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主客观因素分析
?［摘 要］ 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发生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单方面诉求的结果。民歌作为一种具有深层蕴含和多种功能的特殊文学样式，它的功能性因素同权力话语的时代要求实现的高度契合也是导致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 民歌；主流意识形态；大跃进；新民歌；功能性因素
? Abstract:Folk song campaign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eriod was not only a result of unilateral requirement of the dominating ideology at that time. As a special literary style with deep connotations and multiple functions, the intense integration of folk song’s functions and timely requirements of power words can also be attributed to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led to folk song campaign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eriod.
? Key words: folk song; dominating ideolog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new folk song; functional factors
?20世纪文学史没有任何理由忽视1958年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在这一时间段里，民歌在文学创作领域已有的化基调的统摄下，与权力话语携手，共同创造了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学与政治的联姻事件——大跃进民歌运动。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言说行为实行的政治化规约固然是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主观动因，但民歌作为一种从中国文化积淀的土壤中破土而出的蕴含着多重价值和实用特征的奇葩，他自古至今不断沉淀于其身的功能性因素在大跃进运动中同权力话语的时代要求实现的高度契合，也是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重要诱因。
??一、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言说行为实行政治化规约的必然性
??（一）实现大跃进与文艺“良性”互动的现实诉求
??毛泽东曾用“一穷二白”来形容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形势,“‘穷’,就是没有多少,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水平都不高。”［1］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基础之上，在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剧烈影响下，逐步探索着中国经济未来的道路。于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胜利，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种良好势头的鼓舞下，中国共产党在1958年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号召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英赶美”。于是,一场一味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大跃进运动”就被轻率地发动了。搞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必然需要大量充满豪情壮志的进行曲来呐喊助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激发了中国人民诗歌创作的豪情，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也需要有与之相关的艺术表现，所有这些都直接诱发了“新民歌”创作活动的衍生与开展。据天鹰在《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一书中所描述的：“新民歌”创作活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举办各种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诗歌展览会、诗擂台、诗街会等，以口头演唱、诵读为主。二是开辟诗歌园地，名目有诗棚、诗亭、诗窗、诗栏、诗碑、口头山歌牌、献诗台等等。三是成立各种组织，许多地方都召开了群众创作大会、文艺跃进大会、民间歌手大会等，成立各种“民歌创作组”。可见当时的“新民歌”创作已经成为一个由领导部门发动、组织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2］40。伟大的劳动需要用不寻常的艺术加以表达，借助于“新民歌”的喧嚣鼓噪，全民族的非理性热情极度狂躁与膨胀，理想成为胡思乱想，并且用来代替对现实的描绘，使得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开展得异常迅速，“放卫星”式的浮夸表演一幕幕上演，真正实现了经济与文艺二者在大跃进运动过程中异常和谐的“良性”互动。
??（二）填补对知识分子的斗争给文学园地带来的荒芜，进一步弱化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
??任何性质的运动都有其发生的内在历史逻辑。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发生以及与它有直接历史承袭关系的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与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被动性改变休戚相关。1956年中宣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为中国文学带来了空前的自由和活跃气氛。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文学环境之下，一些不满于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文学言说规范、勇于突破种种文学樊篱去探索和追求文学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些被意识形态话语所不能容忍的被视为“毒草”的文学作品,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刚刚确立的文艺规范产生了相当大的威胁，这就为接踵而至的反右派斗争中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埋下了隐患。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全国有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往改造之途，刚刚繁荣起来的文学园地重新被强烈的政治空气笼罩，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作家纷纷倒下，文学创作进一步萎缩。在这个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的年代，政治权威必然需要选择一种有效的方式迅速填补反右斗争给文坛带来的荒芜。于是以“新民歌”为载体的“大跃进民歌运动”闪亮登场，在文艺大跃进中成功完成再造文学繁荣的使命并将其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新中国建国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的领导方式总体来说以批判和斗争为主，试图把不同作家的艺术个性纳入同一框架中。每一次批判运动都是以摧毁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为目的而展开的。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文艺运动与事件之后，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加以扼杀，噤若寒蝉，心悦诚服接受或者困惑地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要求，偶尔有微弱的不平的声音也会被很快地平息下去，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崩溃及其文化人格的变迁。他们只在被许可的范围之内发出一些无关痛痒的呻吟。在知识分子的声音再也高涨不起来的时候，人民大众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促使下一跃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大军，一首首紧跟形势的理想主义颂歌迅速被创造出来，这种史无前例的激进的造诗场面在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
??（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
??1.毛泽东人民史观影响下的文化创造观的现实反映。毛泽东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人民史观的形成是一个时间跨度较大的历史过程，本文不详加论述。但是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化创造观以及对文化创造主体的认识。他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创造主体永远是人民群众而非精英阶层。但是在旧时代，人民群众创造的权利被统治阶级剥夺了，只有在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民歌中才存在着他们的声音。然而在这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时代里，他们当然也应该是文化特别是诗歌创造的主人和主体［3］142。可以说，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是在毛泽东个人主观意志影响下发生和发展的，它将人民大众推入曾经一度属于作家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领地，无限夸大其主人翁意识进行违背文学创作但是契合社会政治经济诉求的“新民歌”创作，虽然其中不乏表达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感情的真实之作，但大多还是缺乏审美需求、空洞无味的政治口号。
??2.在古典＋民歌形式的基础上解决新诗发展道路问题的必然选择。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致力于构建新型的工农兵文学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们从未试图放弃解救五四以来深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之下的中国文学。于是当1958年经济大跃进向文艺提出的诉求与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盲目高涨的热情相契合之后产生的为工农业大跃进摇旗呐喊的“新民歌”一旦诞生，立即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重新审视了新诗的发展形式和道路问题，并在1958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古典+民歌”的诗歌发展方向的命题。他主张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产生一种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新的诗歌体［4］。新诗的形式要和民族传统统一起来，而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就形式而言就是五七言格律体，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民歌也是采取五七言格律体写的，因此新诗形式接受民族传统的问题不仅要和古典诗歌挂钩，更要和民歌挂钩。这种形式的新诗才是毛泽东理想中的新诗，也就是“新民歌”。如果按诗歌产生和发展的情况来看，在古典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是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对于古典来说，必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于民歌而言，必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否则也无法生长出新诗来。但是在当时疯狂飙进的大跃进运动中对浮夸现象进行无限制的浪漫主义夸大，以及在政治话语规约下的现实主义的变形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下，这种具有民族形式的新的诗歌体并没有成为新诗健康发展的起点，反而把它进一步推向大跃进民歌运动这一史无前例的造诗运动之中。
??二、民歌的功能性因素与权力话语的时代要求实现高度契合
??笔者认为，在对导致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政治统摄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但是当我们立足于民间文学的学科立场，对民歌的性格特征和多重价值进行细致地分析却能够发现，民歌作为一种跟劳动人民有着不可分离的渊源关系的民间艺术形式，在漫长的历史延续过程中已经逐渐地被赋予了一些特殊的功能性因素，成为一种具有工具化性质的特殊文学样式。因此在对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因素进行现实还原时，更应该从民歌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性因素入手进行考量，这就为我们了解主流意识形态对民歌进行能动性选择之后发动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必然性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
??自古以来，民歌就是劳动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和现实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民歌不和现实生活发生联系，不在现实生活中起积极的作用，那么民歌的数量再多，其意义也是不大的。而民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使自己显得格外光辉，有着强大的活力。”［2］40可以说，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并起到积极的作用是民歌多重功能形成的基本前提。
??民歌主要产生于劳动过程中，基本功用是促进生产。它本身具有节奏，人们在劳动中演唱民歌主要是按照音乐节拍协调劳动动作、统一劳动节奏、减轻劳动带来的疲劳、振奋精神，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民歌的这种功能自原始社会开始，至今在一些偏僻和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存在着，在某些劳动场合甚至起到充当劳动手段和工具的作用。如一些劳动号子、夯歌、拉纤歌、打铁歌等等，“不打号子不起劲，打起号子抖精神”。干活时如果把这些劳动歌抽掉，劳动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另外，一些山歌、小调在劳动之中和之余也起到了排除孤单、缓释劳动带来的疲乏、休闲娱乐的作用［5］。正因民歌具有这样的功用，当它在延续从古至今的脉络，不自觉地走进1958年这一特殊的时间段以后，就被深受话语影响的大跃进运动这一特殊事象赋予新的思想内容，并对它提出了更多的实用价值方面的要求。“新民歌”虽然在各条战线和各项工作中都是一面“战鼓”，在生产上也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但是作为已被狂飙突进的大跃进现实赋予极度的理想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民歌的“变体”，“新民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民歌本身所具有的“本真”。即使它仍旧不遗余力地发挥着民歌促进生产的基本功用，在大跃进这样一个充斥着幻想与虚夸的政治年代，生产劳动本身就不具有真实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抒发人民“真实情感”的“新民歌”也因此依附于政治情感而充满了假大空的浮夸色彩。
??（二）民歌语言和形式的工具性特质在时代进程影响下的性延续
??民歌的语言起源于劳动人民自己熟悉的语言风俗和思维习惯，因而具有洗练概括、生动形象、富有口语化特色、通俗易懂等特征，并且在形式上具有形体规范、韵律和谐、音调铿锵、节奏明快、重叠反复的音乐美特质。自古以来，劳动人民不仅让民歌在劳动和生活中发挥充分的作用，还利用民歌在语言和形式上所具有的独特体式与剥削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如流传在陕北的一首民歌：
??天上大星管小星，
??地上抚台管军门，
??只有知府管知县，
??哪个管得唱歌人。
??再如流传在宁夏的这首民歌：
??权当你有遮天手，
??难封世上唱歌口，
??山崩地裂石头烂，
??唱得太阳照当头。
??这样的反映劳动人民以民歌为利刃进行斗争的民歌在传统民歌作品中还有很多。民歌古已有之的这种工具性特征决定了它在“跨入”1958年之后又有了反映时代要求的新的意义。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人民的感情不再是深受剥削和压迫之后的愤恨和控诉，取而代之的是对新中国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这种感情上的变化在“新民歌”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大量颂歌的出现。劳动人民用新时代的赞歌送走了旧时代的抗争歌和苦歌，并利用“新民歌”作为武器与敌对力量以及保守落后思想进行辩论，往往能收到使敌对力量土崩瓦解，使思想斗争更为尖锐、说服力更强，群众热情更加热烈、斗志更加旺盛的效果。除此之外，劳动人民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在对党的政策和革命道理的理解上受到很大限制,而“新民歌”虽然已经与传统民歌有所不同，但它的语言、形式等方面仍然有很多与劳动人民的思维习惯相接近的历史存留，因此用“新民歌”进行政策的解释和道理的宣传往往能将深奥难懂的信息表达得浅显生动和通俗易懂。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民歌向“新民歌”进行人为的角色转化的过程中，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都融会其中，民歌也经历了难以言说的历史困境。
??（三）民歌的教化功能对主流话语传播需要的被动迎合
??民歌具有特殊的教化功能，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良师益友。在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权利的旧时代，特别是在连历史都需要用口头文学来记载的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口头流传的歌谣就扮演着“人生教科书”的重要角色。由于民歌具有从上至下的历史传承性，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无数人的补充、修饰、润色和加工，因而大多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劳动人民可以在零碎的、不够系统的，甚至是精华和糟粕共存的民歌中吸取生产和生活养分，并且通过对民歌的再度创造，使民歌中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更加系统化。如一首歌唱历史的民歌：
??张飞出马一杆枪，
??二郎担山赶太阳，
??三度林英韩湘子，
??四弟赵云保皇娘，
??五郎出家当和尚，
??镇守三关杨六郎。
?再如培养儿童道德风尚，教育他们从小尊敬父母的民歌：
??世界上的妈妈呵，
??算我的妈妈最勤俭。
??白天上山下田，
??夜晚穿针引线。
??世界上的妈妈呵，
??算我的妈妈最能干。
??夜晚捣米流汗，
??白天喂猪养鸡。
??这些优秀的民歌作品对各民族人民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个人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历史延续到1958年，民歌在向“新民歌”进行渐进的角色转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权力话语赋予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更为特殊的“时代内涵”，在大跃进运动中成为人民进行教育他人和自我教育的工具。人民通过民歌，比先进，赶先进，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前进。“新民歌”用来表扬好的，树立标兵，推动大家，这样的事例成千上万，不胜枚举。如湖南在向技术革命大进军中，两河口唱起了一首歌颂80岁的老人何子惠创造双线高空运输道的民歌：
??八十老人把计献，
??高空架起运输线；
??不用煤来不用炭，
??哗啦啦飞过羊儿潭。
??这首民歌大大鼓舞了人们创造发明的积极性，使全乡在三天之内架起了高空运输线52处。”［3］142这是天鹰对“新民歌”教化功能的形象描述，群众的力量很明显地被夸大了。另外，群众还利用“新民歌”对生产和工作以及思想作风中出现的问题分别展开对集体、个人、领导、群众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的笼罩下明显地带有“左”的倾向，在很多方面有失公允。民歌发展到1958年，自古至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修改和润色之后积淀于其中的文化内涵的历史延续因为权力话语的干预而暂时停顿了，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毫无文化底蕴、充满浪漫主义理想色彩的即兴之作。人们在大跃进运动中听到的只有充满了狂呼滥叫声音的不切合实际的整齐划一的浮夸口号。可以说，在民歌成功完成向“新民歌”的角色转化之后，它的文化积淀已经消弭殆尽，教化作用也大大减弱，历史发展脉络被人为切断，完全成了一部“断代史”。
??本文对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因素进行了深入考察，除了将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政治因素进行层次化分类叙述之外，还将视角转向大跃进民歌运动的载体——民歌，在对民歌的功能性特质与权力话语在大跃进中对文艺的时代诉求进行历时的联系与分析之后发现，大跃进民歌运动的产物——“新民歌”所发挥的历史功用正是民歌的功能特征在权力话语的时代诉求下的被动映现，从而得出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言说行为的政治化规约与民歌古已有之的功能性因素同权力话语的时代要求的契合这两方面共同导致了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结论。
??［］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88.
?［2］ 天 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3］ 刘延年.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J］.江淮文史，2002,(2):142.
?［4］ 王晓生.激情癫狂：1958年新民歌的理论话题［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版）,2003,(3):7-8.
?［5］ 吴 超.中国民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96-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