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变迁的新特点与启示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键字：交易费用 意识形态 “搭便车” 人口理论 资源配置 就业调控 产业结构调整 制度创新 有效需求能力
交易费用理论在实现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反观通常的观点，则是讲技术创新、规模经济、和资本积累等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产业革命就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之所在，而恰恰是其结果。
在常人（包括许多经济史学家）看来，产业革命的爆发无非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和约翰*凯发明飞梭等之类的技术进步的结果。产业革命似乎是一种突变。可在诺斯教授看来，则是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这一根本性的变革铺平了道路，那就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这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更，从而降低了技术变革的费用，加速了经济增长。总之，制度变迁是演进的源泉。所以，在诺斯教授看来，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的产权的或经济组织的内在的活动倾向，又要能说明历史上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而这一点通常为人们所忽视。可诺斯教授处理问题有其独到之处，他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因为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国家理论首先要说明国家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政治学中不乏这样或那样的学说，但主要有两种：掠夺论（或剥夺论)和契约论。掠夺论（或剥削论）认为国家是掠夺或剥削的产物，是统治者掠夺和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契约论则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显然，这两种理论所说的国家都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佐证，但他们均不能涵盖历史和现实中所有国家形式，因而是不全面的。而诺斯教授则倡导有关国家的“暴力潜能”（violence potential)分配论。在该理论的引导下，诺斯教授构造了一个国家的新古典理论。他认为国家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三是，，面临其他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所以，国家有两方面的目的，它既要是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全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然而，这两个目则是相互冲突的。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冲突并导致相互矛盾乃至对抗的行为的出现，国家才有磁性、由此衰。
不难发现，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交易费用的多寡。它是社会总产出和国家税收的决定因素。
1937年罗纳德*科斯（Ronald.H.Coase）发表了其著名的《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一概念，分析了企业存在和扩张的根本原因，从而奠定了交易费用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该理论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影响日益增加，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也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显学”，交易费用理论也广泛的应用于企业理论，组织行为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等诸多领域。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和坚固基石，交易费用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制度经济学通过交易费用的引入，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交易费用理论将“交易”作为经济研究和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1937年，科斯在其著作《企业的性质》，提出了交易费用，从而创立了交易费用理论。企业与市场是不同的交易机制，市场机制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企业机制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企业与市场可以相互替代，因为交易费用决定企业存在，当市场交易费用高时，企业可以将市场“内化”，同时，企业又不能无限扩大，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增加管理成本。制度安排不同会影响到经济效率，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用何种制度安排取决于哪种形式的交易费用最低。这一理论在其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一书中得到了完善和发展。
关于交易费用的定义，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就是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在此基础上，威廉姆森则把交易费用分为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后来交易费用的定义扩张到整个人类制度范围，交易费用被认为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诺斯认为交易费用是实现来自社会分工、专业化的收益而投入到执行交易功能的资源损耗。这是因为：
首先，人是有限理性。作为理性的信息是有限的、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人的理性要受到信息传播效率和人本身接受信息能力的限制。
第二，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交易中人的损人利己的动机不可避免。
第三，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市场不足，这样的假设更贴近现实的条件，使其理论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更有生命力和扩张力。经济结构将促成交易费用的节约这种结构常被分为两类，个人主义的市场和公司内部的管理等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成本，并且就其本身相当于物中的“摩擦”这一定义。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的特殊性。
正是因为消费者的理性是有限的，“聪明”厂商就充分利用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来赚取高额利润。看似交易成本在短期是可以降低，但是，长此以往，抱着机会主义的想法，随着消费者掌握的信息的不断增加，会失去原本的消费群，损失长期的经济效益。
反观另一些厂商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通过广告宣传、扩大销售渠道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得让消费者了解他们的产品，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手机市场的这种表现最为显著。今年年初，与在全国市场的表现一样，摩托罗拉又一次扮演了诺基亚追赶者的角色，不过这一次双方争夺的不是产品，而是迪信通、国美等大型手机零售终端。
春节前，摩托罗拉有限公司一些高层就通过迪信通北京总部同迪信通华东区开始谈判，希望能够向迪信通华东区直供产品，从而提升自己产品在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市场占有份额。
早在2003年5月，诺基亚就同迪信通华东区签订了直供协议，诺基亚最早开始直供试验是在2001年，当时诺基亚选择了上海的润迅、光大开始直供，在得到了良好的效果反馈之后，2002年第四季度开始，诺基亚开始向国商等大型手机零售终端提供直供服务。此后，诺基亚通国美签订了全国性的直供协议，而迪信通、苏宁等也在同诺基亚谈判，希望能够实行全国性的产品直供。通过直供，无形中扩大了诺基亚的市场涵盖面和占有率，增加了利润空间。而摩托罗拉目前在上海地区的直供只有永乐和协亨两家。因此，摩托罗拉才又一次做了“追随者”。在诺基亚直供策略成功的影响下，西门子也开始对迪信通、国美等尝试直供。这就是国际著名品牌的手机可以长期在我国的手机市场销售量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
纵观经济发展史，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面目，使呆板的经济学有了新的活力，并更具有现实性。它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它不仅仅使经济学更完善，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观点。将前人解释统一问题的许多因素如风险因素、信息因素、习俗因素等结合起来，采用新的分析框架，对资源配置进行经济学分析，从而在西方经济学界创立了一种新的范式。
交易费用理论揭示了运用价格机制的代价，以及价格机制的局限性，冲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性和完全理性，确立了交易费用存在的客观性，从而使经济研究从理想世界回归到了现实世界。交易费用理论以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起点，将人与人的权力关系纳入经济学研究的框架之内，建立起社会经济制度的反馈机制。但是，交易费用理论还不完善，因此就需要用更加完善的其他理论进行补充，使其更加完善。意识形态与搭便车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应用
国家的存在是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但长期以来的研究把历史学家、学家和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点缀在表面，而很少注意这一问题。
新古典理论相信，作为选择理论，它对国家的研究至少已提供了一个原则和逻辑一致的方法。这一理论可望观与非市场决策的各种可证伪的命题。此外，对经济组织的研究已显示出它与政治组织的密切关系。而令人满意的理论将对国家理论的建立做出重大贡献。当然，一定要谨防新古典理论的局限性。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解释由国家界定和行使的产权的类型以及行使的有效性。最富有意义的挑战是，解释历史上产权结构及其行使的变迁。
从精确的定义国家入手。进而，为了解释经济史的两个基本方面，即产生无效率产权与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的内在不稳定性，确定一个简单的国家模型——一个有统治者的国家。并且进一步探讨导致统治者控制弱化与出现多元政治的统治者与选民间的冲突。
一个经济包含着不同集团的活动，这些活动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以反映一个政治-经济单位的技术、资源技术和人口。而无论统治者采取何种方式来进行统治，去尽力地监督，但无论哪一个组织机构，其代理人都不完全受约束，他们的利益并不完全与统治者一致，其结果是，统治者在其代理人头上或多或少耗费一些垄断租金，在某些情形下，代理人与选民在瓜分某些垄断租金时存在着共谋。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搭便车”理论，这个理论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既形象又深入，看似深入的理论用最易懂的语言叙述，在人们的意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从而更有利于人们理解理论，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职业社会家说，有关使用的信息仍然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理论。绝对不存在有助于减少相互对立观点的检验证据。显然，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但并不适用于任何阶级。“虚伪的良知”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它暗含着某些“真诚的良知”的存在。其实，这种“真诚的良知”内有一个人具备。重要的是，应强调意识形态的如下各方面：
1.意识形态是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变决策过程简单明了。
2.意识形态不可避免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是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形明显意味着有一种关于可能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观念——即在相互对立的理性和意识形态中选择。对收入分配的“恰当”评价是任何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3.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实际上，他们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的理性。人们在改变其意识形态之前，其经验与意识之间的矛盾必须有一定的积累。相对价格的一个单独变化本身可能不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及据此所作的决策，但有悖于人们理性的持续的变化或影响人们幸福的根本性变化，将迫使人们改变其意识形态。
因此，运用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来解释长期变迁的需要就是非常迫切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他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的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所以，它并没有、也不可能说明变迁的动态过程。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这种结构变迁不断地被经济学家揭示出来，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正值-经济组合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讲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现行的理论并不想解释这些变化，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也就是当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产生自动的、持续的反应时才如此。但是，制度包括既得的利益，其中既有得利者也有失利者，两者都调动资源来支持或者反对未来的变革。得利者很少会补偿失利者，双方用于冲突的资源也难以用成本-效益来。
可见，搭便车问题确实说明了没有明确利益存在的大的团体的不稳定性、人们对投票的反感和匿名的自愿献血不会给提供充足的血液的事实。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只是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另外，如果不能解决搭便车问题中的基本矛盾，我们就不能解释每一个社会在合理性方面做出的巨大投资。
曾经有一段，广州的市郊有这样一些生意很是兴隆的店铺。它们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假商标集散的地方。在改革开放最快的，90年代中期，随着国外的品牌逐渐打入国内市场并一度热销，造假的地下窝点开始行动了起来。他们一改以前的仿冒知名品牌样式的作法，玩出了新花样——仿冒国际著名品牌的标签。无论是什么品牌，只要是能谋求高额利润的，他们就能想方设法制造出来，偷梁换柱的功力可见一斑。这种典型的“搭便车”的行为，严重的损害了正当经营者的经济利益，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更损害了的形象。
针对这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各大来华经商的跨国公司也是想出了不少办法。有的开发防伪商标，有的则拿出杀手锏，试图以降低价格，不惜以成本甚至低于成本价的超低价格，以期挤跨假冒伪劣商品。但是，假货还是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那么搭便车问题在其他方面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在任何情况下，搭便车的两难选择将导致不同的结果。曼库*奥尔森（1965年）在处理存在于新古典世界中集团行为的形势时发展了新古典的规范。他发现，当个人在团体活动中收益大于成本时，个人被迫卷入活动中时，一个小集团就会产生；当成员能得到排他性的个人收益而外人却不能获得时，大的集团（如美国医疗协会和工会）就会出现。他同时指明，当大集团被组建并产生变动，这并没有给成员们带来排他性的收益时，他们将趋于不稳定和解体。统而言之，当个人仍能通过“搭便车”方式得益时，理性人就不会承受参与大集团活动的成本。
历史上国家的稳定，不是统治者的功劳，也不是选民的功劳，而是因为后者总是面临着搭便车的问题所致。而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另一个因素“革命”也与这个理论密切相关。革命是由统治者的代理人或由相竞争的统治者或列宁主义者式的少数精英集团发动的宫廷式革命。而在统治者是一个集团或阶级代理人的地方，某些成功的规则要设计的是在统治者死后革命或巨变的机会最小。这也是出于可以搭便车而考虑的。
由此可见，搭便车问题妨碍大集团活动的方面我们坚持了一个严格的新古典方法的推论。这些推论指出了这种新古典模型的解释力，同时又勾画了它的局限性。
综合考虑，一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可以更好的了解、分析，对现实生活产生启示，从而更好的应用于实践工作。另一方面，有助于解释历史上国家结构变迁及其稳定的大部分根源。进而，避免了把分析限于识别行动者净私人收益（就狭窄的经济意义来说），以致给国家结构变迁的研究设置致命的障碍。所以，为解决搭便车难题，需要构造完善的意识形态理论。人口理论在资源配置、就业调控、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应用
解释中的实际需要人口变迁理论，需要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也需要制度理论，这是为了填补上述新古典模型的欠缺。
我们开始可以把重点放在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压力这个经济史的核心问题上，根据残存的证据来展示经济结构。自托马斯*马尔萨斯于1798年写他第一篇关于人口的以来，学者们就一直在指责他关于人口与资源存量相比趋于过度增长的绝望预言。的确，对马尔萨斯社会推论的反响导致了人口统计学与经济学的分裂，只是在近几十年来两者才汇合起来。
经济史学家同样也关心对资源变化的反馈。资源技术的下降肯定会通过饥荒和对疾病抵抗力的下降而提高死亡率。历史上，瘟疫对改变死亡率起了重要作用，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也影响资源技术（从而影响死亡率）。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与其说是医学发明与免疫降低死亡率的成就，还不如说是营养与环境改善的结果。可见随着医疗的，死亡率不再主要受到疾病的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地提高，死亡率将会不断地下降。
我国是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多民族共存的发展中大国，资源的合理配置就更显得尤为重要，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远比其他国家要突出。我国的资源分布从空间上看，是极不平衡的，正与人口分布恰恰相反，在资源相对富裕的西部人口却相对稀少，特别是西北部，人口密度是非常低的，而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就蕴藏在那里。但是由于西部的设施落后，严重的阻碍了资源的调配。近年来，我国政府为了更好的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经济效益，大力发展西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东西部的人才和资源的交流、互补，增强了凝聚力，更为重要的是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从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去支持西部开发建设，到西部开发过程中，特别是三峡水利工程建设、西气东输工程途径之处的移民安置，将移民安置在周边大城市的制造业中，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了人力资源的流动，促进了东西部的共同发展，也为资源的合理配置创造了条件。随着西部开发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资源将被合理的分配到最适宜的位置，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严峻的失业问题，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进行到一个阶段后必经的一个发展问题，相比前期的发展，这个问题更加核心。在完成了增量发展之后，存量问题的解决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今年是就业、再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目标的第一年，解决就业成为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据权威部门消息，2004年我国就业的目标时，全年新增就业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其中大龄就业困难人员1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7%左右。
相比这个“951”计划，去年的目标是“841”，任务虽然艰巨，却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失业将继续困扰的经济。
由于我国的人口众多，就业问题是必须面临的问题。有关部门估计，2004年全国下岗失业人员总量将在1400万左右，城镇新增劳动力在1000万的规模，其中高校毕业生去年212万规模的基础上还要增加68万人，城镇就业供给总量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右。
而要真正解决失业问题，不但要厘清问题的性质，还要正视失业的 真实数量，确立一个可资利用的统计标准。目前相对消极的统计体系，忽视了隐性失业的实际情况，也使得发展的潜力得不到充分的估计。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很可能会带来问题的报复性爆发。产业是就业增长的载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是解决就业的一个捷径。从就业增长的速度看，2002年社会服务业增长12.0%，房地产业增长10.3%，第三产业的发展无论从条件还是解决就业的需求上看，实际都已来临。另外，支持中小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解决就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统计数字显示，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的数量一般占企业总数的95%以上，解决就业人数一般超过国内就业人数的50%。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提供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的人口占了近75%，而大部分农村还是比较落后的，解决农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非农业失业人口也在增加，解决就业问题正在纳入国家的宏观调控的重要工作。有关方面的信息还显示，关于促进就业的立法，从今年开始研究论证，中央确定的积极就业政策将通过的形式确立下来，这无疑将进一步促进失业问题的实质性解决，但是这作为整体经济的一个问题，其解决紧急靠政府的拉动，力度毕竟是有限的。
相比就业力度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更加务实和重要，它不仅可以增强经济的失业承受能力，减少经济增长的后顾之忧，同时又会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拓展更大的空间。
目前，社会保障的基础还相对脆弱，无论是体制还是资金的支持上，都还存在问题。2003年前11个月，平均每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在430万人左右，失业保险基金面临较大的支付压力，辽宁、安徽、湖北、重庆、甘肃已经出现当其基金收不抵支的情况，而2004年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将达到800万人左右。
在过渡型经济问题短期内不能得到解决的同时，加大财政投入，加强社保、财政和宏观调控体系的配合迫在眉睫，社保体系面临考验。
在经济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的同时，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也在加快，这就对社会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保障的作用将更加重要，地位会更突出。
经过五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从整体上看，产业结构向着高级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还存在很多问题，在经济领域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产业结构的各种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充分暴露出来，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尤其是的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低。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第三、产业生产组织结构不合理。以上种种问题都说明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仍需要调整和升级。其意义十分重大：（1）这是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的要求；（2）这是加快技术进步的要求；（3）这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要求；（4）这也是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和深化改革的要求。
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地调整与升级。而产业结构调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二是产业结构的优化。所谓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发展过程。其实质是随着科技进步，社会产业分工的深化，产业结构不断向高附加值化、高技术化、高集约化、高加工度化演进，从而更有效的利用资源，更好的满足经济发展需要。
产业结构升级严谨的趋势或，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
（1）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由第一产业占优势逐级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优势演进；（2）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逐级向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演进；（3）由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优势逐级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演进。
对于我国来说，当前，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还有不少困难：
（ 1）由于长期走和现在还在走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道路，重速度轻效益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大量生产能力和经济存量短期内难以调整到位。（2）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协调难度加大。（3）体制转换时期，市场为导向的调节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在调节机制上存在差别，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竞争。（4）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加大了结构调整的难度。（5）科技开发能力薄弱，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靠引进，自主开发能力不强，科研力量比较分散，科技协作意识淡薄，引进硬件多，软件少，消化吸引推广工作做得不够。（6）市场行为不规范。
那么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应该怎么做呢？
（1）用高薪技术和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2）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就需要培养高技术人才，加入到传统产业的生产中。充分利用当今高度信息化的便利，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实现工业的全面发展。（3）加强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高度重视资源战略问题。因地制宜，发挥地区优势，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把资源问题放在首要位置。（4）加快服务业发展。让最能吸收就业人口的第三产业，更快的发展起来，从而减轻社会压力，减轻社会保障工作的重担，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这是促进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
此外，我国已正式加入WTO，这被许多人视为中国的第二次开放，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丝毫不亚于第一次改革开放。无论是解决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还是适应国际贸易化环境的变化、提高产品的竞争实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都具有其客观性，而且势在必行。
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表现为支柱产业的更替和发展。支柱产业应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1）具有高创新率；（2）具有高速增长的能力；（3）具有很强的带动其他产业部门发展的能力；（4）它在工业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的进程也会随之加快，综合运用人口理论，不但可以减轻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障的重担，而且可以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世贸以后的国际经济形势，尽快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的大潮中。
市场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
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市场来调节，同时辅以必要的产业政策。（1）加强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促进支柱产业的培育和发展；（2）调整产业组织结构，大力推进规模经济；（3）努力增强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4）建立灵活、高效和规范的投融资体系；（5）正确处理支柱产业与其他产业发展的关系。
而地方政府是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主体，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行政体制中，地方政府是隶属于中央政府，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大政方针。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主要是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作用主要是:引导、推动、服务。
1.实现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引导地区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心骨，引导本地区经济发展。首先要根据中央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本地区的经济政策。再次要确定发展本地经济、引进人才、技术、资金方面的重点方向。
2.完善政府服务职能，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政府可运用行政机制协调相关地区间的关系，推动技术创新，为本地区企业牵线搭桥。其次，政府通过运用公共财政政策，加强市场服务职能，承担本地区主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保证经济建设发展的基础条件。第三，政府可通过加大和人力资本投资，培养经济建设所需人才，推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市场与地方政府的作用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根本目的是相同的，两者在经济发展中，各自都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对两者的考察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学发展要考虑的关键。两者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中，而且体现在生活的各个角落。制度创新与有效需求能力的培养
转型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的制度变迁总体上体现为环境与制度之间的持续互动的复杂过程，其基本动因来自于作为制度环境的社会与国家及相关层面的关系互动在客观上所产生的对制度变迁的现实压力和需求；其直接动因来自于制度或体制自身的状况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它为制度变迁的发生提供了可能。而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个人、团体或国家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制度变迁发生的可能性成为必然，它是推动中国制度变迁的主管动因；特别是作为最主要的制度供给主体的国家在发挥和推动中国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
中国的体制变迁始于的微观体制改革，然后推进到一些次要的经济领域的制度改革。这一阶段是旧的经济体制的瓦解时期，它客观上导致了微观体制的短缺问题。这个阶段的体制创新基本上是局部的，具体是在国家活动领域之外，由社会自发或自愿的创新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普遍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非正式经济体制创新的起点。从而迈出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这一微观经济体制的创新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解决了因传统集权体制滞后于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需求的体制短缺的问题。它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在与原有的计划体制的竞争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经济自主增长能力和巨大的需求能力，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代。
总之，政府为个人和群体提供外在制度环境的支持和约束，政府确立宪法秩序以规定个人和群体制度创新的方向和范围；制度变迁中个人和群体无法将外部性内在化时，政府可主导制度变迁克服搭便车问题。另一方面，政府把更多的制度创新的主动权交给富有创新精神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单单依靠政府的“精英设计”。只有这样，才能把制度构建和有效需求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
书目：
1.《“十五”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与对策》，据国研网
2.《加入世贸与我国产业结果调整》，中国海洋报
3.《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与调整》，学者网
4.《博弈论与经济转型》，李雪松，社会出版社，1999
5.《入世后地方政府的作用指向》，曾昭宁，《经济观察》，2001
6.《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7.《就业纳入调控目标 社保面临严峻考验》，《21世纪经济报道》，时论，2002.2.2
8.《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哈耶克
9.《21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诺基亚、摩托罗拉火拼直供渠道国产手机跟还是不跟？》，《21世纪经济报道》，科技，20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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