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理论视角下转型经济研究轨迹
在众多理论流派中，演化经济学是既古老又年轻的一支。说它古老是因为这一思想的起源非常早，早在1898年凡勃伦就在其经典《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中主张运用演化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说它年轻则是因为演化经济学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逐渐被西方经济学界认可，温特和纳尔逊在其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以满意为假说，提出了遗传选择－变异创新的分析框架，恢复了老制度主义、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彻底地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与上述二人同期的研究还包括博尔丁和史密斯，虽然他们关注的角度和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都可以视为演化经济思想复兴的标志。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演化经济学进入了大的时期，研究日益系统深入，新成果不断涌现，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多西、魏特、安德森、梅特卡夫、杨格、霍奇逊和多普菲。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不同学者对于演化经济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其下一步发展的关键就是开始着手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
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决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而是需要对大量案例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来不断形成和完善。因此，一批从事演化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开始构建这一理论并运用该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其中成果很多，较为活跃的一个领域就是对转型经济的研究。与此同时，还有一批长期从事转型经济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吸收借鉴演化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一、基于演化经济理论的转型经济研究的有关成果及其核心观点
初步梳理转型经济领域研究的有关情况，可得出以下研究成果及其核心观点。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就是转型
理论界对于“转型”，概念的理解一直存在着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持有这种观点的组织和学者包括世界银行、斯蒂格利茨和罗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转型是指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和科尔内。这二者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宪政规则的改革是否应该属于转型的范畴，或者是说市场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能否和社会主义的体制相容。如果二者可以相容，那么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存在着合理性，否则中国的转型就不完全成功，或者说不彻底。本文并不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更多的评述，但是只要对比一下中国和东欧国家的转型效果，就可以发现萨克斯等人用短期的负面影响和长期的正面效果来阐释转型的做法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为“大爆炸”政策辩解的成分。
演化经济学则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种选择机制。任何变异与新奇在整个经济系统中能否存在及传播都由这种选择机制来决定。因此，在评价经济演化结果的时候，依然可以沿用生物学的“适者生存”标准来加以判断。所以，演化经济学充分承认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认为这恰恰是人类社会发展多样性的一种体现。所以，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就是转型。
（二）微观参与者是转型的主体
推动经济转型的主体到底是政府还是从事市场活动的微观参与者呢？这是转型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指导东欧国家进行转型的休克疗法主张限制政府的行为，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可是，休克疗法却使得东欧国家陷入了长期的衰退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斯蒂格利茨和尤素福等学者在反思东亚奇迹的时候就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针对上述问题，演化经济学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与“制度设计论”不同，演化经济学认为从宏观层面观察到的“社会整体”或者是“经济体制”并不是自己发生变动的，而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都具有具体性的一些领域中，微观主体相互作用，不断累积，促使这些主体的性质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进而改变了生产方式，最终促使转型实现。
转型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可以视为系统性的制度变迁。诺斯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正式制度是由一些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和规则组成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它虽然会对人们行为的形成产生影响，但是它却不能阻碍微观主体的演化。因此，在社会中，政府并不居主导地位。经济中的一些赢利性或非赢利性参与主体才是真正的规则制定者，随着他们对现行法律和规则的态度与情绪不断的积累，最终就会影响政府和其他参与主体，以实现对正式制度的修改。所以，在研究转型经济时就不能单纯关注政府所发挥的作用，还必须把其他参与人的作用也考虑进来，二者共同促进经济演化。其中，作为微观参与主体的组织或个人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就是非正式制度的形成，这包括规范、标准、习惯、价值观和道德判断等。
以八木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基于上述观点，提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其实并不是按照最初的意图来进行的，而是基层广大群众的行动，以及政治机构和思想观念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演化形成的，并且这是一个极其曲折的过程。
（三）初始条件的差异决定了转型结果的多样性
转型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什么？东欧的政治家接受了西方学者的建议，采用休克疗法以实现转型。那时，他们认为转型的起点和终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根除计划经济体制，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取而代之。可是，这样来定义“转型”的起点和终点就过于简单了。因为，各个国家的初始条件是有巨大差别的。而根据演化理论的观点，初始条件的差异将会对演化的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初始条件是过去累积的产物，而转型的过程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同的国家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其转型的结果也不会收敛于同一点。
具体来说，初始条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经济基础，另一个则是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前者，而演化视角则更为关注后者对转型的影响。诺斯认为在过渡时期，由法律等构成的正式制度急速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是非正式制度一般还受到以前社会主义体制的影响，其演化是非常缓慢的。大野健一为了把握转型过程中的连续性提出了“基层社会”的概念，他认为从社会主义时期继承来的习惯和价值判断实际上是会被长期保持的，即在转型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存在着惯性，这也正是构成基层社会的核心要素，并进一步提出基层社会是不能跳跃发展的命题。梅德维杰夫也发现社会和心理领域的问题同样会对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社会民主主义，为了推动这种社会势力的成长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恢复国家的权威。波兹南斯基也认为不可逆的思想观念需要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
（四）演化形成的混合经济必然会长期存在
在转型之初，西方学者和东欧的政治家都认为计划与市场非此即彼，而混合经济是最坏的选择，必须要排斥。可是历史并非如此，在很多转型国家都出现了混合经济。由此可见，混合经济在一定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长期存在。因此，在计划和市场二者之间还有广阔的领域值得学者们去深入探究。特别是与混合经济相适应并且在特定环境下演化形成的一些特殊治理模式往往会在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治理模式就是最为典型的一种。查万斯和马格宁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出现了一些紧密连接的网络组织。这主要是因为在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并没有为市场经济在法律、产权、交易和等方面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这就使得在经营过程中要面对一个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市场。为了缓解不确定性的影响和避免高昂的交易成本，企业之间出现了一种结合的动机，希望以此来保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可是，这种网络却逐渐地演化形成了非正式的垄断，制约市场体制的形成和作用。斯塔克和布鲁兹特在研究这一问题时， 就提出了“扩大化的责任说明”概念。他们认为企业之间彼此阐明责任是经济交往中的必要行为，可是非正式垄断的出现则是一种被扩大化的责任说明行为。其背后的经济涵义是国家必须帮助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否则市场机制就不能发生作用，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垄断。此外，产业政策的实施也是一种介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模式。它的实施必须以政府职能的明确界定为基础。这是因为政府一旦创造出了市场就意味着它本身只能在市场经济中扮演裁判员的角色了。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对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俄罗斯在对国有资产进行再分配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限定政府的权利，造成了对国有资产的侵吞。在中国，地方政府具有同样的问题，由于他们会为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利益考虑，因此在执行国家相关政策的时候便会大打折扣。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变化后的正式制度和还处于演化过程中的非正式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演化形成了转型时期常见的“混合型制度”。马格宁认为混合型制度可能是像罗根所讲的“因为组合而出现的新事物”，它可能表现出持续的生命力并且会对体制的将来和宏观经济效果产生长期的影响，即锁定。
创新是演化学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所以演化理论就以新奇的创新作为评价转型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传统的计划经济之所以要被放弃，就是因为这种僵化的体制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哈耶克指出由只具有有限理性的人来制定全体社会成员的生产计划就必然导致低效率的出现。
因此，转型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是通过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来刺激创新，进而不断地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休克疗法”之所以没能给东欧的国家带来经济增长就是因为它只关注国家职能的解体和市场的建立，而忽视了对创新的引导和保护。
马埃夫斯基通过对俄罗斯的实证研究印证了上述观点。1992－1993年，俄罗斯发生了通货膨胀。这是因为经济中出现了革新者集团，是经济演化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俄罗斯政府却指令性地调高了能源的相对价格，并且紧缩和财政，这就使得国内革新者无法向新产业进行投资。所以，他们的地位就被国外资本所取代。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的经济恶化，但却促使俄罗斯对外国的技术越来越依赖。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缺乏机构投资者和商业银行强有力的信用供给。因此，马埃夫斯基建议俄罗斯成立可以扩张信用的国家开发银行，以便为革新者提供资金，实现经济的恢复与。
布鲁纳秉承了熊彼特的传统，也认为转型的终极目标在于赋予经济系统以创新的能力。因此，他提出了“技术机会”的概念，其涵义就是指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技术机会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已经积累的技术基础和该领域可供继续研究的空间。另一方面是社会为技术创新活动所提供的经济基础设施，它涉及到制度（如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组织（如创新体系）和能力（如水平和学习风气），并且这都需要政府和民间组织的相互作用来形成和完善。当然，技术创新还必须是以生产为导向的，因此供销也对创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由于转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微小的欠缺或者是进度上的不同步都可能导致市场的失效。马格宁就通过对比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三国的转型过程，得出了如下结论，即以自组织方式进行的转型未必能够实现理想中的高效率市场。因此，政府必须要在鼓励和协调创新等方面积极地发挥作用。
（六）转型的绩效受到国际互动关系的影响
演化经济学一直主张采用整体观的研究视角，并且试图通过构建一种复杂系统理论来解释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蝴蝶效应”就是对这一思想最为直白的表述。可是，复杂系统理论的发展要依赖于数学方法的创新。当自组织理论、遗传算法和神经网络等研究工具逐渐发展成熟之后，一些学者就开始尝试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来分析经济问题。在这一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来自于富森，他运用自组织理论，从国际互动的角度探讨了波兰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
富森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起，波兰与德国的贸易互动是促使波兰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原因。他借用了生命关系学创始人清水博提出的“关系子”概念，以此来隐喻经济中的参与人。关系子具有自律性和多样性，但是具体哪种性状被表现出来却是不确定的，这要依赖于与其他参与主体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和被引入其中的特定关系。此外，经济中一些约束条件还会决定自组织化运动的方向。当把上述理论应用到对波兰的实证研究时，参与人则具体指波兰和德国的。其实在二战以前，波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德国，在战后才被苏联所取代。当转型开始后，一方面波兰希望扩大出口，迅速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德国也看中了波兰劳动力廉价的性状。因此，两国的参与人开始进行自组织化运动，当这种运动突破了一定的临界点后，经济状态就发生了突变。由于德国需要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因此就加大了对波兰的投资力度和技术支持，这作为约束条件更加强化了自组织化运动的方向，最终促成了两国贸易“爆炸式”的增长以及波兰的产业结构升级。
（七）转型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
转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经济增长中的低效率问题，可是转型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却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以往的理论研究往往只关注经济问题而忽视社会问题，或者地认为解决了经济问题后，社会问题就会随之得到解决。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亚当斯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印度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并且发现了很多与想象中不同的现象。在1991年，印度以财政紧张和外汇储备急剧下降为导火索，放弃了尼赫鲁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寻求新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印度经济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可是地域间的经济差距开始扩大，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开始突现。在印度，贫困率低、收入高的州却通常在社会发展方面比较落后，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些州的女孩和男孩比例非常低。相反，在一些中等收入的州社会发展却比较平衡，表现出识字率高、新生儿死亡率低、人口寿命长和人口增长率低等特征。在那些最为贫困的州则经济社会各方面都非常落后。亚当斯认为印度政府的最大失误就是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社会的发展，可是恰恰是社会领域的失衡构成制约印度今后发展的最大瓶颈。他给印度开出的药方是在保持年均6%增长率的基础上，着力调整结构，缩小地区差距，解决社会问题。由此可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但是保持稳定的基础，而且是促使转型不断推进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关键。
二、结论及有关启示
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演化经济学是一种范式的改变。因此，演化视角下的转型经济研究会带来一些与以往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可以帮助理解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的转变，而且还会加深对于经济改革的认识。例如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利于革新者的创新活动。柳欣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国的名义GDP和投资快速增长，通货膨胀严重，而恰恰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解决了商品短缺问题，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结构性转变。这与马埃夫斯基的观点是极为相近的，正是由于信用扩张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为革新者提供了启动资金，保证了创新活动的实现。又如张仁德和王昭凤提出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元制度的影响。按照演化的观点，这实际就是强调制度演化的同步性，如果相关制度不能同步演化，则往往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经济效果。
目前，在国内运用演化经济理论来研究转型问题的学者还不多，笔者只发现周业安运用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协同演化的理论来研究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众所周知，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是，存在问题也依然较多。金融体制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二元经济结构还需要进一步调整，这些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不仅十分复杂，而且解决起来也异常困难。
演化经济学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路、方法和观点，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具体来说，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制度设计与内生变迁、技术创新等问题都可以运用演化经济理论来加以分析和研究。例如，建设新背景下的农村改革就涉及到乡镇机构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农村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义务教育改革等方方面面。
这些具体的改革彼此相互关联，忽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影响到整体改革的效果。而基于整体观方法论的演化经济理论就恰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对具体改革互动关系加以分析，进而找出重点，优化改革路径。一言以蔽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的转型经济研究其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