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总论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经济史理论与方法
经济史理论与方法是近年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吴承明专文阐释经济史学的观与方法论,追溯经济史学发展,比较中西方的历史观,探究理性主义的发展道路,并对理性主义作了深刻的反思,着重论述了人与及人与人的关系、理性化或化、历史一元论与中心论、历史的连续性等问题;他还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结构主义、经济计量学方法在经济史学中的运用及新制度学派经济史理论作了评论,继而阐发了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 中国经济史研究3)。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直在我国史学理论中居主流地位。蒋大椿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理论缺陷,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并对马克思主义新史观的基本内容做了分析及综合探索,勾画出新史观大致的理论轮廓及其建设线索(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历史研究4)。周海春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在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本体论方面存在不足和缺陷,并分析了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内蒙古社会1)。
关于“五种生产方式”的讨论由来已久。叶宪文以《五种社会形态?五种生产关系?五种生产方式?五个发展阶段?还是五种文化模式?》为题,阐述五种社会形态实质是五种文化模式。这里的所谓“文化”,指人群生活的方式和社会存在的形式(浙江学刊3)。
承认史学具有客观性与否,是西方实证主义学派与相对主义学派在历史观方面的重要分歧。李培峰指出,史学的客观性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历史资料、主观态度中,而是存在于史学工作者求真求实的研究过程中。求真求实是史学有无客观性的重要评判标准(史学的客观性新论/ 中州学刊6)。韩震认为,历史是人们对过去发生事实的理解,不同时代的人可能对其意义作不同的解释,而历史的意义就在我们的理解中生成(历史与理解/青海社会科学6)。
一些学者对史学功能阐发了自己的见解。陈润叶《论史学功能的特殊性》(求索3),认为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时代性,其功能具有多重性、间接性和潜移默化等特点。章开沅强调无论古今中外、宫廷与民间、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史学家要参与现实生活,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历史奉献给人类(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 江汉1)。侯云灏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及其基本特点》(学术研究12)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与中国革命事业息息相关,后者推动前者的产生与发展,前者对后者作出重要贡献。
时殷弘指出,历史研究中的宏观思考至关重要,理论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有启示、梳理、升华的功能(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史学月刊6)。
史学史研究
世纪之交,与评述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得失尤其引人关注。瞿林东总结20世纪中国的史学遗产时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朴素的唯物观、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又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最重要的经验:关注社会历史发展是史学的基本属性;最需要汲取的教训:史学的最高品格是实事求是,忠于历史事实。赵世瑜认为,20世纪史学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的史范式向经济史、社会史范式转变(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纪要/史学月刊4)。张越论《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的发展和演变》(学术研究12),指出进化史观的传入和唯物史观的指导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的发展与演变。
侯云灏评说《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历史地位》(河北学刊6),认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思想具有不同于旧史学的十大特点,在中国史学发展中享有特定的综合价值和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修彩波探析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存因,认为实证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更为接近,表现在:其强调依据经验事实或史料恢复历史真相的史观与乾嘉史学“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谋而合;其形式逻辑以及归纳逻辑方法与乾嘉史学的考据方法极为相似(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存因探析/ 社会科学辑刊2)。袁征称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广东社会科学3), 探析这一学说的内涵。李源涛回溯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开展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认为“食货派”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作出奠基性贡献,它不仅为中国经济史的创建提供诸多研究成果,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起到一定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河北学刊5)。
一些学者在肯定建国以来史学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王和认为,古代史实证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正在为中国史学理论的突破奠定基础性条件,但史学界理论兴趣的薄弱,制约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纪要/ 史学月刊4)。降大任提出中国史研究在观上有三大误区:1、至上论,表现为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套中国历史,而不是从历史出发探索规律;2、造反有理论,表现为只要是农民战争,就无一例外地加以赞扬,而不是具体分析事实,给予客观评价;3、帝王崇拜论,表现为对一些帝王大唱赞歌,忽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中国史研究的三大误区/ 晋阳学刊1)。徐国荣则指出名人名言唯是论是《中国史研究的第四误区》(晋阳学刊3)。钟兴瑜认为中国史研究取得显著成绩,但仍存在研究领域不宽、研究内容不深、研究方法不新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现状与出路/ 河北学刊1)。
展望未来,一些学者预测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将出现三大趋势:1、多元化与个性化统一发展;2、中外史学互动发展;3、考实性研究与求真精神将更加受到重视,并成为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强大内驱力和灵魂(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 史学理论研究3)。
近代化或化与经济革命
李伯重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所谓西方发展道路其实主要是英国模式,其核心即革命体现的经济变革。英国模式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普遍性,即近代工业化发生的实质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发生重大改变,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导致它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这一规律适用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研究;特殊性,即近代工业化是从发达的有机经济向以矿物为能源基础的经济的转变。英国模式的特殊性,使其即使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意义。通过对英国模式与中国江南模式的比较研究发现,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工业革命。(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研究1)他在另一篇文章中重申“经济革命”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成长方式的重大变化”,质的改进是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而所谓质的改进主要表现为建立在重大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经济革命的另一特点是转变发生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相对较小的区域内(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6)。
侯建新批评西方学者彭慕兰、琼斯有关欧洲工业化的观点,认为人均土地资源、矿产资源以及地理环境难以与社会的性质、面貌直接挂钩,主张从人类社会内部寻找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据。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生长首先是原始积累的成功,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储蓄率的增长则是成功的标志;而劳动生产率与储蓄率的增长,又得益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西欧财富积累机制、生产性经济活动的保障机制、产品与要素市场的流通机制的逐渐形成与发展。相比之下,中国社会至鸦片战争前,即没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也没有松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国传统制度压抑财富,首先压抑的是创造财富的个体与群体(西欧与中国社会转型比较初论/ 史学理论研究4)。彭南生论《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1),指出近代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棉织手工业具有原始工业化特征,强调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的过渡有渐进性与渐近性。罗肇前探析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突出了革命在近代化中的作用(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探因/ 史学月刊6)。赵德馨提出市场化与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与前提,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根据经济现代化包含多层次理论和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他提出经济现代化有8个主要标志或特征(市场化与工业化:现代经济化的两个主要层次/ 中国经济史研究1)。
传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评价方行论证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市场发展的三个阶段:1、初级阶段(自汉代至唐代中叶),2、外延扩大阶段(唐代中叶至明代中叶),3、内涵扩大阶段(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其主要特征是,除地权买卖继续扩大外,土地经营权进入市场,形成大规模交易);并对土地经营权商品化、土地交易形式多样化、土地价格的形成和土地市场的性质等问题作了探讨。认为:明代中叶后,土地市场作为生产要素市场的性质开始突出;决定土地价格的根本因素是土地收益率,但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市场/ 中国经济史研究2)。钱宁峰检讨了《中国古代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变动方式》(云南社会科学3)。张艳红、吴海涛试图运用历史地的方法阐释古代商业及市场在不同外部环境中的时空变化,指出中国城市商业布局经历了以封建城市规划为主导、以商品供给为主导、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发展进程(中国古代的商业布局/ 云南社会科学1)。薛亚玲描述了《中国历史上铜、锡矿业分布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3)与《中国古代金矿银矿生产分布的变迁》(浙江社会科学3)。曲彦斌《略论中国典当业的起源与流变》(社会科学战线1),试图廓清中国典当业发展的轨迹。邹逸麟探讨《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划分原则及其意义》(中国史研究4),主张以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经济中心为划分经济区的标准。王明德《略论中国古代核心区的形成》(中州学刊2),认为核心区的形成既受政治、经济的影响,又是自然、历史发展的结果。
魏明孔以茶马互市为中心,勾勒我国上西北民族贸易的脉络,认为西北民族贸易具有持续时间长、分布面广、内容丰富等特点,具有、、军事意义(西北民族贸易述论/ 经济史研究4)。张莉红追溯古代长江上游地区经历四次大规模开发的历史,认为改善、信息条件,引进智力,开发智力是古代巴蜀走向文明社会的重要条件(古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大开发及其历史启示/ 社会研究2)。鲁西奇、潘晟论述《汉水下游河道的历史变迁》(江汉3)。
晁福林主张用长时段理论研究中国古史的社会形态,将中国氏族时代分为远古至古帝、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等四个发展阶段(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历史研究1)。何兹全认为:经济与依附关系是中国中古社会的两大特征。中古社会与前后社会经济发展演变的路线,就经济而言是交换经济——自然经济——交换经济,就劳动者身份而言是自由民、奴隶——依附民——租佃农民、小市民。李根蟠赞同依附关系的发展与自然经济的强化是汉魏之际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但认为秦汉与魏晋是同一类型经济范畴内的量变,自秦汉到魏晋,依附关系从不合法、不稳定发展为半合法、半稳定(中国中古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2)。
学术会议本年度的学术会议主要有:
1、4月23日—26日,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与会的30多名学者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20世纪的史学遗产和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纪要/ 史学月刊4)。2、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与南京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的“20世纪的历史学”国际研讨会于5月17日—19日在南京与苏州召开。到会学者60余人,提交40余篇。会议就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发展等问题进行研讨,部分学者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了回顾与展望(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国际史学家盛会/ 史学理论研究4;20世纪的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学术研究8)。3、8月15日至18日中国东南区域史第2次国际学术会议—江南的城市与大众文化(960—1850)在杭州召开。会议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与会学者20位,提交论文13篇。会议讨论了经济与文化、经济与城市、社会与环境等问题(“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大众文化”学术会议综述/ 中国经济史研究02/1)。4、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宋代经济史”研讨会10月在保定举行。会议围绕唐宋变革与宋代经济史两个主题开展研讨,并就学术规范、学术评论及学术合作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宋代经济史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4)。5、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和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研讨会于12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李伯重、史建云在会上介绍了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中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度评价令人瞩目,与会学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研讨会纪要/ 中国经济史研究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