁厂移鄂，标志着湖北工业化的起始。湖北钢铁工业之建立，乃是晚清特定的局势与湖北省资源、位置等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武汉大学学报1）。储伊宁以近代江苏鸦片贸易为背景，在大量史实论证的基础上，揭示鸦片烟毒在近代江苏社会的经济、政治和人们的社会生活等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南京社会12）。储伊宁还撰文论述了近代江苏鸦片贸易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特征（江海学刊2）。郭德焱认为巴斯商人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鸦片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不可低估（学术研究5）。陶德臣分析了近代中国茶叶市场的结构与功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他还认为高利贷资本的兴盛，摧残了近代中国的茶业，加速了茶业的衰败（中国农史3）。周翔鹤研究了晚清台湾的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樊如森探讨了天津开埠后的皮毛运销系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

林吉玲讨论了近代在运河区域的创办及其对这一地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传统观念和社会风气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济南大学学报1）。易伟新简述了晚清湖南邮政的发展，他认为近代邮政发展迅速，比起传统的驿站、民局，是历史的进步（湖南大学学报1）。纪丕霞等简评了清末商办铁路的历史过程（莱阳农学院学报1）。何家伟、龚松柏认为甲午战争时期，铁路的缺乏对中方造成了严重制约，使战时支援不力，导致清军一败再败（安徽大学学报4）。

朱荫贵研究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认为从这些企业成立时所需的手续、股票的形制、内容、发行与买卖的途径方式，可以看出它们与传统企业及西方股份制企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历史研究5）。朱荫贵还分析了近代中国企业的官利制度，他认为官利制与西方股份制企业制度引进中国相伴而生，是经过变革而又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经济制度（近代史研究4）。李玉简论了洋务民用企业中“仿西国公司之例”的缘起，认为此类企业虽然没有步入正轨但在中国公司制度建设史上的肇始之功是不容忽视的（安徽史学1）。
孙海泉对唐廷枢时代开平煤矿的投资环境和投资者的投资动机作了分析，他认为唐廷枢时代开平煤矿的经营是成功的，这与良好的投资环境关系密切（中国经济史研究1）。陈争平认为张謇创造的“大生”模式，在靠股份制兴办社会化大生产、建立公开而严明的企业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大生”模式的形成标志着“官营”模式占统治地位时代的终结，民营化成为中国企业制度发展的道路（中国经济史研究2）。朱荫贵以大生纱厂为例研究了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他对大生创办初期招股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官利”制度的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指出这一制度有其时代背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他还分析了大生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中国经济史研究3）。周建波分析了晚清“官督商办”企业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中国经济史研究4）。庄安正认为民初苏北沿海的移民大潮，与张謇同期组织的垦殖大潮和对移民实施的优惠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

汪朝光研究了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美国电影市场，认为1947年以后，美国电影在上海电影放映市场所占份额在逐年下降（近代史研究1）。孙福海、王金令的研究表明，19世纪20年代营口成为东北油坊业的中心。甲午中日战争后，东北商业中心南移，油坊业中心亦形成营口、大连两个中心。营口另一大支柱：银炉业的地位也有所动摇（辽宁师专学报1）。马建华回顾了从清末到民初人对汽车的认识过程（宝鸡文院学报2）。

久保亨利用新的研究成果，对民国时期的生产指数进行了新的推算（研究5）。
财政和 刘慧宇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地财政划分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已经具备了财政制度的外壳，是中国财政史上的一大进步（中国经济史研究4）。邓绍辉分析了咸同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认为中央财权旁落、地方财权膨胀的局面，一方面为清朝中央政府找到了新的财源，另一方面又激化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矛盾（史学月刊3）。钟汝贤从财政金融方面分析了蒋介石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原因（新疆学院学报1）。苏黎明指出在庚子赔款的支付过程中发生了四次变故，列强以之进行新的敲诈勒索。又以退还部分庚款的伪善来掩盖其对华文化侵略及经济掠夺的实质（求是学刊2）。苏还认为从善后大借款的缘起、交涉过程、合同内容、用途与影响来看，善后大借款是一笔典型的恶债（漳州师范学院学报1）。苏黎明评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举借外债的历史过程，认为这些外债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但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特矿生产和贸易主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潘国琪评述了国民政府1932年的公债整理案，他认为这一政策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福建4）。周育民分析了晚清财政与经济变迁的关系（上海行政学院学报1）。仇华飞分析了1931年中美小麦借款的得失（江海学刊2）。

杜纾介绍了白凯博士的著作：《1840—1950长江下游地区的租税及农民的反抗》，认为白凯通过对抗租抗税斗争的考察，揭示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社会控制等层面的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2）。王立诚分析了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清政府未能自主形成顺应新贸易格局的政府功能，结果将建立法治的政府职能以及相应的权益拱手送人，从而在“抚夷”的幻象下沦为列强的附庸（历史研究2）。叶玮评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南京国民政府进口关税征金改革（民国档案3）。吴正俊记叙了旧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的艰难历程，指出这在客观上具有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意义（重庆学院学报4）。张晓辉探讨了民国中后期(1930—1949)港粤边界的走私，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香港始终是外国侵略者及私枭对内地进行走私的基地，尽管历届中国政府不断进行反走私斗争，但都未能有效地遏制走私，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广东社会1）。袁成亮研究了1936年日本在华北的增兵和走私行为，他认为日本的举动对南京政府走向抗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李爱丽详细考察了1853—1854年美商欠税偿还事件，澄清了美商偿还欠税具体数字上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

李桂花考察了近代中国银行制度孕育与演进的过程，中国银行经历了从分立特许制向复合集中制的转变，并认为确立这种转变的具体时间应该是1939年，而不是公认的1928年。她还从经济结构特征、意识形态变迁的角度探讨了央行的独立性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马俊亚讨论了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钱业市场中居于主要地位的是传统的钱庄，它一方面连接着国内农副产品贸易商，另一方面，它又连接着新式银行（近代史研究2）。吴景平评论了起自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银行业和钱庄业之间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近代史研究5）。张秀莉、张帆通过对1928年、1935年中国银行的两次改组，揭示了旧中国金融业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演变过程（史学月刊3）。

张春廷评述了民国时期近代证券市场形成、和衰亡的全过程（证券市场导报5）。蔡晓燕解释了60多年来湖广铁路债券案的由来（社会研究4）。史全生、费晓明评述了光复初期关于币制的争论和台币的发行（民国档案1）。孔路原介绍了川边特别区域与边铸川铭铜圆（文史杂志2）。

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研究 谢放考析了“绅商”一词的词义，他认为从19世纪中叶起，“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并未融合成为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历史研究2）。而马敏则认为在晚清的历史中“绅商”存在分指性和单指性两种情况，“绅商”一词的出现和流变提示了近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历史大趋势（历史研究1）。史建云利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中保存的大量史料，通过分析商会与商业、农村工农业生产、农村赋税和运输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商会对农村起的积极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4）。朱英重新评价了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的“佳电”风波，认为佳电并非媚日卖国，而是提出了一种收回青岛的独特策略与方案（历史研究4）。王翔论述了近代苏州丝织业同业组织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的嬗变（近代史研究3）。宋钻友从政府与同业组织化的关系的角度，叙述了从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档案与史学3）。朱榕以震巽木商公所为例，讨论了上海木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档案与史学3）。张福记解析了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与商会的关系（史林2）。

陶水木探讨了浙江财团的形成，并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地位，他认为浙江金融财团是随着辛亥革命以后华资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中国经济史研究1）。朱英认为对于中国近代的商人，这个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常常转换角色和地位的复杂群体，不能用简单的定性方式作出历史的评判，并就近代中国商人在社会变革中求稳求变的矛盾心态及其具体表现和影响作了论述（天津社会科学5）。郭汾阳从民初山西著名乡绅梁善济在京活动中，分析了“五四”前后中国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以及思想革命中产生的作用（晋阳学刊1）。王逍认为了浙籍绅商在20世纪初年的浙江铁路风潮中表现出既有革命性又有软弱性，其软弱性除了源于阶级本质外，更为重要的是与近代浙江相对发达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唐都学刊1）。耿云志研究了张謇与江苏谘议局的关系，认为张謇领导江苏谘议局为建设立宪政治的地方基础做了许多工作，还展开了联合各省谘议局进行国会请愿以及要求改革财政等活动（近代史研究1）。朱英分析了辛亥革命与商界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认为辛亥革命后，商界的组织程度较诸清末也获得明显增强和提高（江汉10）。

李玉才分析了五四时期安徽青年学生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意义（安徽史学1）。程?NFEA4?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进行了解说，认为世纪之交的外患内忧使社区自卫运动促进了社区精英跨区域的横向联合和对区域性的民间文化的再创造（历史研究1）。李德芳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以《村治月刊》为阵地的研究和宣传乡村自治的知识分子群体，即村治派，认为他们促进了乡村自治思潮的发展（史学月刊2）。王奇生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认为此案展示了声称代表“全民”的国民党，在应对中如何左右为难、两不讨好的尴尬处境，及工人阶级表达自己的方式（历史研究5）。

抗战时期经济 侯雁飞、张兴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松花江水电资源的掠夺开发（北华大学学报1）。宋承荣、张庆山揭露了二战时期作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的“二十年百万户”移民侵略计划，使我国东北80%以上的耕地被掠夺（华中农业大学学报1）。王中茂、晓明也探讨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历时40年、约移民32万的移民侵略与土地掠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4）。

戴建兵考察了日本投降前后在中国大发伪钞、大发公债，从而使战后中国惨受通货膨胀之苦，对中国经济实行最后榨取和债务转移的历史事实（抗日战争研究1）。宝音朝克图指出在抗战期间，日本为了垄断蒙疆地区的羊毛资源，采取了羊种改良、指定收购、实行“政府许可制”制、组织加工、实行“指定价格制”等物资统制政策（内蒙古大学学报1）。他还研究了伪蒙疆政权的家畜统制政策（内蒙古大学学报5）。李春风介绍了抗战时期日本掠夺山西资源的主要机构（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

诸葛达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及其对大后方的影响，他认为工厂内迁促进了大后方工业的，为大后方迅速建立起新的工业基础，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工业局面（复旦学报4）。王荣林也认为抗战期间工厂内迁，在一定程度上使布局向合理化方向迈进了一步（晋东南师范专校学报1）。张秀莉评述了抗战时期中国银行的改组（抗日战争研究3）。张根福以浙江省为个案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国银行界的迁移及其影响（抗日战争研究3）。张国藩、刘淑梅介绍了抗战时期的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档案1）。魏宏运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他认为抗战全面爆发后，被人忽视的西北地区遇到了开发的良契而获生机，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发展（史学月刊1）。王荣华从省、县合作机构的组建、合作组织的推进这两方面讨论了抗战时期甘肃的合作社运动（兰州学院学报1）。

阎庆生、黄正林利用陕西省档案馆的有关资料，讨论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税收问题，他们认为边区在这一时期建立健全了各种税收制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税收体系，使税收成为皖南事变以后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4）。黄正林研究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认为这些经济法规有着很强的时代特征，它是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抗战时期领导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并为新中国经济立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代史研究1）。阎庆生、黄正林还从整体上考察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认为边区的农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原因是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边区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近代史研究3）。李金铮就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进行了考辫，他认为中共政权对私人借贷利率的规定有一个演变过程，以往的研究对此重视不够（抗日战争研究3）。抗战时期，为发展边区经济，晋察冀边区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并予以扶持，霍新宾了当时边区私营工业的发展的特点（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
汪朝光分析了战后初期中国经济恢复与重建的若干问题，他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没能把握国内人民望治心切的契机，内战成了战后中国经济恢复与重建中的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复旦学报4）刘卫东讨论了抗战前期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近代史研究2）。居之芬利用国内新发掘出的日本和伪政权的重要档案，对二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作了初步考证（抗日战争研究1）。何跃、何俐分析了太平洋战争前夕英国关闭滇缅公路的原因及后果（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

化、经济思想研究及其他 张东刚认为近代中国处于由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特征决定了其时中国消费需求结构与传统社会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对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其层次差序、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进行了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彭南生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探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他认为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的过渡具有渐进性和渐近性，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必须坚持走移植与嫁接并举的二元工业化道路（史学月刊3）。杨正喜探讨了近代中国现代化变迁迟滞的原因，指出地位的边缘化,权威的衰败化,文化的保守、封闭性都是重要原因（中国农业大学学报4）。张运杰认为义和团运动加速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并促使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面变革（柳州师专学报1）。朱立认为清末新政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原因，是由于其发动者是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因而,它具有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何一民、范瑛不同意辛亥革命阻断了清王朝领导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的观点，认为即使不发生辛亥革命，清末改革也不可能成功（中华文化3）。杨华山认为由于晚清政府的封建性质，筹借内外债推进工业化的功能，在晚清未能得到体现，反而成为中国早期工业的障碍因素之一（贵州社会科学4）。杨炳昆对《天朝田亩制度》进行了重新评价，他认为《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圣库制原则，这套办法将小生产方式理想化，完全取消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

虞和平认为，民国初年张謇出任工商农林两部总长，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纲领，这些措施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和资本主义经济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社会家2）。涂华奇从市场环境、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关系、产权保护、参与四个方面具体讨论南京政府十年的政企关系。并说明，南京政府的主导性倾向是与化背道而驰的，它倾向于控制经济、压制民营、发展国家资本（学术研究3）。夏军简述了民国时期海南岛的经济规划开发（民国档案1）。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兴农措施，赵朝峰认为这些措施有利于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化，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于雁等探讨了清政府应对1883年危机的举措及其所起的作用、产生的根源（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孙丽青叙述了甲午战后清政府工商政策的转变（青岛学院学报3）。

彭大成研究了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战略举措与深远影响，认为左创办洋务，发展工商的措施，有力地捍卫了祖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对我国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仍有着现实启发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秦维宪认为左宗棠对大西北的开发，使西北的农牧业、、和环保得到了发展，对今人具有有益的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马啸等高度评价了左宗棠对近代甘肃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甘肃教育学院学报4）。周向阳、朱格等认为左宗棠经营西北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喀什师范学院学报3）。杨乃良认为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西北开发，由于重视不够、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影响成效甚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李藻华介绍了《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对开发中国西部的构思（娄底师专学报1）。19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选择了以中国西部为抗日依托，并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开发、建设。赵奇伟认为这种做法为抗战提供了物资基础，而且改变了我国经济的陈旧布局结构（益阳师专学报2）。曹敏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一系列开发活动，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西北商贸的繁荣（人文杂志4）。谭肇毅评析了新桂系在广西的“四大建设”（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衣保中、林莎研究了民国时期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认为1912年辛亥革命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探讨2）。鲁岩研究了王永江的治奉思想，认为王永江历任奉省警务厅长、财务厅长、省长。其在任期间,在奉省的治安、理财、振兴实业、屯垦、教育、交通等诸方面颇有建树（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
徐妍从陈炽身处的时代背景、独特的个人经历入手，对其经济思想的体系进行再探讨，指出其经济思想大多是因灾荒而起，以救治民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李丹、张海鹏分析了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发展变化（松辽学刊2）。黄萍华介绍了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和实践，认为李鸿章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厦门教育学院学报1）。孙峻山探讨了张树声的近代化思想（安徽史学2）。方英探讨了周馥的勤政利民思想及实践（安徽史学2）。赵炎才论述了民初黄兴的财政思想（民国档案1）。吴景平评述了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与实践（民国档案2）。李平民评述了孙中山经济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及其得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王杰则评论了孙中山的“中国式”社会变革理路，认为法古不为其惑，役古不为其奴，法西不为其惑，役西不为其奴，是孙中山这种思路的精髓（广东社会科学1）。祝彦论述了陈独秀的发展资本主义思想（安徽史学2）。陈益元介绍了大革命时期谭平山的农民运动思想与实践，认为谭提倡保障农民利益、采用地税方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中国问题等诸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

万晓宏介绍了清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的演变（八桂侨刊1）。袁丁、陈丽园评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积极重建官方侨汇经营机构，以便争取外汇，重建的政策得失（八桂侨刊2）。张坚探讨了20世纪初东南亚华侨中介商的经济地位（华侨华人研究1）。刘兰昌探讨了清末吸引侨资的政策及其失败的原因（华侨华人历史研究3）。王笛分析了20世纪初茶馆与城市社会生活的关系，他认为茶馆不仅是人们娱乐和消闲的场所，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从事商业和社会活动的空间（历史研究5）。张晓辉就沪港近代城市关系的研究发表了他的看法（档案与史学1）。郑忠比较了近代中国条约口岸与非条约口岸城市，认为条约口岸城市的具有双重性、领先性特征，而且还影响着与之相关联的区域内非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进程（江海学刊4）。王中茂认为1905年所开东北凤凰城、辽阳等16处商埠是“约开商埠”，而非如有些学者所说是“自开商埠”（洛阳工学院学报2）。李纳森认为武昌首义与武汉城市化有着密切关系（湖北社会10）。叶美兰认为盐商消费集团的解体，传统优势的丧失，是近代扬州城市现代化缓慢的物化缘由，而封闭是中国近代城市现代化困境的症结（社会科学辑刊6）。田永秀分析了近代四川中小城市发展缓慢的原因（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刘进则探讨了兰州城市近代化迟滞的原因（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
王鲁英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价值观念逐渐被摒弃，一种全新的观念代之而起（齐鲁学刊1）。马敏、陆汉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诸问题，内容涉及计量史学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经济发展与全面社会发展、建构民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原则、参照系、以及该指标体系的框架与内容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