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现代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一、关于分期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研究
与一般将1958—1978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作法不同，由谈敏主编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将中国大陆50余年经济思想发展的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从新中国的建立到60年代中后期；“文革”时期；1978年党的11届3中全会延续至今。特点是突出了“文革”时期的僵化，合并了前17年。其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之下的经济模式，仅体现在“文革”期间；而将前17年统而划之（《新中国经济思想丛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如以往综述所述（见《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载《中国经济史研究》3）。许多经济史研究者是将建国前3年划作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由吴承明、董志凯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全面阐述了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与运行特色。在多年研究经济档案的基础上，其形成了内容翔实的特点。具体表现为：1.运用了一批新发掘的档案资料，整理出267个有关建国初期经济状况的统计表。2.将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经济成分等与中国特定的资源环境、人口状况等基础因素联系起来。3.汲取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阐述了继承与变革的历史因素及路径。4.突出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中国全面建立、运行的历程与成就。该书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从国情出发，在劳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对立的既定认识基础上，补充了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并存、兼顾、统一的思想，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使经济政策选择有了趋利避害的较大空间，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雏形，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发展打开了突破口（《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唐艳艳认为，1949—1954年是典型的公私经济共荣的时期。公私经济之间存在互补与竞争关系，互补一面是主要的，矛盾一面是次要、可以协调的（《1949—1954年中国公私经济互补与矛盾关系的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3）。董志凯对朝鲜战争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并且指出这场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担与激励；对经济体制迅速走向集中的作用（《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经济》，载《当代中国史研究》4）。
二、对1953—1957年经济的研究
对该时期研究有长期作用的，由中国社会院、中央档案馆合作编撰的《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9卷本全部出齐。其中新建树被概括为10个方面：1953年在快速推进化的同时向苏式计划经济过渡的深刻背景；“一五”计划的制订实施特点；财政职能的发挥和制度变迁；中国管理走向集中统一；国家运用信贷、利率等金融杠杆，促进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调整经济结构；“156”项及其他重点项目的立项实施；国内市场的深刻变化，统购统销的选择，商品流通、物价管理等计划性形成；过渡初期工业投资的结构与特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推广并非从实际出发，国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劳动工资、职工保险福利和劳动管理的特点，限制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的政策制定；发展与通讯滞后对工业化的影响等（董志凯：《从史料发掘到认识创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对这一时期经济政策研究的一个焦点。（参见梅丽红：《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与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认定》《中共党史研究》；武国友：《我国为什么放弃"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决策而宣布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作者在中国现代史学会2001年会上的发言，2001.6。）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具有政纲与政策两重的性质。毛泽东和列宁一样，都是从上考虑问题，以“力量对比”为尺度来决定政策的。力量对比变化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也相应变化（王也扬：《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3）。郭德宏认为还有三个原因：一是过分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二是工业化的需要。三是“五反”运动的影响（其在中国现代史学会2001年会上的发言，2001.6）。
对农业合作运动研究的文章较多。陈廷煊回顾了1953年以后农业合作化的历程。指出统购统销初期，农民在完成统购任务以后，可以到自由市场销售。1956年10月起逐步建立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但是1957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政策切断了农民与城乡市场联系，制约了农业发展。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是合作化的三个方面；强调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坚持自愿互利和循序渐进的方针。但高级农业社学了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带来了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农民土地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历史性变革（《1953—1957年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徐国普认为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农村权力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特征，这种权力结构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对现代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建国初期农村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其影响》，载《求实》(南昌)）。苑鹏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农村合作制，认为20世纪合作运动赖以生长的经济环境和政治体制发生变化：一是3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二是发展中国家将政府视为万能的资源配置机构。导致合作事业逐渐依赖政府。新中国的合作运动尤为如此（《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刘雪明认为：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中国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而1957—1966年，党对残存的个体私营经济继续执行改造政策，忽略了发展的需要，对私营经济明显地利用不足，限制有余，改造过度（《1957—1966年党的个体私营经济政策述评》，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参见曹霞：《试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曲折认识》，载《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5）。
武力研究了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的剪刀差。指出，在工农产品自由交换的条件下，1953年统购统销以前剪刀差是合理的，可以忽略不计。国家通过统购统销获取的农产品计划价格与市价的差额，集中于1960—1978年19年间，共获取牌市价差额3 405.7亿元，按照农产品收购量中有15%返销于农村来扣除，则国家获取的差额为2 894.8亿元。如果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算起，还应再扣除1953—1959年间的负差94.9亿元，则为2 800亿元，约占同期农业国民收入（16 523亿元）的17%。而同期农业税则为897.6亿元，占农业国民收入的5.4%。他指出改革开放前农民收入水平低的原因主要非剪刀差，而是农民生产自主权受到限制（《论“剪刀差”》，载《中国经济史研究》4）。徐建青回顾了建国初期物资交流中多种商业组织的作用与变迁，包括农村的牙行、货栈、过载行，城市的委托商行、信托公司等。反思了从19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商业中介组织曲折变化的过程（《建国前期的城乡商业中介组织与城乡交流》，载农业部农研中心编：《共和国农业要事研究报告》3）。
1953年修正税制涉及50年代税制发展与经济体制。刘佐指出：修正前后的税制相比，税种未减，结构也基本没变，但是多种税、多次征的办法有所改变。其对于扭转“经济日益繁荣，税收相对下降”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工作有失误：方案的制定操之过急，工作过粗；将批发环节的营业税移到生产环节缴纳以后，由于批发与零售难以划分，出厂价未及时调整，让部分私商钻了空子；受苏联周转税一次征收制的影响，不切合实际；对于税制变化与物价波动的关系研究不够，有关措施没有跟上。此外，“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上没有问题，但以当时的政治要求，国合商业和私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同作用衡量，就不一定妥当了（《中国税制五十年》，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此外，对于50年代人口问题与对马寅初的批判，翟振武不同意“错批一人，误增3亿”的看法。认为五六十年代多生多育主要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50年代中国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是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符合人口转变的一般（《“错批一人，误增3亿”？—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再评价》，载《中国人口科学》2000．1）。
三、对1958—1978年的研究
“大跃进”是经济史上一个突出事件，对于其起源和评价有多种见解。朱地评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关论述指出：其把“大跃进”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来研究的方法是可取的。即现实原因在于：毛泽东要求“走自己的路”，即探索一条既集中资金优先重，又促进农业生产的建设道路；历史原因在于大生产运动的再现，希望通过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发挥，弥补资金、物资的匮乏。但《剑桥史》把主观臆测的历史人物的个人动机作为解释重大历史事件的成因，使某些结论缺乏足够根据（《也论“大跃进”的缘起—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论述》，载《中共党史研究》）。李若建指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出现的原因非常复杂，经济体制，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乡分割等都有重大影响（《经济体制因素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影响》，载《开放时代》(广州)8）。王光银从群众社会心理角度探析：包括急于求成、攀比竞赛、“左”比右好、妄自尊大、盲目崇拜等等（《“大跃进”时期群众特殊社会心理探析》，载《社会主义研究》(武汉)1）。刘建国则论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浪潮与中国大跃进发生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的超浪潮与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江汉》(武汉)，2000．4）。
陈东林分析1959—1961年粮食减少的成因为：因灾减产；决策错误；高征购。其中决策错误包括：高估产而制定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计划；"共产”风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大炼钢铁等工业"跃进”占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资金。灾害和决策错误导致减产的比例列为71．6％：28．4％。由于错误决策，使农村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增加了1倍（《“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载《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第77期）。
农村人民公社影响了中国经济20年，对其评价见仁见智，甚至大相径庭。辛逸认为以1962年初“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确立为界，人民公社有两个阶段。1958—1962年的公社可称为“人民公社运动”；1962—1983年的公社可谓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作用有三方面：1．实现“工占农利“的重要制度保障。2．有助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与经济增长。在1952—1980年耕地面积年均递减0．3％的情况下，播种面积保持了年均0．18％的增长；1951—1980年中国农业产值年均递增3．2％，其增幅是美国的一倍，比前苏联和印度也高出许多。在“工占农利”背景下取得此成绩尤为可贵。3．保障了农村社会稳定。人民公社的困境在于“没有发展的增长”。制度缺失在于：以户籍、对粮食的垄断等为核心的城乡隔绝的政策；高度集中体制下的分配和管理制度缺乏激励机制。当现代工业基本确立了主导地位之后，解决公社难题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也基本成熟（《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载《当代中国史研究》3）。刘洪波不同意上文关于“倘非如此，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完成也是不可想象的”的结论。认为有什么理由相信，别的方式都不可能，而唯有靠人民公社才行呢（《"学者”心中的社员》，载《南方周末》01.11）？罗平汉也高度评价《农业六十条》，认为其中社员最拥护的是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30年不变的规定，对于避免“文革”对农业的更大冲击起了决定性作用（《农业六十条探析》，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刘倩则通过农村调查论述了人民公社制度遗产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关系。认为脱胎于人民公社体制的村庄管理，增强了村社区自主自治功能；但相对于农村社会自身，却是一种集权甚至极权；加之拟家族模式的管理，可能潜藏着隐患（《人民公社制度遗产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一个中部中国集体所有制村庄的田野调查》，《中国社会季刊》2000年秋季号）。林毅夫从另一个角度人民公社的教训：保持团队成员的自由退出是中国农业合作化维持有效均衡的一个必要条件，一旦这个条件丧失，便会使农村合作团队陷入低效均衡，是中国农业于1959—1961年危机的主要原因。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饥荒在中国造成了3 0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均食物供应量下降10％会导致死亡率上升4．17％，在各省死亡率的变差中，有69．5％是由“食物供应的城市偏向”造成的，有30．5％可由“食物供应量减少”来解释（《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初对人民公社历史的一场争论起源于高默波的自荐性书评（《书写历史：〈高家村〉》）。文章说：在精英们制造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可对高家村的农民来说， '文革'是最好时期，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也是卫生最好时期之一。党国英、徐友渔认为，高默波不算大账，算小账。高默波一定错了，就像浩然写《艳阳天》那样错了（见《南方周末》2001—03—29）。
关于三线建设的兴起，董宝训认为原因有1．6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恶化，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加大。2．调整工业布局的需要。3．“反修防修”的考虑，复辟资本主义的“内忧”更多是幻化出来的。4．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影响。5．以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带动工业化进步的。这说明进行三线建设有必要性，而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经济的全面恢复使其具有了可能性（《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析》，载《山东大学学报》1。
还可参见董颖：《近20年三线建设若干问题研究综述》，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5；陈东林：《1964年三线建设决策中的分歧及其对西部开发的启示》，《党史研究资料》》。
曹阳不同意国有制效率下降从1989年开始，认为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效益非常好”的统计原因在于，1．价格“剪刀差”将农民创造的部分“剩余”变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2．应该作为劳动成本扣除的各项社会保障基金、尤其是养老保险基金都变成了国有企业利润。3．工商业的国有制垄断保证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这是以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为代价的（《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退出”论》载《经济评论》2）。张太原通过对北京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生活的研究指出，1956—1978年北京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基本没有下降。人们要求改变状况的愿望成为改革开放的社会根源（《1956—1978年北京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生活》，载《当代中国史研究》3）。
四、关于1978以来史的研究
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 杨启先认为，经济改革存在四大不平衡：1．市场、、宏观、分配的改革不平衡。商品市场的进展较快，要素市场进展较慢；非国有企业改革进展较快，国有企业改革进展较慢；宏观调控手段的改革进展较快，宏观管理体系的改革进展较慢；初次分配改革较快，再分配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较慢。2．经济改革的推进与思想观念的转变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国企改革上，导致未能重点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来解决国有企业的积弊。3．经济体制改革与"体制”改革不平衡。4．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不平衡（北京日报2002—01—28）。张神根认为：1992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目标明确，整体、稳步、持续不断地推进和灵活应变三大特点。14大后国家体改委曾要求1998—2000年基本形成较完整、统一的市场体系，完成国有企业改革。实践说明过快过急了（《试析1992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载《当代中国史研究》5）。陈清泰认为：至2001年10月，国有企业3年扭亏脱困目标基本实现，出现了4个新机制的萌芽：退出市场的机制初步形成；职工流动机制初步形成；职工逐步由“企业人”，转变为“社会人”；企业由依赖政府注资，转而走向资本市场（《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载2001年１０月８日《中国经济时报》）。周业安分析中国改革的历程：从时间上看，渐进性表现为改革方案逐步推广。从空间上看，渐进性表现为增量改革。具体为四种形式：1．在旧体制以外成长出一块新体制，如乡镇企业。2．在旧体制内，通过改变原有契约方式来打破现状。3．试点改革，如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试行、价格双轨制等。4．计划权利的赎买，如对城市居民进行价格补贴。这可能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与绩效研究的批判性回顾），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4期》。樊纲认为：改的不仅仅是1949年之后的30年里形成的前苏联、东欧同样存在的体制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对象是成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的民主法治传统稀缺、农业文明向文明过渡的难题（樊纲张维迎改革对话录，载《南方周末》，2.9）。薛小和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四方面措施的形成过程，反映了改革初期的历程与艰难：体制改革——建立中央银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分灶吃饭”；价格体制改革——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外贸体制改革——统一管理，联合经营（《 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若干措施形成的回顾》，载《百年潮》12）。陈乐一不同意把1982年恢复发行国库券或1990年11月、1991年4月上海和深圳两地的证券交易所开业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起点。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从来就存在，只是国民讳言"资本”而已。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本市场的特征是政府拥有全部资本，尽可能压低国民消费，国家高储蓄，以实现重工业化。历经20余年改革，资本市场发育缓慢和功能残缺，盈利性的本性仍受到压抑（《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分析》，载《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6月6日）。冯子标等认为1949—1952年对资本的政策正确，资本营运正常；1953—1956年对资本的政策基本正确，但理论认识比以往偏激、片面；1957年后的20年，改造中出现的缺点与偏激扩大了；“文革”中否定、批判资本登峰造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14届3中全会毅然使用“资本”范畴，标志着对“资本”认识的新高度，其意义达到甚至超过民主革命时期纠正对民族资本的“左”倾错误（《“社会主义资本”回顾与研究》，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对改革与城市化的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70年诞辰之际，郑有贵分析了1950年代以来10次中共中央全会及其农业决议的特点：把农业作为研究主题的中共中央全会，多是处于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关键或转折时期（《10次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农业决议与当代中国“三农”政策演变》，载《当代中国史研究》5）。许经勇认为：改革以来，农村有两次性大变革。一是从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二是从传统二元社会结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国农村的两次历史性变革》，载《当代中国史研究》4）。在农村改革中，土地问题至关重要。陈锡文认为：不少学者常讲，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6 000到8 000亿元。而改革后20多年中，通过农地征用从农民那里集中的资金超过2万亿元。农民土地被政府征用拿到的补偿金很低。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对于承包到户的土地仍然有过大权力（《关于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几个问题》，2001—10—13国研网）。綦好东、党国印等认为：放在世界近代史的大背景下看，一切国家的化进程都伴随土地所有权问题的冲突，中国也不可能迈过这个坎。防止社会动荡的首要措施莫过于控制失业人口增长。如果默许乡村搞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就要加速转移。如果搞土地私有化，土地商品化的速度要加快。其后果恩格斯早就有预言：“从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綦好东：《新中国农地产权结构的历史变迁》，载《经济学家(成都)》1998年第1期；党国印：《当代历史冲突背景下的农地制度演变》，载《中国国情国力》，1998．9。参见董志凯：《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及启示——兼议承包制的巩固与股田制的出现》，载《中共党史资料》第80期）。姚洋认为农村目前有6种农地制度类型。1．农户经营加“大稳定、小调整”，最为普遍。2．山东平度县首创的两田制。3．以机械化集体耕作为特点的苏南模式。4．以贵州猖潭县为代表的“生不增、死不减”模式。5．以浙南为代表的温州模式。土地租赁市场活跃。6．以广东南海为代表的土地股份制（《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2）。
郑浩澜以浦东征地遇到的问题为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缺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有很大的历史继承性（《中国农地征用的制度环境分析—以浦东新区为研究个案》，载《战略与管理》4）。杜润生认为，我国资源秉赋就是人多地少，家庭承包制决不可动摇。姚洋认为：既然每个集体成员都是土地所有者，又何来"承包”一说。柳随年指出：《承包法草案》没有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刘守英反对实行农地股份制经营。罗伊·普罗斯特曼说：规模经营没有家庭经营效率高。哈克说不能将土地租给大公司进行农业开发等（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农民土地使用权法律保障国际研讨会”论点，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2．28。）
。此外，范恒山认为，土地使用存在三个问题：分散、闲置、非流动性（《农村问题可能是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经济问题》，载中经网，50人，2001．4．5）。陆学艺分析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农村问题：“农民真苦”，是指80年代中期以后，大部分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停滞了。“农村真穷”，是指乡村两级政府穷，集体穷。农民兴办乡镇企业是在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农民、国家和社会、环境和资源均付出了很大代价。如果80年代中期走城乡一体的道路，诸问题可以大大减轻（《“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载《读书》1）。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围绕城市化、户籍制度改革历史的文章增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1978年以来城市化进程经历了几个阶段：1978—1984年为农村体制改革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阶段。1984—1992年为城市经济改革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阶段。1992年以后为开发区和大城市建设为主的城市化阶段（《“十五”时期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思考》，载《市长》2）。冯更新认为，从1978年起到现在，小城镇发展大致分为4个阶段。小城镇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认识上城镇概念模糊不清；布局上稀疏不协调；规划上脱离实际，多变不定；模式上形象趋同，规格单一；建设目标上起点低，短期行为；管理上体制不健全，行为不规范（《2l世纪我国小城镇的发展》，载《经济学动态》3）。孙白祥对改革以来政府的城市化方针提出异义：偏爱小城镇的政策对城镇化并未起到积极的作用。其重要原因是小城镇建设资金主要是来自于贷款和农民集资、庞大的乡镇债务引起农民不满（《政府为什么偏爱小城市》，载《中国国情国力》2）。
宋学宝研究了乡镇企业的历史与作用指出：1980年以前的乡镇企业多数是1958年工业化冲动失败后的遗产和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衍生物。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使乡镇企业逐步突破了“三就地”原则和“国民经济补充”地位的桎梏。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江苏的“苏南模式”和浙江的“温州模式”。比较两种模式可见：1．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要远快于江苏。2．整体上集体企业的发展慢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3．由于江苏集体企业规模大，从而导致其在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上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难。4．江苏雇佣劳动力从1988年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浙江则在1988年后呈明显增长趋势。5．1987年江苏人均产值略高于浙江，但1998年浙江的人均产值比江苏高13％。导致江苏乡镇企业在1998年落后于浙江的根本原因，在于抑制非集体企业的发展（《“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载《经济研究资料》3）。侯建新批评了农村经济研究若干误区，认为应当继续清算所有制的神话和迷信；指出忽视人口问题和将一切不发达的原委都归为人口问题，同样不是科学的和负责任的态度（《试析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若干误区》，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杨鹏研究了农村科技供求已基本市场化的背景下，科技普及的几个制约因素：支农资金行政垄断制约；农民的投入产出预期制约；农民购买能力制约；农民科技吸收素质制约（《中国农村科技进步的制约因素》，载《战略与管理》6）。
对民营经济的研究及其发展历程是一个研究热点。茅于轼、张玉仁回顾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历程，指出过去20年它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变了面貌（《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前景》3，载中经网．联合论坛）。晓亮认为：民营经济出现了几种成功的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上海青浦模式等（《建立开发区—大城市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载《市长参考》8）。青连斌的文章说，私营企业主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阶层意识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其已是新的社会阶层，但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也不是“中产阶级”（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３）。
关于引进外资与外债管理 1979年中国引进外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9—1991年重点是对外借款（外商间接投资），小规模试验性投资。1992—1998年重点转变为外商直接投资。1999年以来，外商面对中国入世前景，投资中国基础原材料和零部件项目并积极准备投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投资正在形成新的高潮。其间经历了三次战略调整（《中国引进外资三个阶段及相应战略》，载《中华工商时报》，10.16）。廖元和认为1980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不足在于：一是“海洋战略”优于“大陆战略”；二是忽略了对国外资源的利用。三是忽略了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中国对外开放的不足》， 载《改革》5。
。李正华认为引进外资的禁区在"文革”结束后很快被突破的原因：第一，利用外资是党的一贯主张。第二，客观形势的发展使引进外资的因素不断增强（《“文革”结束之初我国引进政策的重大突破及其原因分析》，《党史研究资料》5）。王中华指出外债管理存在的问题：1.贷款成本较高的国际商业贷款仍然占据主导地位。2.外债币种集中于美元和日元。3.“隐性外债”问题严重。4.部分外债管理不善，使用效率低（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9期）。张曙光、赵农认为：入世对我国经济的真实影响，既取决于市场准入等条件的改变，又取决于政府和企业对这种变动的反应。我国上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针对竞争不充分性而展开，而目前经济竞争的不公平性主要表现为：1．所有制歧视。2．地方保护主义。3．不正当竞争行为（《迈向公正规则下的竞争性经济：加入WTO及其就对方略》，载《战略与管理》3）。
财政金融改革与证券市场发育 单学勇认为：1978—1994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进行了三次重大的改革与调整。其共同特点是在划分收支的基础上分级包干。1994年出台的分税制改革有两个特点：具有现代分税制的基本内容；较多地保留了包干制的痕迹。因此，目前的分税制实际上，未能解决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管理权问题（《合理分权：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的必然选择》，载《改革》6）。
刘鸿儒认为我国50年经济建设中前30年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后20年主要靠银行贷款，却很少用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调控经济。1998、1999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有限度和危险。因为这些投资对长远发展有好处，但很少直接收益（《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新思考》，1月20日《金融时报》）。江其务认为20年的金融改革分三个阶段：1979年到1984年的准备和探索阶段、1985年到1996年的制度框架构建阶段、1997年到2001年的调整、充实和深化阶段。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定位，不少举措值得反思9《论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版）》5）。国有银行垄断不但没有产生超额利润反而蕴涵风险。刘奎在比较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香港汇丰银行、中国招商银行后提出，银行业垄断所造成的损失大于收益2 338亿元（《银行业垄断及收益损失分析》，《农村金融研究》4）。方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利率水平有两个循环周期， 1996年5月1日后连续七次降息缓解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带来银行利润的增加，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还会造成通货紧缩，产生非法集资等问题（《二十年来利率调整与未来走势》，《社会科学论坛》5）。张曙光、赵农认为，1990年底深、沪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正式形成；其还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一面。（《疏通传导渠道，改善金融结构》，载《管理世界》3）除宏观纵论金融体制改革外，对农村信用合作社、国有商业银行、融资体制等层面的改革也有学者作了探讨（王黎明、杜吉泽：《中国保险市场分析》，载《华东经济管理》5；熊正良、旺堆在：《西藏货币信贷政策50年回眸》，《西南金融》9；龙志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居民储蓄与居民资产实证研究》，《经济体制改革》1）；张劲夫就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由来作了生动的回述。（《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由来》，载《百年潮》2）。
工业化的进程 面临入世，比较性研究增加了。郭克莎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处于初期阶段，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看到了中后期阶段，从工业结构看处于中期阶段。目前己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但在向高加工度化转变中，消费品工业过度扩张，而重加工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没有较快发展，导致高加工度化阶段不能逐步升级并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综合来看中国工业化处于中期阶段的上半期（《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任务与途径》，载《中国社会科学》3）。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很大。1998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3.7％、日本的3.5％和德国的4.2％，与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相比，也分别只占6.2％、21％和38.6％。以购买力平价换算，1998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15 706美元，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比率为16％、22.5％和24.9％，与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相比为24％、57.7％和63.1％。增加值率差距相对较小的有饮料、烟草、石油加工和运输设备制造业，多数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率差距较大的有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化学工业、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电气机械、科学设备制造业等，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也有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郭克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国际比较》，载《中国工业经济》9）。
张毅就起点相近结果不同的电信业对中印两国作了比较。1990年，中印两国的主线普及率都不到1％，到2000年，中国电话普及率已超过20％，主线普及率达到11.4％，而印度的电话普及率和主线普及率都还在3％左右徘徊。结论为：竞争并非万能；垄断经营并非一无是处；如何引入竞争需要综合考虑相关因素；电信改革应兼顾国家、企业、消费者三者利益。过度竞争长远对整体发展不利，最终受害的是消费者（《中国电信业为何远超印度》，载《光明日报》，06—06）。史丹分析了中国能源工业的国际竞争力：A煤炭工业，全员生产效率仅为1．9吨/工，而美国煤矿为43吨/工。B石油工业，1998年7月，石油工业重组两大集团，与国际大石油公司相比，重组后的中国石油工业的优势是资产雄厚，负债合理，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但经济效益差，原油成本不断攀升。C电力工业，在电力工业内部仍没有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低效率、高成本等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经济全球化：能源要素与能源工业的国际竞争——以中国为例》，《改革》3）。
区域经济研究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区域经济的研究丰富起来。赵凌云认为：1979年以前是以建设内地为主的平衡战略，1979—1991年间则转变为以发展沿海为主的梯度发展战略，由均衡发展战略向非均衡战略的转变，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拉大，积极效应是有利于增强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消极效应是加大了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趋势，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从非均衡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转变（《1979—1991年间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原因及其效应》，《中国经济史研究》2）。孙早对西部开发战略与投资现状分析提出：中央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西部地区所占比重，从“一五”时期的18．52％到“三五”时期的33．14％，都是上升的。只是“四五”时期才开始下降为24．42％，之后一路下降。中央政府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的变化再次提升了西部地区作为战略腹地的地位。西部发展战略的“悖论”在于，由中央政府的催生出来的产业结构与西部市场制度生成缓慢之间矛盾的激化，迫使中央政府继续采用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来推进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将削弱西部长期增长潜力；而如果没有长期稳定的增长，极有可能使“改善生态环境”等战略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大打折扣（《西部发展中的政府意志与市场制度变迁》，载《战略与管理》6）。陆德明认为，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都不是靠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势，认为中西部开发不能迷信比较优势，应注重引进和学习，将后发优势与比较优势相结合（宋德勇：《发展经济学与中国21世纪中西部发展研讨会综述》，载《经济学动态》2）。
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和学科建设 中国经济史，特别近现代经济史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注目。刘国光指出：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研究，就没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理论经济学以经济史研究为基础，而经济史研究则以大量的经济史资料为基石，经济学创新需要基础研究做支撑。我国基础研究的原始性创新不多，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突破较少。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①。高德步指出：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与作为历史学的经济史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离不开经济史的经验验证。经济史学家的现实任务是努力实现经济史学范式的创新，并融入经济学研究的主流，为现实经济发展作贡献②。赵德馨对中国经济史教学改革提两点建议：一是建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二是改以阶级斗争或生产关系变化主线为用经济现代化作主线。③赵凌云探寻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其指出：“新经济史革命”以探寻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为主线展开，经过了逻辑上相互联系的三个阶段；这场“革命”的方法论成果值得中国经济史学和经济学借鉴。④董志凯就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学科设置指出，改革开放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开拓了坦途。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为研究提供了可能；经济制度创新的改革使历史评价有了准绳，拓宽了研究对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开拓了研究的眼界。其还指出：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和与全球密切关联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两个显著特点，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视角离不开这两个特点。⑤
① 《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研究，就没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载《教学与研究》7。
② 《论经济史学的对象、任务与方法》，载《南开经济研究》，2000．6。
③ 载《经济研究》5。
④ 《探寻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新经济史革命”评析》，原载《东南学术》1。⑤ 《改革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开拓了坦途》，载《经济研究》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