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明代台阁体领袖杨士奇的应制诗

　　关键词：明代台阁体 杨士奇 应制诗
　　摘 要：应制诗向来不受读者欢迎与学者好评，但笔者认为不同时期或不同作家所写的应制诗作，应给予不同的理解与评价，如对于明代台阁体领袖杨士奇的应制诗，虽然高唱时代赞歌，但却不是纯粹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而是一种内心的真情流露和创作的自觉追求，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和时代意义。笔者结合具体作品，从三个层面来解读这一特点，揭示其创作心理机制及其所蕴涵的特定社会文化意义。
　　
　　应制诗一般是文人应皇帝之命而作的诗，大都以欢庆盛典、宫廷宴饮、君臣游乐为主要创作内容，歌颂神功圣德、太平盛世为基调，奉和酬唱、铺扬景物是其主要的创作方式。凡是朝廷的重臣名相、公卿贵族都不可避免地会创作一些应制诗，如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张说、杨亿、欧阳修等都是应制诗的创作高手，甚至李白、杜甫、王维也有这类作品传唱当世流传至今。对于应制诗，读者和学界向来都很反感，认为其粉饰太平、题材狭窄、平庸呆板、毫无生气等。但笔者认为不同时期或不同作家所写的应制诗作，应给予不同的理解和评价，而不能一概视作如此。譬如经历过“开元盛世”的全过程，目睹了肃宗中兴之治，又活动于京都上层的王维，他的《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优秀应制诗篇就反映了当时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展示出意气风发的盛唐气象，同时显示出诗人高超的表达技巧，读来既不呆板泥滞又无平庸肤浅之感。试读其《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珮声归向凤池头。”此诗利用细节描写和场景渲染，写出了大明宫早朝时尊严华贵的气氛和皇帝的威仪，同时，还暗示了贾至的受重用和得意，这首诗不和其韵只和其意，雍容伟丽，造语堂皇，格调十分和谐。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说：“盛唐人和诗不和韵”，于此可见一斑。因此，对于明代台阁体领袖杨士奇的应制诗，我们不妨也用公正平和的心态来作一番解读，以拓宽这份文化遗产的接收空间。
　　杨士奇（1365－1444），字士奇，号榖轩，江西泰和人，历事明代四主，在内阁任职长达42年之久，在明初文坛上他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生著作宏富，有《东里集》93卷、《文渊阁书目》4卷、《周易直指》10卷、《历代名臣奏议》350卷，同时他还参与《太祖高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仁宗昭皇帝实录》《宣宗章皇帝实录》等大型史书的编修，其中在后三部实录中充任总裁。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在他领导与影响下的明代台阁体，风行百年，一唱百和，形成了“文归台阁”的垄断局面，因而世人把他称之为明代“台阁体之祖”。
　　作为明代四朝名臣和台阁体领袖的杨士奇，毫无疑问也创作应制诗，今保存在《四库全书》的《东里集》中，有将近100首，约占其全部诗作的5％，纵观杨士奇的全部应制诗，歌颂皇恩圣德、高唱时代赞歌虽然也是其应制诗的主要创作特征，但细细品读，就很快发现其应制诗中的歌功颂德不是纯粹的阿谀奉承，而是一种内心的真情流露，是他创作的自觉追求，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以下笔者结合具体作品，从杨士奇作为台阁大臣的地位、政治角色与政治身份意识、君臣关系以及所处的时代境际与所怀的个体时代体验等三个层面来解读这一特点，揭示其创作心理机制及其所蕴涵的特定社会文化意义。
　　其一，杨士奇应制诗深受其台阁大臣的政治地位、政治角色及政治身份意识的影响。社会角色往往会有相应的社会期待、社会规范和社会楷模，在扮演这些社会角色的过程中，会形成既定的能力结构和精神状态，蕴之于中，发之于外。杨士奇在内阁近42年之久，不但参预帝王的文化活动、国家礼仪、人才选择等活动，而且还直接参预国家政治机务，对于人民百姓和四夷外邦而言，是国家思想和政策的主要拟定者、决策者，对社会的有着巨大的意识导向作用。因此他会把自己与同僚认作是朝廷政绩的共预者、共创者和共享者，将颂扬朝政政绩与自己内心的成就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这一当事者的认知角度来解读杨士奇的应制诗，就会发现那些颂世的文字不但是他真实感受的自然流露，而且是对自身努力所达到预期成效的一种由衷肯定和欣慰。如七律《文华门侍朝观录囚多所宽宥喜而有作》：“日丽文化霁色新，炉烟不断上麒麟。大臣论献持王制，睿旨全生体帝仁。真儗下车与叹泣，旋看解纲动欢欣。朝廷宽大恩波厚，庆衍皇图亿万春。”诗歌一方面是歌颂君主的宽大恩厚，另一方面是赞扬大臣们的“论献持王制”所达成的仁政局面的贡献，这大臣之中自然包括杨士奇自己。《明史·杨士奇传》中就曾肯定了杨士奇对明代盛世出现的贡献：“当是时，帝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又如在《喜雨诗》这一应制诗中，诗人表达了自己同国家遭际悲欢与共的情怀：“好雨连朝苏久旱，无边喜意动宸宇。皇天洞鉴圣仁德，臣子深惭燮理功。每念升平均九土，已知舞蹈出三农。骈繁宠锡身难报，何幸衰年际屡登。”传达这种心声是表明自己对国家热爱的情感和负责的态度。因此说，在杨士奇应制诗篇的颂世之声背后，隐藏的是封建大臣的儒家政治理念得以实现的雍容自豪与满足心态。
　　其二，杨士奇的应制诗更是杨士奇与明朝几代君主之间和谐关系的一个典型反映。关于杨士奇与几代君主之间亲融共处的记录有很多，如《明史纪事本末》卷28记有仁宗登基未及一月，就“赐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三人‘绳愆纠谬’银章”，以便其直接对皇上密封言事。一枚图章虽小，却饱含了皇上的信任之意。又如《明史·杨士奇传》记载杨士奇曾经奏疏反对尚书李庆等提出的朝官养马的建议，开始仁宗没反应，又奏疏，又没反应，后来“帝御思善门，召士奇曰：‘朕向者岂真忘之。闻吕震、李庆辈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为所伤，不欲因卿言罢耳，今有辞矣。’手出陕西按察使陈智言养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顿首谢。”在封建时代一个君主如此爱护臣子，实在是不多见的。

又如杨士奇在《南归纪行录》中记有他正统四年归乡省墓时，英宗对他的恩宠，特意“命兵部缘途给行廪，水路给驿船递运船，陆路给驿马运载车，从者皆给行粮脚力，往复并给。”而仁宗、宣宗更是信任和倚重杨士奇，将其比喻为自己的左右臂，这从仁、宣二帝送给杨士奇的很多诗篇中就可以感受到，如仁宗《赐德谕杨士奇药》诗云：“闻卿疾未愈，常怀时不忘。每图通灵术，询问求各方。偶得仲玉秘，经进称其良。妙品亲团制，奇效难尽扬。临寝茶清化，日夕服即康。”又在《抒怀示学士杨士奇兼问其疾》中云：“卿疾弗药否？相见当何时？忻戚心所同，细为畴量之。”①一个臣子生病，皇帝竟如此时刻牵挂担忧，又是赐药，又是教其服用，渴盼能早日康复备问左右，从中可见仁宗对杨士奇的倚重和体贴，仁宗送给杨士奇的这类嘘寒问暖的诗有很多。宣宗也曾有诗，如：“推心倾城任耆艾，卿起逢掖升词垣。祗事祖考多历年，论思赞辅秉直道。青坊玉署皆推贤，官秩越崇心越小。一意操存不知老，不素夙期无改旧。俗辙门墙净于扫，于上为德下为民，夙志挺持希古人，予心图治资卿补辅。予职有阙需卿补，卿亦殚诚副虚伫。”诗中对杨士奇的辅政能力和道德修养大加赞赏，进而对杨士奇的家乡也称赞不已：“大江之西南斗傍，奕奕庐陵忠节乡。代有旧耆皆颙昂，助哉在廷茂树绩，前后简册齐芬芳。”②今人谭天星在《明代内阁》一书中说道：“理想的政治是一种‘明君贤相’的政治。明代的皇帝与内阁能达到这种境界的恐怕只有三杨与仁、宣皇帝了。”③基于这样一种难得的君臣关系，杨士奇在行动上表现为对朝廷忠心耿耿，勇于任事，而心中的感恩之情更是汹涌澎湃，不可遏制，如在感谢仁宗的《赐印章记》中以宏观的视角比较道：“时皆以为千载之遭际，希阔之大恩也。”又在谒见成祖、仁宗的陵墓时写诗悲忆道：“忆昔六龙升御日，最先呈诏上銮坡。论思虚薄年华远，霄汉飞腾宠命多。空有赤心常捧日，不禁清泪欲成河。文孙继统今明圣，供奉无能奈老何！”“海宇洪熙戴至尊，愚臣殿陛最蒙恩。常依黼扆承清问，每荷纶音奖直言。万古兹山藏玉剑，九霄何路从金根。余生莫罄涓埃报，血泪横膺不忍论。”④这种对君恩的无限追忆和感激在《宣德丙午谒二陵》这组诗中表达得更加催人泪下：“去年侍从谒长陵，此日重来恸倍增。春柳春花浑似昔，献陵陵树复层层。”“君恩追忆不胜哀，老泪干枯病骨催。陵下一来肠一断，余生知复几回来？” 因此在他的应制诗作中便有着许多饱含着真情在溥扬皇恩，歌颂君德的诗句，令人感动。如：“微臣几度陪游豫，欲继卷阿愧无才”“欲报深恩何以祝，皇图帝寿与天齐”“拜承圣语叮咛训，满袖天香出九关”“圣情预悯随营士，敕下尚书尽赐衣”“帝德含弘在至仁，乾坤万物总皆春”等。这些诗句读来不但不会有夸饰之感，倒让人看到封建社会中君臣之间少有的一份亲融与和谐。

　　最后不得不提及的是，杨士奇的应制诗与他所处的时代境际与所怀的个体时代体验是紧密相关的。出生于元至正末年的杨士奇，切实地经历了元末明初的兵火和动乱，睹闻了由此造成的巨大创伤。如他曾在文章中叙述道：“元之季世，兵戈饥馑，民困穷冻馁，无食至相食以苟活，虽父子夫妇相视不能相保恤，所在皆然。”⑤进而将前后时代对比而言：“自吾之幼而壮而老，于今八十年，朝廷清明。礼教修举，四境晏然，民远近咸安其业，无强凌众暴之虞，而有仰事俯蓄之乐，朝恬夕嬉，终岁泰安而恒适者。”⑥这种由乱而治的人生经历，体现到文学创作中必然会展现出一种国家乐观主义的情调。而且史实表明杨士奇生活的主要时期永乐至正统年间，与元明之际和明后期相比，这一时期不能不说是政治比较安定、社会比较太平，史称“仁宣之治”的局面就是这期间出现的，欣逢盛世，可谓是不能不有感而发。如七律《怀来应制》所写：“霜红碧树被岩阿，流水青山喜再过。田事总知今岁好，人烟况比昔年多。彩云飞盖随雕辇，白玉行尊载紫驼。圣主时平此巡省，会闻游豫出讴歌。”又如《侍从海子飞放应制》：“碧山翠海帝王州，凤盖霓旌护冕疏。何幸升平无事日，衣冠只从六龙游。”这些诗作都是当时社会盛况和作者心情的一个侧面反映，而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纯然的阿谀粉饰之作，它是诗人主观情志在诗歌创作中的自觉表现。所谓阿谀奉承、粉饰太平是把昏君说成是尧舜禹，把现实存在的政治混乱、社会阴暗描绘成莺歌燕舞。
　　综上所述，杨士奇的应制诗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应制诗所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但从个体与社会所处的历史交点来看，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杨士奇的应制诗虽然高唱时代赞歌，但却不是纯粹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而是一种内心的真情流露和创作的自觉追求，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和时代意义。
　　
　　①② [明]余文龙修，谢诏篡：《方志丛书》中的《江西省·泰和县志》卷16，明天启元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89年版，第1304页，第1305页。
　　③ 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④ [清]纪昀：《四库全书》第1238册，《东里诗集》卷2《谒长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
　　⑤ [明]杨士奇著，刘伯涵、朱海点校：《东里文集》卷4万木图序》，中华书局书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⑥ [清]纪昀：《四库全书》第1239册，《东里续集》卷5《重荣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