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天文小说中被边缘化的女性
摘 要：女作家朱天文的小说，大都将笔墨集中在社会变迁中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上，通过描写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来向人们展示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人的内心世界，勾勒出一幅幅被边缘化的台湾女性的命运与生活图画。她以这种特殊的书写姿态表现世纪末的颓废与无奈，对主流文化进行颠覆和解构。?
关键词：朱天文；边缘化；女性?
Abstract: As a female writer in Taiwan, Zhu Tianwen, in her novels, puts more empha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enders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By depicting the real life of common people, she presents their inner world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traditional and foreign cultures. By picturing the fate of marginalized Taiwan women, Zhu Tianwen demonstrates decadence and helplessness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which overthrows and deconstructs the mainstream culture.?
Key words: Zhu Tianwen; marginalization; female
朱天文，1956年8月出生于台湾高雄凤山，原籍山东临沂临朐，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系，出生于文学世家，父亲朱西宁和妹妹朱天心、朱天衣都是著名作家，母亲刘慕沙是日文翻译家。朱天文读大学期间曾开办《三三集刊》、三三书坊，是台湾新电影的著名编剧。她的代表作主要有：《荒人手记》、《世纪末的华丽》、《炎夏之都》、《花忆前身》、《小毕的故事》、《恋恋风尘》、《传说》、《最想念的季节》等，其中长篇小说《荒人手记》1994年获得第一届台湾时报文学百万小说首奖。朱天文从16岁开始就在台湾文坛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与妹妹朱天心是“眷村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参加了台湾的新电影运动，是最忠实的“张爱玲迷”等。随着近几年胡兰成的代表作在大陆的出版，朱天文为其著作的代序，她作为一位私淑张爱玲的台湾女作家和台湾新电影的著名编剧，越来越受到台湾与大陆研究者及读者的关注。朱天文以一位女作家的身份，用独特的笔触将一股强烈的颓废色彩灌注到作品所描绘的那些似乎真实而浪漫的女性形象中，使作品的内在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
在传统父权制象征秩序中，妇女作为“第二性”、“多余的肋骨”或“他者”的身份长期处于从属地位，位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往往被物化为商品，被男人占有。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化观念，超稳定的男性中心社会结构和超稳定的传统文化观念，压抑着女性的，使她们处处屈服于男性。这在台湾很多小说中都有体现，如李昂的《杀夫》中的林市受到的虐待、朱天心的《袋鼠族物语》中代表女性形象的母袋鼠的遭遇与处境等。但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对男性的反抗与不满日见明显。自1980年代以来，台湾很多女作家借家庭婚姻题材来探讨性别意识，如施淑青、萧飒、苏伟贞、袁琼琼、廖辉英等，她们描写了遭父权欺压下的女性的疯狂、自虐与觉醒，表现了对父权的颠覆。颠覆逐渐成为当代台湾女性小说表现自我与自立的一种策略。
一
与大多数作家一样，朱天文的小说也大都将笔墨集中在社会变迁中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上，她用蒙太奇的手法将故事连缀起来，带有意识流或独白色彩。她叙述的故事，时空交错，亦真亦幻，营造了一种对人生、前途茫然的氛围。通过描写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来向人们展示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人物颓废、悲哀而无奈的内心世界，不动声色地描绘了一幅台湾社会的众生图。几千年来，上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男人一直占据着社会统治地位，处于弱势的女人只能依赖男人来生活，物质上的不独立决定了女性在爱情、婚姻上只能处于附属地位。朱天文以此为突破口，通过描写被边缘化的女性的畸形的生活和婚姻，对男权进行颠覆。她笔下的被边缘化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隐忍退让型?
她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对生活有着强烈的不满，但限于现实生活的境遇，无法摆脱现实的苦恼，久而久之，生存的压力迫使她们放弃反抗，使她们渐渐习惯于自己曾经不满的生活，而且有了一种自我满足感。如《桃树人家有事》中的黄淑簪，当初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比自己父亲还大5岁的孟昶之结婚了，婚后才知道孟先生是一位有妇之夫，刚开始生活很不如意，她很无奈，发出“男人乃如此，常常真不能靠”的感叹，终于熬到一对儿女成为“台北市模范生”、一家“齐齐整整，很是兴旺”，她将一般妇女所无法忍受的生活忍受了下来，“这一世，活到现在，淑簪从来没有后悔过，如果再来一遍，她也不会做其他选择”。《炎夏之都》中的主人公吕聪智去和情人见面，妻子不但不嫉妒，反而因这样自己可以不必去履行毫无兴趣的性伴侣义务而觉得自己得到了解脱。?
(二)自立自强型?
她们大都以“第三者”的身份出场，面对自己的特殊处境，在对现实表示强烈不满和愤懑的同时，能够自立自强，理直气壮地用行动来维持自己的选择和追求，对强大的男权话语进行鄙视。如《最想念的季节》中，女编辑廖香妹爱上了杂志社的后台老板有妇之夫Henry王，并怀孕了。她“理直气壮”地带着一份契约和印章去为她的孩子找寻姓氏，找一临时丈夫，终于找到一个叫毕宝亮的男人，注册结婚，婚前就约定等孩子生出后即离婚。这从而显出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以此来颠覆父权传统对于女性的定位。《世纪末的华丽》中的职业模特儿米亚，20岁前就出尽了风头，25岁的她找了一位情人——年龄可做父亲的42岁的有妇之夫建筑师老段，她是一个典型的外柔内刚的模特儿，沉溺于各种时装的华靡，男装打扮，迷倒一批女孩子；学玛丹娜内衣反穿，与一群男孩在一起，不要爱情，20岁时，她“不想再玩，女王蜂一般酷，赚钱”；她还预言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终有一天会倒塌。《小毕的故事》中一向“细声细气”、“未语脸先红”的毕妈妈与已有家室的工厂领班谈恋爱怀孕了，面对不敢承担责任的领班，她以割腕自杀来表示反抗与不满；被救后，靠到舞厅伴舞挣钱来养活小毕；她与毕伯伯结合时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求毕伯伯供儿子读完大学。?
(三)无法解脱型?
这类女性在现实生活的困境中无法实现理想，她们矛盾、苦闷，无法解脱，于是选择了用自杀这一方式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如《伊甸不再》中女主人公眷村女孩甄梨（素兰）因了某种因缘，成了当红影星，坠入情网，当了已婚导演乔樵的情妇，面临缱绻的爱情危机，她无法让自己脱离困境，只好在不动声色中进行着爱情的最后搏击——割腕自杀。《小毕的故事》中，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小毕与对小毕不错的继父时有冲突，毕妈妈为了唤醒儿子，也为了表达自己对毕伯伯的感谢，她选择了自杀。?
(四)追求理想型?
这类女性具有很强的叛逆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合适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寄希望于幻想世界，沉溺于幻想世界中而不能自拔。如《带我去吧,月光》中的程佳玮表面安静、雅洁，“渴望每个人与每件事物，都在美丽的秩序之中安详行走，她会非常快乐”。可她内心却泼辣、强硬，她执迷于理想中的JJ王子与美美的爱情漫画里，生活在广告图像所编织而成的幻想的世界里。在《尼罗河女儿》中，叛逆而孤独的林晓阳将自己想像成天真有着卷头发的卡通人物凯罗尔，奔走于古埃及与20世纪之间。这些作品表现了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自我的迷失。
二
这些外柔内刚的女性，她们开始感知和探索自我命运，似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给自己找到了暂时的出路，虽然这些出路未必能给她们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解脱，甚至会使她们从一个生活陷阱落入另一个生活陷阱。她们常常陷在传统与夹缝的泥淖中作痛苦的挣扎，如《带我去吧，月光》中的程佳玮因沉溺于幻想的世界而导致精神崩溃，失去了记忆能力；《伊甸不再》中甄梨（素兰）的自杀，默默含恨而去以昭示“伊甸”不再存在；《风柜来的人》中的小杏虽然离开了锦和，她未来的路毕竟是一个“未知”数；《柯那一班》中的康怀萱虽然对前途有着美好的憧憬，但第二天遇到的“教了他半天，还是流氓”的学生杨光义又将她拉回奢望实在太少的现实生活中；《世纪末的华丽》中的职业模特儿米亚的周围曾经有很多追求者，她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和这些人中的任何人谈恋爱，以致这些男朋友们“至今好多成为同性恋，都与她形同姐妹淘的感情往来”。与情人老段同居后，米亚面对老段无意与妻子离婚，虽渴望生活独立，可无意改变自己的情人身份，在小说的结尾，朱天文帮她设计了未来的一个臆想，米亚在学校做香水纸并准备以此来谋生：“年老色衰，米亚有好手艺足以养活。湖泊幽邃无底洞之蓝告诉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造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以重建。”自“女性的具有意义的失败”［1］以来，女性一直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戴着男性霸权主义的枷锁，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她们不断地挣扎。因此，这些作品中女性表现出的对命运的感悟与探索，及对来自传统社会、文化、历史等所造成的女性压抑的反抗越来越明显，虽然她们并未真正放下沉重的传统包袱。
三
朱天文笔下的甄素兰（戚双红、甄梨）、林晓阳、程佳玮、米亚、关关、康怀萱等，她们表面的外柔内刚，其实也掩盖不了人生的宿命的悲哀。还原女性生活比较真实的心理世界，从女性的真实体验和感受出发来观照文学、观照人生，形成一种非主流意识熏陶的边缘性意识，这是朱天文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她们感觉到对男性依附的同时开始有了朦朦胧胧颠覆男性的意识，如《伊甸不再》中的素兰以割腕自杀来解决爱情与家庭的危机问题；《世纪末的华丽》中米亚“对城堡里酣睡市人赌誓，她绝不要爱情，爱情太无聊只会使人沉沦”，她预言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终有一天会倒塌；《炎夏之都》中吕聪智的妻子以对丈夫找情人不反对、不妒忌的态度来为自己减轻本身不感兴趣的性生活负担；在《带我去吧，月光》和《尼罗河的女儿》两篇小说中，男女之间神圣而严肃的爱情被调侃为幻想；《红玫瑰呼叫你》中的家庭主妇用学说日语而不学朝鲜语来威胁韩国华侨丈夫在家中的主控地位；《桃树人家有事》中的黄淑簪用熬得一家的兴旺来解决自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无奈；《最想念的季节》中不是男子为传宗接代找妻子，而是让自立的廖香妹寻找临时丈夫，这本身就是对传统婚姻格局的颠覆。在这些小说中，男人作为神圣偶像的观念已经不再存在，他们大都以卑琐、自私、无聊、不负责任的形象出现，这正体现了女性对男性的不满与失望，她们不再将自己的一生放心地托付给不负责任或令自己失望的男人。然而，朱天文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她们虽然对男权社会有了朦胧的颠覆意识，但与廖辉英笔下的黎欢欢（《红尘劫》）、朱秀娟笔下的林欣华（《女强人》）、袁琼琼笔下的静敏（《自己的天空》）等具有独立意识的女强人以及李昂笔下的林市（《杀夫》）不同，她们终究无法彻底摆脱父权传统的种种规范与约束。当现实的泥淖将幻想深深地湮没时，她们的头脑中充满了怀旧的情绪，同时，她们又觉得当下生活的无聊，反反复复之间，无奈与颓废像阴霾一样笼罩着她们，她们只能挥挥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这也是朱天文小说的基调。朱天文“一开始写小说，她自己就在距离之外，写什么都是漠漠的，带点冷辣”［6］，这种远离政治、隔岸观火的边缘性的叙述使朱天文对众生的书写保持了必要的冷静与清醒。通过这种不直接接触意识形态的书写，她的小说直抵世纪转型期台北社会人生的核心，即人们担心眼前的夹带着“惘惘的威胁”的快乐稍纵即逝，甚至连对曾经享受过的快乐也产生怀疑，对未来的快乐更是觉得茫茫然。?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其性别的边缘性也给朱天文带来了对女性独特的叙述：她们对爱的渴望强烈，可不知不觉却走到了爱的边缘，如《伊甸不再》中的甄素兰的自杀，《带我去吧，月光》中的程佳玮靠幻想而生活，《最想念的季节》中的自立自强的廖香妹的遭遇等，她们“过分耽美，在漫长的赏叹过程中耗尽精力，或被异象震慑得心神俱裂，往往竟无法做情人们该做的爱情事”；她们对亲情也很珍惜，可在清醒明白中最终走到亲情的边缘，如《小毕的故事》中的毕妈妈的开煤气自杀等，“其实，这世上的哪一桩情感不是千疮万孔？她是太要安全，故而宁可玉碎”。她们大都走到了社会伦理或社会心理意识的边缘，在对爱或情的渴望或失望的同时，体验着人生的无奈或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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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7.?
［2］弗吉尼亚•伍尔芙.论小说与小说家［M］.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33.?
［3］王德威.华丽的世纪末［M］//王德威.想像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273.?
［4］张诵圣.台湾女作家与当代主导文化［J］.中外文学，1999(9)：620.?
［5］张诵圣.朱天文与台湾文化及文学的新动向［J］.中外文学，1994(3)：8098.?
［6］黄锦树.神姬之舞：后四十回？（后）现代启示录？——论朱天文［J］.中外文学，1996,(3):104142.??
