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拉大的关系
目前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非按劳分配”，都不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都是有“差距”的分配方式，既然分配方式存在差异，那么收入有差异也是必然的。本文主要讨论增长与收入差距拉大的关系。
收入差距拉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分析
我国当前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主要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由非法收入导致的收入差距、以及由劳动力质量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等。
由城乡差距导致的收入差距目前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进一步的障碍。城乡差距的形成有和国家政策的原因，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以农养工的政策，靠牺牲居民的消费来实施重化，靠牺牲农民的积累来满足工业化的需求。据测算，中国改革前工业化积累的50％来自的积累。同时，城市的福利制度使得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无法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获取实物性补贴的权利，这些都导致我国产生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巨大的城乡差别，并在工农之间形成了较高的收入差距，全国总体的基尼系数也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年复一年的政策倾斜使得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民收入微薄，购买力不足，所以国内消费不景气，经济发展缺乏动力，目前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将能够解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消费不足的问题，从而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现阶段真正拉开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是在区域间工业化进程差异导致的就业机会上的差异。发达地区农户的劳动力除了在农业部门工作外，有很大的机会到乡镇或参加到非农产业中工作，获得乡镇工业或非农产业的收入。而不发达地区，乡镇工业和非农产业不发达，农户中的劳动力很少能获得乡镇工业的收入或非农产业的收入，从而导致区域间收入差异的拉开。地区差距导致落后地区的劳动力等资源极大的浪费，也不利于我国经济整体的发展。
由地区差距导致的收入差距使得我国在经济实力有限的前提下优先发展有条件的地区，再带动落后地区，对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现在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已经非常大了，这种地区差距对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机会不平等，这种机会的不平等有背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原则，对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消极的影响。因此，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成了我们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
目前我国存在的某些不正当的行业差距是对市场经济的歪曲，由此导致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在中国可以明显地发现，行业行政垄断严重。行业有着差异，而更明显地表现在企业差异上，其中，特许权的部门由于不仅不参与企业的竞争，其工作人员也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工资收入差异。电信部门、银行等垄断机构由于受到垄断权的保护，高工资和高福利按大锅饭的方式进行分配，企业和个人能力决定的特征少，而相应岗位“租金”显得重要，导致分配的不公平性。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收入和其劳动者收入存在着相对应的关系，特别是从行业平均看，如果行业平均创造价值高，其平均工资高，相对应地，企业创造价值应该反应到该企业劳工的收入上。显而易见，中国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企业职工的工资不仅仅取决于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还要取决于行业状态。在垄断行业，劳动素质很差，但收入却很高。实际上，这些垄断行业是通过行业垄断价格将其他行业的收入进行转移，产生行业性利润转移，这种行业不均衡的现象是违背市场经济发展的，所以由行业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对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由非法和非正常收入导致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恶劣，应坚决治理。通过寻租和腐败获得巨额收人的人虽然只占人口比例的极少数，但是各种寻租和腐败所攫取的收入却占新增国民收入量相当大的比重。据有关专家估算，仅仅在1990－1995年的5年间，机构流失的利差约为3000亿元；土地批租中流失的国家应得的差价收益为4000亿元；证券市场中寻求上市，公款炒股，买卖额度等大约损失2000亿元；基建工程，项目审批，进出口批文倒卖以及一些交易、采购中行贿等，造成国家、机构及法人的收益或资产流失约5000亿元。其流向主要是经营公有资产的那部分人手中，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劳动力质量决定的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我们也应该大力提倡“勤劳致富”，减少政府转移支付。在国有企业“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下，忽视劳动力质量差异，搞平均主义，结果严重损害了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得企业长期处于低效率运行之中，使国有企业最终陷入困境，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随着国有部门比重的下降和内部工资的改革，直接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中国经济也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
二战后，德国和美国经济都很快，但是进入上世纪末期，德国经济进入慢速增长期，而同期美国经济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德国1999年个人所得税率是0.53，远远高于美国0.4的水平。德国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6.9%,美国同期只占5.4％。从上面两组数据可见，德国居民和国家收入的大部分被用于社会补贴开支，社会分配相对平均，其基尼系数只有0.3，远远低于美国0.48的水平。这影响了在职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使失业者更具惰性，德国的失业率因此也长期居高不下，1996－1998年德国失业人口占总劳动力的9.7％，美国同期只有4.5％。
此外，德国强大的工会在保护工人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不能随意解雇工人以及工资不断上涨，所以降低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经济的灵活性，也降低了德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1995－1999年间，德国制造业每个工人每年创造增加值79616美元，低于美国81353美元的水平。德国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劳动成本每年高达33226美元，美国同期的劳动成本只有28907美元，高出4313美元。德国创造的附加值与劳动成本的比值系数只有2.39，低于美国2.81的水平。同时，由于德国的劳动成本过高，技术创新不足，出口商品的贸易条件也变得不利。1990年德国净易货贸易条件指数是102，意味着德国100个单位商品可以换102个进口商品。1999年净易货贸易条件指数下降到99。追求完美秩序而又古板固执的德国人在不断创新的世界中显得缺乏活力，德国经济因此也进入了慢速增长期，2002年GDP增长率只有2％，与美国的差距正逐步扩大。与德国相似的法国、意大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从上面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合理的收入差距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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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银行. 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文版(R).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R).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3.卢嘉瑞等.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3
4.张平.增长与分享：居民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证(M).社会文献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